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陷阱论文参考文献

论文文献资料【篇名】---银行危机的社会学解释【相关摘要】本文主要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系统性的银行危机。 银行危机内生于银行的构建，其承担的储蓄转投资的功能决定了银行的脆弱性。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银行危机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也加大。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整个金融体系是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变革开始起步，到目前为止，银行仍居金融业的主导地位。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维系着国民经济命脉和经济安全。由于四行在我国转轨过程中，把不断增加的储蓄转投给了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和增加的情况下，形成和出现了大量不良资产。东南亚危机后，由于我国经济金融与发生国的诸多相似，国际上一些著名的机构和学者主要依据四行超过20％的不良资产率和不足8％的资本充足率，纷纷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些学者甚至设计好了危机爆发的过程，就等中国实际的验证。然而，事实与预言相距太大，四行不仅没有遭到挤兑而倒闭，而且存贷款仍保持高增长。东南亚风暴没有登陆比邻的中国，而是刮到俄罗斯、巴西。为何中国能抵御这场危机?四行为何没有出现典型的银行危机——挤兑存款，甚至还排队存款呢?这说明，在关心中国的机构和学者看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或历史上危机发生国类似情况的同时，中国还有许多与危机国不同的因素在体内发挥作用，这些不同的因素是什么?全文围绕此展开分析和研究。本文认为银行作为储蓄转投资的中介，实际形成了以银行为中心的信任链。这个信任链由两段构成，一段是存款人与银行，一段是银行与借款人。银行把从存款人那里得到的信任集中后，转给了借款人。短存长贷、债权约束是这个信任链的特征。任一段信任链的断裂都可能使整个信任链无法维持。这样，就可以清楚银行危机为何既可能是存款人集中挤兑造成，也可能是贷款人违约造成。四行为中心的信任链已经出现了相当大比例的断裂，但危机没有发生。从信任链数量对比上看，是由于存 款大于贷款的增长拉得住部分断裂的信任链。其根本原因在于决定这 些变化的社会系统。 全文由绪论和七章组成。 绪论部分主要说明了为什么进行此研究；综述了已有的研究和介 绍了本文的研究。从社会学角度研究银行危机，从学科领域看，本文 具有一定的前沿性。 第1章，主要回顾了20世纪以来国际上发生的不同国家的银行 危机，主要是：发生在美国的两次危机，阿根廷两次时间相隔不长的 危机，俄罗斯的危机，东南亚国家的危机，以及中国在1998年关闭 海南发展银行。这些史实，是本文实证分析时的主要资料。 第2章，研究了银行为中心的信任关系，从科尔曼对信任的研究 出发，构建出以银行为中心的信任链。导致银行危机的原因很多，但 结局只能是银行无法维持信任链的运转。聚集到信任链上后，就可以 发现信任链的存在与维持不是仅从信任链上摘取几个指标就能做出 危机是否发生的判断，政治、经济、社会中一些难以量化的因素左右 着这个信任链。借助 AG模式解释银行危机将有效克服原有银行金 融危机理论在解释危机时以偏概全的缺陷，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3章，分析了四行的特殊信任结构，这种结构正是我国与危机 发生国的不同。不良资产率高，资本充足率低确是严重的问题，但国 有独资性质使得社会公众相信国家信用支撑国有银行，从而使存款人 与银行信任链的稳定和扩大拉住了因扭曲银企关系而造成损失的银 行与借款人的信任链。 第一章，主要研究货币稳定问题，这实际是中国防范东南亚危机 的第一道防火墙。人民币互动的制度选择，对内对外都成功地保持了 币值的稳定。 第5章，具体分析了东亚危机后居民储蓄增加的原因，因为信任 的存在并不代表信任的增加。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党的十 五大和新一届政府成立后集中出台，改变了居民心理预期，导致储蓄 因预防性动机增强而增长。储蓄的增长和存差的扩大保证了四行不会 回流动性不足而导致危机。 第6章，分析了东南亚危机后政府的救助措施和效果，以及中国 政府强有力的控制，这是吸取东南亚危机教训，在危机末公开化时的 抢先行动，表明了政治系统在包括银行系统在内的社会系统整合中时 机把握、手段运用都比较成功。 第7章，研究对未来银行危机的防范措施，加入们 将引致中国 银行业和其它社会系统的深刻变化，原先存在的有利因素可能失去， 不利因素逐渐增加。借鉴罗斯福新政和韩国的成功经验，中国完全可 以把事后的行为转为事前的防范，从而减轻危机发生可能造成的巨大 代价。银行安全网和社会保障安全网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可以减轻或 控制危机成本的制度构建。

论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战略产业战略产业的定义是什么，哪些产业算是战略产业，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战略产业问题，是在全球化冲击面前，“民族产业”处于全面守势的情况下提出的。对民族产业不分轻重缓急一概保护当然不可取。科技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经济政策要重视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进有退，抓大放小，关系到战略性全局性的产业部门，要由国家保持控制力，有的要禁止、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家对战略产业有保护扶持的责任，不能任其在国际竞争中被“劣汰”。较早系统提出战略产业问题的是王小强先生。“ 如果我们说某一个产业是战略产业，也就是说，该产业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少数产业（空中客车是典型范例）。这类企业的存亡，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国家不能放任本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自生自灭。”“……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什么产业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保持民族工业的形态。有必要认真研究，我国中期发展的内外部约束条件（资源、技术和市场），根据发展的需要，找出若干关联产业，分析不同产业可能采取的发展方式……为综合国力的概念充实更具体的战略内容。”[1]“十五”计划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有文章概括国有经济需要保持控制地位的行业和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造币工业、重要军事工业等。需要国有经济经营，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自然垄断的行业：电信、铁路、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在管理体制上，政府与自然垄断企业的关系是规制与被规制的关系，即企业在获得垄断经营权的同时，必须承担价格、服务等方面的义务；“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大型水利设施、环保设施、城市公共交通、金融、保险等。这类行业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有足够的理由发挥作用；“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大油气田、大矿山、大钢铁、大石化、汽车集团、重要的电子企业等。就总体情况而言，私人资本和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技术要求高，投资需求量达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重点竞争性行业中，它们还难以成为主导力量，还难以取代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经济发展阶段和转轨时期的特征，决定了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应保持足够的控制力。”[2]这些行业之所以需要国家保持控制力，是由于他们具有以下特点：一、有国防意义的产业或新兴科技行业，在这些领域，西方国家对我实行技术禁运或限制，不能依靠外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开发；二、支柱产业，即产业关联度强、企业规模巨大、市场利益巨大，不宜让外资（或私人）控制的产业；三、具有外部性和自然垄断性，国家必须进行管制的行业（公共设施、金融）。这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战略产业”。本书讨论的重点在第一和第二类。尚有存疑的是，一些高度竞争性的产业，如装备工业，同样对综合国力的提高意义重大，但国家政策对此不明朗。我们对“关联度强”的汽车工业实行多年高关税保护，同时又将装备工业早早抛进国际市场，值得注意和反思。总结：战略产业是对提高综合国力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的、国家必须保持控制和支持的、不以短期利益决定取舍的产业群。也有作者提出大国“超级产业”概念。[3]在这个领域，简单把企业推向国际竞争市场“优胜劣汰”，将无力抵御跨国公司的强力竞争，企业的垮台会导致国家的全局性损失。在这里讲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战略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不能单纯依靠金钱，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百折不挠、顽强实干的进取精神和拼搏精神，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4]跨越“技术本国化”的门槛由于涉及国家安全、涉及“支柱”的产业，很多涉及高科技的问题。这里有必要从科技进步角度，就国家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结构的一些问题，作一些说明。技术本国化的障碍和国际压力：上面已经讨论过，发展本国现代工业，走依靠合资为主的道路，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开发能力。不是发展战略产业的路子。日韩式道路的核心，就是以“技术本国化”和本国产业的迅速升级为基本目标，“本国化”的基本手段和过程，就是高效率地进行技术引进—消化—扩散。但是，一般来说，后进国家要实现“技术本国化”和产业升级，无一例外地面临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这几大障碍。不同行业情况各有不同。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资金门坎越来越高，半导体芯片加工设备价格，平均4-5年翻一番，8寸晶片生产线价值10亿美元。一个飞机型号的研制费用20-50亿美元。技术飞速发展，对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尤其严重的是，后进国家开放市场，必然对本国上游产业形成强大竞争。“顾客是上帝”，而上帝崇拜洋货，不愿意支持民族产业。开放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设备工业、国家科研力量的冲击，往往是致命的。这里的困难在于：如完全放开市场，冲击力过大，则本国的上游产业（如加工设备、民机、轿车）可能被彻底冲垮，永无翻身的可能（如我国的数控机床、感光材料工业，见附录），但完全保护则又在保护落后（如“普桑”1990年代初的情况）。所以，市场的开放度，要有利于战略产业在有限保护下逐渐成长。这对政策的制定和行业、部门间的协调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办合资企业依靠外商，这四个障碍当然都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对局部来说，这叫作合资使“技术得到提高，市场有了销路”），但前面说过，这种“轻松过关”的代价，就是堵死了“技术本国化”的道路。必须遗憾地承认，20年来，在市场开放的冲击下，我国的“技术本国化”机制，大大退步了（有不少人说20年来科技没有进展，其实科技水平总是在进步，问题是科技进步的机制在“拉美化”）。地方部门分权，助长了崇尚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不顾大局的行为，削弱了技术协作攻关的能力。在一些关键产业部门（航空、电子、汽车……），决策效率、内部协调效率降低、企业引进消化效率降低，技术扩散缓慢。面对国际竞争对手强大技术优势和对后进国家技术进步努力的有意打压，这种技术本土化自身的低效是致命伤：“ 当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某一项技术的时候，他向我们封锁；一旦我们千辛万苦开发出来，他又会开放他的技术，并将其一部分下游产业转移给我们。这种梯次转移，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的经济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有抑制作用的。结果是：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5]我们的微电子设备技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搞垮的。如果市场保护不力、再加上技术本国化效率太低，对来自外部的技术竞争的压力将无法招架，“四大门槛”就跨不过去。自己的技术队伍、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品牌就培育不起来，于是就一轮接一轮引进技术、引进设备，这被称为“引进陷阱”。“ 引进陷阱”的本质，是后进国家的主观追赶努力、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落后于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步伐。20多年来，在汽车、电子、飞机、装备……等行业，对这种“引进的陷阱”我们已经是司空见惯，对提出这样的问题反而会大惊小怪。“引进陷阱”被西方冠以漂亮的名称：“雁行模式”。如果我们安于这样的现状，我们就可能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状态中而不得自拔。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进国家摆脱“雁行模式”的努力，取决于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企业、行业、国家效率的综合）的竞争。要做到这一切，决非一个简单的市场机制、或单项措施可以奏效。要求有效动员本国的各项经济技术资源（资金、科技力量、组织、政策…），缩短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周期。需要国家意志和组织作用，需要完整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需要合理的企业规模和产业组织，需要各层次组织的高度经济活力和高水平的管理。这是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国家的意志：国家目标、贯彻目标的意志和能力。政府主导作用：各产业部门的市场前景，技术路线，单个企业往往无法看清，需要国家来决定大的战略方向和产业发展规划。合理的规划：后进国家财力有限，科研实力弱，仅靠民间企业和科研机构层次的决策，门坎过高，无力承受风险。政府的支持不仅在财力方面，也有必要在技术路线的层面参与战略规划。“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由于技术密集程度高，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大，如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会长期落后，受制于人。” [6]企业规模和产业重组：行政性的分权所造成的条块分割，企业规模过小、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战略性的产业，如再不及时进行产业整合，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对各地方争相和国外合资、置全局利益于不顾的局面，中央就没有了调控手段。“ 过去，我国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如行业分工与产品调拨）通过计划体制实现，工业部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大托拉斯。割断这种技术联系，分散的单位往往不能成为独立生存的企业，自负盈亏”。“这种条件下，散兵游勇式的分散合资，被动地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对中国产业的长期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值得研究”。“ 日本特别是韩国的经验也证明，后进国家以民族工业的发展实现赶超，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组建非常巨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以负担昂贵的研究开发费用），并辅之以动态的政府保护和扶持政策。我们显然不应该把已经细小得难以成为独立企业的企业越分越小。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尽快重新组合，形成与已有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企业，组成面对国际强手有能力自负盈亏的企业，已成当务之急”。 [7]“我们原来各大部委，承担的主要是应用研究前期的工作。按现在的办法，这个研究就要基本解体。要求我们的集团公司来承担起基础、前期研究的工作，目前我们的企业集团没有这个能力。这就会形成一个空白。所以（把产业部门拆散的做法），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企业，而是科研机构”。“我们是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科研体制，稍微没有一点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或者是鼓励性措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你完全按平等竞争的话，那么所有清华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去美国。你要把这部分人吸引下来，必须超越经济的利益。”[8]组织行业级攻关，培育技术合作机制：有人强调自主开发困难重重，没有科技实力，没有钱。自主开发投资太大。外国开发一个轿车要20亿美元。我们怎么拿的出来？怎么办？合资。合资拿不来，再想法买。自主开发，提高国际竞争力？你唱什么高调。什么年代了，还讲自力更生？[9]我们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了，似乎企业之间只有竞争的关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西方在许多领域，企业之间也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典型的就是半导体的国际协作组织（见半导体篇）。空中客车，超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法德英西四国财政支持20年，形成共享技术和品牌，都是现成的例子。日本曾在半导体领域，在基础性、共性的技术方面，由政府出面组织各企业，集中技术力量，共同攻关，取得了骄人成就，为电子工业一度称雄世界打下了牢固基础。“1970年代末，日本为打破美国在集成电路的一统天下，组织企业，联合攻关上集成电路制造工业（2-3微米级）。通产省出面组织四家公司（富士通，NEC等），每家出30名研究人员，都是20-30岁有才华的年轻人，共120人。然后通产省出一个所长，每公司出一名室主任，4个研究室。分解了30多个课题，包括设备、工艺的各个方面，计划3年拿下来，结果3年不到，这些课题全部解决。成功后，形成共享性基础技术，各企业回去用此开发自己的产品，形成竞争。谁的质量好，成本低，谁可占领市场”。[10]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你死我活，也要讲合作机制。如今经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规模经济和超越企业范围的组织效率，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很多人，把市场片面理解为“原子式竞争”，把我们原来的全行业、全国协同攻关机制（见航空工业篇）的巨大组织效率，片面斥之为“计划经济的残余”，是走到另一极端，也是属于无知。今天，我们要让合资企业整合起来进行技术自主开发，创民族品牌，已根本没有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就是以现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依托，效法日本经验，组织行业级技术攻关。我国一些国有骨干企业经过20多年技术改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按照行业机构组织、风险共担、技术共享、利益格局不变的原则，是完全可以把力量集中起来，搞出成果的。对外保护，对内竞争：在把握开放度和产业发展的配合的同时，要提供适宜的体制环境，鼓励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不是低水平的竞争所能获得，而是“硅谷机制”。科研开发和产业竞争的“无缝结合”。人才的国际化竞争，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融资环境。企业经营管理的灵活高效。首先要在精神上挺起腰杆，奋起自强最近，有学者尖锐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当前普遍盛行的不加分析地赞美跨国公司、把引进外资数量当成宏观经济分析的重头指标、把合资作为“国企改制”的“理想途径”的观念，实际上是牺牲中国明天的前途来换取眼前的短期增长，在政策上是近视眼，在思想观念上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目标本身，这已经构成新的教条、成为思想解放的真正障碍。近20年来，我们对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开放程度，始终估计过高。从崇拜西方、看不起自己力量，发展到对民族产业的虚无主义态度。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机械“拿来”西方观念中甚至是最消极的部分，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矮化是可怕的。崇洋自卑，苟安短视的风气在滋长，民族自尊自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局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优秀传统正在失落。这种不健康的精神状态，正在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在经济政策上，始终对西方对我开放的程度、对洋人的力量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又助长了精英层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降低了政府运作效率、助长了不正之风，削弱了用高尚的精神感召力将国家发展目标贯彻到底的能力。长此下去，我国经济发展就难以避免“拉美化”前途，就会长久处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位，就无法贯彻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几十年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发展国家经济，靠洋人是靠不住的。我们当然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外援，但国家的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最缺的是什么？是精神，是志气。就是敢于跟跨国公司竞争的志气和勇气。发展战略产业，首先要做的是大力弘扬正气、振奋民族精神。今天，“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已经成为激励人民的伟大精神力量。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工业发展道路，尤其应该提倡。要知道，原子弹的上马，是在1960年代初空前困难的时期、被赫鲁晓夫讥笑为“中国人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喝大锅清水汤”的时代。当年对是否上马还是下马有大争论，如果真的下马，那就前功尽弃。统一认识，咬着牙挺住不下马，才有今天的辉煌。今天，我们的航天科技工业界，继承了两弹一星的光荣传统。载人宇宙飞船以常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取得了了不起的突破，20世纪末再创辉煌，为21世纪我国航天事业、国防事业带来了美好希望。这个成就的背后，有多少呕心沥血，多少不眠之夜，有多少默默无闻奉献国家的感人故事！王铁人说“国家要有民气，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骨气”，这就是民族的骨气，这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这充分说明，自力更生、集体主义、自我牺牲、无私协作的两弹一星传统，在普遍崇尚物质利益的今天，照样是克服困难、赢得成功的法宝和宝贵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全球化的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工业赶超机制和发展方向。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技界取得的许多成就，都是振奋民族自强精神的成果。我国的船舶工业，80年代就打进国际市场，现在占世界上份额，差不多占了20%。我们的程控交换机，原来基本被外国占领。90年代发展很快。巨大中华，接近国际水平，占领新增市场的大部分。我们的汽车工业，这困难那困难，难道造汽车比造载人宇宙飞船还难？最近15年来，我们的民用飞机产业是一部伤心史。了解内情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缺乏高科技的“比较优势”，否则我们的大型民用喷气飞机是怎么上天的？是用洋铁皮敲出来的？15年徘徊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行业内的部分人员，放弃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方针，缺乏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勇气，看不起自己的科研成果，一味依靠洋人的结果。国家不止一次作出决定支持上马，就是说自己干不了，非要拉一个外国人当拐棍。没有外国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先拉新加坡合作，新加坡不干。后来又拉南韩，人家总统一换就黄了。最后看准了空客好。人家一转眼又把我们甩了。最后什么也没有干成，白白丧失了20年时间。20年，消磨了自己的锐气，损害了行业的信誉，成了扶不起来的天子。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我们的加油机编队（轰6）飞过天安门，多少人欢呼雀跃。懂行的人们，却为此而叹息、悲伤！新的世纪，我们会继续开放，能拿到的东西要拿，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立足点，无论如何要总结20年的教训，要转向自力更生为主，要以我为主，自己先站起来。然后别人才尊敬你。自己站不起来，别人就永远把你看成矮子。我们的民族没有希望。在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转折关头，我们要弘扬正气，弘扬民族自尊自强，敢于斗争，勇攀高峰的气概，要用振兴民族产业、振兴战略产业的大义，加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是很有限的，奋起自强才是出路。参考文献[1]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1998年。[2]冯飞：《“十五”产业政策要点：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国研网，2000年8月25日。[3] 赵英：《大国世纪》。关于超级产业：超级产业以国防产业为核心；需要巨大投入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寡头垄断，产业组织高度集中，少数大企业居主导地位；上什么产业，非单一的市场经济利润导向，要考虑综合国力和综合利益，进行综合选择，需要政府决策；成为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主要来源与体现；和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坎，是国家在世界大博弈中的战略工具。超级产业的国际合作也在迅速发展。“21世纪，全世界只有10个左右的国家有能力发展超级产业。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印度。”（转引自杨帆《大国间的产业竞争：21世纪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环境与定位》，《产经新闻》[4]王小强，1998。[5] 房宁，2001年。[6]马宾，1996年。[7]王小强，1998年。[8]丁宁宁，1999年。[9]科技部研究中心金履忠认为：关于我国技术开发的资金障碍的问题，普遍的情况是，自主开发所需费用比国外同等项目少得多。蜂窝式移动电话设备，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我们共花了7000万，不到他的2%。我国巨龙公司开发的04机（最早开发的程控交换机型），开发费用1000万元。国外同类设备开发费用1亿美元，我们是它的2%。长3 甲火箭。国防科工委宣布，开发费用只占国外的几十分之一。具体数字没有讲。羊绒分梳机，我们自己开发的费用，是从意大利进口价格他的1/10（人民日报）。国外汽车界说，开发一个车型要20亿美元。外国人用这个费用来吓唬我们。我们是自己吓唬自己。。我们的开发费用相对较低的原因，第一是我有“后发优势”，即我们可以享受部分的技术扩散；第二是设备有一部分自己可以做。第三是人工费比国外低得多。一般的情况是国外花多少美元，我们就花多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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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及存在的问题[摘 要] 次级债作为商业银行的一种主动负债工具，近年来得到了国际银行界的广泛认同和青睐，将其视为商业银行筹资的重要举措。兴业银行完成30亿元次级债务的发行后，成为国内首家实现次级债务补充资本的商业银行。随后，各家银行纷纷加入到发债银行的行列，掀起了一股发行次级债的高潮。但是，和国外商业银行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目前的次级债发行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次级债在各方面来看，仍存在不少问题。 [关键词] 商业银行 次级债发行 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 所谓次级债(Subordinated Debt or Mezzanine Debt)，是指偿还次序优于公司股本权益但低于公司一般债务的一种特殊的债务形式。次级债兼有债务和股权的特征。次级债的次级只是针对债务的清偿顺序而言，即若公司一旦进入破产清偿程序，该公司在偿还其所有的一般债务之后，才能将剩余资金用来偿还次级债。 参照国际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发行次级金融债券是解决资本金不足的有效途径。由于以前对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的规定一直处于政策“盲区”，没有相关法规予以明确，因此2003年底以前尚无一家商业银行发行此类债券。为满足银行业补充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需要，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从此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有了政策上的支持和认可，为商业银行利用次级债补充资本金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随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华夏银行等也纷纷发行了次级债，国内商业银行掀起了一股次级债的发行热潮。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次级债券的发行基本是定向发行方式，具有私募性质，利率水平一般由商业银行通过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询价来确定，后期采用固定利率发行的逐渐增多，但比例偏低；债券期限较短，一般为6年以下；除交通银行外，发债规模都在60亿元以下；发债次数偏少并缺乏明确的连续性，次级债券的目的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增加银行的资本金。 国有商业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券主要是10年期、固定利率、一年付息一次的、可赎回债券，与欧美国家主要银行的次级债券结构设计大体一致，而且债券品种设计也开始多样化，能够适应不同投资者的市场需求。次级债券的定价是在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基础上加上金融债券的信用补偿溢价，国内大约是20基点。下图是国内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特征。 注：各商业银行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二、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存在的问题 1.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目的单一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行目的单一，只是考虑将次级债作为补充资本金的工具，满足监管资本的要求，而忽视次级债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效用，以及次级债作为一种长期资金对改善银行负债结构的效用。如果银行只是纯粹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发行次级债，以满足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而没有根据自己的资产情况来发行债券，加强债务资金的运营管理，充分利用次级债发行带来的缓冲期提高自身的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那么次级债的发行就会变成表面文章，对银行而言反而成为一个美丽的陷阱。 从目前的市场反应来看，已发行和准备发行次级债的银行过多地强调了次级债对于补充银行附属资本的作用。发行的次级债来看，大部分期限都为5年零1个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计入附属资本的要求。而中行和建行更为“聪明”，设计了一个实际期限为5年而名义期限为10的可赎回次级债，巧妙地避开了银监会关于剩余期限5年内计入附属资本折算比例逐步降低的规定，以10年期债券的成本实现了5年100%地将次级债计入附属资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次级债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从发行期限的设计可以看出，发债银行可算是机关算尽，其目的就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出发点的。各商业银行的这种出发点，掩盖了次级债在改善银行负债结构以及风险管理的职能。 2.次级债的发行无助于改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是指资产结构的配置和负债结构的配置能够相互适应，当负债结构发生变化时，资产结构能迅速做出调整，以及当资产结构根据需求必须出现变动时，银行能够在满足流动性需求的情况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到次级债在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方面对于商业银行的意义。 但是从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的设计来看，期限短，大多是5年。中行和建行发行的10年期的次级债在后5年是可赎回的。并且大都采用了浮动利率制，当然，浮动利率制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但对投资者而言却不是有利的。这样的结构设计就使商业银行难以筹集到长期，稳定的负债，从而解决资产负债结构的不匹配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问题。 3.银行间相互持有次级债 商业银行相互持有次级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监管当局允许商业银行相互持有次级债。2007年1月1日是监管部门为各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设定的最后期限，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的硬约束下，资本金压力如影随形，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饥渴问题。从资金来源上看，债券资金作为附属资的一部分，与股本金一样起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作用。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核心资本比重普遍偏大(大都在90%以上)，附属资本实际上只有呆坏账准备一项。并且，央行规定提取呆坏账准备的比例仅为风险资产的1%，其中的大部分被用于冲消历史坏账。在增加核心资本很困难的情况下，增加次级金融债等附属资本来提升资本充足率，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只要不超过监管当局规定的比例上限，银行可以循环发债适时补充资本。因此，从《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到《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次级债持有对象的修订，都体现了一个政策信号，那就是给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开辟道路。从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结构来看保险公司等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例相对较低，单靠它们是无法消化商业银行巨大的融资需求的。允许商业银行投资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可以拓宽次级债的发行渠道降低商业银行发行成本，使商业银行能快速提升资本充足率。允许银行互持是监管当局为帮助国有银行尽快充实资本金，达到标准的无奈之举。因为，在剥离不良资产和注资之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未能达到监管要求，而国家却早已不堪重负。而以保险公司为主力军的投资者受政策和自身实力所限，远不能消化掉国有银行为补充资本所需发行的巨额次级债券。允许商业银行互持次级债将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其次，商业银行的积极参与也是银行互持的重要原因。从发债银行的角度来看，次级债的互持为发债银行提供了次级债的需求主体。而从购买债券的银行看，投资次级债为以后发行次级债的需求主体问题铺平道路，亦即“密谋”互持次级债，或者是一种不必言传的“默契”。如此，对发债行或是投资行都是一种“双赢”，但是这种双赢是建立在道德风险、系统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基础之上的，是不足取的。 小结：由于商业银行是特殊的金融企业，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对一国的金融安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哪个行业像银行业一样受到如此严格的监管。政府监管可能存在监管失灵，而银行安全网设计中又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因此，新巴塞尔协议强调市场监管的重要性。而次级债的市场约束机制为市场监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监管工具。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次级债的市场约束作用。在美国，美联储成立了专门的次级债研究小组，考察次级债的市场约束。一些国家甚至强制要求商业银行发行同质的次级债券，以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而我国次级债发行历时尚短，从第一支次级债发行至今不到5年时间。从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的发行特点上看，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缺乏连续性；银行互持问题严重，缺乏机构投资者；发行定价扭曲。这些都导致次级债的市场约束机制很难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胡 斌:次级债与市场约束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经营[J].金融会计，2002～01 [2]许文辉:中国银行业次级债的发行定价和市场前景[J].经济导刊，2004～11 [3]黎小枫:论商业银行次级债“互持”的合理性[J].福建金融，2005～8 [4]J Cem Karacadag and Animesh Shrivastava, The Role of Subordinated Debt in Market Discipline -the Case of Emerging Markets. IMF Working Paper, 2000 [5]葛兆强: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绩效、挑战与发展策略[J]，证券市场导报，2004～10 [6]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 pbc. gov. cn [7]BIS Working Paper , Markets for Bank Subordinated Debt and Equity in Basel Committee Member Countries, 2003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