高欢族属研究论文

东魏权臣高欢，原来是北魏前一个权臣尔朱兆的部下。尔朱家族架空了皇帝，而且还有随时更换皇帝的权利。高欢很是气愤，于是立志要辅佐北魏皇帝，就起兵反对尔朱氏。 高欢用兵仿佛曹操，多诈术。用人则是与众不同，对有虚名而无其实的人弃而不用。又能团结一帮能人，很快挫败尔朱氏并取而代之。在北魏朝廷，高欢一言九鼎，但是还没有篡逆之心，对皇帝表面上的礼仪和待遇都很好。北魏皇帝孝武帝却对大权旁落非常不满，此时宇文泰应运而生。 宇文泰是北魏大将贺拔岳的参谋长，贺拔岳被侯莫陈悦偷袭杀死后，宇文泰接收了贺拔岳原来的军事力量。宇文泰起兵反对高欢，孝武帝投奔了宇文泰，魏国就分裂为高欢为丞相的东魏和宇文泰为丞相的西魏。东魏定都于河南邺城，西魏定都于长安。为了争夺正统，高欢和宇文泰各拥其主互相攻击，两个人军事能力都很出众，互相各有胜负。 高欢、宇文泰和曹操其实是一类人。早年都立志要匡扶社稷，到了中年志得意满后都乾刚独断，权牟人主。三国演义里有人劝曹操篡位，曹操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死后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将军曹候之墓‘’，我就很满意了。另外一句是：苟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乎？周文王只是周朝的奠基人，并没有称王，文王称号是周武王追封的。曹操自称汉臣很久，而且自己也已经年老，不想篡位落人口实，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曹丕身上。基于同样原因，所以高欢和宇文泰都不敢或者不想夺取皇帝位。 高欢和宇文泰的儿子，在他们死之后很快就夺取政权，把东魏、西魏改成北齐、北周。高欢的大儿子高澄追封高欢为北齐高祖，如同曹丕追封曹操为魏太祖一样。 高欢几个儿子能力都算出众，大儿子高澄是太子，在年轻时就具有非凡政治才能。二儿子高洋沉默寡言，胸有城府，可是外表着如白痴一般。高洋其实很有主意，能力也比他哥哥高澄强。 高欢曾想看儿子们的应变能力如何，拿了一堆的乱丝让他们整理。几个兄弟在那边慢腾腾的抽丝线，高洋拔出腰刀把乱丝斩断，说：乱者当斩。高欢在打猎的时候故意让底下大将蒙面攻击几个儿子，高澄、高演、高湛都惊慌万分。只有高洋拿起武器，指挥若定，把大将擒住。史书上描述高洋貌不惊人而木讷少言，他大哥高澄和叔叔嘲笑他：长成这副挫样子，居然也能得富贵，不知道相书是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他的弟弟高浚经常嘲笑他流鼻涕，对下面的弟弟说：‘’二哥整天流鼻涕，你们怎么不替他擦干净呢？‘’只有父亲高欢了解高洋，说：此儿智识过吾。 高欢死后，世子高澄接班，当时才二十几岁。满朝文武都认为高澄太年轻，不一定有什么能力。高澄发布命令非常妥帖又切合实际，大臣们才意识到小看了他，最后一个个都服服贴贴。河南王侯景是高欢的宿将，高欢临死前对高澄说：‘’侯景能力很强，只有我能蓄养。我死后他肯定造反，能制住他的人大概只有慕容绍宗。我为什么不提拔慕容绍宗，就是想让你提拔他，他才会对你感恩，为你卖力。‘’高欢死了后，侯景真的造反。侯景满朝文武都看不上眼，听说韩轨带兵来，说‘’吃猪肠的胡人来，没有用‘’，另外一个大将带兵来，他评价‘’兵精人凡‘’。等听说慕容绍宗来，侯景差点从马上跌下来，说：‘’谁让高澄小儿派绍宗来，高欢看来没有真的死啊？‘’高澄派慕容绍宗挫败侯景，侯景只好投奔梁武帝萧衍，最后把梁武帝困死在台城，此是后话。 西魏宇文泰听说老对手高欢死了，内心蠢蠢欲动。宇文泰带兵往边境准备攻击东魏，高澄领兵对阵。东魏兵精粮足、衣甲鲜明，更重要是阵容整肃。宇文泰看了东魏的军队后，叹息：高欢不死。宇文泰不战而退，也就是说明高澄能力不亚于他的父亲。 高澄稳定了政治局面，对东魏孝静帝就很不客气了。高澄享受‘’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的特权，还老是想着夺取皇位。只是他平日做事比较跋扈，在商量如何篡位的时候被自己的厨师杀死。 高澄在位时候高洋话更少了，有时会被人当成白痴。高洋装疯卖傻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大哥的猜忌，书里记载‘’高洋状若不慧而内明决‘’。接到高澄被杀消息后，高洋立即赶到，指挥士兵抓住凶手，并且决定秘不发丧。高洋迅速采取措施稳定政局，派人进宫让孝静帝把高澄的官职封给他。孝静帝本来以为高澄死后境遇能有所改善，看到高洋后，说：‘’观此人似乎又不相容。‘’高洋很快把孝静帝赶下皇位，并把孝静帝毒死。高洋建立了北齐政权，也没有忘记他的哥哥高澄，他追封高澄为文襄皇帝，比孙权待孙策强太多了，孙权吝啬地封孙策为长沙桓王。 高洋在蛰伏时候，每天都脱衣锻炼。他的妃子问他为何赤身裸体，高洋回答说：我只是玩下游戏而已。其实他在锻炼身体为以后吃苦耐劳奠定基础。高洋的身体素质非常出众，在冬天能裸身和普通士兵一样奔袭千里。在古代皇帝里面，高洋的文采武略，还有他的武力值都是相当了不起。当时正值各种羌族、鲜卑、胡等少数民族兴起，法律的制度既繁又乱，无法可依。高洋创立了一套斩、流、绞、徒等刑罚制度，规范了社会行为。当时的官员没有固定的俸禄，他又认识到官员收入不足会贪赃枉法，设置了种种行之有效的考核制度，让官员既不敢懈怠又不乱作为。北齐在他的治理之下，国力蒸蒸日上。 只是高洋很记仇，当年看不起他的人处境都很糟糕。他的叔叔高隆之、弟弟高浚当年调笑他，后面都被高洋干掉。高洋又博闻强记，经常见过一面的人都能记住，事情很少有错漏，所以手下的大臣都不敢随便忽悠他。又善于征战，连他父亲的老对手宇文泰都避其三舍，西魏士兵一到冬天就把边境河流锥冰防止北齐的进攻。 彼时南朝的梁国已灭，陈霸先创立了陈国。后梁的残余势力为了自保，开始向北齐称臣接受保护，后梁主成为儿皇帝。鲜卑、柔然等少数民族政权也开始向北齐称臣，虽然没有像后面称李世民为‘’天可汗‘’，他们称高洋为英雄天子。北齐的疆域在高洋治下达到最大，国家实力如日中天。 然而‘日中则昃、月盈则亏’，盛极而衰是自然之理。高洋后期开始变得暴躁酗酒，也如同其父凶一样好色。鲜卑的人伦要求比较低，也有兄终弟及的传统。高洋不仅抢夺大臣们美貌的妻子，而且连弟媳妇也不肯放过。喝完酒后又喜怒无常，往往隆冬可以赤身裸体不穿衣服，甚至在几十丈的宫殿屋脊上来回穿梭，把妃子和大臣们吓得心惊胆战。他的母亲曾经责备他：‘’什么样的老子生什么样的儿子。‘’高洋喝醉酒后连老妈也不认，大骂他的母亲：‘’死老太婆，再多嘴就把你嫁给胡人。‘’高洋酒醒来后却异常后悔，可是喝醉又故态复萌。有天他想起自己心爱的薛嫔和高岳似乎不太清白，把薛嫔脑袋砍下来放在口袋里，喝酒的时候突然扔到桌上，流涕痛哭：佳人难再得。而且把薛嫔的大腿骨做成琵琶，昼夜弹唱。各种凶暴行为不胜枚举。 虽然高洋经常酗酒，但是为人又很精明，他的大臣和兄弟都不敢反抗。可是人毕竟不是机器，常年沉迷于酒色损害了高洋的健康。到了三十四岁，他就走到人生终点。因为他的儿子很小，他自知死后儿子保不住皇位，于是他向弟弟高演和高湛说：皇位任你们夺取，只是不要伤害我老婆儿子的性命。 可是，高洋在世时给自己弟弟造成很大伤害，高演、高湛即位后也没放过他们的嫂子和侄儿。这弟弟两也是一样暴虐，可是文治武功差老大老二太远，国力很快衰退，上下离散。原来是西魏锥冰防北齐进攻，后来北齐一到冬天开始也锥冰了。 到了后主高纬更是一塌糊涂，城池快攻下的时候就因为他的爱妃要搞入城仪式，化妆迟到，结果攻下的城池又被敌人收复；撤退的时候又因为冯贵妃的反对而贻误战机。凡此种种等作死行为，让北齐被北周吞并了。 高欢家族属于少数民族，既有英勇善战的因子，也有残忍好色的基因。除了高欢外，高氏子孙没有一个活过四十岁，也是一个独特的现象。高欢可与曹操司马懿媲美，而高澄类似司马师却没有司马师的低调。高洋类似司马昭而狂悖太过，武功近唐太宗而好酒好色。高洋后期应该是酒精中毒，怕热不怕冷，容易兴奋激动且寒冷不需要穿衣。如果高洋没有酗酒，沿着正常的路线发展，统一全国的就不一定是北周。但是‘’天命有常，维有德者居之‘’，‘’失道寡助‘’’。因为高氏家族没有遗留太多恩德给百姓，所以其灭亡也是一种必然。

最后的结局是非常不好的，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并且最后也得到了相应的报应。

高欢最后已经做到了掌管整个朝廷，管理者朝廷的所有事情，皇帝只是一个傀儡的职位，率领着国家的军队。

鄙人所知他的结局是，惊忧老病而亡，具体来说：

1、玉璧之战，精锐尽损

高欢出身北魏边防军人子弟，是典型的六镇军人，一场著名六镇军人起义发生了，而此时在六镇军队中的高欢，也被裹挟到了这场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起义中。伴随自己的勇毅多谋，他逐渐在起义的职业军队中，崭露头角。最终成为一步步成为高级的将领。在他参与了剿灭尔朱氏权臣势力后，他的权力之路也逐渐开启。他逐渐变成一个大权臣。最终他成为手中攥着北魏小皇帝的人。

与此同时待在关中的宇文氏也手里攥着一个北魏小皇帝，于是两家分庭抗礼，沿着河东等地区杀伐不绝。伴随着时间变化，宇文家步步为营，脚踏实地最终改变自己对高欢家族掌控下东魏颓势。特别是玉璧一战后。更是让东魏转攻为守，自己当家人高欢惊忧不已，不久就死了。

2、权臣之路，惊险一跃

而这能叫军事强人，东魏权臣惊忧而死的战役，可是中国史上，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要知道为了争夺玉璧这个战略要地，对于高欢来说用尽了，当时所有的能用的一切攻城办法。最终东魏军队十几万最为精锐军队，几乎战力尽失。高欢几乎用光了，东魏的百战老兵和战略预备队。所以这个权臣得不偿失。急火攻心又无可奈何。

要知道身为权臣的他，有绝对权力，就有绝对义务，他还要压制，此时躁动不已的国内强敌势力。自己兵败，是会让自己的权臣之路，戛然而止的，尽管他化家为国，只要一步之遥，但是也是惊险一跳，历史上这一跳，前功尽弃的权臣海了去了，所以前线兵败，内部算计。都让这个权臣身心俱疲，不久他回到老窝的他，就西去了。

高姓研究的现状与任务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宗亲： 今天，各省宗亲齐聚一堂，共庆高姓历史上里程碑似的重要事件：高姓历史文化研究会诞生了。我十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我向到会的所有宗亲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我尤其感谢无私奉献的温州宗亲和自始至终给予鼓励和支持的厦门宗亲。 我也想给大家泼一盆冷水，提醒各位高度认识到：任重道远啊！ 一、高姓研究的现状 我于1993年开始致力于高姓历史的资料收集、实地调查和写作，当时首次提出成立高姓历史文化研究会；今年，在热心寻根的网上年轻宗亲的感染和呼吁下，我重新出山，致力于高姓历史的研究，并再次倡议建立研究会。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得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许多老中青宗亲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另一方面，我感到这个支持面还不是很广泛，我两次联系的许多高姓知名人士包括学者缺乏反应。这次真正采取实际行动，千里赴会，出资出力的，应该说不算十分踊跃，和其他许多姓氏相比，我们高氏群体的宗族感情和凝聚力不能算很强。这不是偶然的。 我当年亲往全国各地，查阅地方文献档案，深入乡村调查民间族谱和传说，抱着一个希望，就是找到一部和其他某些姓氏那样的历史上遗留的全国性总谱。然而，正如广东客家族谱里所说，我高氏向无总谱，而是一家一族各自修谱。这就反映了历史上即比较松散，各支缺乏联系。其次，我发现全国各地图书馆收藏的各姓族谱中，高氏族谱往往是比较少且不完善的。这一方面可能反映了修谱传统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能就是高姓宗族意识欠缺的表现。 正因为这样，我感到通过广泛的调查，把高姓从古至今如何起源，如何发展，如何迁徙，如何分布，有何人物，有何贡献，有何传统，一一理出个头绪，构建起一个体系，具有很大的意义。也正因为缺乏任何现成蓝本，决定了研究难度极大。虽然我于1997年出版了第一部高姓系统研究专著《高姓群体的历史与传统》，然而，我深感靠个人之力，绝无可能真正做到全面调查，因此，我的著作里关于高姓在全国各省的分布的描述，只能是各选少数有代表性的点。为了抢救在大规模焚烧族谱之后幸存的残余族谱，趁老人健在时赶紧调查记录珍贵的记忆，开展全国性高氏族谱和传说的普查，必须组织起一支高氏精英队伍。而高氏家谱网，就发挥了汇聚各路高氏中青年精英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我才有勇气，有可能重新提出成立研究会的倡议。因此，研究会得以成立，网上年轻宗亲功不可没，这一页将永远铭记在高氏研究史册。 二、高氏家谱网的成果 现在，高氏家谱网上已积累了大量家族资料和寻根线索，这是一个重大成果，其中包含极其珍贵的发现。例如： 历史上民间广为传诵的北宋开国元勋、渤海郡王高怀德，据史书记载，后裔广泛分布在东南一带。据我本人查阅图书馆族谱和调查，以及网上披露的材料，初步表明，高怀德后裔于北宋灭亡后，逐步南迁，确实在河南淮阳、项城，江苏淮阴、扬州、镇江丹徒、无锡宜兴，浙江湖州长兴、德兴，安徽黄山（古徽州）、贵池，广东汕头澄海等地发现高怀德后裔的线索。尤其是贵池宗亲介绍，他们的族谱封面有龙纹，称为“龙编谱”，还有50代字辈。最后一代是现在的年轻人。第一代刚好是北齐王朝奠基人高欢时代。而史书明确记载的高氏族谱，最早的就是北齐谱。我1997年制定《高氏世系》的主要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和《萧山高氏家谱》都是沿用北齐谱的记载。还有，长兴高湾里现存高氏古墓遗迹，其中有刻有龙纹的石牌坊，反映出墓主有很高的地位。 紧随高怀德之后出现在史册上的高氏又一位名将就是武烈王高琼。通过这次筹备研究会成立大会，浙江各地如温州、萧山、杭州、海宁以及江西、安徽的高琼后裔也联系起来，《萧山谱》、《海宁谱》、《盘谷谱》所说“南渡三公”高世则、高世英、高世定的后裔也得以重新聚首。 清代三位高姓宰相之一、满洲镶黄旗高斌的家族出自辽宁本溪，现在，此家族成员已出现在网上。辽宁汉军八旗后裔更是网上活跃成员之一。 我在书里介绍的各省许多重要高姓支系，也都有成员出现。例如：山东胶州、河南淮阳、项城、陕西米脂、湖南浏阳、福建长乐、大坪、漳蒲、广东南海、潮阳、台湾、粤东客家、云南白族等。海外高氏宗亲也不例外。 各支系成员争先恐后地把家谱资料发上网，互相讨论，掀起了一股高氏寻根热。从网上的消息看出，“文革”对我国民间家谱来说是毁灭性的。但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线索。网络带来的天下高氏大汇聚，是推动全国性高氏组织诞生的主要原因。 三、高姓研究会的任务 我认为，我们研究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立即行动起来，推选一批带头人，分省分地区分家族开展全国族谱和传说的普查，这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在普查的基础上，各省各地区各家族带头人负责对我的著作中关于相关省份高氏的介绍加以补充，弥补许多家族未能在书中予以介绍的不足，争取三年后把我的书增补修订成《高姓全书》，公开出版。 研究会的终极目标是填补高姓史上的空白：编纂《高氏通谱》，并规定研究会永远存在，以后每三十年续修一次。 其次，研究会要定期举办研讨会，还要组织力量，编写高氏历史、文化、人物的学术著作和小说、剧本，拍摄电视片。 研究会的另一方面任务，是承担起高氏宗亲会的职能，不定期组织宗亲参观、联谊、寻根活动。 研究会的宣传联络，主要依靠高氏家谱网，以及QQ群、电子邮箱，同时以电话、信函为补充，还要编辑发行会刊。 为了顺利开展研究会的管理、联络、宣传、调查、研究、出版、开会、寻根、联谊等活动，必须建立基金会，希望各位踊跃发言，讨论基金会的结构和经费管理使用办法。 我希望，在座各位高氏研究积极分子回去广为宣传、发动，带动更多的宗亲投身我们共同的事业，研究好我们的族史，弘扬高氏先祖的优良传统，增强高氏凝聚力，开创高氏历史辉煌的新篇章。

这个皇帝最后的结局是死了，这个皇帝不得民心，他死了之后人民非常的开心。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