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婚姻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希望对你有帮助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参考文献：（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可选“同居关系的法律探讨”和“建立我国亲权制度的有关问题探讨”。前者虽然讨论的很多，但是一直没有定论，可是由于现在结婚成本越来越大，年轻情侣在结婚前同居的情况会越来越多，那对这方面的法律需求也会更加急迫，对这方面的法律进行完善势在必行，所以你找素材、谈对此的思考都比较容易；后一个在我国还属于相对较新的一个法律概念，你也可以找些国外的资料，整理一下写一篇论文。

这题目太简单，下面两个回答的都不到点上，题目意思是婚姻存续期间完成了作品，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你除非不发表，一旦发表，无论你何时发表的，这笔稿酬，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婚姻法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中国婚姻法文化考论2、婚姻契约观念的限度与嬗变3、秦汉家族法研究4、我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立法构建研究5、中美婚内侵权行为之比较法研究6、当代中国婚姻法与婚姻家庭研究7、中国维吾尔族婚姻习惯法研究8、建国初期山东省宣传贯彻婚姻法研究9、建国初期山西省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0、论我国离婚诉讼中房产分割的若干问题11、离婚诉讼中无房女性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12、《婚姻法解释（三）》中不动产登记效力研究13、《婚姻法解释（三）》中夫妻财产制度的研究14、民国时期婚姻法的文学省思15、土地革命时期婚姻立法问题研究16、从社会性别视野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夫妻财产的规定17、从伴侣法到婚姻法18、《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房屋确权问题之探讨19、建国初期河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20、建国初期重庆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950-1953）

摘 要我国新婚姻法确立的婚姻无效制度，是一个进步。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还不能使无过错方和弱势方的正当权益得以充分保护。我国立法和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异，这必然引起与其他国家法律冲突。因此，应对此进行思考。关键词：无效婚姻制度 自始无效婚 可撤销 思考一、 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建立我国在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中未明确规定有“无效婚”，但从中可推导出，未取得结婚证而同居的，属无效婚姻。得不到法律保护。此后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首次明确提出“无效婚”概念。其第24条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公民，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婚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此后，我国在2001年4月28日修正的《婚姻法》正式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有医学上认为不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第41条“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另外，2001年12月7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包含的34个条文中就有16个涉及婚姻无效。从后二者中可以看出我国婚姻法中比较系统地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它有利于法官在判决时有明确的规定可遵循，有利于当事人在较早阶段参照法条推知自己的诉讼结果，有利于调整婚姻秩序，通过判决不合法婚姻无效的方式来维护法律威严。这无疑是一个很大进步。此外，《婚姻法》第12条还规定了“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体现了对无过错方和弱势方的保护。这实际上是“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原则”的贯彻。但是，这一原则并没有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得到彻底地贯彻。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按照该无效婚姻制度的处理，则自始无效和被撤销婚姻成立之初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不是夫妻，双方无权依法继承对方的无遗嘱死亡财产；一方没有义务扶养一直与他共同生活并采信他们已婚的另一方。但在现实生活中，新婚姻法所归纳为无效婚姻的几种情况里面，存在着恶意当事方采取种种手段对善意当事方的欺诈、利用以及对责任的逃避等现象，在此情况下，新婚姻法规定的双方不存在任何婚姻关系这种制裁方式并不能真正达到对恶意方的制裁，反而帮助了恶意方逃脱婚姻责任，实际上让恶意方推脱应承担的责任，而善意方却无辜受害。同时，也不能很好地保护无过错方和弱势当事人的应有权利。二、 我国规定的无效婚姻的具体表现1、 事实婚姻新婚姻法第8条规定应补领结婚证，《解释》第5条进一步加以具体化“未按婚姻第8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士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1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照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依该《解释》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应告知补办结婚登记，补办后，则按有效婚姻处理；如未补办，按照解除合同关系处理，即视为从未存在过婚姻关系。《解释》第6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8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以配偶身份主张享有继承权的，按照本解释第5条原则处理。”而按第5条当法院告知其补办结婚证书时，按《婚姻法》第8条规定，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结婚登记机时关进行婚姻登记，但因一方当事人死亡，另一方当事人单独是无法进行登记的。《解释》第6条规定的情况实际上绕了个大圈子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从上可看出，在1994年2月1日以前不符合婚姻事实要件，2月1日后才符合实质要件但不符合形式要件的，在补办结婚登记的前提下，确认为有效婚姻。但一方面双方争议严重到需要法院解决，说明补办登记的可能性已是非常微小，另一方面，补办登记后就有了结婚证，不再是典型的事实婚姻了，因此，我国婚姻法基本上是不承认事实婚姻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未婚同居现象呈上升之势，而且范围广泛，既有受教育程度高的知识分子，又有程度较低的一般社会青年，通过这种社会现象形成的社会关系直接对个人身份、财产、子女亲属等都有影响，而新婚姻法却给这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留下空白。2、 近亲婚《婚姻法》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但是，并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然血亲和无血缘关系的拟制血明确加以区分。在养子女相互间、养子女与养父母之婚生子女间属于无血缘关系的拟制血亲，他们的婚姻是不存在的遗传障碍的。如果解除收养关系，那么也不存在伦理道德的障碍了，并不会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婚姻法》第7条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这一规定对婚姻关系确立以前的结婚行为做出禁止，如这种婚姻关系已经确立，那么可根据该法第10条中“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无效”为理由，申请法院判决婚姻自始无效。而《解释》第8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中可看出，如前所述的通过收养方式形成的具有拟制血亲关系的当事人间，如婚姻关系被当事人的近亲属以婚姻法第10条“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为理由，申请法院判决婚姻无效时，婚姻当事人双方通过解除收养关系等方式而使得双方间不再具有亲属关系，那么按照《解释》第8条，法院应判决其婚姻无效。同样，当事人可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其不违反婚姻法第7条关于禁止近亲结婚的规定可以结婚。而我国婚姻法中没有把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区别开来的情况下，那么按上述条文规定，自然血亲关系的亲属间是否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解除其亲属关系，而使得其可以结婚或其已结婚有效呢？3、不同意婚不同意婚包括欺婚、虚假婚、胁迫婚、不适龄婚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口流动越来越大，在双方准结婚后，因为双方户口所在地相隔太远，所以实际情况往往是甲方从自己户口所在地办理结婚证。如果甲制造了一个假的材料，到乙方户口所在地办理结婚证。而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甲结了婚，而后甲却以其材料是假的，双方无合意为由主张婚姻无效，这属欺婚，现在很多工作单位都在分房等方面给予已婚者和未婚者不同待遇，有不少人就假借合谋结婚的形式得以享受分房待遇，这是虚假婚。还有进行人身荣誉、财产危胁以达到结婚目的，这是胁迫婚。除虚假婚、不适龄婚外，其他几种至少一方当事人无过错的，往往是被侵权的结果，比如胁迫婚，欺婚等。他们往往是女方、被迫尽配偶的义务。如果把这些全部做自始无效处理，不保护无过错才应享受的配偶权利和向恶意方追偿权利的话，则无法体现法律实质意义。《婚姻法》第10条规定了“未到婚龄的，婚姻无效。”《解释》第8条规定“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很明显，未到婚龄结婚的当事人或其近亲属申请法院宣告婚姻无效之时，如双方当事人已满婚龄，则其婚姻有效，法院不得宣告自始无效。反过来，如“申请时”有一方未到婚龄，则法院应宣告婚姻自始无效，即使女方怀孕甚至已有子女并共同生活多年。而实际上不适龄婚姻中，如女方已怀孕，则各方的申请宣告无效权归于消灭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孩子的出现使得各方不可能再恢复原状，视作婚姻从未存在过，这一点应仔细重新考虑，宜把已至婚龄和怀孕一起作为消灭宣告无效的诱因更为妥当。4、疾病婚《婚姻法》规定：“婚前患有医学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无效。这主要是一些治疗难度较大且会遗传的疾病。把这种情况作为禁止结婚的条件， 其目的是为下一代及其配偶生命健康权考虑，让配偶摆脱困境。但这只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考虑，而没有考虑到主观善意和恶意的因素，比如甲和乙之间有着极其浓厚的感情，在准备结婚前甲被发现有某种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然而，为了有利于甲的治疗并让其度过幸福的后半生，乙自愿与甲结婚，并担起照顾甲的责任，并自愿不要孩子。这对甲来说，无论从心里上还是从生理上的病情治疗来说，都是极其有益的。而且对于乙，可以从对爱人的照顾与生活中得到幸福。反之，乙可能后半生生活中感到悔恨和遗憾。这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会损害到任何第三人利益。还比如，甲故意隐瞒其犯罪事实，在和乙生活了多年后死去。而根据《解释》第7条规定，有权申请婚姻无效的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后者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申请理由”的，因此，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如果甲的亲属以“疾病婚”为由要求法院裁定婚姻不符合法定要件而自始无效。那么乙在付出了大量心血，财物而甲死亡后，乙却不能以配偶的身份继承甲的遗产，不能以配偶的身份向第三者追偿对甲的的侵权。上述情况下，如果未死亡，而乙因照顾甲而身心疲惫，反需要甲照顾时，甲却可以弃之不顾，不给乙治病。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甲没有法定义务照顾乙。这无论从俗理道德法理的实质正义还是以民法的保护私权的精神来看，都是不公平非正义的。如果把这个案例不做自始无效处理的话，则在婚姻被法院撤销之前，甲和乙之间的关系按夫妻的权利、义务处理，甲和乙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乙可以配偶的身份继承甲的遗产。但是，这么一来，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人就和普通人结婚的后果是相同了，如果甲有后代的话，则他们的后代可能会给社会带来负担和危害，故简单地同意这类结婚不可行。故未偿不可以在当事人自愿同意生孩子的前提下允许结婚，并制定一系列的针对违反此前提的惩罚措施。应该认为，在承认现实基础上，把婚姻撤销前这段当事人间的关系视为通常婚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便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当事人权利，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实现对实质正义的法律精神追求，而且是体现公平与正义的。5、重婚重婚一般被认为是严重违背伦理道德、社会公益的。比如甲与乙结婚后，甲又与丙结婚。丙会被认为第三者插足，与甲的婚姻会判决无效，其权益得不到婚姻法保护，甲丙甚至会受到刑法的惩罚，尤其是当甲属于现役军人的妻子时情况更是如此。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256条“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结婚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但是，如果甲采取种种方法欺丙，隐瞒其与乙已婚的事，而丙又处于一个智力正常情况下无法知道或不可能知道甲乙已婚的事实，并深信自己与甲的婚姻是合法婚姻状态中，则简单地判决自始无效，致使丙与其子女处于生活困境中，无法从甲得到和丙作为配偶已尽义务相称的补偿，显然对甲不公平。这样的法条实际上充当了保护侵权者的角色。在丙知道自己与甲婚姻属重婚以前，单方合法的权利、义务在已受损害情况下，不能一概制裁，而不加以保护其应有的向对方追偿的权利，如前所述，《婚姻法》不承认事实婚姻，因而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就不算重婚了，这是典型的以表现形式规避重婚之名而行重婚之事。在此，我们要反思一下申请婚姻无效的主体问题。《解释》第7、10条规定了申请主体的范围除胁迫婚外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胁迫婚中已知前述，申请主体除受胁迫当事人外，应扩大到受胁迫方的近亲属。第7条把“利害关系人”限定为某一方或双方的近亲属，这个范围过于狭窄。因为现实中可能存在着明显利用婚姻恶意进行逃避债务的情形。比如甲欠乙大量债务，但甲不愿偿还，于是甲未到婚龄或与其有禁婚亲属关系的丙通过某种方式拿到结婚证。但并不从事实质的婚姻生活中，以到将采取适当时机再以未到婚龄，禁婚亲属关系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因《解释》仅规定婚姻当事人及其某一方或双方近亲属有权申请法院宣告婚姻无效，故乙无权提出申请。于是丙可以在暗处处理子女自己的财产后，和甲协商留下证明双方同意把各自财产当作婚姻财产的书面证据，通过这种方式，乙因婚姻关系取得甲一半财产，而甲偿债时却仅仅以甲在婚姻财产中的份额为限，这样大大减少了甲的偿债能力，因而损害了乙方的债权。所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当事方明显地有着利用婚姻形式恶意逃避义务之目的，对有权申请婚姻无效的“利害当事人”应当扩大解释。三、 无效婚姻制度的理论思考在民法中，不合法的民事行为分为无效和可变更、可撤销。无效的法律后果自始无效、恢复原状；撤销事由包括欺诈、胁迫、乘人可危、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撤销权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是请求撤销还是变更，由撤销权人自由选择。而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身份事实及子女切身利益，不可能恢复原状。所以《婚姻法》把无效婚姻的几种情况都纳入到自始无效范畴的做法不能很好地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正和人文关怀。应该只把严重违反社会公益的几种情况归入自始无效婚。而把其他的归为可撤销，不具追溯力，即把当时双方在婚姻撤销宣告生效前的关系作为普通婚姻中夫妻间的关系处理。婚姻法是私法、是民法的必要组成部分、私法是以规范私人之间基本生活关系，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为目的法律，是有利法、是平等之法。因而婚姻法应以保护私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确立亲属权应有位置，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制裁，而在于解决纠纷、分清责任保护无过错方、弱势方利益，调整社会秩序。而且，规定的的制裁也应为保护无过错方、弱势方的权益而制裁。正如陵孟德斯鸠认为“写这本书的目的就要证明这句话，适中宽和精神是立法者的精神……。”①以想象的某种至善境域为借口，而对一件不是坏事加以禁止，这很有必要。②所以，立法者应保护和制裁并重，制裁应服务于保护。③体现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应尽量减少自始无效婚姻种类范围，而在可撤销婚中。也应以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精神为目标，强调对善意的已尽配偶义务的无过错方、弱势方作为配偶应享有的权利以及向恶意方追偿权利的保护，这将使得可撤销的结果渐渐趋同于离婚的结果，英国学者甚至作出了无效婚姻制度已日益消亡的判决。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