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层面经济伦理研究论文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摘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支柱，相应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是决定宏观调控成效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事关国民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运行和实现长期增长，因而在一个国家的政策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键词：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此后1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先后经历了速度过快、稳中趋降和平稳较快三个阶段，总体上呈现出持续较快增长和波动幅度收窄的良好态势。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自2004年5月份以来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控，深化财税管理体制改革，长期居高不下的投资规模终于大幅回落，物价无论是PPI还是CPI均疾步走低，货币供应量回到央行盯住范围内。从而体现了财政政策在促进体制改革、促进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005年，中国在加强财政宏观调控、推进依法理财，推动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实施了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内容的稳健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财政经济状况进一步改善。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亿元，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同期增长。200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已经清晰。国民经济在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趋向：一是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续下滑，目前已经进入理想的区间；二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顺利实施，人民币汇率在初始升值2%之后稳中有升；三是在人民币升值后净出口继续上升，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外汇储备创历史新高；四是工业企业利润率下降；五是部份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增加了操作的难度。若要保持高增长、低通涨的理想发展格局，短期内通过利率、汇率调节经济增长、改善进出口平衡、提高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压缩长线投资等已经没有太大的余地。而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总水平、调整进出口关税政策、实行有差别的行业税制和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公共支出的方向和比例、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抑制和消除目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健康因素，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2003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在整个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2003年4月份开始，人民银行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加大对冲外汇占款的力度；此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向商业银行提示房地产信贷风险，要求商业银行加强贷款管理；此外，还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6％调高至7％。2004年一季度开始，人民银行连续出台了三大政策：3月25日起分别上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4月25日起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个百分点，并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10月人民银行分别上调了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个百分点，同时放开了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从而体现出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2005年，金融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人民银行执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市场化手段加强总量控制、优化信贷结构、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金融稳定运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5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 %，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 %；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万亿元；信贷结构有所改善，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同比多增4413亿元，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344亿元，农业贷款同比多增75亿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 是国家的重要政策。但两者又有不同。调节经济的手段不同 , 财政政策是运用财政收入和支出来调节 , 货币政策是通过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和需求量来调节。制定政策的机关不同 , 财政政策中的财政收支计划必须经过人大的批准 , 货币政策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财政调节更具有直接性 ,货币调节则相对具有间接性。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财政政策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承担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成本，是我国财政肩负的特殊重要职能。回顾我国的改革发展历程，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债务处理、人员安置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金融改革中的坏账处理和资本金补充，多年欠账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理顺价格关系时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协调等，都有财政资金大量投入。这与那些体制和制度基本定型、公共财政主要着眼于社会事业发展的国家有很大不同。从全局和长期看，增加财政对改革的投入意义重大。体制没有理顺，会加大生产和交易成本，因而加快改革有着明显的制度收益。通过投入于改革，财政政策不仅成为稳定社会的“减震器”，而且成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社会活力、保持长期较快发展的“助推器”。财政政策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加快，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利益关系急速调整，统筹兼顾各方面诉求的压力加大。最近几年，财政通过税收、国债、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发展，注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发展，注重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发展，注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特别是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调节了各方关系，维护了社会稳定。我国是一个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和发展很不均衡的大国，基本国情决定了宏观政策既要调控总量又要调控结构，财政政策既要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又要支持改革，调控手段既要利用市场力量也要利用行政力量，这样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货币政策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稳定物价，二是维护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中介目标来实现最终目标。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现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方面积极探索，针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灵活采取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信贷、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等渠道，影响企业和居民的生产、投资、消费等行为，既成功地治理了通货膨胀，又有效地防止了通货紧缩，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1993—1994年，各地涌现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和股票热，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急剧扩张，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对商业银行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灵活调节利率、协调运用本外币政策等措施，适时调控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同时大力整顿金融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包括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内的综合治理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再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中国从自身实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要求出发，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为地区金融稳定作出重要贡献，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需求减少，同时国内供给能力提高，部分商品供大于求。在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国民经济出现通货紧缩迹象。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扩大内需方针，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通过政策法规和“窗口指导”，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同时执行金融稳定工作计划，促进商业银行深化改革，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稳健货币政策的执行，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同时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面临的挑战也更加艰巨。结论2006年，我国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今年面临税制改革的良好机遇，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料有新措施将陆续出台，所涉及的改革内容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开征燃油税、调整进出口环节税收政策等。今年的财政政策将充分发挥财政的再分配职能，促进社会公平协调发展。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增强货币政策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总量平衡中的主动调控能力，维护价格水平基本稳定，促进经济更加协调平衡增长。

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当代思考

论文关键词:斯密问题经济伦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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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斯密问题”自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已争论了二三百年，至今尚无定论，但如果把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结合起来考虑，把他的哲学和经济学思想看作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探讨的话，“斯密问题”其实并不存在。本文对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分析“斯密问题”的源起及存在的意义，指出其对我国构建市场经济伦理制度方面的启示。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他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他在1776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简称为《国富论》，而在此巨著出版前的1759年他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了。这两本著作凝集了斯密一生的心血，被认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两部伟大著作。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国富论》可说是家喻户晓，而他的《道德情操论》远不如《国富论》普及。其实，斯密本人把《道德情操论》看得远比《国富论》重要得多，他一生的大部分心血都倾注在对《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和完善上。从1759年首版到1790年去世，斯密对《道德情操论》先后进行了六次修改，而《国富论》恰恰是在对《道德情操论》修改的过程中完成的，我们没有理由推崇《国富论》，而忽略《道德情操论》，而应把两本书一起来解构。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密的《国富论》是他的《道德情操论》的哲学课题的继续，《道德情操论》为《国富论》奠定了心理基础。没有《道德情操论》作为思想之根，是不会结出《国富论》这个丰硕之果的。本文追本溯源，把二者结合在一来探讨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

1.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现在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中，集中概括，就在于他对道德人和“经济人”的论述。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人性原理。他认为，作为生物的人类，是由感情驱动的，是利他的，他把利他界定为“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来自人们的冲动和情操而不是来自其理性。”他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我”，起着“公正的旁观者”的作用，用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去赞成或谴责我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行为。在这里，斯密把利他看成人性的特点，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他论述利他心是人所共有的。“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使是“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他论述所谓的“同情”，不仅包括为他人幸福而感到高兴的情感，同时包括当看到或想象别人的不幸时所产生的“哀他人之所哀”的感情。“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自私和乐善好施的感情，构成尽善尽美的人性。”他把作为人的本性的这种同情心，看成是人类社会赖以维系、保持和谐的奥秘。斯密认为，人类社会由于人人具有利他的本性，会自发协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秩序，从而利他主义成为整合道德世界的统一原则。他认为，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个人’这一概念是随着相互的权力、责任和义务才形成的。道德规则不仅承认个人的尊严，也承认其相互关系。如果人类没有基本接受的道德规则的话，社会将会崩溃。”。由此，道德规则对整个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从而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和前提。

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管窥

论文关键词:《1844年学手稿》经济现代启示

论文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中劳动者非人化的观点，揭寡了“国民经济学”与时立的假象，强调了劳动者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合理性，进而肯定了经济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促进作用。该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克服当下的拜金主义与物欲膨胀的道德困境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伦理—以特殊的视角解读《手稿》

经济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双重含义，既有经济学视野中的伦理研究，也包括伦理学角度下的经济研究。在这里，经济伦理主要指调节经济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道德规范，以及对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范畴、经济活动的合理性、正当性进行评价的道德价值观。马克思的是对斯密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超越，在他分析研究经济的一系列著述中蕴藏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本文试图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经济伦理思想谈谈一孔之见。

《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在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以往对《手稿》的研究大多注重于其的研究，而对其中经济伦理思想解构不多。马克思在《手稿》中，主要从异化概念入手，系统考察与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阐述其经济观，从而反映了其对经济研究取得的成果。《手稿》虽不是一部专门的伦理学著作，但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流露出来，并表明了马克思最基本的伦理诉求。经济伦理视角的圈定，会有助于对其研究的深化，并彰显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体现

《手稿》是哲学手稿，又是经济学手稿，是对“国民经济学”的专门批判，在此过程中就自然涉及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因此，其经济伦理思想便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实质和伪善面目的揭露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道德的矛盾对立的批判。

(一)对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批判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是和对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的。所谓国民经济学，马克思指的是站在资本家立场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活的经济理论，同时包括从道德方面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把劳动看作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并把这本质归之于人本身是对的。但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劳动者的非人化状况理应如此，因为人只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资本就是人的生命，而资本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国民经济学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科学，它在发展过程中必定抛弃“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我活动等等”的伪善性，而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国民经济学”是敌视人的，是以符合私有财产及其增殖为标准的。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这表明，在国民经济学的视野里，人不是有着肉体和精神双重需求的自然人，而只是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工人”，除了有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为限度的物质需求外，别无所求。“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所以，“对人的漠不关心”是国民经济学最本质的特征。马克思在此从“国民经济学”对人的态度揭示出它是违背人性的、不道德的。

马克思还尖锐地揭露了“国民经济学”与道德对立的假象:“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不过是一种假象，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规律。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国民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反映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另外，马克思批判了“国民学”即资产阶级经济观在财富增长与消费的奢侈和节约问题上的禁欲主义以及服从于资本增值的实质。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一门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禁欲主义的科学，它告诫资本家如何增殖财富，但对只是机器的工人来说则是如何节约资本的问题了。“国民经济学”对工人进行说教，在它看来，工人是没有感觉、没有需要、也不需任何享受的存在物。“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工人的任何享受要求，任何奢侈都是不可饶恕的。马克思嘲讽这种所谓的道德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尽管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克制生活和克制人的一切需要。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这种关于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不但是对工人的非人化状况的肯定和确认，同时也是对资本家非人化的肯定和确认，资本家的生活活动和人性被资本剥夺。它要求资本家要尽量少花钱只是为了更好地发财，更多地占有。因此，在异化劳动下，“挥霍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划等号的。“国民经济学”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实质上都是在道德上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作辩护，二者本质上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节约和挥霍都是受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制约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矛盾对立

关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经济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促进作用。在《手稿》中，他热情洋溢地赞美了的力量:“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这就是说，经济本身的发展并不会阻碍道德进步，并且，只有通过经济的发展，道德进步才能获得相应的物质基础。但是，马克思转而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论。“这种经济制度注定人们从事如此低贱的工作，处于如此悲惨和痛苦的境地，相比之下，野蛮状态也犹如王公的生活了”。

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其异化劳动理论从宏观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全部经济生活的非人化和反人道性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认为，劳动异化不仅使工人非人化和不道德，也使资本家不道德和非人化。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原则除了个人主义之外就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它使资本家的人性也异化了，因为他们的生命和人性被发财欲全部夺去，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一切行为、需要的满足与享受都要服从于资本和利润，因此必然带来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这不仅不能使人生获得幸福，更是不人道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使得人的需要异化为对货币的需要，使人的道德水平滑落到了谷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追逐最大的利润，搜取最大数量的货币。因而，人的丰富多样的需要被简化为货币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有了货币就有了一切，所以，人的一切道德都荡然无存。“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其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其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不诚实的人伤脑筋，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货币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的描写，尤其生动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和腐朽性。总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论。

三、(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经久不衰，既取决于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又取决于它回答的问题的普适性。勿庸讳言，当代经济发展现实中，物的异化以及人的伦理因素未被充分尊重甚至缺失的现象仍未根本消除，科学的人“物”观仍未得以完全树立。在我国初级阶段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主义，在利益驱动、金钱诱惑下人的行为被其支配而作出诸多违反人性之举，实质也即是物对人支配的表现，而我们必须警觉这种无形的支配，否则，货币一旦成为最高的善，成为一切人与生活、社会、自然界的一切纽带的纽带，成为社会普遍的化合力，整个自然与社会也就必然地被货币加以普遍的混淆与颠倒。另外，全球的经济发展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伦理道德困境。比如，人的欲望在随着物质的丰富而无止境的急剧膨胀，在物的诱惑下，人某些应有的道德属性逐渐沦落散失。那么，究竟如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营造理想的经济伦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手稿》仍有借鉴之处，如马克思提到的类本质思想就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面对经济发展的伦理负效应，人类必须意识到要有全人类的意识并以此来约束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成为一种伦理性经济或道德性经济，让人类的经济进步不至于以牺牲人的道德发展为代价，而是追求在经济与伦理领域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人类进步。

当今经济伦理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新的挑战还远不止如此，因而，我们更应该深人研究《手稿》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搞清思想内涵，借鉴与汲取其思想精髓，努力把握与领悟其厚重而深 邃 的精神实质，以求科学的当代及未来的经济伦理建设的实践，使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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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有没有基本问题？如果有，是什么？对此我国伦理学界一直存在分歧。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认为，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道德意识与物质利益谁决定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着对道德本质、规律、作用等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决定 着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问题。第二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谁服从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着伦理学所建构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的问题。（参见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2页）但也有人提出，善与恶的关系问题才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善与恶是道德中的特殊矛盾，也只有伦理学才研究善与恶的矛盾；善与恶的问题也是古今中外一切伦理学家、学派都要研究的中心和重点问题；善与恶的矛盾也是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动力，并贯穿在人类生活的始终及其一切领域；善与恶也是伦理学范畴的核心。（参见魏英敏：《当代中国伦理与道德》，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78~85页）另外，也还有人提出，道德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的性质、起源和标准问题；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科学的说明什么是善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上述五种观点中，前两种观点都有合理性，只是还不够全面。后三种观点都已经部分地包含在前两种观点中。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该能涵盖道德现象的各个部分，而不应该只涵盖道德现象的一部分内容。伦理学所研究的道德现象包括了道德理论、道德规范、道德活动、道德心理四个基本部分。那么，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也罢，善与恶的关系也罢，都不能涵盖道德现象的这四个基本部分。所以，我们应当从道德现象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中分别找出各自的基本问题，这样一来，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必然有四个，而不是只有一个，即善与恶的关系问题是道德理论的基本问题；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道德规范的基本问题；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道德活动的基本问题；荣与辱的关系问题是道德心理的基本问题。总起来说，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善与恶、义与利、知与行、荣与辱的关系问题。 善与恶的根源、性质和标准等问题，是道德理论的核心问题。人类道德观念起源于善与恶的现象及其矛盾。要是生活中没有恶的危害性，人类也就不会去追求善。没有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斗争，也就不会有道德问题和伦理学的存在。正如罪与非罪是法律意识的核心问题一样，善与恶是道德意识的核心问题。但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伦理学就是要科学揭示善恶标准的性质及演变规律，努力促进人们形成较为统一，且与自己所处时代相适应的道德认识。 善恶标准同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有直接关系。在一定范围内，人们通过正当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是善的行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追求利益就是恶的行为。那么，这个范围的界线在哪里？什么样的手段才是正当的？这就需要用道德规范来规定。世界上恶的表现有多种多样，其中大部分同人们对利益的不正当追求有关。为了减少恶的现象发生，就必须对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进行规范。道德就是要通过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信仰的关系来扬善抑恶；就是要通过调整现实与理想或实有与应有的关系，来引导人和社会向着更加进步、文明和理想的方向发展。所以，道义与功利，即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道德规范体系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的实践性都很强，如果脱离道德实践，再好的理论和规范也没有价值。道德修养、道德教育、道德评价等道德活动现象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知与行的问题。“知”，就是道德知识；“行”，就是道德行为。伦理学不仅要帮助人们提高道德认识，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还要培养人们的良好品质和习惯，指导人们进行正确的道德行为选择。知行关系，既是哲学认识论问题，又是哲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问题。在中国哲学中，许多哲人曾就知与行的先与后、难与易、分与合等问题进行过长期讨论。无论知识论还是道德论，都强调行的重要性。古人说行是知的前提，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古人说知行合一，不能行就不是真实的知，就是在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意义上说的。只有道德的理论和规范，而不能付之实践，见诸行动，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因此，伦理学的任务不能只是帮助人们认识道德现象，还必须深入研究知与行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知向行转化的机制，以便引导人们把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付诸实践。 荣辱观念是将道德之知引向道德之行的心理机制。以守德为荣，以失德为耻，这是人类普遍的道德心理，也是人之为人的底线，是人格的基本点。人有耻感或羞耻心，是保持做人尊严的自因。一个人如果恬不知耻或不以耻为耻，就是自毁人格。人格就是做人的尊严、资格和价值。违背道德，自毁人格，就等于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资格和价值。正是这种荣辱信念，支撑着人类的道德实践。早在春秋时期，管子就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的思想。孔子也提出“行己有耻”，（《子路》）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如果说“耻感”是对善的否定性把握，那么“荣感”就是对善的肯定性把握。有耻感就表明对善的认同和追求。没有耻感就不能具体把握善，因而也就不能具体感受到为善的光荣和高尚。如果一个社会不以恶为耻，没有对耻的厌恶和鄙视，没有对恶与耻的处罚，则既无耻，也无荣。由于荣与辱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必然成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 探讨伦理学的这四个基本问题，是为建构完善、成熟的伦理学体系服务的。换句话说，评价一种伦理学体系是否完善、是否成熟的标准，就是要看它对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解决得怎样，看它是怎样回答善与恶、义与利、知与行、荣与辱的关系问题。这几个基本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得好，伦理学的意义和价值也才能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