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研究论文集

公元557-657，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下令禁断佛、道教，持续五年。 僧尼逃奔南方，北方奉佛崇仙的僧尼转入地下化。 唐玄奘(602-664)诞生，奠定中国佛教的正信理路，与法显并列为中国最伟大的高僧，其西学历十七载，带回佛舍利150粒，震惊朝廷，唐太宗、高宗供养于皇宫大内，另梵书520夹657部，皇帝下令建寺助其译经工作。 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并派吞米桑布扎等人去西域、印度学习文字，费时数年返回，创制了藏文，此即藏传佛教的起源，同年，斯里兰卡爆发内战长达七年，寺院、佛塔全面捣毁，战后，迦叶王下令修复寺院，觉音时代著作的《阿毗达磨》流行开来，上座部佛教开始教导内观修行。公元657-757，义净法师(635-713)诞生，三十五岁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经历三十余国，留学那烂陀寺历时十一年，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余万颂，之后回国翻译，旗下的译师皆第一流水平，译文水平极高。公元757-857，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灭佛持续四年，僧尼全部还俗，对佛教起到了沉淀化的正面效应，僧道不分的年代告终，此前释家的舍利教及浮屠教全面瓦解，摩尼教由暗转明全面进入闽南沿海一带布教并鼓吹革命起义。 中国大乘佛教正式成立，宗派开始诞生。 南印度入侵斯里兰卡，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同期，印度的金刚乘部传入斯里兰卡。

正如西方哲学的创始人泰勒斯所说，哲学的意义在于“不将自己交给一个简单的信仰，而是不间断地探索本原”，汤用彤先生一生都在为此孜孜以求。其学术探索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和魏晋玄学等领域，而尤以中国佛教史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出。 佛学领域汤用彤在中国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就是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其《跋》中自云：“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铁”。但他每次讲课都要对原来的讲义作出修改。从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其原因正如他对钱穆先生所说，总是心感不满。直到芦沟桥事变，由于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中一部交付出版。因此本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赞此书极好，“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评论现代中国哲学亦有云：“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抗战期间，此书与陈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获前政府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 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学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佛教从印度传入到唐朝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他对中国佛教史料中关于佛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重大的佛教历史事件、佛经的传译、重要的论著、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与学派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谨严的考证和解释。由于他对佛教有系统的研究，因而对印度哲学发展过程也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学史略》中采录了中国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并作了考证和评价，其学术成就获得中外有关学者的一致好评。 印度哲学汤用彤回国后在各大学一直讲授印度哲学，1929年编成讲义，1945年修改后以《印度哲学史略》为书名，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这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一部极重要的著作，其内容恰为他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了必要和丰富的印度历史知识。此外还有遗稿两部：《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和《汉文印度佛教史料选编》。前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印度古代哲学相当丰富，但资料多已失散。公元一世纪后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译经不断，其数量之多和时间之长是少有的，特别是中国所译佛经大部分都保存下来。这些史料多为欧美学者所未见，却使汤用彤的印度哲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魏晋玄学汤用彤认为外来佛教在中国之流传，先是依托汉代流行的道术，而为佛道；近而又附属于魏晋玄学，而为“佛玄”；至南北朝后期佛教经论讲习之风大盛，到隋唐出现了中国式的佛教。由于佛教同玄学的历史联系，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一度对玄学用力较多，并想“采取文德尔班（Windelband）写西洋哲学史的方法，以问题为中心，写一部《魏晋玄学》”。当时生活极不安定，自然难以完成，但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勾画出了魏晋玄学演变的比较可信的轮廓，对许多玄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由于佛、道二教长期争执，汤用彤在研究佛教史时还注意了道教史的有关问题。并在西南联大期间指导王明研究道教。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后来成为研究道教的必读资料。 专著1、《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中华书局，1955年，1963年，1983年，1988年；台北弥勤出版社，1982年。2、《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1962年，1983年；台北育民出版社，1980年，收入《玄学·文化·佛教》。3、《印度哲学史略》，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中华书局，1960年，1988年。4、《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文集1、《往日杂稿》，中华书局，1962年。2、《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3、《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纂著1、《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2、《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商务印书馆，1994年。论文（本栏按年代罗列）1914年《理学谵言》，《清华周刊》第13-29期。《孤嫠泣》，《清华周刊》第13、15、16期。《理论之功用》，《清华周刊》第15期。《新不朽论》，《清华周刊》第20期。《植物之心理》，《清华周刊》第27-29期。1915年《快乐与痛苦》，《清华周刊》第30、31期。1916年《谈助》，《清华周刊》第65、66、68、70期。《说衣食》有四篇短评，《清华周刊》第75期。1922年《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学衡》第12期。1923年《叔本华之天才主义》，《文哲学报》第3期。《释迦进代之外道》，《内学》（支那内学院年刊）第1辑。1924年《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学衡》第26期。《印度哲学之起源》，《学衡》第30期。1925年《释迦时代之外道》，《学衡》第39期。1928年《南传念安般经译解》，《内学》第4辑。《与胡适论禅宗史书》，《胡适文存》第3集。1930年《读慧皎〈高僧传〉札记》,《史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31年《唐贤首国师墨宝跋》，《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史学杂志》第2卷第6期。《唐太宗与佛教》，《学衡》第75期。1932年《竺道生与涅槃学》，《国学季刊》3卷1号。1933年《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述略》，《哲学论丛》。1934年《评〈唐中期净土教〉》，《大公报》3月17日。《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国学季刊》4卷2号。1935年《读〈太平经〉书所见，《国学季刊》5卷1号。《释法瑶》，《国学季刊》5卷4号。1936年《The Editions of t-he SSǔ-Shin-ˇErh-chang-ching》（Transla-tion by J. R. Wa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I number I《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关于〈肇论〉》（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1937年《中国佛教史零篇》，《燕京学报》第22期。《大林书评》：《评〈考证法显传〉》，《唐贤首国师墨宝跋》，《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微妙声》第3期。《大林书评》：《评日译<梁高僧传>》，《评〈小乘佛教概述〉》，《微妙声》第8期。1939年《读〈人物志〉》，昆明《益世报》读书双周刊第119期至121期。1940年《读刘劭〈人物志〉》，《图书季刊》第2卷1期。《魏晋玄学研究两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42年《王弼大衍义略释》，《清华学报》第13卷第2期。1943年《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王弼圣人有情义》，《学术季刊》第1卷第3期。《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图书季刊》新4卷1、2合刊。《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哲学评论》第8卷第4期。1944年《隋唐佛教之特点》，《图书月刊》第3卷第3、4期。1946年《谢灵运〈辨宗论〉书后》，天津《大公报》10月23日《文史周刊》第2期。1947年《Wang 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Lun-Yü》(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es》voiwme 10 number 年《康复札记四则·“妖贼”李弘·云中音诵新科之诚·何谓“俗讲”》、《佛与菩萨》，《新建设》6月号。《针灸·印度古医书》，《新建设》7月号。《谈一点佛书的“音义”》，《光明日报》10月19日。1962年《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哲学研究》第3期。《关于慧深》，《文汇报》10月14日。《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光明日报》11月21日。1963年《给巨赞的信（关于东汉佛教的几个问题的讨论）》，《现代佛学》第2期。《中国佛教宗派补论》，《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5期。1964年《读〈道藏〉札记》，《历史研究》第3期。1980年《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第1期。《贵无之学（下）——道安与张湛》，《哲学研究》第7期。《〈高僧传初集〉按语选录》，《文献》第1辑。《隋唐佛教史稿》（一），《中国哲学》第3辑。《隋唐佛教史稿》（续一），《中国哲学》第4辑。1981年《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中国哲学》第5辑。《隋唐佛教史稿》（三），《中国哲学》第6辑。1982年《隋唐佛教史稿》（四），《中国哲学》第7辑。译作《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译Edwin Waddace:Outlies of philo-sophy of Aristotle），《学衡》第17、19期，1923年。《希腊之宗教》（译W. R. Inge: The Legacy of Greece[1]Reli-gion ），《学衡》第24期，1923年。

唐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新罗人广泛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的影响很大。8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自己的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的尚书省，执事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8世纪晚期，新罗也采用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新罗都城平壤是仿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新罗医学博士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音乐很受我国人民的欢迎，唐太宗设置的十部乐，其中一部就是高丽乐。 玄奘西游 玄奘(600—664)，俗姓陈，名祎(huī)，洛州缑(gōu)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13岁出家，法名玄奘。后人称他三藏法师(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三个部分——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唐初，他在四川、长安研究佛教理论，感到佛教宗派众多，佛经译文多误，令人无所适从，决心到天竺学习佛经，研究解决佛教教义的一些疑难问题。贞观元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杂于返西域的客商中，出玉门关独自西行。经过八百里流沙(即玉门关外的莫贺延碛)，由天山南路横穿新疆，越过葱岭，通过中亚，于贞观二年(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沿一条由西向东的路线，参谒访问了恒河流域著名的佛教圣地和许多高僧。贞观五年(631年)末，到达摩揭陀国，来到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该寺住持戒贤是印度的佛学权威，他已90高龄，本已不再讲学，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特收玄奘为弟子，向他讲授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玄奘用5年时间精研佛学理论，取得优异成绩，成为那烂陀寺十大法师之一。接着他外出游学，环游印度半岛，一路多次参加佛学辩论会，誉满天竺。贞观十五年(641年)，他返回那烂陀寺，主持寺内讲座。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无人能驳倒其中一字。戒日王把论文转给戒贤，并决定在国都曲女城举行学术大会。玄奘和一千多僧人代表那烂陀寺参加大会。戒日王会见玄奘，问起唐太宗和中国音乐。玄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唐太宗的功业，戒日王极感兴趣，随即遣使至长安通好。贞观十六年(642年)十二月，曲女城的辩论大会开始，天竺18国国王和佛教徒三千多人、婆罗门等教徒两千多人参加大会。玄奘担任大会论主(主讲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反驳那个人的论文，作为辩论的主题在会上宣读。同时誊写一份悬挂在会场门口，并依照惯例声明：如有人能据理驳倒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可是五天过去了，仍无人前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18天，大家都为玄奘的精辟议论所折服。大会结束那天，戒日王和18国国王各以厚礼相赠，均被玄奘谢绝。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骑上一头用精美的华幢(chuáng)装饰的大象，绕场一周，同与会的众教徒见面。 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谢绝戒日王的一再挽留，决心回国。戒日王及当地人民将他送出几十里路，才洒泪而别。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带着657部佛经回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等出城迎接，长安城成千上万老百姓走出坊门欢迎他。唐太宗在洛阳行宫召见了他，他向太宗介绍了西域及天竺见闻。他随即回长安开始翻译佛经。19年间共译出佛经75部1 335卷。他由于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译文流畅优美，有些专用名词如“印度”、表示时间的词“刹那”就是他确定下来的。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 玄奘还根据旅途见闻，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记载亲历的110国、传闻的28国的情况，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方位、道里、疆域、城市、人口、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故事，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译成数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学术动态 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形成世界历史的光辉一页。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隋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目前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不少论著问世。众多的学者认为：(一)隋唐时代中国的制度，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当隋朝建立的时候，西欧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要晚于中国700年之久。(二)就社会经济繁荣的程度说，隋唐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当时世界的大城市有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长安有百万人口，君士坦丁堡80万，巴格达更少。长安人口最多，这既反映了其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它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高水平的隋唐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对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隋唐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丝织品、造纸术在隋唐时传入东西方各国以及汉式佛教、诗文、科技大量传到东方各国的史实，证明隋唐时期的中国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隋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图画说明 《职贡图》 唐朝时期，许多外国使节远道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进献他们的珍稀宝物，这是中外交往的重要途径。《职贡图》就反映了边远各族和外国使节携贡品，来唐朝贡的生动情景。图中贡使骑着高头大马，前后卫士们为其张盖护拥。贡使后面的许多人，有的提着鸟笼，有的背着象牙，有的拿着孔雀掌扇，还有人用头顶着宝物，兴高采烈地边走边谈。此画的作者是唐朝的画家阎立德，画高厘米，宽厘米。 唐朝的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也叫开元钱，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的，流通了三百多年。这种钱币直径厘米，重克。钱币中的隶书“开元”二字，是开辟一个新纪元的意思；“通宝”二字的意思是流通的宝货。“开元通宝”四字字体庄重挺拔，相传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欧阳修的书法。 日本的和同开 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了两瓮唐代文物，其中有5枚日本银币。郭沫若考证，此币铸于708年(日本元明天皇和同元年)，然后由遣唐使团作为礼物带到中国。 玄奘 这幅玄奘画像现保存在陕西省长安县东兴教寺内的殿堂里，是根据宋人所绘的《玄奘西游像》而刻在一块石碑上的。因为战乱，寺院与石碑曾遭破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玄奘像，是根据原石碑的拓片重新凿刻的。以后又根据石刻像作成画像，着色后供奉在兴教寺内。 这幅图描绘的是玄奘从印度学成后归国的情景。玄奘身穿和尚服，胸前挂着念珠，脚穿草鞋，腰前系小包袱。他左手拿经书，右手执拂尘(用来驱赶蚊蝇)，背上背着用竹子做的书箱。书箱顶上是遮阳避雨的伞，伞前垂下的线挂着一盏小油灯。

1. 《“以戒为师”需要建立“现代清规”》, 《中国宗教》2007年第1期, 2007年1月,北京2. 《解性与本觉——摄论师对“解性黎耶”的诠释》, 万俊人主编《清华哲学年鉴·2005》，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5月, 北京3. 《五性各别与理佛性、行佛性——瑜伽行派的佛性思想》, 黄心川、释大恩主编《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年1月, 成都4. 《摄论学派与智顗教观思想的形成》, 《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3期， 2007年8月, 北京5. 《阿摩罗识与本觉——摄论师的“阿摩罗识”思想》, 《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 2007年9月，兰州6. 《中国佛教研究方法の革新及び活用》, 《大谷大学真宗综合研究所研究纪要》第25号, 2007年12月,日本京都7. 《论关山慧玄的禅法——“关”》, 《佛学研究》总第16期, 2007年12月, 北京 8. 《当前发展佛教教育的“盲点”与“伪问题》, 觉醒主编《佛教与现代化》,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月,北京9. 《地论学派的判教思想与南朝佛教》, 《闽南佛学》第五辑,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北京10. 《《大集经》与地论学派——以判教为中心》, 《法音》2008年第2期, 2008年2月, 北京11. 《药师礼忏仪的演变与发展》, 《觉群佛学》（2007）,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北京12. 《初期地论学派的判教思想》, 万俊人主编《清华哲学年鉴2006》,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3月, 北京13. 《摄论学派与早期华严宗的形成》, 《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1期, 2008年3月,成都14. 《鸡足山释禅《依楞严究竟事忏》》, 印顺主编《虚云法师与鸡足山佛教》,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5月, 北京15. 《法上《大乘义章》佚文考辨》, 《禅学研究》（第7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 南京16. 《民国年间新旧唯识之论争》, 麻天祥主编《佛学百年》, 武汉出版社2008年6月,武汉17. 《印顺法师在台湾创建的四大道场的历史和现状》, 《世界宗教文化》2008年第3期, 2008年9月, 北京18. 《2005-2006年宗教学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标明985）》,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008年9月, 成都19. 《弥勒净土信仰略义》, 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共奉化市统战部编《弥勒文化与和谐社会》, 宁波出版社2008年10月, 宁波20. 《毗昙学派与南北朝佛学大乘意识的树立》, 《佛学研究》总17期, 2008年12月, 北京 21. 《成实学派的思想与影响》, 《觉群佛学》（2008）,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2月, 北京22. 《晋宋时代的禅经译出与禅法传播》, 《闽南佛学》第六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2月, 北京23. 《腊八节的起源与演变》,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编《佛教·文化·科学·慈善》（上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3月, 上海24. 《南北朝佛教的社邑与慈善事业》,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编《佛教·文化·科学·慈善》（下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3月,上海25. 《论法照净土思想的特色》,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杨曾文先生七秩贺寿文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北京26. 《“心净则佛土净”的思想史考察与现代诠释——兼论佛教生态主义的困境》, 《佛教与生态文明》,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 北京27. 《论三法印的现代意义》, 王志远主编《宗风》己丑·春之卷,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 北京28. 《宗教学研究领域学者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分析——基于CSSCI（2005-2006年）数据》,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009年4月, 成都29. 《戒律对佛教神圣性的建构与诠释》, 《中国宗教》2009年第4期, 2009年4月,北京30. 《法治与僧事——“以戒为师”的现代意义》, 《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第2期, 2009年6月, 北京31. 《敦煌文献中的西魏、北周佛教思想——一百二十法门与《菩萨藏众经要》》, 《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2期, 2009年6月, 北京32. 《净源《首楞严坛场修证仪》研究》, 台湾《新世纪宗教研究》第7卷第4期, 2009年6月,台北33. 《三种佛性与真实胜乘——摄论师的佛性、一乘思想》, 《吴越佛教》（第四卷）,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7月, 北京34. 《隋代诸帝的舍利信仰》, 杨曾文、肖景林主编《中国佛教的佛舍利崇奉和朝阳辽代北塔》,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6月, 北京35. 《中国汉传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 《禅学研究》第8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 南京36. 《丛林早晚课诵的修订与流行》, 《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4月, 2009年12月, 北京37. 《从“世界佛教论坛”看国家发展进步与佛教》, 《佛学研究》第18期, 2009年12月,北京38. 《《十地经论》译者新探——菩提流支主译说的成立》, 《佛学与国学—楼宇烈教授七秩晋五颂寿文集》,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12月,北京 39. 《大智度论》在南北朝的流传及其影响, 《觉群佛学》（2009）,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2月,北京40. 中国佛教放生习俗的起源与流行,《和谐宗教与文明城市》,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6月 ,北京41. 学术与弘法——从佛教界看佛学研究的立场与态度, 《宗风》庚寅·夏之卷,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北京42. 自知、自反、自强——赵朴老对中国佛教走向的思考方法, 《中国宗教》2010年第9期, 2010年9月,北京43. 从佛教立场迈向宗教多元主义与宗教对话, 《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5期, 2010年10月,北京44.“蒋山法会”与明太祖对瑜伽教的整顿,《中国佛学》总第28期,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2月,41-47,北京 45.《大般涅槃经》在两晋时代的传承与流行,《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2011年3月,南京46.赵朴初对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思想,《禅文化》第一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郑州47.中国佛教大乘意识的萌芽与树立,《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2期,2011年5月,北京48.印度佛教僧俗关系的基本模式,《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2011年6月,北京49.初唐佛道“道法自然”论争及其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2011年7月,上海50.南北朝佛教的福田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18期第9版,2011年8月30日,北京51.隋唐佛教的内道场,《觉群佛学》（2010）,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