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鲁迅爱情观的

《伤逝》创作于1925年10月，是鲁迅创作的知识分子题材中唯一描写爱情的作品。鲁迅很少写爱情，然而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伤逝》却超越了无数的爱情小说，一针见血地直击爱情的本质。鲁迅通过这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爱情的观念：“人必须首先活着，爱才能有所附丽”。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毋庸置疑，真挚而又深刻。与许多古典爱情小说的人物设置如出一辙，富家千金爱上穷小子，两个人冲破爱情的重重阻碍，最后才走到一起。但是与古典爱情不同的是，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却是以悲剧收尾。

当爱的激情退去之后，剩下的只有满地的鸡毛。涓生和子君在面对外来的阻力时总是齐心协力地一致对外，但是当他们真正达到自己的目标，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了，他们的生活却不似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扛过了大风大浪的他们终究是败给了柴米油盐。

爱一个人的时候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见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曾就连发呆都觉得很美。而当在一起后，对方的缺点也就慢慢显露出来了，当婚后的子君一味沉浸于饲阿随，饲油鸡的小家庭的幸福中，书也不读了，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时，生活不优雅的一面开始展现了。于是子君的爱情便日渐消退了，最后剩下的似乎只有厌恶。

虽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是当爱情遇上实现，不见得爱情就真的能战胜一切。虽然很世俗，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时候，现实确实是爱情的基础条件之一。正如鲁迅在书中写得那样：“人必须首先活着，爱才能有所附丽。”

鲁迅在爱情上是很冷酷的.虽然是包办的婚姻,但是朱安对鲁迅是一心一意,后来鲁迅的情变,可是朱安无怨无悔.....鲁迅和朱安结婚那么久都没有同床,在别人看来是鲁迅对爱情的执着,可是我觉得这对于朱安很不公平,一个弱女子不也是被包办的婚姻毁了一生么,但是朱安善良而传统让我觉得她很可怜..如果说鲁迅没有错..她有错了?....<伤逝>写出了爱情的悲哀,我觉得鲁迅本身爱情就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自责和忏悔都是无用的....你既然不爱她,为什么要娶人家,既然娶了人家为什么要让人家空守一生?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鲁迅先生用其特有的“忧愤深广”的底色，围绕涓生、子君这二个普通平凡的人，阐述了许多有关人生、爱情等哲理性的问题，《伤逝》中弥漫着一种既现实却又永久悲哀的味道，题材平凡，发掘很深，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灵魂深处。 《伤逝》让我感受到了先生比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要看得远、也看得真切，看得入骨。对于男女爱情，先生有切肤之痛，也有真知灼见。细读《伤逝》，先生在76年前的所言还让我这个生活21世纪的年轻人心有震撼。通过对《伤逝》爱情的解读，我对爱情有了一种理智、清醒的认识。 先生以其独特的角度和目光对爱情作了独特的解读：一是，爱情是否需要理性。毋庸置疑，爱需要激情，需要无畏的付出。人生享受爱情的过程也是一个激动与被激动的过程。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同样是在激情里，在激动与被激动中开始的，对于子君，她以爱情的全身心的拥抱来面对人生，“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不能干涉我”，在这里，子君一方面已经完成了自我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把自己推向了非此即彼的非理性的生命归宿。但是当他们义无反顾地把拥抱了爱情之后，生活开始逼迫着他们向理性回归。随着涓生的失业，生活的物质基础丧失了，在同居之前所有思考所未完成的部分，这个时候都需要他们去理性地打量和思考。对于涓生，在没有完成自己的事业之前，他是否有能力为爱情准备一切？没有！子君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但对于涓生，他不能为爱情牺牲事业，一句话物质是爱情的基础，在生活的物质基础丧失之后，爱情也失去了依存之所。——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由此看来，涓生的变心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不负责任，更多的是对爱情理性思考的不足。二是，完成了婚姻之后，爱情如何发展？有一句话不无道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于爱情中的双方来说，爱情是一种心心相印，是两情相悦，是快乐的男欢女爱。在没有同居之前，涓生和子君是心心相吸的一对，是精神的绝对互动。同居以后，生活变得越来越具体，具体的生活把爱情中的男、女彻底地改造了。子君和涓生已经没有太多的精神上的交流，子君不再与涓生如婚前一样热烈地讨论人生、文学，子君感兴趣的是如何打理好这个家，今天做什么吃什么。在涓生看来子君变得越来越俗。爱情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涓生开始从这个围城里逃离。完成了婚姻之后，爱情如何发展？鲁迅没有回答，但他给了我们思考的课题。爱情不仅仅只是双方情感与激情的付出，还应有责任感。自由即意味着选择，选择则意味着承担，不是你忍受的问题，而是你应承担起责任的问题。读《伤逝》时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先生在写他自己，为他自己的爱情想象一个结局。那个时候的他与许广平有着很深的爱情甜蜜。在巨大的幸福里他欢乐地象个孩子。可是智者毕竟是智者。他最终还是对他们的爱情表示了怀疑。所以他写了《伤逝》。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俭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鲁迅年谱〉的经过》，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他们相识于1923年10月，鲁迅正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 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先生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从《伤逝》中的子君身上我似乎能找到许广平当时决断的影子。 假如爱情有一天渐渐的远去了，假如激情不再，假如有一天没有了Money。假如有一天子君回到了家庭，再也没有了“我是我自己的”那种勇气。假如鲁迅的子君放下了笔，不再是一匹害马而变得乖乖得象只家养的小猫时，假如她失去了他欣赏的那种气质，他们和他们战斗得来的爱情，究竟要走到哪里？鲁迅是怀疑的。 对于爱情所带给人的感觉能否维系人长久的一生，鲁迅是怀疑的。这怀疑是有价值的。 后来那个害马终于成了他的伴侣。为他洗衣做饭带孩子，也渐渐放下了战斗的笔。于是他们在思想上已经远去。她只是他的一个伴侣。在他身后她写的回忆录里，她只是记录了他的生活琐细。而他的思想，与她的思想，早已经令人痛心地发现，离得有如此距离。 鲁迅先生晚年常常对着木刻的风中女子沉思良久这原因没有人说得清楚。萧红是困惑的，许广平说不清。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谜底。这是一个永远的耐人寻味的谜。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鲁迅先生又开始了他的孤独。他永远是孤独的，不管是在爱情里，还是在思想里。我认为，《伤逝》中的涓生是一个在面对困难时缺乏勇气的人，性格上有严重的缺陷，比较脆弱，承受能力差。子君自从与涓生同居在一起，不再读书、学习，积极向上，只囿于个人的小家庭的幸福之中，没能够真正独立。做为一名年轻的知识女性，人格和精神要保持独立、情感要有所依托，在生活中不仅仅只有爱情，还有和爱情一样重要的工作和事业，这也是子君和涓生感情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之客观环境的改变，人也最易善变。涓生和子君爱情的失败，再一次宣告了个人反抗的无力，以及女子人格的独立须有经济制度的改革，倘若子君能够有自己的工作和经济来源，他们的爱情也许能够维系下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爱情也罢、婚姻也罢，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它绝不应是最重要的。 他们的爱情是失败的，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他们缺乏与社会、困难斗争的韧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爱情失败。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应是第一位的，但精神、感情同样重要。人若没有了感情和思维，那同动物又有何区别，生存的条件好，爱情、婚姻未见得长久，生存条件恶劣，同样有患难与共的真情。每个人都会有伤、病、死，一切人生的挫败、失意、沮丧、考验，只差一句话，只消多走一步，只需在坚持一次，得靠无形的推动，患难见真情。 爱情不应是在条件好的时候，爱的死去活来，一旦发生变化，立即动摇，我想那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经得住困难和时间的考验，那才是值得人尊重、值得人珍惜的爱情。一样的生活，相似的情节，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结局是千差万别，这就是人性的复杂，就如同一万个人看《红楼梦》，就会有一万种不同的眼光和见解。 现今的社会，人们在选择伴侣时，许多人都很现实，考虑对方的家庭条件、经济条件、工作单位，现实的背后，是人的生活、物质乃至利益的需求，婚姻不再是纯粹的情感结合，而类似一种经营业，掺杂了太多的杂质，大家仿佛都明白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我不能想象，如果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如此的现实，千古传颂的爱情可能将不复存在，这样的婚姻面临突来的生活变故之时，是否会应了一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呢？ “执子之手，与之偕老”，我相信每一个善良、真诚的人都渴望拥有一份这样的爱情和婚姻。就如同一首歌中唱到的：“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也许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得多。如有帮助，请给点个满意答案，谢谢！

原引文句：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氛为小人。哲氏后阐释： 我在高中时期陷入到对语言表达的巨大怀疑之中。我十分不理解，两个词若排列在一起，一个词之后就是这个词；两句话排布在一起，一句话之后就是这句话。语词语句的排布背后是不是有潜在规定性？是谁造成这种规定性的呢？如果说语句语词的排布排列是随机的，那么真的能实现表意的完美或者文学的完美吗？一个句段内部有没有一种和谐的结构？伟大的作家是不是都追求这种结构呢？——然而，这样极度理论性地技术性地去看文学表达真的有价值吗？……这些冲动式的疑问，在我每每接触文字时就会迅速向我袭来，成股地洪流一般地涌来，要么摧毁我的阅读，要么摧毁我的写作。下面我将对此三句话进行精细分析，以大致显示我是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的。 整体感知理解来看，这三句话无非是在交代张衡的创作方法与创作动机：通过对现实全息性地比喻，构建诗意空间，来充分传达郁郁不得志的感喟。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当试图对文本大意进行把握之时，文本内在深细的结构、秩序、规则、规律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仅凭“不加思索”之直觉感悟即可理解表述之。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语词语句的位置倒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语词与语句松散凝聚成的大意能否被顺利接受。你在表达时大可以随便一些，甚至充分发挥排布的随意性。在写作中，一旦你在透彻把握所表达的大意，完全可以极自由顺畅地写，你会在随机性凝聚的自由感与爆发的灵感中洞见文本的结构与规则，即使有时是模糊的。我把这种情况叫做“随机通神”！ 再细致一点地看，这三句话是并列结构，这个结构有什么意义吗？“美人”在前，“珍宝”为中，“水深雪氛”居后，这种“排布”是随意的吗？有没有内在寓意呢？三个比喻都很恰切吗？ 当然，就引文的作用而言，完全不必再深究下去，但为了对自己过往的生命有个小回顾、小总结，我就顽强分析下去了[呲牙]。然而 说“并列”真的准确吗？我认为，“并列”结构的提出恰恰是为了满足人的惰性与对复杂细致的畏惧，他们由此找到了逃避深思之路。这里的“并列”全然是暗中躁动中流水之表象。“仁义”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位置居中恰恰与它的“核心性”暗合！它的两边是“君子”与“小人”，这是两种对立的人，居两端的对称结构恰恰是对“对立性”的暗合！（对称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意识。）第三句字数比前两句多二，而“水”“雪”其多难以形容，象征“小人”势力强大，“水”“雪”皆具自然现实性，寓社会小人之多乃从古至今不变的现实！“美人”为姿容美颜之女子，以此比喻道德完善之君子，极恰，两者均为人，均“活”！珍宝为“人造罕物”，君子追求仁义理想，仁者稀，知者稀，同者稀！以物喻小人，有贬义，物多反为极大反讽！ 由此，我们当起对中华古典之敬畏心。[憨笑]无论原意是否如此，我的疑问以及对这些顽固疑问进行地尝试性分析，都有助于我提升我对于语言文字的理论感与哲学感，这才是我的真正目的，与此同时，那些疑问也被吸进这个目的中了。 总而言之，我对那些问题的解决原则主要有以下三点：一 框定阅读目的与标准 二 肯定随机原则 三 转化为追求理论感与哲学感。

NOfgnm ululyy;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 回答者： 88shi64 - 试用期 一级 11-25 18:22鲁迅1927年定居上海的时候，正式开始跟许广平同居的生活。鲁迅本有明媒正娶的太太朱安女士（在北京跟鲁迅的妈妈住在一起），鲁迅知道自己无法用法律的方式跟原配夫人分离，他很难给许广平一个庄严的名分。许广平是一位很旷达很超越的女性，在两人的通信中，许广平对鲁迅的难处很能理解，并且明确表示自己不在乎名分问题，只看重双方的感情和依恋。在这种背景下，两人才开始正式同居。 但是鲁迅总觉得无法为许广平找到一个合适的身份来面对舆论，于是内心压力一直很大。每当朋友来访，鲁迅总是让许广平不要下楼，尽量不跟朋友见面。万一避免不了见面，鲁迅就跟朋友交代说：“这是我的学生，来帮我搞校对的。” 1928年夏天，鲁迅和许广平一起游历杭州。那时候他们两人同居还不到一年，每天有忙不完的工作。这回一同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放松几天，享受一点欢娱和甜蜜，这实际上是他们的蜜月之旅。鲁迅特意要前期到达杭州的矛尘帮他预订宾馆时，一定要订一个三床位的房间。又要即将启程的许钦文推迟行期，在上海等着他一起来杭州。 鲁迅、许广平来到杭州以后，除了游玩，免不了还有一番应酬。鲁迅是浙江人，还在绍兴和杭州教过书，如今又是名满天下的作家，晚上自然有不少朋友来宾馆拜访。抵达杭州当天，矛尘夫妇到火车站迎接，晚上又到宾馆陪他们聊天。 夜深了，矛尘夫妇告辞，负责鞍前马后打点的学生许钦文也跟着他们起身离去。就在许钦文走到房门口的时候，鲁迅冲过来一把拦住许钦文，不让他离开，好像许钦文一走就坏了大事了。鲁迅说：“钦文，你日里有什么事情，尽管跑开去做；可是夜里，一定要回到这里来睡，每天夜里一定都要到这里来，一直到我们回到上海去！”鲁迅要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见鲁迅博物馆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131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果然就这样，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鲁迅和许广平分睡在两边的两张床上。在鲁迅、许广平游历杭州的每个日子里，学生许钦文每个晚上都这样陪自己的老师和老师的女朋友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许钦文理解，鲁迅的用意是避免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除此之外，恐怕也是为了缓解内心的紧张。鲁迅毕竟是小时候接受过完整的礼教训练的人，而且是享有巨大社会声誉的体面庄严人士，这份婚姻之外的感情生活在他心理上造成的压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可想像的。在他个人的精神世界，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以什么姿态面对社会舆论，他却长时间张皇失措。巨大的压力让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心理畸变，才演出这一幕让第三者蜜月陪睡的喜剧。 这实际上是那个特定时代造成的悲剧，至今想来还让人觉得辛酸。跟同时代其他人比较起来，鲁迅已经算是很勇敢的，因为他后来毕竟公开了自己的感情和现实选择。

民，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伟大精神所感动。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是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他的笔名。 你知道鲁迅先生还有哪些笔名吗？他的笔名有什么意义？为什么用得最多的笔名是“鲁迅”？ 鲁迅先生一生曾用过几十个笔名，而且每一个笔名都是有深刻含义的。1930年他用得最多的笔名是“隋洛文”“洛文”“乐人”“洛”等。这些笔名都表示了鲁迅先生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嘲讽和蔑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1930年2月，鲁迅先生和当时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加以迫害。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诬蔑鲁迅为“堕落文人”，并秘密发出通知要逮捕他。鲁迅先生毫不屈服，继续写文章抨击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他的文章像匕首、像投枪，刺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揭穿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为了对敌人的诬蔑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他把“堕落文人”几个字改写成以上几个笔名。由此可见鲁迅先生是不怕“碰壁”的。 三十年代，为了战斗的需要，鲁迅先生经常更换笔名，如“邓当世”“邓江”。浙江人读“邓”为“遁”。“遁”是逃走的意思，这暗喻避开当时反动政府的耳目进行战斗。鲁迅先生的最后一个笔名是1936年时用的“晓角”，“晓”是指拂晓的意思，“角”是号角的意思，“晓角”表示他愿作冲破黎明前黑暗的号角，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 那么，鲁迅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鲁迅”这一笔名的呢？那是在1918年5月，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诞生了。这是鲁迅先生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以日记的形式记叙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通过这个“狂人”的嘴，描绘了一个恐怖的人吃人的世界，深刻地揭露了在“仁义道德”薄纱掩饰下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吃人的旧制度，体现了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狂人日记》有力地鞭挞了吃人的封建制度和旧礼教，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后来，鲁迅先生向朋友解释用这个名字的原因。一是由于母亲姓鲁，二是由于周鲁是同姓之国，三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他认为，自己比较笨拙，无论做学问或者干事情，效率比不上天分较好的人。只有更加勤勉，才能在一定时间内收到和别人一样的效果。“鲁迅”这个笔名不仅充分表达了鲁迅先生对母亲、祖国的热爱，而且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自己时刻不忘奋力前行的严格要求。以后鲁迅先生在《自嘲》中把自己喻为“孺子牛”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我觉得传递给世人的爱情观就是我们面对爱情一定要勇敢，不要被世俗所阻碍，只要敢爱，那么就可以战胜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