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民族意识研究论文

魏晋风度与盛唐魅力——论陶渊明、李白诗文中自由精神的张扬 鸟在中国传统诗歌意象中历来作为自由与理想的象征。鸟作为一种客观物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天空中飞翔，矫健的身姿划过天空，留下优美的痕迹，给人以自由的幻想和向往，与人类的心灵产生某种契合，有了表达的欲望，于是借助飞鸟，将自己的主观情意表达出来。恩格斯在论及浮士德及“永恒的犹太人”的形象时指出：“他们是使用不尽：每个时代都可以不改变他的实质而把他们据为己有”。把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移用到飞鸟形象上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飞鸟形象自从<诗经>以来，历经改造和丰富，成了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之一。历代众多诗人，他们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又把富有时代意义的思想感情倾注其中，寄托时代的希望和理想。而在描写鸟类意象众多的诗人与浩繁的诗文中，陶渊明与李白描写的鸟意象较为系统、较为齐全。 陶渊明具有“大济苍生”的理想和抱负，但黑暗的政治和污浊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使他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他便只能以诗为武器，以鸟为武器。与现实抗争，借鸟言志，排泄心中强烈的愤懑。陶渊明在其鸟意象中展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鸟日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表现了一种愉快的心情；。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写诗人少时欢乐无忧，突出了以鸟之高翔比抱负之远大的宽阔胸襟。“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表达对官场黑暗的愤怒；“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反映了对自由的向往等等。作者笔下处处有鸟，时时有鸟，鸟成为作者内心世界的反映，成为作者一生的象征，鸟的自由就是作者的自由，鸟的追求就是作者的追求。 李白则将他的一生幻化为大鹏，将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展翅于中华民族灵魂的天空，写就了伟岸的自由精神，激励着后人的精神和指引后人的追求。他一再把自己比作大鹏，希望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间。他不屑如栖于蓬莱之黄鹄、苍梧之玄凤，不屑做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因为那些鸟都丧失了自由，惟独大鹏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之间，“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直到临死前，还不能忘怀于大鹏，他沉痛地唱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路歌》)在对大鹏的哀挽中，李白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他幻化成了一只大鹏，翱翔于中华文化的上空。 在李白诗作中，以。大鹏”自况，表现了昂扬向上无所依侍的理想。大鹏与“斥鹦”相比。活动的环境“寥廓”与“藩篱”相比，凤凰与群鸡相比，分别象征了诗人情志才力之超隽，反映了他与俗辈凡行的坚不共容，表现了他尖锐对立中的孤独无奈。表现了他“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寂寞。这与陶渊明由离群失伴的孤独与痛苦相比，一个是曾经有过，渐趋平淡；一个是自始至终，愈来愈浓；一个是因暂时不能归群而孤独，一个是因攻诋他类而孤独。因此，以鸟自况的陶渊明、李白在趋求远举高飞、寻求理想境地这一点上是同一的，而在具体的趋求方式和形态上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热爱自由，追求理想的境界是陶渊明、李白诗的重要底蕴。而天空中无拘无柬的飞鸟的天性与人类在感情上对自然的原始依归相吻合。陶渊明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来源于庄子，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充分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他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影响了后世包括陶渊明和李白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据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一文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由此可见陶渊明对庄子的崇拜。李白则将老庄的无为自然的思想理想化、具体化、实践化，他的大鹏形象取自<庄子>。但却创造出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生气的艺术形象。陶渊明、李白都崇拜庄子，都受到庄子影响，但二人笔下的追求自由的鸟意象，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陶渊明笔下的鸟意象，飞鸟、归鸟、羁鸟都是娇小的、极普通的，似乎受到某种约束，不能伸展开来，不能摩飞九天；而李白笔下的鸾鹏鸿鹰意象系列，是禽鸟中的灵族异类，它们上可摩飞九天云霄，下可俯视山川人间，振翅鼓翼能至千里之遥，敛翮息神必择奇枝异卉。无拘无柬、伟岸、强大。并且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同样受<庄子)对自由的追求的影响，为何二者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别呢?我们从艺术创作中发现了这一差异后，还应在人生实践中寻找造成差异的原因。有作品认识人生，有用人生来说明作品。 陶渊明、李白诗歌中飞鸟意象的形态差异，其实是他们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的差异；是他们的个性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差异。陶渊明选取“飞鸟”这一宽泛的存在体，表现出认同当下生存环境的宽容心态。李白以风鹏鸳鸾与斥鹦蝤蛙的强烈对比，显示了他孤傲不桀的个性和强烈的“舍我其谁”的生命意识。从现实生活来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时代背景的不同对二人创作的影响。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陶、李二人之所以一个展示了魏晋风流，一个代表的盛唐魅力，时代的因素是影响其不同的原因之一。魏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处于激烈变革状态。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新一轮的利益重组。伴随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是新旧势力的争夺、改朝换代的频繁。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名士们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刑场。留下的总是一些痛苦悲哀的传闻故事。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停云)显示了诗人对时局的担忧和。有志不获骋”的苦闷。越是洒脱不凡，超然物外，内心就更忧惧，惊恐，文章越是深沉美丽，生命受到的迫害就越痛楚和哀伤。陶渊明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追求乱世中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追求人的主体精神的张扬，追求理想的飞翔。他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的特点是自觉地退了出来。“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这是陶渊明回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他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安慰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同处于社会政治无序状态中，但他没有那个时代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寞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着、关心。<形影神)就是一个人生的追求和生命价值的探索。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追求和不委屈心灵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在那个时代，他无法真正摆脱社会政治的牵制，不可能逃脱世俗的罗网，他只是相对很好地解决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在他的诗境里)，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敏锐地发现了人在这两难的境地中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把自‘古诗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他不是因为在政治斗争的失败而消极地退守田园，不是欲得权贵赏识而不得，转而攻击权贵，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安危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所以他的归园田居不是放弃自己的社会理想，而是在追求着另一种理想。他努力用他的追求，使个人的存在价值，从这种抽象的荣辱观念中解放出来，回到真实的人生。当然，他的理想并不同于我们的理想，他的理想也是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的，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合理的理想，并且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的理想能够真正得以实现。这里的关键在于：他在那个时代代表了知识分子自己个性价值的实现，他不是传统的的奴隶，不是否定任何理想追求的消极主义者，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独立思想追求的庸人。他追求着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着一种自由精神的张扬，追求着他的理想人生，诗化人生。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精神风貌。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那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李白。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史上最灿烂夺目的篇章，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大唐帝国在政治，经济，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一个繁荣富强的帝国屹立于中国的大地上。这是一个朝气蓬勃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的不只是“胡商”云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甚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乐”�6�8�6�8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及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了框框，突破了传统。经济的高涨必然带来文化的兴盛，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时代又必然带来更多的精神追求。敏感的诗人更是其骄子。开元前期，我们看到：高唱。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王翰，私自排定海内文士的座次，高自标置，以文坛盟主张说、北海太守李邕与自己并列第一，其余一概摈落；王泠然上书宰相，直斥其“温服甲第，饱食庙堂”；以<黄鹤楼>诗驰名的崔颢对豪门贵族表现出一种“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愤慨；连山人孟浩然，也宁失去被贯官举荐的机会，而决不放弃陶然一醉�6�8�6�8开朗宏盛的盛唐时代为将庄盂的荚逸之气从魏晋的虚无迷惘的氛围中释放出来，并回到真实的人生。这就是孕育天才诗人李白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壤。那位同样既英且逸的风流天子唐明皇就慧眼独具，以“英特(卓立)越逸之气”一语，为这一时代精神作了最好的提挈，而新时代的大人先生李白，正是这一精神的代表。。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国舅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故事，都深刻地反映着那个时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向往：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的约束和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 与陶渊明不同的是，李白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早在初出山后，李白就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为自己的理想作了如下的规定：“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弼辅，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对这种理想他是如此地执迷，不断形诸歌咏，贯穿于一生的诗文中。甚至在经历人生的挫折和苦闷，在他的名篇<行路难>)中，仍乐观地吟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意谓总有一天如宗悫乘长风破万浪，届时自当挂帆泛海而去。因此，如果说要为李白归纳出追求的目标和个性，我认为就是一点，而这一点与其说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思想，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积淀而成的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这是盛唐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需要一个有远大理想，有坚执的追求，有百折不挠的意志的伟岸强大的形象来承载。于是，庄子的大鹏形象进入李白的视野：“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也；谐之言日：‘鹏之徙于难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逍遥游》)。他从大鹏的形象中似乎发现了自己的灵魂，时代的影子，于是就情不自禁地在这一形象中倾注了豪放不羁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创造出了一个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有生气的艺术形象，这就是‘大鹏赋》中的大鹏。这只大鹏“足萦虹霓，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显得横空出世其大无比。不仅写了它的自由逍遥，无所羁绊，还写出了它那“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的力量。当鲲初化鹏时，。脱鬈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滹之春流，唏希扶桑之朝暾。炬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百川为之崩奔。”这气势已经不平凡了，等他展翅飞翔时更是一番惊天动地的景象：“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日摇而海倾。”“上摩苍苍，下覆漫浸。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这大鹏既不同于蓬莱之黄鹄、仓梧之玄风，也不同于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那些鸟或“驯扰于池隍”，或。拘挛于守常”，都没有自由。唯独大鹏不受任何束缚，任意地飞翔于天地之间。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表现了对鹦雀之辈的封建权贵的嘲笑和蔑视；对一切既定秩序和束缚的否定，对自我意识的肯定，对自由精神的赞美。这是李白诗中出现的鸾鹏鸿雁与斥鹦雉鸡两类意象的基本原因。他不像陶渊明政治理想受挫后，转向田园求得心灵的安宁，个性的发展。而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代表了那一盛世的时代精神。参考文献：[1](清)王埒·李太白全集[M]．中华书局，1979版。[2]李长之·李白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版。[3]赵昌平·李白诗选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版。[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中华书局．2003版。[5]表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版。[6]李泽厚·荧学三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版。[7]王定璋·盛唐气象与青春追求——略论李杜青年时代的诗歌[J]．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3．1．[8]徐回荣·陶诗的两大意象[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1．[9]洪蛛钟·鸟·菊·酒——略论陶渊明诗歌毒象建构爰其人格凸现[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充．1993．11．[10]李活·李白诗文中的鸟类意象)[J]．北京：文学遗产(京)．1994．3．[11]黄邦君·试论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J]．贵阳：贵州丈史丛刊(贵阳)，1984．4．

北魏统治集团民族界限的淡化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

作者：钱国旗

摘要：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大融合的重新组合过程,南下中原汉地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则是这个过程中历史意义最为深远伟大的一环.这次融合继承并总结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成果,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推向了高潮.中国南北的再统一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空前盛世,皆因这次鲜汉民族融合所带来的充满朝气的力量勃兴而透露最早的曙光.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南迁洛阳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为主旋律,汉化是融合的基本特征;第二阶段的融合是随着北魏末年的六镇起兵而开始的,即六镇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过胡化和汉化的反复扭缠达到统一是融合的基本特征.本文所论仅限于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的第一展开

关键词：统治集团 拓跋鲜卑 六镇 南北朝时期 鲜卑人 将相大臣 组合过程 《魏书》 民族关系 民族大融合

被引量： 9

年份： 1994

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北魏主动融合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要求本民族采用汉文化，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卑和汉融为一体。这一改革对北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把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