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依法纳税的论文题目

税收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范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税收，是支撑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支柱。按时交税，是每个公民必不可少的义务。纳税光荣，逃税可耻。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税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成为文教、卫生、国防、科技领域资金的重要来源。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共和国前进的基石，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障。尽管税收如此重要，可还是有些人要逃税，死活不肯交。这是对祖国不负责任的表现！祖国养育了你，而你却不肯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这种人，是被大家所唾弃的。“税收促进发展，发展改善民生。”纳税光荣，逃税可耻，有了税收的支持，社会才会稳定进步，而发展又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好，民生又是税收的来源。你瞧！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依法纳税，何乐不为？

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征。税收三性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税收方面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电子商务税收问题

一、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税收流失情况分析

电子商务中主要包括B2B、B2C、C2C等多种模式，其中B2B和B2C已基本实现税款的征收，而C2C模式下税款的征收仍是一个真空领域。C2C模式是电子商务领域的中流砥柱，其为consumer to consumer的缩写，即消费者对消费者的交易模式，众所周知的淘宝网就是基于这一模式进行网络销售。在当今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基于大数据的统计理念，电子商务中的C2C模式对我国的GDP总量和CPI指数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美国，民众在感恩节后开始全民疯狂采购，故此感恩节后的第一天又被称之为“黑色星期五”，而如今，由淘宝网所开创的“双11”风头更甚。从表可以看出，自2009年首次发起“双11”购物狂欢节以来，“双11”的销售额在六年间呈几何倍增长，更在2014年创全球历史新高。

而在受益人群热舞狂欢之际，我们必须冷静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在海量交易的背景下，在高额利益的掩盖下，我们究竟在“双11”中损失多少?历年“双11”的销售额合计为亿元，淘宝网上的交易类型较广，但大多都是有形的商品，按规定应当缴纳增值税。在传统商务模式的增值税征收制度下，不考虑起征点及各项优惠政策，按一般纳税人平均5%的税负率进行分析，“双11”这6天共流失税款亿元(×5%);若按小规模纳税人3%的税负进行计算，共流失税款亿元(×3%)。而这仅仅只是“双11”这6天的数据而已!纳税人的巨大收益和税务机关的微量税收形成了天壤之别，电子商务中C2C模式的税制完善势在必行。

二、电子商务C2C模式征税的必要性

1.我国税收基本原则角度

税收的基本原则包括法定、公平和效率三原则。首先，从法定原则来看，目前由于C2C模式下纳税人信息不公开、税收管辖权难以确定，且我国税法中并没有电子商务征税的具体规定，税务机关对电子商务个人店主的征税之路困难重重。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税法中也没有任何针对电子商务的优惠政策，这就表明，法律中已经规定了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电子商务应当如传统商务一样，对个人涉及到的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按照规定缴纳相关税款。

其次，公平原则禁止政府对纳税人给予优待或苛待的不公正待遇。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一个社会现象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推广，消费者更倾向于网络购物，且网店的经营成本远远低于实体店，网店的市场竞争力已远超实体店。即便网店销售的物品质量参差不齐，仍然可以获得巨额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劣币驱逐良币”这一不公正现象出现的概率极大。

最后，效率原则要求税法在制定的过程中考虑市场在竞争中的积极作用，避免税收造成干预。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是鼓励创新创业，鼓励互联网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政府可利用税收政策对竞争进行合理引导、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但绝不能扭曲市场本身的有序、公平竞争。

2.各国征缴税款经验角度

从世界各国对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缴经验来看，主要分为了两个派别，两派的征缴观念截然不同。美国派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商贸方式，应当给予鼓励，刺激该行业的发展，故而主张对电子商务采取免税政策;而欧盟派认为，电子商务尽管交易模式有别于传统商务，但从本质上来说其仍属于商品交易的范畴，故而应当与传统商务一样，对其征收相应的税收。

笔者认为，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应采纳欧盟派的观点，其一可以取得更多税收用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其二更有利于体现我国法律的公平、公正。

三、完善电子商务税制的举措

1.提升信息化水平，实现信息共享

由于C2C模式下的电子商务纳税人具有较高的隐匿性，致使税务机关开展征缴工作的难度较大。以淘宝网为例，尽管淘宝网开店需要实名制，但是其中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个人网店转手的现象较多，身份认证的店主也许并非实际经营店主;二是即便店主进行了身份认证，但税务机关仍难以掌控到相关信息。

为此，我们应当尽快实现信息共享，这就要求税务机关、通信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和网络交易平台等构建一个多方信息共享平台，对相关的注册和征缴信息进行共享，以便进行后续的奖惩措施。

2.改变监管主体，由第三方平台对纳税人实行代扣代缴

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和支付平台，且相对于税务机关而言，第三方平台对纳税人的各方面情况更为熟悉，无论是纳税人的基本认证信息、主要收款账户还是其日常交易记录等，都在其把握之下。因此，采取税务机关监管第三方平台、第三方平台对纳税人实行代扣代缴的方式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征缴难的问题。

3.加大税收宣传力度，培养全社会的依法纳税意识

大多数的社会公民心中并无税收的概念，不了解税收甚至抵触税收，这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电子商务税制的完善，因而税务机关应在社会范围内加大宣传力度，让百姓知税、懂税、愿意交税，这才是解决征税难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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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建立中国税收信用体系的必要性 摘要：中国税收信用缺失是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税收信用体系的建立有利于优化经济环境，提高税收管理水平，保护守法纳税人的权益。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当前税收诚信立法缺位与不足，权利义务观念错位，税收执法诚信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税收信用的建设和发展。据此，应从立法、执法等各环节加强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促进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关键词：税收；信用体系；纳税人税收信用是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信用的缺失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也打乱了税收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在新的形势下，人们呼吁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共建一个和谐、有序的税收信用体系。虽然中国的税收信用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构建科学的税收信用体系，这是中国税制健全及税收法制化的需要，是中国发展诚信经济、提高民族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当务之急。一、中国税收信用现状分析近几年，税务部门普遍开展了改进和优化纳税服务活动，大力推行一站式服务、民主评税、税务公开、执法责任制等，大大提升了税务队伍的信用形象。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目前整个税收领域信用缺失依然较为严重，可以说，不论是征税人、纳税人，还是用税人，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诚信。而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而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税收诚信立法缺位或不足虽然中国税收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不够完备，在一定程度上仍滞后于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实际。主要问题有：一是缺少专门有关诚信方面的法律，造成对守信者保护不够，对失信者惩处不力，也使得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规范性受到很大制约；二是税收立法时对有关信用方面的规定明显缺位，在立法过程中对税收诚信内容考虑不够甚至没有考虑，不利于和谐税收环境的营造；三是现行税收法律以及其他有关税收的法律对涉税案件的处罚规定弹性过大，容易造成税收执法、司法自由裁量权滥用，造成税收执法、司法不公，破坏了征纳之间诚信的法律基础。（二）权利义务观念错位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利与义务是对应的、相互的，比如纳税人既有纳税义务，同时也享有相应的权利。但长期以来，中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舆论宣传上，都片面地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忽视纳税人的权利，使得纳税人滋生逆反心理，甚至不惜违约失信进而偷逃税行为。对征税人和用税人而言，则过于强调其拥有的权利，而忽视了其应尽的义务，这不仅不能为纳税人所认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阻挡了政府在税收与其关系问题上的视线，导致在纳税人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征税和用税中的行为扭曲现象频繁发生，使纳税人的契约观念和诚信意识日趋淡化。（三）税务机关执法诚信不足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一些有违信誉、违法乱纪的行为时有发生，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税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甚至内外勾结，致使国家税款大量流失，严重扰乱了税收秩序；二是对纳税人重复检查现象较为严重，如国税部门查完了地税部门又查，甚至税务稽查人员调账检查时，一查就是几个月，检查缺乏效率，给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造成极大影响；三是有些税务干部素质不高，执法随意性大，在税收执法程序、执法尺度、适用法律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四是由于目前评税标准、“双定户”的定额核定标准均掌握在少数税务干部手中，一些税务人员凭借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捞取个人好处，人为地造成企业之间税负不公，直接恶化了税收信用环境。二、建立税收信用体系的必要性（一）优化经济环境的需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经济的根本立足点就是诚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信用的要求越来越高。税收信用，一方面要求税务机关依法治税，严格执法，营造诚信纳税的法制环境；另一方面要求纳税人努力增强税收法制观念和依法纳税意识，自觉做到诚信纳税。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二）税务机关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的需要税收信用体系既包括纳税信用，又包括征税信用。从纳税信用看，纳税信用制度将纳税人按信用度分为不同的等级，实施不同的征管方式。对依法纳税的纳税人给予较高的自由度，取消或简化一些不必要的管理程序。把精力集中在纳税信用度不高的纳税人身上，强化征管力度，从而节约了征管成本，提高了征管效率。从征税信用看，要求税务机关规范纳税服务，文明执法，诚信地履行对纳税人的承诺，为纳税人诚信纳税创造条件。同时还要公平执法，使诚信纳税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使违法者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这些都有利于税务机关征管水平的提高。（三）纳税人提高和维护自身信用的需要诚信意识就是财富意识，社会经济信用具有效益信用的一面。良好的社会信用制度可以使经济交换参与者方便、快捷地获取对方真实的信息资料，减少信用调查核实方面的费用、开支，防止因对交易者资信怀疑而减少的社会经济交往。守信者也会因良好的信用而在经济交往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税收信用作为社会信用体制的组成部分也具有这种职能。三、建立和完善税收信用的政策建议（一）建立征税信用的政策建议严执法、讲信用、践承诺、优服务是对税务部门的基本要求，征税信用主要体现在严格执法和优化服务上。严格执法是税收工作取信于纳税人的关键所在，在严执法的同时做好服务纳税人的各项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约束和管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抓好税务机关内部管理机制建设。要抓好税务机关内部管理机制建设，实行奖惩有别和严格的责任制，建立失信于纳税人的惩罚约束机制。在干部管理体制上，要建立充分体现奖优、罚懒、惩贪、治庸的管理机制。工作人员具体到每个人应定岗定责、职责分明、权责清晰，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2.优化税务服务，抓好办税服务的软硬件建设。在软件建设方面，有步骤、有计划地抓好人员教育、学习、培训，不断提高整体素质和综合素质。在硬件建设方面：一是大力发展网络服务，统筹建设专业性税务网站并纳入电子政务系统；二是积极推广电话服务。3.完善税收征管机制。要注重在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征管手段基础上嫁接现代化、信息化的最新科技成果，逐步建立健全税源监控管理的集约化、专业化、信息化，赋予税收征管新的时代内涵和特色。特别是要加强税源监管和税务稽查两个环节的工作，大力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二）加强税款使用信用的政策建议加强税款使用信用，主要是转化政府职能，使政府由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转化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进而弥补市场失灵。1.调整政府职能，加快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要争取与市场机制建设协调进行，市场能做到的事放手让市场做，其中首要任务是加快财政资金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将政府由经济建设型转变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型，将其角色真正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2.调整财政支出的范围和结构。主要表现在将支出重点放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尤其是广大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在结构上压缩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社会科文卫、社会保障以及支援农业和农村的支出。3.细化预算，加强对预算安排和支出全过程的监督。编制预算时，在大的分类下尽可能分设若干款、项、目级科目，将支出项目细化，增加预算的透明性和监督性。（三）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诚信激励机制针对失信纳税人追逐眼前经济利益，不惜损失信用的短期行为，应提高失信成本，增加诚信收益，促使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纳税者诚信纳税。这主要通过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诚信激励机制来实现。具体体现在：一是对企业或个人在税收信用上有了不良记录时，在税收征管系统（CTAIS） 中自动划转为“纳税信不过企业”，重点稽查和监督；二是对待上述“纳税信不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不得划转为正常有信用的企业，在此期间再次违反税收法律规定的行为时，要从重处罚；三是建立对纳税信息不实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公告的制度；四是建立与工商、海关、银行等部门信息互通机制，实现税收信用信息共享。（四）降低纳税人遵从成本遵从成本是指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时所花费的各种资源的价值，主要包括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务所花费的时间价值、非劳动成本和支付给税务顾问的费用。税收遵从成本越高，纳税人负担越重，也就越可能相应地选择应对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因此，征税人在依法办税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使纳税人遵从成本最小化，简化办税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纳税人承担的额外费用，给予纳税人申报和缴纳税款等方面的指导，并提供纳税援助等。（五）完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2003年7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出台了《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办法》，规定了评定内容、评定标准、激励与监控措施、评定组织和程序等内容，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完善：一是对不同级别纳税人在税收管理上给予不同待遇，实行差别管理；二是关注个体经营者、小型企业，尽快落实信用等级管理和社会对他们的认可；三是国税、地税应尽快将信用等级评定信息实现共享，做到统一标准，给纳税人一个公正、合理的评定。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纳税意识与现代税法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为什么要纳税？这常常是一个看似肤浅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总是宣传”纳税光荣”，”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为什么要纳税”这个关键问题。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开始，帝王向他的臣民收取各种各样的赋税瑶役，以满足自己享受及统治国家的需要，成了约定俗成、理所当然的事，这种加于庶民百姓身上的赋税是单方向的、义务性的、强迫性的，帝王及他庞大的国家机器是税收权利的无条件享受者。纳税人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是纳贡和索贡的关系。 在现代民主国家，政权来源于公民选举产生，民选政府代表所有国民管理国家，维系政府费用支出、支持政府正常运作的依然是税收，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征税作为公民个人和法人团体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强制性捐献或让渡，实际上是压低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去满足政府开支的需要，但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而这整体利益既应体现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也应体现在政府通过良好的税收制度去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矫正市场运作中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公正，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公认的现代税收原理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税制与公正的关系。 政府与纳税人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通俗而言是，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应能让纳税人感受得出，我花钱纳税是为了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而不是请人来高踞于自己头上逞凶扬威。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是保护每个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与行为自由，不受任何人、任何组织的无端侵扰，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少年》一书中说：“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第二是提供公民良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威尔。杜兰在《希腊生活》中谈及古雅典税收时说，黄金时代的雅典人原谅国家的苛征，因为国家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无疑，广泛的发展机遇必须以安全为前提。由此观之，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雅典虽然谈不上有精深的税法理论，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社会，政府服务于人民的性质是明晰可感的，因为她的人民可以感性地体会到由政府提供的消极性保护和积极性发展机遇——后者除了要求社会有广泛的自由和广泛的参与权，还要求有发达的教育、文化及其设施等公共产品——这两类服务。在当代民主国家，安全保护和发展机遇更是每个公民可以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权利来要求于国家的。 因此，国家向每个公民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和公共产品，保障每个公民有广泛的权利，作为这种服务的回报，公民自觉承担纳税的义务是应当和正当的，权利和义务应当一致，不纳税就好象当一名”逃票的乘客”一样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所谓的纳税意识，实际上是权利与义务完整结合于一体的，而我国通常讲的纳税意识只强调公民应尽纳税义务，却并不含有公民应享有权利的意思。一字之差，透露的社会格局和观念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纳税人意识折射出公民花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单纯强调纳税意识，反映的却是一种跟索贡与纳贡无大区别的社会关系格局；纳税人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脱离权利的纳税意识却还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之间连着一条脐带。 撇开残缺不全的纳税意识，立足于纳税人意识，政府征税是必要的。但对于掏钱的人民来说，既有成本高低问题，也有个税收负担在各个人和各阶层的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此外，政府征税除了满足财政需要外，还要通过征税去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也涉及公正。优良的税制既可以把人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代价降到最低，又可矫正财富分配不公；恶劣的税制则增加人民负担和加剧分配不公。 亚当斯密提出优良税制四原则：”个人纳税能力、确实、方便和节约”早已成了现代税法的法理基石。”个人纳税能力”指必须以纳税人自身的负担能力为依据确定纳税额，体现公平，不得苛征、少征，“确实”指征税必须以确定不移的法律为依据，使纳税人明确应缴哪些、缴多少、怎样缴，明确什么机构有权征税，以避免任意专断的征收和税吏的勒索。“方便”指纳税手续简便。“节约”要求把征税过程的耗费降到最低，避免因税吏过多、薪俸开支过大以及贪污、中饱私囊、随意加征等腐败行为而造成税款流失，使人民付出的高于国家所收入的。这几点主要影响人民负担的高低，同时也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公正。而最直接影响公正的是如何根据个人纳税能力确定征税额。现今，任何国家的税收都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间接税是从消费品征收的增值税，任何人每购买一次消费品，就纳了一次税。适合消费者纳税能力，可起到矫正分配不公的对消费品征税是从价计征而不是从量课征，即对高档商品征高税，对大众化、平民化的日常用品征低税。直接税主要有所得税、遗产税、馈赠税。基于个人纳税能力并有抑制和矫正财富分配不公之作用的征税方式是分级累进税，而累退税则背离个人纳税能力和加剧分配不公。 西方国家的税制以分级累进的所得税为主，财富基数越大，征税比例越高，因此越有钱就纳税越多，这样有助于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克服市场经济造成的资源过分集中。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所得税的征收比重一直低于流转税，造成税收调节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遏制两极分化的功能大大弱化；在最终要转嫁到每个消费者身上的间接税征收上，发达国家实行从价计征，对只有高收入者能问津的高档品征高税，对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征低税，这就减少了低收入者的间接负担。而我国虽一定程度上实行对高档品征高税，但同时“对盐等生活必需品征税具有累退性质”，这意味着我国部分间接税有加重低收入者负担从而加深其生存窘况的性质。近几年一而再，再而三大幅提价的邮资费便有此性质。第三，在发达国家，遗产税和馈赠税之类税种的征收目的不是提高财政收入，而是为了抑制不劳而获和矫正不公，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是为了“逐渐地、持续地纠正财富分配中的错误，并避免有害于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机会公正平等的权力集中。”为此，实行的是高额征税。而我国却没有实行高额遗产税和馈赠税。还莫说我国权钱结合的现实使富人得到无数好处，仅就现行税制这几方面而言，如果要说现在的中国是“富人的天堂”，一点也不过份。而且现行税制的下一个特点更为这个判断提供了证据。第四，我国对广大农民征收的税带有人头税性质。还在18世纪，休漠就指出“人头税是一种横征暴敛”。稍后，亚当。斯密也指出，人头税不是流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就是完全不公平的；在不把社会底层的福利和安全放在眼中的国家，人头税极其普通（5 ）。从18世纪至今，视人头税为最不公正，是税法学界的普遍看法，各发达国家不仅早就废除人头税，还宣布人头税非法。而我国对农民的征税，不光是亚当。斯密批评的任意性与不公平性兼而有之，而且我国农村金钱与权力往往合一的现实还使得富者既有手段也有力量把自己应纳的税转嫁到贫者头上，甚至搜刮贫者以肥已，形成“劫贫济富”的颠倒格局。 法律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法律就不是好法律，我国的法律家总是忽视这一点，过时的法律就如恐龙，而恐龙是注定要消亡的，一个完善的市场法律促成了它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