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学研究论文

如何看待国学热 目前文化界一般所说的“国学热”，就其现象来说，其实是传统文化热。 当代的国学热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 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传统文化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遇到的一切问题1“国学”作为汉字词汇,在历史上最早是指周代在国都建立的国家官学。18世纪日本出现“国学”学派,以“国学”指日本自己的古学,以与来自中国的学术相区别;这种把“国”作为“本国”意义的用法,在近代日本发展出“国粹”派,主张保存本国文化,反对欧化主义。受此影响,20世纪初,我国学者提出“国学”的概念,总体上是作为“西学”的对照概念来使用的,其中的“国”是指“本国”,“学”是指学术文化。中国人所使用的“国学”当然是指区别于外来文化的、中国本有的学术文化,这是近代国学概念产生的最初意义。在此后的文化论述中,渐渐形成了三种国学的用法:第一种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即西方文化在近代输入以前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所创造的学术体系,所谓学术文化意指学术形态的文化,而不包括非学术形态的文化，如民俗等。第二种是用来泛指中国传统文化,其范围大于学术文化,一切传统文化形式都包括在内。第三种则是指近代以来我国学者采用古今结合的方法对传统学术与传统文化所作的研究体系,即国学研究。明了国学概念的三种意义,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文化界一般所说的“国学热”,就其现象来说,其实是传统文化热,其国学概念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的。2在经历了20世纪大半时间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20世纪90年代中期迎来了第一波“国学热”。不过当时的所谓国学热,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上,都还只是中国文化“一阳来复”的初始。进入新世纪以来,全方位的国学热四面兴起并持续升温,其中媒体的参与固然起了很大作用,而来自民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新世纪国学热兴起和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90年代以来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及其所引致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处在现代化工程初期时,多采取启蒙式的文化动员,批判传统,引进西方文化;而在现代化受挫期,更容易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反映了追求现代化而不得成功的集体焦虑。当现代化进程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发展取得成功之后,国民的文化自信便会逐渐恢复,文化认同也随之增强。这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史上是常见的。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与传统文化不同程度地隔绝了多年之后的人们,在文化信心得以恢复的同时,便急切地想要了解自己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促成了对国学资源的全面需求。从这一点来说,国学热的出现是中国现代化成功发展的文化表象,是有其必然性的。3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连续不断、有古有今的文明,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华民族百余年来曾遭受了沉重的屈辱和曲折,因此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恢复对于民族生命的畅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学热使我们意识到,不能孤立地看待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过程,而必须从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及其近代曲折的历史来认识,必须把它和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与生命过程联系起来,把它视为中华民族奋斗史的新篇和中华文明史的新开展,看成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历程的一部分,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理解它的成就。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发展成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创造,归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当代的国学热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有其重要意义的。4这也涉及到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根源之所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滋养、壮大起来的,因此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态及其内涵是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形成的主要土壤和环境。民族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但其表现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有时彰显而发扬,有时黯然而平淡。应当说,人们越有文化的自觉,民族精神就越能充满而完整地得到发扬。国学热表明,与中国在世界崛起相伴随,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在经历从自在转变到自觉的过程,这正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关键时期。国学热所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的开始。文化自觉就是认识自己文化的发生、成长、发展的历史,认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存在价值及其普遍意义,把个人连接、融入到这一历史文化长河中建立文化认同。对于中国文化这一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而言,文化自觉是促进文化复兴的重要条件,文化自信促进了文化自觉,增强了民族生气。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考查西学东渐的历史可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早在唐朝就已经在中国传播。但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实质性的接触则始于明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外国传教士和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文化融汇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鸦片战争后，西学再次大规模地“东渐”。

中国近代历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这段历史。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间是殖民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内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从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可以感受到一股“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认真总结这段历史，对于在中外交流中认识和把握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世界历史发展到近代，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表现为：中学仍植基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西学已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中学仍处于农耕文明阶段，西学已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阶段；中学仍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西学已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中学的承继仍以传统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为中间，西学的传播则以新式学校教育为桥梁。因此，这时“西学东渐”的客观态势已经形成。 1840年，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东方的侵略，西学开始向长期与世隔绝的古老中国发起了冲击，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以鸦片战争为始点正式拉开帷幕。这段历史的进程：先是一部分开明管理和士大夫抱着救亡图存、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时“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影响主要限于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领域，其层次仅在文化的表层——物质层面。接着，民主主义维新派和革命派便先后登上近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主张通过在中国实现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此时，西学的引进已深入到文化的中层——制度层面。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受到大力宣传，这是文化的深层——思想层面，其规模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国人选择马列主义，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苦实践决定的，也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教育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近代除了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思潮往往起着发轫起端的作用，或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思潮，而推动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洋务运动推进“西学东渐”，使对封建教育的改革由议论走向实行，开始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留学教育，最终在洋务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建立起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伴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前呼后应，一昭一彰，成为变法和革命的开路先锋。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新文化思潮，也是一场新教育思潮。它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宣传民主和科学的理论，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教育、旧思想、旧礼教，对青年进行启蒙教育；之后，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实验主义教育思潮等纷争出现，使文化教育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二、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 中国近代史若以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粗略地勾画其历史轨迹，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发动侵略与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侵略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西学在中国落户，是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侵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伴随着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争取民族生存，维护国家主权，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促进中国近代化所做的努力探索密不可分。二者犬牙交错，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中国方面来看，主要是认识和制度上的原因。 在认识上，明清以后，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历史悠久和文化传统的优越感，使得国人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形成“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已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变局则产生了少数如林则徐、魏源和姚莹这样的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1844年，魏源刊行《海国、图志》，尽管他所论述的世界局势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功利主义与华夏中心色彩却表现得很浓厚。1849年，徐继畲又刊行《瀛环志略》，他以更诚恳、更客观的态度介绍西方各国。遗憾的是，《瀛环志略》没有《海国图志》影响那么大，这或许能够说明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接受心理：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人依旧是“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尊夷攘夷”、“师夷制夷”。 如“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就是他们对中西文化各自地位、作用的认识。 在制度上，女真贵族入关后，承袭明制，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封建王朝。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来看，清代即使是“康乾盛世”，也是一个发展方向的错误，因为它不仅没有跟上世界工业革命的时代步伐，而且是背道而行。所以，清王朝建立的封建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保守的制度。这个制度本身就缺乏对外交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再加上近代以后清王朝的几任皇帝平庸无能，慈禧太后垂帘听政30余年，清王朝——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始终是在被动中学习西方、接受西学的这也进一步说明，清王朝及其统治下的清末封建专制制度对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一直起着阻碍的作用。 通过对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一般特征：一是文化创造，占取先机，有优先之势；二是文化继承，渊源不断，有承传之势；三是文化引进，兼容并包，有积蓄之势；四是文化吸收，优化组合，有综合之势；五是文化碰撞，相得益彰，有重构之势；六是文化交流，选择时机，有效率之势。这些特征不仅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历史中也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所以也可称之为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规律。 三、“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近代西学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总体上是一种全新的“较高势能的文化”。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技术方面的影响。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下，初步开始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也出版一些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著作。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理论为指导，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与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及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建学校，掀起了一股学西方办洋务的热潮；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影响。就政治制度而言，在近代“西学东渐”进程中，大体有三种制度引入中国：第一种是维新运动中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第二种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第三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新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等陆续传入中国，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历史中的制度文化。 第三是思想教育方面的影响。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至少有三次大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时期，掀起洋务思潮，从而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第二次是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西方民主主义制度和民权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教育界出现了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如何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正因为有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才会有文化教育界的活跃局面，“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构成社会变革的一条主线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教育思潮，从静态看是相互独立的，从动态看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以及社会变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今天我们向西方学习,这种倾向一定要克服,一定要用战略的眼光审视异质文化,既要注意一些具体、实用的东西,更要重视有深度、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习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