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代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乡村振兴战略是今后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激活农村发展新活力的重大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闫坤代表说，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如何满足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显得更为迫切。只有进一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使农村的活力被真正激发起来。

重庆市农委主任路伟代表说，贯彻落实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全面准确把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产业兴旺是根本，生态宜居是基础，乡风文明是关键，治理有效是保障，生活富裕是目标。五个方面共同统一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这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都是经过理论和实践检验的，是能够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在以后的工作中要继续坚持好、落实好。”闫坤表示。

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会使农民享受更好的生活；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给农民和农业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为小农户长期存在提供了政策依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未来的乡村治理指明了新方向；提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会进一步推动农村工作的发展。

希望农业可以发展的更快。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少来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在一些地方调研发现，在各种政绩冲动的刺激下，形式化的乡村振兴悄然而起，产生了一些“样板化”现象，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是人为城镇化运动中的“农村社区”样板化;二是新农村建设中的“美丽乡村”样板化。

“运动式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大规模、运动式的“赶”农民集中居住，兴建大量“样板化”的农村社区，即把原来五六个，甚至八九个村的村民，集中集聚在靠近城镇的农村社区，而把原来农民的房屋拆掉，宅基地复垦整理为耕地，由此节约出大量“建设用地”，并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一土地交易机制，实现县、乡镇两级“土地财政”的大幅增长。这便是各地基层政府普遍开展的新型城镇化的“样板”，越是经济发达、越是土地需求强烈的地方，“样板化”的城镇化开展得越是猛烈。

乡村振兴中的“美丽乡村”建设，同样是一个现代化发展后的产物，需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联动互动”。这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自愿的“双向流动”的历史性过程。然而，现在一些基层政府，人为地“样板化”建设“美丽乡村示范村”：每个县、每个乡镇，都有几个“示范村”，每年投资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一般靠近城镇边上，或靠近交通要道，便于各级检查和参观学习。但是这些所谓的“美丽乡村”，不是人口自然集聚的结果，由于没有产业支撑，不能留住青壮年，“美丽乡村”中还是空空荡荡，只能看见一些老弱妇幼。这便是“美丽乡村”的“样板化”，愈往中西部乡村走，愈能看到“美丽乡村”的“空心化”。

乡村振兴中的“样板化”看上去好似一幅城乡快速发展的“繁荣景象”，但其愈演愈烈的态势违背客观发展规律，其中无数的“发展成本”是由整个社会承担的，蔓延到乡镇的“高房价”，就是其突出表现。乡村振兴必须要“以人为本”，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同时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样板化”的乡村振兴之路走不远。

乡村振兴法已启动立法相关程序

把行之有效的政策法定化，充分发挥保障推动作用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的有关工作，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和推动作用。日前从多位专家处获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牵头，乡村振兴法目前已经启动了立法相关程序，到2020年之前有望正式发布。

据了解，现阶段各有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乡村振兴制度框架的建立。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该规划不久后会全文印发。此外，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也正在研究制定中，目前初稿已经形成，今年也有望出台。而已经启动立法程序的乡村振兴法，正如中央一号文件所要求，重点将是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乡村振兴的投入以及农民的相关利益。

“乡村振兴的投入和组织动员等都需要通过立法来保护，否则很难确保地方的积极性。通过立法强化，可以更好地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的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落实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有分析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包罗万象，立法一定要和深化农村改革相结合，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立法需要及时修改和废止不适应的法律法规，推动乡村要素自由流动；另一方面，立法也需要提前排除改革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问题，例如耕地怎样能得到更好的保护等。

除了搭建制度框架外，乡村振兴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在加速推进。以实施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为例，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全新表示，到2020年之前，我国将创设一批政策制度和技术标准，构建一批因地制宜的综合技术模式，实施若干整县推进试点，打造30个乡村振兴科技示范县。还要围绕支撑引领乡村振兴实现质量发展、绿色发展、融合发展、创新发展，重点突破10项重大前沿颠覆性技术等。

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央分别提出了五大制度建设、五大体系建设和五大具体措施。其中制度建设中，有一项是目前正在改革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在具体措施中，也提出了要通过产业发展等，进一步把集体经济做强做大。值得一提的是，7月12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发文，同意吉林、江苏、山东等三个地区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此外还有河北省石家庄市等50个地市、天津市武清区等150个县(市、区)也同时成为了试点单位。据悉，整省试点到2020年10月底结束，整市和整县试点到2019年10月底结束。

而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我国也将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中央农办副主任韩俊表示，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架构、成员身份、权责关系等作出明确规定。随着农村集体资产总量不断增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市场竞争越来越频繁，对专门立法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也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几项立法工作中的其中一项。

据悉，去年开始实施的《民法总则》已经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列为特别法人，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地在推动地方立法方面也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人大都颁布了《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为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提供了有益参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起草、制定是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牵头。

韩俊表示，下一步，要推动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并尽快启动立法调研，深入研究集体成员确认，责任财产界定等重点难点问题，随后在调研基础上尽快启动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对组织登记制度、成员确认和管理制度，组织机构设置和运行制度、资产财务管理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监管制度等作出全面的规定。

实施即可。

消息来自央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