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军事的论文参考文献

以资讯科技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使军事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高新技术使军事面临一场革命,也引发了新的军事伦理问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建立军事装备保险机制分析

摘要:在包含着复杂装备系统的各种军事行动中，风险无处不在。从装备事故发生的必然性和危害出发，重点分析了当前装备事故处理机制的不足之处;从当前巨集观形势、军队发展、装备建设与训练等方面论述了建立装备保险制度的客观必要性。

关键词:军事装备;装备保险;装备事故

现代军事装备系统复杂、技术先进，不仅在研发生产阶段，而且在使用保障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风险，能否引入保险机制来分散风险、分摊损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市场是军队保障的源泉，军民融合是军队保障的趋势，装备要获得更大的保障力，只有走向社会、充分运用市场。运用保险这种市场化的方式来保障装备使用和部队训练，是适应市场经济下装备建设发展和战斗力生成的新要求。

1装备事故和装备风险

风险是由于不确定性因素所导致相关主体利益损失的可能性。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任何活动都存在着风险，尤其是包含着复杂装备系统的军事行动。战争历史和军事行动的经验已经表明，安全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了战斗或军事行动本身造成的损失[1]。从装备事故产生的主要风险因素来看，包括5个方面：人、装备、环境、管理和任务。随着我军装备不断发展，装备系统复杂程度不断增加，部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络也越来越紧密，新形势下我军必须具备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而随着训练环境越来越复杂、节奏越来越快、强度越来越高，这就使我们在装备训练和军事行动中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造成的损失、危害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动用大型装备和执行高强度的军事任务时，不管采取何种措施都不能绝对保证部队人员和装备的安全。近几年我军部队所发生的一些重大恶性事故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仅2013—2015年之间公开报道的战机坠毁事故已有7起之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2]。我们必须客观评价、科学对待事故的发生。在进一步强化装备使用风险管理、减少事故发生率的同时，也要客观地认识到，军事行动中的风险是始终存在的，事故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3]。因此，在尽可能降低风险的同时，减少事故损失一直是装备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2现行事故处理方法的局限

一般来说，对军事装备风险规避通常有避免、自留、预防和转移等几种常用的方法[4]，不同处理方式会对各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军目前以避免、自留、预防为主，对于相关事故处理一般采取“事后处理”的方式，按照“谁出事谁负责谁赔偿”的个例式原则，在部队内部消化和由部队具体承担事故责任，其中还包括事故中涉及的民事侵权责任或赔偿责任。这种处理方式会产生以下不利影响，与新形势下部队实战化训练的客观需求不相适应，不利于装备战斗力形成这一核心任务的完成。

影响部队正常战备秩序

由于各级部队一般都缺乏处理事故的能力，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和相应的专业人员，如果是涉及赔偿等问题，更是无从下手。所以，由一线训练部队直接全面负责协商事故处理和赔偿事宜，就会造成一旦发生事故，部队各级的主要精力都会转移到事故处理和赔偿问题上，除安排专职人员进行协调外，往往还需要安排人员保障事故赔偿物件和其他相关工作。由于装备事故往往涉及面广，为了减轻负面影响，部队只能“低调处理，私下协商”，整个事故处理周期长，过多地牵扯了部队的时间和精力。这对部队来说是扩大了事故的影响面，不仅在事故处理期间不能正常开展训练，往往还会影响部队后续的正常生活、训练和战备秩序。由于惧怕同时承担事故责任和高额赔偿的压力，有的部队不愿主动从严组织装备训练，有的部队降低实训难度和要求，甚至取消一些危险性较高的训练课目，这也是产生“消极保安全”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此以往，会严重制约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

影响部队官兵心理

随着我军装备建设稳步推进，大量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列装部队，以及装备实战化训练强度的加大，装备训练使用中事故发生的潜在风险明显提升。当前，我军装备事故已经成为威胁官兵人身安全的首要因素，一线部队官兵在训练过程中本来就已经承受了较大的人身风险。一旦发生事故，对相关人员还采取“既打又罚”的处理方式，就会造成不好的示范效应。这不仅会影响到直接责任人，还会影响其他人员，给一线部队官兵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和负面影响，加剧事故影响的深度，极易造成官兵对实战化训练的逆反心理，可能导致不敢训、不愿训的局面，降低实训效果，制约装备战斗力的形成。

影响装备改进

如前所述，影响装备事故的核心因素之一就是装备系统本身。由于装备事故风险处理机制不健全，导致部队不敢展开真正的“实训”，装备在实战中的缺陷和隐患得不到充分地暴露，有些部队甚至对发生的事故隐瞒不报，影响了对装备设计、研制和生产的有效反馈，制约了装备安全性、使用性的提高，影响了装备质量的持续改进。

影响部队社会形象

目前，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部队对于同类性质事故的赔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与地方已有同类性质事故的赔偿标准也不一致。如军用飞机训练事故与民用航空赔偿标准差异相当大。非标准差异化处理既与我国地区差异大的客观条件相关，更重要的是相关事故处理过程中缺乏客观标准和共同认可的依据。差异化的赔偿使各方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协商与谈判，这不仅使部队难以承受事故处理过程中各方面的压力，而且容易造成双方均不满意的结果，导致事故处理久拖不决，从而积聚矛盾，干扰部队正常工作。同时，由于缺乏独立第三方进行调解和裁决，而且在目前法律框架下，我国各地法院基本不受理民告军的官司，导致民间受损方在与军队赔偿协调不成时，极易采取较为极端的手段来表达诉求。这类军民问题容易受到社会的关注或被利用，特别是在当今资讯时代，相关的负面新闻会直接影响部队的社会形象。

影响部队经费

管理部队的经费是由国家供应的，部队自身没有其他经费来源，而且部队经费都有统一的开支科目和标准，实行专款专用，没有专门用于事故赔偿的经费。装备事故发生的偶然性使得部队无法预先进行计划和预算安排，装备事故发生的必然性又使经费开支实际发生。因此，一旦发生事故，部队就不得不挤占有限的训练经费或装备维修经费等进行赔付，这不仅不符合经费管理规定要求，造成超范围开支，给经费审计监督造成事实上的违规行为，还会因训练费用不足而直接压缩训练时间或降低训练强度，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而且责任事故赔付金额的不断攀升，也使得部队苦不堪言。

3建立装备保险机制的优势

装备战斗力的提升并不仅仅只是装备问题，而是复杂的军事、技术、经济与人员素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装备使用过程中必然存在风险，而在风险管理中最为常用的工具是风险转移，尤其是在军民之间的相关责任即民事侵权责任主要指赔偿责任，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采用保险转移机制来实现风险的转移。有风险才有保险，现代意义上的保险最早起源于14世纪的义大利，在随后的几百年里，世界各国的保险业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并服务于经济建设，在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5]。保险实质是一种有偿配置稳定资源的制度安排，稳定资源的有偿配置过程也就是提供保险物品的过程，其本质就是对风险的分担[6]。目前，我军军事训练和装备使用管理中必须面临诸如因装备事故而需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主要是赔偿责任等各种难以防范和避免的风险，现行事故处理主体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十分有限。从调研情况看，现在已经有部分单位通过各种渠道为编制内的通用车辆购买了地方商业保险，特别是那些近期发生过伤亡事故的单位。但这些单位的尝试范围小、险种选择少、能保障的装备型别少，而且这种尝试性的做法是部队自发行为，于法无据，也不能满足现实的广泛需求。因此，迫切需要一种风险转移机制使之能够向全军或全社会分摊装备使用过程中带来的经济损失，从而减轻各单位的经济压力和使用人员的精神压力。保险制度主动作为的特点恰好与装备管理活动的这种需求相适应。装备保险在这种背景下呼之欲出并将成为降低军事训练及装备使用管理风险的重要手段。

有利于拓展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领域

《 ***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将保险机制引入军事装备领域，不仅能够给装备训练增加经济保障、促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良性互动，还能够有效推动军内保险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目前，国家和军队已经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保险法规制度，为军人商业保险的实施提供了政策依据，并在军人保险的军民融合式发展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军事装备保险必将成为军人保险军民融合式深度发展的又一个新领域。因此，装备保险不仅有利于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避免部队经济活动独立于社会发展形成“孤岛”，而且还有利于促进保险资金与装备管理创新的融合，充分利用整个社会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有利于建立健全装备风险管控体系

受传统计划管理的影响和制约，我军对利用现代社会风险管理手段有效评估、管理和规避装备事故风险的能力不足。将保险机制引入军事装备领域，保险机构将担负因军事活动而引发的事故赔偿和风险预防双重义务，保险机构专业性强、风险防范经验丰富[7]，能够为部队提出专业化的指导和建议。一方面，可将现代风险管理逐步引入装备管理中，创新管理制度，全面识别和评估装备在研制、建造、使用训练、保障、退役等各个阶段的风险，并根据评估结果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安全方案，减少部队装备全寿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可以全面提高部队官兵风险管理意识，从而降低事故发生率，提高部队执行任务的成功率，进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既是保险机构降低赔付率的必要措施，也是部队保障安全的有效策略。另一方面，利用保险机制的风险分担功能，可将潜在风险进行社会转移，不仅可保障装备使用管理者和装备本身的利益，弥补装备事故经济损失，更可从整体上提高军事装备应对风险的水平。

有利于促进部队实战化训练

随着大量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列装部队，装备动用频率和实战化训练强度不断加大，使装备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风险加剧，相关事故处理必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将保险机制引入军事装备领域，可以将不可预见的装备事故以及由此产生的损失赔偿事宜交由专业化的保险机构处理，给部队松绑，剥离部队在装备事故处理中的社会职能，纯化部队的军事职能，使部队更能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按照从严要求实施实战化训练，提高部队训练的积极性和实战化水平，减轻官兵心理负担，有效保持并促进部队战斗力的生成。

有利于提高经费使用绩效

军队正规化建设必须要向军队建设的核心任务和“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能力聚焦，而经费保障是事业任务建设规范化的基石和根本保证。长期以来，装备事故赔偿一直没有明确的经费来源、处理标准和规范化的处理程式，而且装备如军机、军车伤亡事故的第三方赔偿金额一般远远高于地方同等责任事故。将保险机制引入军事装备领域，一是开辟了装备经济损失补偿的新渠道，用每年缴纳一定保险费的形式，保障了装备事故损失赔偿经费的稳定，且合乎来源;二是可依据保险条款，对发生事故损失赔偿的程式和标准额度进行统一规范，减少部队经济损失，有利于实现部队经费开支的计划管理，增强经费保障的正常化和稳定性;三是由于经费规范管理、按章使用，不再像以往那样变通处理，有利于促进依法理财，提高经费管理的计划性，充分发挥经费使用的军事经济效益。

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军政、军民关系建立

装备保险机制，利用专业保险机构的规范化理赔机制、专业化理赔人才、资讯化理赔网路以及规模化金融体系等优势[8]，将装备事故中的责任事故和损失赔偿交由保险机构办理，不仅定损机制比较规范，标准明确具体，赔付也容易达成共识，而且按照事先约定的赔偿合同，对受损民众的意外财产和人身损害能够及时给予合理赔偿。更重要的是，由专业的保险机构全权负责理赔事宜，可以将基层部队从复杂的赔偿协调工作中解脱出来，能有效避免部队因事故经济赔偿问题而引发的军政军民纠纷，化解军民矛盾，减少不必要的利益冲突，有助于军政军民关系的融洽与社会和谐的构建。

4结束语

在军事装备保障领域引入保险机制，是充分利用国内社会资源和经济发展成就，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举措;是推动装备建设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全面开拓装备保障新局面的重要环节;更是解决装备战斗力生成关键问题，实现“能打仗、打胜仗”要求的重要保障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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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邵学清.科技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中国科技投资，20079：44-47.

范文二：军事通讯技术的应用

摘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通讯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社会各个发展领域都有所渗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在军事领域，通讯技术也得到了极大地应用和进步，本文将就通讯技术在军事方面的应用进行相关探讨。

关键词：军事;通讯;技术;应用;发展

引言：

1通讯技术在军事方面的应用概况

脉冲无线通讯技术

全称为脉冲无线电超宽频技术，属于无线通讯技术的一种，脉冲无线电通讯技术是在超宽频无线电技术基础上产生的，具有诸多的优势特点，成为在军事领域中一项非常重要的通讯技术。脉冲无线电通讯技术在持续的应用中耗电量较低，在较低的占比空间条件下，能够发挥出比一般远红外通讯技术更强的穿透效能，其最突出的优势就在于能够较为灵活的进行收发动态资料的调整。

多媒体通讯技术

多媒体通讯技术是将传统的语音通讯、视讯、资料传输、数字电视等各种通讯手段相结合，形成更加完整和统一的通讯网路，是未来军事通讯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给军事通讯提供了更为安全和有效的保障。一是战术通讯技术，主要是在战术指挥的应用，二是在战前训练中的多媒体通讯技术应用主要应用在模拟教学和模式互动式实战操作中，对于提高训练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是多媒体通讯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更加全面、及时的资料、情报等资讯的共享，四是有利于丰富军事人员的业余生活，对于军人业余生活的丰富以及学习交流都是十分有益的;五是利用多媒体通讯技术能够实现电话电视会议，对于及时的进行作战安排部署以及传达指示都是十分便捷和有效的;六是利用多媒体通讯技术能够实现对关键的军事部位的实时监控，能够及时的发现各个部位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并将隐患、故障以及对应的处理情况存档备案。

2国内外通讯技术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及发展

卫星通讯

卫星通讯是通过无线电通讯中继站的人造地球卫星来进行的，是整个卫星通讯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无线电讯号来实现地面站之间或地面站与航天器之间的通讯，可传输电话、电报、电视、传真和资料等。卫星通讯可作为大型地面站之间的远距离通讯干线，也可为机载、船载和车载的小型机动终端甚至手持终端提供通讯服务，还能根据需要迅速建立同各个方向的通讯联络。卫星通讯已成为现代通讯的重要手段，在军事指挥控制方面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通讯卫星已成为现代军事通讯的重要手段，在联合作战方面它将分布于陆、海、空、天的侦察监视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武器打击系统，用资讯链连成一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英国军事通讯卫星移动

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还出租Telesat公司的“阿尼克”-G1卫星的X频段寄宿载荷——它覆盖了美国和太平洋部分割槽域包括夏威夷和复活节岛。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英国分公司主管科林•佩因特称，“Skynet-5星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抗核辐射加固和受保护的、军事X与UHF频段卫星”。“天网”-5A卫星从东经6°移至东经°，将扩充套件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向结盟 *** 提供亚太区域受保护与安全军事卫星通讯服务的能力。该卫星将在2015年秋季达到新位置。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在2015年3月举行的“卫星2015大会”上宣布了关于“天网”-5A军事通讯卫星的移动计划。该计划将使“天网”星座可覆盖西经178°到东经163°得范围，涵盖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区域。这将提供近全球军事X和UHF频段覆盖，保障该区域英军获得核心服务并增强盟军能力。

国外发展

目前国外已经建立军用通讯卫星系统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北约组织。典型的军用通讯卫星有美国的“国防通讯卫星”、“军事星”、“宽频全球卫星”和“先进极高频通讯卫星”，俄罗斯的“闪电”、“虹”、“地平线”、“子午线”、“鱼叉”中继卫星，英国的“天网”-5D,法国的“电信”、“锡拉库斯”和北约“纳托”等。通讯卫星曾在近期的多次区域性战争或武装冲突中为战场提供通讯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移动卫星通讯在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地采用Ka波段。正如上面所说，许多移动卫星通讯系统的使用者装备了在X波段和Ku波段工作的移动卫星通讯终端。采用X波段进行军事通讯的问题是只有大约500兆赫的频谱分配，这意味着它远远不能满足对于卫星通讯服务的高度需求。采用Ku波段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也难以满足军事和商业卫星通讯使用者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寻求新的、未充分利用的无线电频谱将变得越来越迫切。在未来几年，Ka波段在这方面可以为一些军事卫星通讯使用者提供急需的空间，不论是移动还是其它方式。

美国卫星服务

美国海军已经接受了第三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移动使用者目标系统MUOS通讯卫星提供的服务。2015年1月20日发射的MUOS-3已成功完成在轨测试，正在准备相关迁移业务的受理工作。MUOS-3利用与商用手机技术类似的先进波形，提供移动使用者超视距通讯，包括安全的语音和资料传输，以及高速网际网路协议为基础的系统任务资料。MUOS-3将网路扩充套件覆盖到全球的四分之三，能够提供移动军事力量更显著覆盖的网路服务。MUOS-4预计于2015年末加入该网路，以提供接近全球覆盖的网路服务。

3结语

综上所述，在军事方面通讯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内容，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进行创新和发展，推动我国军事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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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俞飞,郭义喜,李瑛.超宽频通讯技术及其在军事通讯方面的应用[J].资讯保安与通讯保密,2005,07:55-57.

试分析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 ①朝鲜半岛问题；②日本极右势力发展，军国主义复活问题；③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巴紧张关系；④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和平统一进程；⑤北约东扩及其确立的21世纪新战略；⑥欧洲统一问题；⑦美国新霸权主义；⑧中美、中日、美日关系；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流问题；⑩伊朗核问题 【 标 题】当前国际关系调整中若干趋向 【 作 者】徐坚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当前处于深刻调整期。美国外交向强化单边主义调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冲击最大。世界面临国际安全体系遭受重创、国际集体决策体制弱化、国际法体制受到冲击、全球化负面影响突出等严峻挑战。大国关系出现积极调整，总体趋于改善和稳定。国际地缘政治发生新变化，欧洲和亚太两大板块相对平稳，处于其间的中东、中亚、南亚地区是动荡、冲突不断的脆弱链条。国际战略格局之争更加尖锐，当前是单极和多极之争的相持阶段，从长远看，多极化趋势将逐渐胜出。 【 正 文】 一、美国国际战略出现重大调整 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对当前国际关系冲击最大的因素。从其性质特点、动因和影响看，美这次政策调整的力度和深度异乎寻常，超过了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一次政策变化。第一，这次调整有比较系统的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司长哈斯提出的“整合主义”和布什今年六月一日在西点军校发表的演讲。整合主义是布什上台以来美官方人士首次提出的系统对外战略构想，融合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等重要政界人物的思想。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被视为布什主义形成的标志，实质体现了整合主义在美对外战略的具体应用和发挥。第二，战略目标明确。美政要人士公开提出，要以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对国际体制和行为规范进行全面而不是局部的调整，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整合到美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来。冷战结束后，如此毫不隐讳地鼓吹和谋求单极国际秩序，对美国来说尚属首次。第三，有通盘策略考虑，将美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实现同三类基本因素联系起来：实力因素、制度因素和价值观因素。实力因素被视为实现美战略目标的前提。赖斯在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认为美在当前国际形势中所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美国要凭借强大的实力，促使国际格局形成对美更加有利的新力量平衡。制度因素则被看成美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布什和赖斯等人均强调要按新的规则和准则处理国际关系，提出美国的安全不能再单纯依靠威慑和遏制理论，还要有“先发制人”新思维和与此相适应的国际规范，要在主权问题和国际干预等问题上重新制定国际准则。价值观因素则被视为推行新的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基础。布什等提出要参照二战后改造德、日的经验，用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等“共同的价值观”来团结美国的盟友和改造俄、中等国家，在此基础上争取“建立牢固的大国关系”，但美国要保持在必要时单独行动的权利和能力。第四，政策调整跟进快。美废弃反导条约，重塑美俄关系，加大对中亚、中东和南亚地区的渗透与控制，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常设刑事法庭，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布什主义的烙印。美国防部今年五月出台的《防务规划指导》，提出“提前威慑”战略，更是对“先发制人”思想的直接运用。 布什主义的出台与美国对外战略的这次调整，是国际国内一系列因素的产物，其中最根本的是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冷战结束十载有余，美国不仅保持了一超地位，在某些方面还进一步扩大了对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优势：20世纪90年代的超长经济繁荣期使美国恢复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和火车头地位，美国利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最近的阿富汗战争，强化了其在世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并使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占据了更加有利的位置。这一切一方面助长了美国的霸气，同时也促使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努力避免与美对抗，韬光养晦，以争取时机，发展自己。 美战略调整特别注重制度因素，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与国际关系基础框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现有国际机制和行为规范体系的主体结构是在二战后期和冷战时期成形的，冷战结束后虽有新的发展，但基础框架未变。二战后期形成的国际机制以维护大国集体主导下的国际稳定为出发点，最典型的是以安理会五常国为核心的联合国体制。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际机制，则以保持美苏两强之间的战略稳定为出发点，如与美苏《反导条约》有关的国际军控机制。这两类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排斥一国主宰国际关系。这同美国一超独大的状况格格不入。布什上台时，美经冷战后十年高速增长，正值国力鼎盛时期，这种结构性矛盾愈显突出，故布什对于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比其前任显得更加关注和迫切。 “9•11”事件进一步加速了美战略调整。“9•11”袭击固然对美本土安全和社会心理带来巨大冲击，但没有撼动美国的实力地位，反而助长了美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布什上台通过的是一次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选举，而“9•11”后布什的国内支持率一度陡增到百分之九十几。这种反差表明，“9•11”后美国内背景变化，有利于拉姆斯菲尔德等鹰派势力主导美对外政策。 二、国际秩序面临严峻考验 由于美对外战略调整注重制度因素，当前国际秩序面临四大问题：国际安全体系濒于崩溃，国际集体决策体制软弱无力，国际法体系面临重大挑战，全球化负面问题更加突出。 国际安全机制近来连受重创。美国退出1972年美苏《反导条约》，抽掉国际战略稳定一重要基石，对国际安全引发雪崩效应。一位美国观察家指出：“随着反导条约的消失，一切军控条约都名存实亡。”(注：罗伯特•巴特利的文章：“外交新时代的发端”，新华社联合国2002年6月17日电。)此话并非言过其实。近来受美单边主义和其他国际因素影响，国际安全体系日趋脆弱。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印巴挑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采取双重标准，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核不扩散体系的信心。美国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持消极态度，拒绝接受《禁止杀伤地雷国际条约》，使生化武器和常规武器限制受阻。在此背景下，废弃《反导条约》必然加重国际安全局势的混乱。日本在这方面的动向尤其值得注意。日本利用“9•11”后的国际形势，不断加强其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力度，并欲突破“无核三原则”。日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今年5月3日公开表示：“如果是用于专守防卫，日本可以拥有小型原子弹”。日本外相川口顺子称福田上述说法“没有错”。目前，国际安全的战略均衡与稳定框架已被打破，国际安全无序可循、无规可遵的状态将日益严重。 国际关系面临的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美单边主义对国际集体决策体制冲击严重。近来，联合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遭到美国的不断削弱。美发动阿富汗战争绕过了联合国批准程序。联合国对于阻止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亦显无力，主要原因是美控制了中东问题的主导权。美在向伊拉克发起战争的问题上，同样我行我素，不把联合国的权威放在眼里。与此同时，许多应由联合国决定的问题，却被美国提到它主导的国际多边机制中，越俎代庖。美国试图在八国峰会上定夺巴勒斯坦未来政治领导人问题。美国的单边主义使国际政治秩序陷入困境，传统权威机制缺乏效力，而美国主导的机制却在觊觎权威。在未来一段时期，这种矛盾还会有新的发展，美国和伊拉克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将是重要考验。如果与这场战争有关的国际态势不是按照美国的单边意志发展，而是受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支配，联合国对事态能发挥实质性影响，则将有利于重振联合国和国际集体决策机制的权威，遏制美单边主义势头。相反，若美单边主义在事态的变化过程中始终占据支配地位并再次顺利赢得这场战争，对以联合国为基础的传统国际政治秩序来说，则无异于雪上加霜，美单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将进一步膨胀。 美对国际法体系的挑战是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又一问题。布什提出的“先发制人”理论，是对“新干涉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布什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有限主权论”，但从法理上看，布什主义比新干涉主义走得更远。一方面，布什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否定现行国际法体系赋予主权国家的平等地位，而且还进一步固化到具体国家，用布什的话说，美国要“点邪恶者的名”。凡是被点到名的，特别是被列在“邪恶轴心”黑名单上的国家，都被视为美国的敌人而应予铲除。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主权可以不被承认、不受尊重。另一方面，布什所强调的“先发制人的行动”，以主动发起军事进攻为特征。这不仅在性质上与新干涉主义主张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有别，而且超越了联合国宪章赋予主权国家的“自卫权”，甚至也超越了一般国际法“先行自卫”概念所指的行动范围。这使国际社会面临双重问题：首先，美试图凌驾于现行国际体系之上，把自己作为法律的准绳，自定国际规则。其次，“先发制人”战略若成为各国普遍效仿的国际规则，国际形势将更加动荡不安。 全球化中的负面因素日益突出，也是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严重问题。全球化的根本问题是各国如何在利益与风险、权力和义务之间选择平衡。在这方面，全球化的有关规则存在许多不公正因素。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则明显处于不利地位。通过主导和控制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美国在全球化中占尽先机，成为最大受益者，使美在世界上比历史上许多有形帝国更具影响力。近来，全球化中的这种矛盾又有新的发展。一方面，全球化不公正因素使南北分化更加严重。“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深层国际背景，与此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对于全球化中权力与义务的平衡问题，美国和部分发达国家采取了更加自私的态度。美国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常设刑事法庭，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向欧、日、中、韩等二十个国家挑起钢铁贸易大战，都会加剧全球化已有的矛盾和不平衡性。受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和极右排外势力抬头影响，欧洲和日本的全球化政策也更加趋于保守。 三、大国关系同向调整 近来国际关系也出现一些积极动向，最突出的是大国关系同时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总体趋于稳定。 从广度和深度看，俄美关系调整最为显著，几乎涉及双边关系中所有重大领域，从反导条约问题到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削减问题，从俄与北约的关系到美势力介入中亚地区，从反恐合作到双边能源合作与经贸合作。经过调整，俄美在国际战略平衡中的地位和双方的交往基础均发生重大变化。俄美关系调整直接促进了俄与北约、欧洲及整个西方的融合。 “9•11”后，中美关系也有所改善，政治、安全领域中的沟通与对话逐步恢复和加强，经贸合作与科技文化交流稳步扩大，双边关系总体上趋于相对稳定。其他的大国关系，如中俄、中日、中欧关系，则在既定框架内稳步发展。 大国关系总体改善，与大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加强分不开，尤其同中、俄参与国际一体化的进程有关。美国战略调整注重“建立牢固的大国关系”，也有利于大国关系的改善。此外，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使各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更加谨慎，客观上也有助于大国关系稳定。 不过，当前大国关系的改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虽然在论及大国关系时显示出积极姿态，但却强调以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整合大国关系，这有悖于其他大国的长远利益。美试图以自身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重整国际秩序，也给美和其他大国关系发展增添了摩擦因素，近来欧洲对美单边主义的不满越来越强。从长远看，大国关系中的深层矛盾和不确定因素仍很突出。 四、国际地缘政治显现新特征 受美国全球战略变化和大国关系调整等因素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基本特征是：一方面，欧洲和亚太两大板块总体保持平稳，但差异加大。另一方面，处于欧亚之间的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则局势动荡，冲突不断，是欧亚之间的脆弱链条。 美国专注于反恐和大国关系调整，促进了欧洲和亚太的稳定，对世界形势有全局意义。不过，由于大国关系调整幅度和深度不同，欧洲和亚太地缘政治形势的差异也日益明显。一是欧亚安全架构不同。随着俄美、俄欧关系的调整，冷战留在欧洲安全架构的残余明显淡化，北约已由以外向军事防御为主导的军事同盟转向以推广西方民主政治和维护欧洲社会稳定为主的政治军事同盟。未来俄美、俄欧、俄一北约之间难免会有新的矛盾和问题，但这些问题将会在新的框架、新的环境之下以新的方式加以解决和处理。与欧洲不同，亚太地区仍以冷战遗留的安全架构为基础，主体是美日、美韩、美澳军事同盟。冷战后发展起来的若干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虽对地区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影响尚不足以取代前者。二是欧亚安全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同。目前，欧洲安全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冷战时期的常规安全问题，甚至也不是科索沃战争前大国如何利用欧洲民族宗教争端争夺势力范围，而是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等非常规安全问题和欧洲周边的地区性冲突。相反，在亚太安全中，常规安全问题仍是主要因素，其中许多是冷战遗产。恐怖主义等非常规安全问题也是亚太安全关注的问题，但尚不是主导因素。亚太安全机制转型困难，与该地区安全形势的这种特点是分不开的。三是安全观念不同。随着安全形势和机制架构的变化，欧洲安全冷战思维显著减退。有关各方不再相互预设假想敌，也不再以此构想各自的安全战略。与欧洲不同，冷战在朝鲜半岛至今尚未停止，冷战思维在整个亚太安全中更是挥之不去。甚至在中美关系改善、中美合作基础不断扩大的形势下，美国仍有不少人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半个威胁”。日本某些右翼人士也在一旁呐喊助威，试图乱中渔利。冷战思维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提倡的共同安全理念格格不入，是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和发展的最大障碍。 处于欧亚之间的地区热点问题对全球形势虽不起决定作用，但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潜在冲击不可低估。美对伊拉克军事攻击问题牵动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印巴冲突则涉及未来核军备的控制问题。中东问题对国际能源战略格局意义重大，不仅关系中东能源地位，也是影响俄美、中俄、俄欧能源合作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介入中亚，对中亚战略格局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巴以冲突则涉及美和伊斯兰国家关系，影响地中海和北非局势。 五、国际格局之争更加尖锐 布什政府推行极端单边主义，使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更加尖锐，国内外对国际格局的现状与前景的争议也更加激烈。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美大搞单边主义，但多极化趋势仍在加速发展，因为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有利于多极化。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用某些美国学者的话说，美当今的实力“在任何一个关键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在“主权国家体系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如此程度的统治地位”，“如果说美国今天的霸权地位还没有形成一个单极世界的话，那么一切的一切都形不成单极世界”。(注：斯蒂芬•布洛克和威廉•沃尔福斯“全面衡量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外交》杂志2002年7/8月。)这两种观点同时以国际力量对比作为依据，结论却针锋相对，表明对于每一种国际格局应有何种国际力量对比关系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一个客观标准。这说明“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容易导致认识误区。 国际格局是指特定状态下的国际权力关系，而不仅仅是指国家间实力对比关系。国际权力关系反映的是指国家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和力度，它离不开国际力量对比关系，但各国实力不会自动转化为国际权力，因为国际权力的形成还受其它因素制约。归纳起来，决定国际权力关系的因素大体有四类：一是各国的实力及相应的国际交往与行为能力。这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是国家间交往活动和相互影响发生的基础。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交往能力有限，某些文明之间很少甚至没有交往，在它们之间也就谈不上权力关系或国际格局。二是交往与行为动机。即使交往能力相同，但若动机不同，国际权力关系仍会不同。郑和下西洋与西方殖民者探险的动机不同，对国际权力关系的影响也不同。影响一国对外交往动机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国内外社会、经济、文化、军事、自然条件、乃至认知和心理因素，是国内外综合环境的产物。这就涉及到决定国际权利关系的第三类因素，即交往环境。其内涵既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交往环境对于各国的交往能力和动机均有制约。并且，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同样的环境因素对国际交往活动与权力关系的制约会有很大差异。国际市场对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无足轻重，但对市场经济体却至关重要。全球性生态目前是许多国家都不得不关注的问题，而在世界工业化初期，几乎没有国家重视这个问题。四是交往规则。有交往必有规则。规则反映的是程序、秩序。国际规则的总合就是国际秩序，由法律规范、道义准则及相关机制构成，或经各方共同协商制定，或是部分国家强加于他方。一般说来，国际规则是国际力量对比、各国交往动机和各国对外交往环境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制度化的国际权力关系，因而也是国际格局的核心与最终体现。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在性质上必然是一致的。多极化国际格局不可能与单极化的国际秩序并存，反之亦然。 美谋求单极世界，至少面临三类难以克服的障碍。一是美超强地位的非连续性与不平衡性。美超强实力在各个领域不是连贯的，特别是其经济优势远不如其军事优势突出。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美单边主义只能是有选择的，不可能包罗万象。二是美单边主义摆脱不了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全球化是一个因素，美在其中有重大利益，不可能放弃国际市场和国际合作，而要合作就不得不考虑互利互惠。和平与发展潮流又是一个因素。在注重经济发展的时代，军事超强地位的意义必然会受到一定限制。此外，美是多元化社会和民主政治国家，鹰派势力经常要面对国内各种压力，其政策要受各种牵制。三是国际制度因素的制约。美试图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建立单极国际秩序，必将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凌驾于国际准则之上，纵然可以满足美某些利益，但破坏现有秩序引起的混乱最终也会损害美自身利益，也是美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要避免出现大混乱，美就不得不继续依靠现行的基本国际规范体系，因为美找不到别的体系来替代它。以美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会给国际带来无序，不会带来秩序。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制度化和秩序化的单极世界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存在。它已永远成为历史。这恐怕是布什主义的设计师没有意识到的。 不过，认为多极化趋势在加速发展，也不客观。这种看法低估了极端单边主义与美超强实力结合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冲击。在未来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美国在世界上一超独大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这大概已是国内外的共识。而极端单边主义反映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其世界观、安全观、战略策略思想均更具攻击性。它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影响，会干扰和延迟多极化的正常发展。 目前世界既不是单极格局，也远未实现多极格局，而是进入了多极与单极之争的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矛盾的双方斗争更加激烈，任何一方短时期内都难以取得压倒性的优势。然而从长远看，多极化趋势必将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其他因素发生有利变化逐渐胜出，而单极化可以造成混乱，不会赢得秩序。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曲折性、长期性和必然性就在于此。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根本性矛盾和主要矛盾。矛盾的一方将始终是美国，另一方则是抵制美单边主义的各种力量，但主要代表在不同阶段会有所变化。这反映了国际矛盾关系的变与不变。

战争与和平论文参考文献有很多，例如《战争与和平的断想》，《战争、和平与宪法共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