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原因分析论文

一中国为什么会崛起，崛起后应何去何从（标准答案）想知今天中国为何崛起，需要懂得其昨天的由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问道：“中国古代文明领先于世，工业革命却在西方爆发，致使西方在近代后来居上，这是为什么?” 以上便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难题迄今无解，致使中国崛起亦为不解之谜。因为不了解过去就不懂得现在，更无从预知未来。只有把握了过去来龙，才好顺藤摸瓜找到去脉。第一步找到藤，可上哪儿找呢？好在有一位向导，便是《大命共慧》。下面，来看书本作何解释: 东西方写人字，这一个是“人”另一个为“MEN”。前者象形，后者拼音。象形字靠意念抉择，拼音要由声音合成。精神意念，东方文字务虚产生；物质音响，西方文字务实而成。其实，东西方务虚务实差异何止于文字创造。如健康作为，东方有中医“以实务虚”和气功的“以虚务虚”，西方有西医“以实务实”和心理疗法的“以虚务实”。这里，所处的方位不同观点有别，观点有别方法就不一样。不同世界观有不同的方法论，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作为，作为不同令东西方发展在历史上交替领先。各领风骚几千年或几百年。究其原因，在于东西方有天然之别。东方人看太阳升起，产生精神宏观对物质微观的统一抽象意识，这便擅长落实整体行事规范。与之相对应，东方人较易于受集权管束。于是，奴隶封建时期，生产水平低使得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密集型劳动行为。东方行为观崇尚统一，便更是集权用武之地。挟天时地利，中国必然走在其时代发展前列。相反，西方人看日落，产生物质微观对精神宏观的局部具象认识。具体印象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崇尚客观标准，西方人擅长走民主化道路。于是，到了封建末期，随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密集型劳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呈递减趋势，而技术型劳动所起作用则不断增强。发明创造日显威力，创造需要劳动热情，而民主可保障劳动权益。由此以来，资本主义在西方呈萌芽状态。伴随萌芽生长，技术创新能给创造者带来更大利益，这便催生了工业革命。挟工业革命成果，西方人后来居上。历史上，当社会矛盾适宜由集权解套见东方先进西方落后，当社会矛盾适宜以民主解套则西方先进东方落后。两边均有不足，致风水轮流转。到此，李约瑟难题已回答完了。可是，想必有人会问，那接下来的情形会怎样呢？没错，解题让你认识昨天，目的是为了对今天和明天的顺藤摸瓜。摸着摸着，不难看到，东西方你上我下非零和游戏，俨然彼此踩着肩膀使人类社会不断攀高。走的尽是新路，留下了极权专制和民主自由双面基础。在此基础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今天，互联网使人类交往更加密切。东西方靠近了，地球就变小了。于是，全球化风起云涌。全球化使得东西合璧，这谁先兼备双方优势，谁就能把握行为先机。纵观全球，中国当仁不让。为什么？中国原本属于集权国家，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现代化的改革开放又让人见识了西方民主的威力。身怀集权之功，再添民主之能。治国理政双管齐下，中国可谓得天独厚。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其中，民主激发劳动热情，集中力量可办大事。挟优越性，资本主义没有的我有，我有的资本主义没有。这由一场发生在2019年底并延续至今的人和瘟疫大战可见一斑。相比之下，中国人口最多又最早逢瘟疫却用时最短扑灭了疫情。过程中，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令制度优势显露无疑。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崛起势不可挡，资本主义望其项背。以上，不光回答了李约瑟难题，还提示了中国缘何崛起。此时此刻，有人又要问：“今日中国强了，明天何去何从？”首先，中国有和文化，渗透而不侵略，国家具有和平秉性。想当初，郑和率两万人七下西洋，据说还是军队编制，沿途只做贸易和结交朋友，未见形成占领他国事实。相反，西方哥伦布带一小队人去了美洲，这回来再去便开始了殖民历程。这里，文化不同观念有别，观念有别方法不一。其次，除了文化要素，还有物质条件。在生产不足年代，人为相争是社会主要矛盾，相争造成的资源浪费更将导致人与自然相冲突。可现在，生产水平提高了，产品可多多有余。有余不必相争，人类走和平路线可节约对抗成本。不为对抗，人类带给自然的压力便大大减轻。事实上，对抗型经济耗费的资源数倍于和平经济的耗量。当天空没有战机，海上没了军舰，陆上不见坦克，清洁能源层出不穷，人与自然岂不和睦相处！所以，中国走和平发展路线，这是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在新的里程中，生产水平提高使物质极大丰富，这为以强扶弱创造了条件。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繁荣富强，强食弱肉在所难免。社会主义以强扶弱，社会呈现繁荣富好。弱肉强食，人和人相争变资源竞争，致使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以强扶弱，人和人相助令资源共享，进而人与自然和睦相处。总之，中国崛起是历史的必然。当然，这也是世界的福音。参考资料:《大命共慧》李南著

这一篇是自己刚写的！陈健庭写！希望能帮到你啦！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摘要：中国和平崛起表现在，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创造良好的经济机制和环境，调整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对外，则是国门敞开，大胆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勇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充实自己。最终以和平发展的经济及外交模式，一步一步的把中国推向世界的舞台！一、中国经济的崛起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1952年，中国GDP只有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改革开放后迅猛扩张，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在1979年～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以1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飞速发展，成为世界所关注的焦点。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稳步的高速增长，从2003年～2007年，更是连续5年达到或超过10％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得到显著提高。更直观地讲，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为，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620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07亿美元，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贸易大国。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投资的热土。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吸收外资达7893亿美元。2002年，中国引资总额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成为投资人在亚洲的避风港。难怪在全世界最大的500百家公司和100家顶尖的信息技术公司中，超过80%都在中国开展业务。同期，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保持了较快增长，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到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亿美元，200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彰显了中国具有影响世界的经济实力。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此高速着实让世人震惊，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日本，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最大奇迹。二 分析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1.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大量的储蓄和富有成效的投资是高速可持续性增长的关键。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投资拉动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重要的增长推动因素，需要改变的是投资的效率，而不是否认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对比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投资增长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自1990年至2006年一直维持了较高的投资，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5%起步，最高达到48%。 据统计，高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贡献每年平均达个百分点。2. 强大而雄厚的人力资本。目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2021万人，比1978年增加1935万人。1978-2008年累计毕业普通本专科毕业生3521万人，研究生210万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仍会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继续存在并得到质的提升。3. 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所带来的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仅仅依靠资本的投资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源于知识增长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中国所拥有低廉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是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而市场机制以及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入又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4. 对经济发展支撑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上个世纪90年代后，经过前期工业化的积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并逐步由制约发展的瓶颈转变为促进发展的推进器。比如，到2008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第二大高速公路国，电话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互联网上网人数居世界第二位，等等，大大优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度、广度和潜力。5.续连贯的经济政策。改革开放的主题，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沿海扩展到内陆，从经济领域逐步延伸到其他领域，其间出现过挫折或失误，但旨在提高生产力和市场效率的政策坚定而深刻，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各自推动的国家政策，从战略角度来看，不但前后一致，而且是继承关系上的不断推进和完善。特别是前30年的政策震荡，尤其凸显了后30年政策连贯持续的重要和可贵。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世界上主要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有业务往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三 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影响1.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减少了其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和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这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恢复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过去近30年来，正是由于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发展，致使保证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失去经济的活力，延续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势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3%，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拉动力量。同样，东亚各经济体也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分享到了实际利益。日本之所以能摆脱长达12年的经济衰退，与扩大对华出口和投资不无关系；2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镇静剂。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中国经济也会对世界经济发挥积极作用。在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就已经显示出对世界经济的隐定作用。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发展的成果几乎在一夜间丧失了大半，经济恐慌笼罩在大家的心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经济挺不住，人民币随着其他国家的货币一同贬值，那么，金融危机的后果就会大大加深，势必对亚洲经济，以至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良好态势，始终支撑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亚洲经济的尽快复苏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近几年，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给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活力。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增加了大量价廉物美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使许多国家的人民享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实惠。另外，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世界投资提供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向中国投资而获利，世界经济也可以因此而受益。四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改革中国必须深化政府管理与企业产权的改革，建立统一市场、企业治理结构、健康的金融体系、政府良治、合理再分配与民主机制以及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持政治稳定，鼓励科技开发和创新。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和发展趋势，成为亚洲的“北美”，而不是亚洲的“拉美”，保持中国经济地位。总之，中国经济的崛起离不开东亚以及世界经济的竞争行列，改革开放、强大的人才市场、高投资等加速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做贡献。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此议论纷纷。在此，我就“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这个总命题，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我的一些思考：————怎样看中国的发展，————怎样看中国的崛起道路，————怎样看中国崛起与中欧关系。（一）第一个方面，怎样看中国的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5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进步和发展。但是，中国远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面临一系列大规模发展难题的发展中国家。什么叫“大规模发展难题”呢？这可以用两道最简单的数学题来说明。一道乘法题，一道除法题。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的、甚至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我这里指的是中国的人口），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而除法题是：无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当然，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实践证明，中国活跃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愈益充分地调动起来，那么中国人的劳动力、创新力、购买力，中国的凝聚力和增长动力，以及由此而给世界带来的增长动力，又是联系于13亿的另一道数学题。总之，中国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使我们的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从领导层到全体人民，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单单这件事，就够我们从现在算起的两到三代中国人，很忙很忙的了！（二）第二个方面，怎样看中国的崛起道路。这里根本之点是在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5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战略道路。这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和平崛起新道路。关于这条道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这本身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战略抉择。这个抉择，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当时，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中国领导人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把全部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面临又一次历史性战略抉择。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同反全球化两股潮流的对抗，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领导人果断地确定了进一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又“趋利避害”的战略方针，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新的水平。关于这条道路，其次我要强调一点：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像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起来，不应当也不可能设想依赖任何别的国家，而必须也只能把事情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就是说，更加充分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并以此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来解决我们的“超大规模发展难题”，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关于这条道路，我还要强调一点：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和平地崛起。就是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围绕这条道路，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最后，我还要强调指出：义无返顾地坚持和发展这条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就是21世纪中国人的使命。（三）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于欧洲意味着什么？这是我要谈的第三个方面。我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欧洲以及中欧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这样说主要有三点依据：首先在发展的问题上，欧洲和中国一样，都处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欧洲和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付出过沉重的血的代价，因而更加深知和平的珍贵。欧洲正在走向联合和统一，欧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雄厚的国家联合体。中国希望，和平崛起的统一的新欧洲，特别是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在国际战略观上，欧洲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点。欧洲与中国都希望营造一个和平发展、互信互利、造福人类的国际环境。我们都赞成多边主义，主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要求维护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法治的精神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成分，以长远的眼光推进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其三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利于中欧之间的互利合作。我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欧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这些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欧盟国家对华投资也不断扩大，中欧贸易发展迅速，中欧经济的互补性与合作的潜力已成为双边关系最重要的纽带和基石。中欧之间发展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无论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认为，在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不仅不会发生冲突，而且将交相辉映，共同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有了经济动力。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非也。“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我觉得是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