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的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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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3-16[作者简介]徐鸿冰(1966-),男,江苏常州人,常州市聋人学校讲师。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Wuxi Institute of Commerce2007年08月第7卷第4期Aug, 武松人物形象初解徐鸿冰(常州市聋人学校,江苏常州213004)[摘要]《水浒传》中武松的形象是丰富而复杂的。他与宋江的关系从精神导师到分道扬镳,他的招安思想有来自宋江的,也有其他的,他的性格随着他所处的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带有“痞性”的英雄性格,则使得他形象更为复杂。[关键词]武松;性格;形象;招安思想;“痞性”英雄[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806(2007)04-0107-03金圣叹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零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武松是《水浒传》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他的故事具有传奇的色彩,他的性格、思想都在不断发展,他的形象随着故事的发展得到不断丰富,他不断认识着他周围的人物和社会,读者也通过他的认识和行动来认识他和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一、武松与宋江———从精神导师到分道扬镳出道之前的武松是一个玩劣的青年,没有父母,只有一个备受他人欺负的哥哥武大。武大对武二是又怨又想,怨的是武松在清河县时,经常吃官司,教武大受苦;想的是武松在家没人敢欺负他了。武松与武大兄弟情深,他却不受哥哥的约束,脾气照样发,是非照样惹。在柴进庄上,虽然柴进用物质满足了武松的要求,给他酒喝,给他肉吃,但是武松并未有任何改变,直至遇上宋江,他的精神得到洗礼,他对自己才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武松受到宋江的赏识,宋江将出自己的银两与武松做些衣裳,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武松前病都不发了。这是武松的一个重要转变。他们第一次分别时,两个人结拜为兄弟,武松“堕泪”[2]而别,他的心灵找到了归宿。可以想象,武松与宋江一起在柴进庄上的那些日子,除了饮酒,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较量些枪棒之外,他们还有许多话要说,宋江对武松在思想的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日后武松说出招安的话,恐怕与他们在柴进庄上的十数日相处不无关系。宋江对武松,既是义气上的大哥,又是精神上的导师。在十字坡,武松称颂宋江“仗义疏财,如此豪杰”。他给那四个捣子赌钱的行事方式颇有宋江给李逵赌钱的风格。在孔太公庄上,当武松说出有心等朝廷招安时,宋江说:“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两个人分别时,宋江又对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官。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又吩咐武松道:“兄弟,休忘愚兄之言,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松对宋江也是情深义重。两人分别时,武松还要送宋江一程,宋江阻止,武松又下了四拜才自投西而去。武松与宋江分别之后,两人辗转都来到了梁山。在排座次之前,武松与宋江还是一条心。当宋江要推卢俊义为梁山泊主时,“武松见吴用以目示人,也发作叫道:‘哥哥手下许多军官,受朝廷诰命的,也只是让哥哥,他如何肯让别人?’”(本文所引《水浒传》内容均来自于《水浒传图咏》)武松一心拥护宋江为山寨之主。排过座次之后,武松虽然还是跟随宋江,并且随宋江招安,后又跟随宋江南征北战,107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与宋江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最终以在六和寺出家的方式与宋江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对此进行一些讨论。武松与宋江决裂的重要原因是武松对招安有了自己的见解,对宋江也有了新的认识并逐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那些前来攻打梁山的军官可以说是梁山的对头,可是宋江一次次对待被梁山好汉打败并捉上山来的政府军官的卑躬屈膝的态度,使得武松心中不快。特别是捉住了打伤鲁智深的张青后,鲁智深要打张青,却被宋江硬生生地拦了下来。“宋江取酒奠地,折箭为誓,……众人听了,谁敢再言”。不敢再言,不等于心中没有想法。虽然《水浒传》没有明确写武松的反应,但是武松在场看到宋江为了招安的种种丑态时他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排过座次后,他与宋江的分歧就表面化了。在菊花会上,宋江作了《满江红》一词,乐和还没唱完,“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招安,明日也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宋江想招安,以前想招安的武松现在不想招安了,那他想干什么呢?“武松不解公明意,直要纵横振羽翰。”这句诗给了解答,武松不愿受招安受束缚,他要纵横四海,展翅高飞。我们也可以从鲁智深的话中寻找到答案:“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上,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武松自从上了二龙山,和鲁智深形影不离,他们一起打青州、一起去救史进、攻打大名府时一起住宿、一起在城门口杀人放火。他们在一起有许多共同语言,鲁智深说的,也可以说是武松想的。当高俅被捉上山来,宋江对他纳头便拜,口称死罪,极其无耻,众好汉没奈何。当高俅夸口相扑天下无对时,众好汉都支持燕青教训高俅。这就表明了众好汉包括武松都对宋江的做法都有所不满。虽然武松对宋江心有不满,但是他并没有立即离开宋江,这里还有一些复杂的原因。一是因为他被义气所缚,他对宋江的确感情深重。好汉们分别时两次堕泪的恐怕只有武松与宋江。一次是在柴进庄上初遇,分别时武松堕泪;另一次是在白虎山孔太公庄上分别时,这次是宋江堕泪。二是武松逃亡到二龙山落草,再入伙到梁山。他如果离开宋江离开梁山还能到哪里安身呢?当时的梁山是武松最好的安身之所。三是可能他对宋江、对宋朝皇帝还抱有幻想。后来招安后他对宋江和朝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朝廷对他们处处设防,时时刁难;宋江自招安以后把“忠义”二字中的“忠”看得重于“义”,陈桥驿杀军校就是明证。等到方腊打完了,梁山那么多的兄弟死的死、亡的亡了,张青夫妇、施恩死了,特别是鲁智深的坐化,再也不可能“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了。他自己的一条胳膊也没了,成了一个废人,这是他离开宋江最好的理由。宋江也承认武松已是一个废人,面对一个已没有了利用价值的人,一个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他留在六和寺出家。宋江说:“任从你心”。表面上看是对武松的支持,实际上他也不想带武松赴京朝觐。武松的抉择无疑是正确的,他和宋江两个人最后不同的结局就证明了这一点。二、武松招安思想的来源《水浒传》一百零八条好汉中,许多人都支持招安,但是除了宋江,还有谁像武松那样,自己先明确说过受招安的事的呢?有招安想法的好汉较多,特别是那些吃了败仗被抓上梁山的政府军官,他们包括武松为什么会认同宋江的招安思想呢?首先,先造反再招安是宋朝的一个现象,就像唐朝的人想通过终南捷径,由隐而仕一样,宋朝的人有通过盗而仕的思想,通过啸聚山林,再被招安,然后做大官。《水浒传》中就曾写道:“原来这十路军马,都是曾经训练精兵,更兼这十个节度使,旧日都是在绿林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因为现实中有这样的事例,许多造反的人也想受招安。那些被梁山打败了的军官投靠梁山之后还可以受招安,重新做官,武松也可以受招安复为顺民。其次,武松毕竟做过都头,从内心说,他并不想落草做强盗,做强盗也是迫不得已。即使是吃了官司者如林冲、朱仝以及雷横、杨志等人都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做大宋的臣民才是正途。传统的观念是要求人们做忠臣孝子,这种观念在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让具有这种观念的人做乱臣贼子,他们的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他们内心要经过反反复复的激烈地挣扎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造反。即使他们偶尔做了一些有乱国家法度的事,他们也不一定想做叛逆。那些劫了生辰纲的好汉,如果不是被发现了,他们会主动上梁山去吗?吴用是想到了,那也不过是作为一条退路,而不是作为首选。武松得到哥哥被谋杀的确凿证据后,首先想到的不是手刃仇人,而是告官,他想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为兄长报仇。当他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县官支持时,他也没有滥杀,他多次说“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他杀了仇人之后,也还是带着证据到衙门自首,并没有反叛。他希108望吃过官司之后能够复为良民。“逼上梁山”就是说做强盗都不是自愿的,能够不做强盗还是不做强盗的好。做了强盗之后能够受招安重新做皇帝的顺民不也是很好吗?而且有人走过这样的路,前面所说的十个节度使就是例证。那些被梁山打败了的政府军官,并非真的被宋江三言两语所感动,也不是义气为重,而是他们想到只要保住性命,就有接受招安的机会,有重新做官的机会。在他们内心,官与贼没有什么区别。官是招安了的贼,贼是未招安的官。他们当时对宋江的恭维,只不过是顺坡下驴,给自己被打败了、投入梁山而暂时背叛朝廷找个借口而已。其三,前文已述,宋江是武松的精神导师,他的招安思想对武松的影响是巨大的。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武松有招安的思想是正常的,招安的思想来自于武松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现实。三、打虎和打狗———英雄的“痞性”及人物形象的暗示武松形象的真实性来自于《水浒传》对其真实的演绎。虽然金圣叹称武松是“天神”,但《水浒传》似乎并没有把武松当成天神来看,我们可以从书中武松的许多经历看出这一点。武松在打虎出名之前有一段不那么光彩的经历,他这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与他的身上具有的一种个性是分不开的,这里称这为“痞性”。从武松与武大在阳谷县初次相见时,武大说对武松又怨又想,可以得到这一信息。这种“痞性”在武松的身上时时显示出来,武松在柴进庄上的故事也给了我们同样的信息。宋江来到柴进庄上,和武松相处了几日,武松先前的诸多前病都不犯了。是什么前病?“次后在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顾管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这和他在清河县动辄与人打架一样。我们把这些“醉酒”、“性气刚”、“和人相打”等前病称为“痞性”。武松与宋江分别之后,他独自来到阳谷县地面———景阳冈下的一个酒店。他的言语行动中又一次显示出“痞性”。要酒喝,不给酒就骂人、威胁要将“屋里粉碎,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酒家劝说他不要一个人过冈子,他说酒家“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是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把酒家的好心通通反做恶意。这也可以看做是他行走江湖的警惕,这种警惕来自于他多年形成的“痞性”。武松的“痞性”加上他的好名,使他遇上了吊睛白额大虫,并最终使他成为一名打虎英雄。在十字坡,他遇到了卖人肉包子的张青夫妇,他发现这是一家黑店,他与孙二娘周旋的方式也具有个性色彩———“痞性”。武松对孙二娘道“我见这馒头馅内有几根毛,一像人小便处的毛一般”,“娘子,你家丈夫却怎的不见?”武松特地说些风话,诱孙二娘下手,再顺势制服她。如果是李逵或者是鲁智深会怎样?当然李逵会轮起斧子就砍了上去,鲁智深也会“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当然,鲁智深不具有“痞性”也就识破不了这个黑店,差点被做成人肉包子。人物的遭遇往往极具相似性,但相似不等于相同,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这对武松也适用。喝醉酒可以使武松成为打虎英雄,喝醉酒也可以使武松成为连狗也打不着的狗熊。无论我们如何喜爱这个英雄,生活自有其本身的规律,真正伟大的艺术也不可能脱离生活来胡编乱造。武松来到白虎山庄前的一个村落小酒肆。此次喝酒更是向读者充分展示了武松的“痞性”,他不仅骂人打人,而且真的把小酒店屋里粉碎了,强抢了他人的酒和肉,然后喝得大醉,比他成名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名之前,他为了逃避人命官司到柴进庄上,回家途中,在景阳冈打虎成了英雄,这是假逃亡成真英雄。此时他却是真逃亡,成了假英雄。武松在小酒店“喝得大醉,正要寻事,恨那只狗赶着他只管吠”,于是他打狗。《水浒传》的作者确实是一位伟大的作者,写武松打狗的那种生动逼真一点也不逊于写打虎。打虎是赤手空拳,打得惊心动魄,打狗是用刀砍,砍得滑稽可笑。不但狗打不着,自己也两次翻身落在水里,他“扒起来,淋淋的一身水,却见那口戒刀浸在溪里,武行者便低头去捞那刀时,扑地又落下去,只在那溪水里滚”,极其狼狈,此时有谁知这人曾经打死过一只虎呢?打狗,是对武松英雄形象的一次解构,使他复归于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缺点的英雄。有缺点的英雄才是真英雄。武松打狗时无英雄气,有的是痞气,所以狗也不吃他打了。打狗与打虎难以相匹。武家兄弟初次相见时,武大怨武松,但是并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事,读者从武松打狗可以猜想他在成名之前都做了哪些事。虽然武松身上具有这种“痞性”,但是他的英雄形象还是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赞赏,这不能不使我们佩服《水浒传》高超的叙事技巧。大多数看过《水浒传》的读者都有这样的印象:众好汉是被逼上梁山的。这是因为《水浒传》(下转第113页)109[参考文献][1]金圣叹.金圣叹文集[M].四川:巴蜀书社,1997.[2]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何满子等.五大小说评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沈亨寿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5]黄霖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M].东方出版中心,2006.在开始时为我们展示了一位真正的被逼上梁山的好汉———林冲。林冲这个逼上梁山的好汉是如此的隐忍,他的种种不幸又是如此的令人同情,以至于这部书给了我们错觉———好汉们上梁山都是被逼的。《水浒传》运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写武松这一人物。武松一出手便打死了景阳冈上的大虫,《水浒传》写得非常精彩,“此虽令我读之,尚犹目眩心乱”,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打虎”这一品牌形象如影随形地一直出现在武松的事迹之中,这一巨大而光辉的业绩足够照耀武松的一生,也足以耀花了许多读者和后人的眼睛,让我们看不到武松竟然连一只黄狗也斗不过,他打狗的那种狼狈竟然被忽视了,留在人们心中的永远是打虎英雄的形象。因此,如果我们单纯地把武松看做是一个英雄,至少与《水浒传》对他的全部演绎是有差距的。武松不仅是一个英雄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复杂的形象,在他的身上存在着某种暗示,是不是《水浒传》故意留给读者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武松形象上得到了验证和暗示。再英雄的人物也有会做抢人酒喝、夺人肉吃、无事生非地去做打狗这样不光彩的事;酒量再大也有喝醉的时候,而且是烂醉如泥。武松又回到了“原地”,回到了他未出名时候的形象。正因为有这样的验证和暗示,才使得武松的形象更加丰满、也更加令人信服。四、结语武松是一个性格丰富复杂、形象栩栩如生的水浒人物,他和广大的市井细民一样,市井细民身上有的他都有,他有的在市井细民身上也会这样那样的表现出来,武松的性格既为人们所熟悉,也为人们所羡慕,为人们所喜爱。人生充满艰辛,有着太多的不幸、痛苦与无奈,人们希望能够像武松那样快意恩仇;人生也有许多束缚,使得人们不能够像武松那样做。于是,武松就成了人们潜意识中的自我,那个潜在的自我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尽显豪爽气概;可以打虎、可以杀人,可以报朋友之恩,可以雪仇人之恨;可以做光明磊落的英雄,也可以做有“痞性”的无赖,人们在武松身上找到了自我。尽管武松有许多不英雄的地方,但是人们都给予了谅解,甚至忘却,人们一如既往地喜爱武松。[编辑:张雪梅][参考文献][1]何清.张承志:残月下的孤旅[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2]奚玉春,马业永.《黑骏马》-超越痛苦的人生牧歌[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6):33-35.[3]刘绍里.《黑骏马》的审美"镜像"和生命意蕴[J].柳州师专学报,1998,(4):33-39.其其格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但她总在关键时出现,并成功地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中心,影响和左右着其他人物的命运,推动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局,贯穿草原文化与汉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全过程。张承志在其其格身上着墨不多,但寥寥数笔能将人物画活的功力与对人物恰到好处的安排,使其其格形象变得举足轻重,其其格人物形象的精心选择和塑造使小说的内涵更丰富,意蕴更为深广,这是这部小说的成功,也是作家张承志的成功。[编辑:张雪梅](上接第109页)113

水浒传生动地描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特别是通过写众多草莽英雄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反抗道路，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 《水浒传》是一部在人民群众上百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水浒传》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传》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传》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除了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阮小五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划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螟蛉之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他的爱妻，并诱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 "《水浒传》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作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 刻划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传》刻划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 《水浒传》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景阳冈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传》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传》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传》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传》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势万分急迫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悉处斩卢俊义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细，不会没意识到个人去劫法场的危险；可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从石秀在酒楼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动。他考虑到要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法场上，一个人救得卢俊义，必须先压住敌人的气势，因此，未下楼时就大喊一声，接著趁敌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智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