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历史论文

1、《也谈对范文程的评价》，《社会科学》（沪）1984年第4期。2、《乾隆朝蠲免钱粮问题试探》，《南开史学》1984年第2期。3、《论〈圣谕广训〉与清代孝治》，《南开史学》1988年第1期。4、《士大夫与地方社会的结合体——清代“乡绅”一词含义的考察》，《南开史学》1989年第1期。5、《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89、12转载）6、《试论中国族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7、《中国族谱收藏与研究简说》，《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8、《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7转载）9、《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7转载）10、《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6转载）11、《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南开史学》1990年第2期。12、《试论明清时期的汉族火葬风俗》，《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13、《最近の中国における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と文化》第6号，（日本）东京大学1991年6月。14、《论清朝推行孝治的宗族制政策》，《明清史论集》第2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5、《乾隆早期廷议粮价腾贵问题探略》，《南开学报》1991年第6期。16、《元代墓祠祭祖问题研究》，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17、《元代族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版。18、《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19、《清代啯噜新研》，《清史论丛1993》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20、《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二）》1995、10转载）。21、《论宋代“营妓”》，《历史月刊》（台湾）1997年第1期，总第108期。22、《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1997、3）23、《清代治理“老瓜贼”问题初探》，《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24、《禳灾之俗述丛》，《历史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112期（署名萧驷）。25、《中国古代对老年的界定》，《历史月刊》1997年第6期，总第113期。美国纽约华文《世界日报》1997年6月23、24日“上下古今”版并载。26、《中国古代礼遇老年的制度》，《历史月刊》1997年第6期，总第113期。27、《中国族谱的人物传记》，《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28、《中国地方志人物传记述评》，《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署名萧驷）。29、《清代孝治政策述略》，《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30、《试论宋濂的宗族思想》，《东洋学研究》第四辑，韩国?东洋学研究会1998年6月版。31、《明代岁时节日生活》，《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10月版。32、《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8年第5期）33、《试论宋代以降的宗族之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34、《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35、《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9年第12期）36、《“虚耗”鬼的由来与禳除习俗——中国岁时节日体现的民众心态》，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10月版。37、《清代溺婴问题新探》，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38、《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4 月版。39、《罗钦顺的谱论与族论——以江西泰和及吉安为中心》，上海图书馆编《中华族谱研究——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版。.40、《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41、《清代的文昌诞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0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1月版。42、《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5期）43、《明代福建兴化府的宗族祠庙祭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6月版。44、《宋元时期徽州建祠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45、《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2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7月版。46、《明代家庙述论》，冯明珠主编《文献与史学-恭贺陈捷先教授七十嵩寿论文集》，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2年7月。47、《试论明代族规的兴起》，《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48、《明代溺婴问题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49、《宗族与农村基层社会控制的历史和现实——考察宋以后江西宗族的发展》，肖唐镖、史天健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50、《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中国史研究》（韩国）第20辑（中国女性史 特辑号），2002年10月。

1840年，英国人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市场，中国的大刀长矛在外国火器面前不堪一击。中国人民饱受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以来，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各个阶级都尽可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洋务派主办的洋务运动；维新派领导的“百日维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每个阶级都存在本身的局限性。历史的进程终究证明，使中国独立富强这个任务最终还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了在中国共产党之前的各个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因为不管如何他们的阶级属性如何，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独立富强。这一点上，只有方法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 鸦片战争后，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这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意义迅速蔓延，使得在1853年就在南京建立起与清政府针锋相对的政权。为什么这场起义不发生在内陆，而发生在东南沿海呢？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集中在东南沿海。英国想在这些地方倾销他们的商品来获取白银，可是他们大大低估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势力，以及高估了农民的购买力。在开放这些口岸后并没有取得他们所要取得的结果，反过来，这些洋纱洋布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在东南沿海的确的一些小农经济趋向解体，使得“耕”“织”分离，许多破产的手工业者沦为自由劳动力。而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难以吸纳这些劳动力。许多人便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子。而这正是可以利用之处。而在内陆小农经济仍然根深蒂固，难以撼动，虽然或多或少发生过许多起义，但取得什么成就。洪秀全正是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加上颁布了一部历代农民都奢求的革命纲领《天朝天亩制度》，农民于是纷纷投靠。但是这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其客观原因自然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失败也有其必然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场起义是反封建阶级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就算是成功推翻清王朝，也只是建立另一个封建王朝而已。另外，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宗教色彩，神权与王权相结合，建立起一套甚为完备的封建官制，麻痹着人民的思维。当一个人处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中往往会滋生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洪秀全便是如此，定都天京后，纵情声色，与昏君无异。种种自身的原因，使得太平天国渐渐失去民心。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失去民心，任何政权都难以存在，终于在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其失败，我并不报以任何惋惜。后期提出的《资政新篇》，只是一堆空头文章，可能里面有着种种类似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但是并不能挽救太平天国的衰亡，终究只有象征意义。在太平天国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内部的一些大臣面对内忧外患已经着手研究如何让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重新焕发生机。这时候分化为两派，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而以恭亲王奕忻为代表的“开明派”则主张学习在维护基本的封建纲常明教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其行动准则。其实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分歧只是是否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之后，倾向于奕忻等的见解。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奕忻，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前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后期为解决军事企业中财政上的困难，又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发展了一批民用企业。这个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史称“洋务运动”。主流观点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书上则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只在器物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忽视了变革封建制度。这样的看法似乎有苛求古人之嫌，但本人难以驳斥。本人认为，不应轻易判断一场运动的失败与否。洋务运动固然没有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然而，这场运动是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这点来判定它是否成功。就这点来说，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这场运动的确使得清王朝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我们不应该要求他们来做出例如孙中山能做出的事。所以本人觉得，不能说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但是至少也不是失败的。 洋务运动虽然能使清政府继续执政一段时间，但是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未解决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更加证明了清政府的无能。人民的生活无法改善，甚至家破人亡。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尖锐化，一些先进份子认为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这个时候，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资产阶级份子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比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涉及到了制度层面。但可惜的事，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并未充分，资产阶级力量极度弱小，关键时刻还需靠袁世凯的武装行事，并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傀儡皇帝，其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我们在这里需要学习的是他们这种为了中国独立富强而付出的努力精神。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大地继续沉沦，《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让清政府正式沦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工具，其反动行为日益彰现。公然帮助外国镇压爱国运动“义和团”，已经将其反动特制表露无疑，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丝毫没有改变，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清政府在19世纪末实行“预备立宪”。但“皇族内阁”的出现证明这只是一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外国商品，资本的输出都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若要使资本主义发展成参天大树就必须建立一个拥有实权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登上了历史舞台，虽然在前几次武装起义中都失败了，但是他们没有灰心，终于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可惜的是，孙中山纵然有着美好的蓝图却难以实施，种种的法令似乎难以有人愿意执行。这次革命并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依旧苦难，自然难以去追求什么政治权利。本身的软弱性使其不得不依赖外国势力，这就是其不能成功的根源之所在。须知道，中国这种畸形的社会正是由于外国势力造成，而孙中山却承认外国在华的利益，主要的压迫势力仍然存在，社会难以有根本性的转变。至于民主共和思想，至少在当时中国人头脑里是不可理喻的一种思想，自然谈不上深入人心。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落入了袁世凯手中。他做了总统后野心极度膨胀，于是准备登基复辟。最终只是一场丑剧，自己也悲剧收场。随后虽然有张勋两度复辟，也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罢了。随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代，此时的中国四分五裂，难以形成一个有力的整体。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只有在思想上根除封建纲常名教才能是国人真正醒过来。于是陈独秀等人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落后愚昧。“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力度是极大的，也是广泛的，乃至于一些优秀文化都被当以糟拍给予无情打击，存在着片面性。“弱国无外交”，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已经展现出他们的血性。他们的正义的要求使得政府不得不依照他们的意见行事。这天是五月四号，史称“五四运动”。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革命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段时间，各个阶级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都归于失败。太平天国的运动失败不值得人们的同情；洋务运动让人民眼前一亮；维新变法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辛亥革命让人们感到惋惜；新文化运动纵然使得人民思想得以开放，但是其后遗症直到今天都贻害无穷，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的缺失盖由此出。这段历史里，资产阶级表现甚为活跃，认识的深度也不断加深。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外，洋务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的各种变法革命实质上都是在向西方学习，从开始的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传播西方思想，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历史的必然，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方式之一，纵然新文化运动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弊大于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走向这条全面否定古代文化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苛求古人，这点，洋务运动如是，辛亥革命亦然。 百年沉思 ——学习“洋务运动”的一点体会 经过短短一个学期的近代史学习，我对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的近代化改革——“洋务运动”产生了兴趣。想借此机会谈一下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体会。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失败。这场历时35年的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一直受到许多争论。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对于这场运动一直是褒贬不一的。我只是一个大一学生，而且是学工科的，所以不可能又很深刻的见解。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我认为应先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前一段时期开始阅读这段不长不短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的看待。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可说是洋务运动产生的间接因素。因为正是这两场战争使得一向懦弱无能的清政府种出现了比原来的腐朽之臣更懂得反抗的“洋务派”。所谓洋务派就是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一种势力，与之相对的是“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而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曾国藩（汉族，道光十八年进士，湘军领导人） 李鸿章（曾国藩的门生，汉族，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淮军领导人，清朝后期的实力派）张之洞（汉族，同治二年进士，号称「香帅」）左宗棠（曾国藩的属下，汉族地主，率领军队收复新疆）。都是在洋务运动中又过卓越表现的大臣。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诸如：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等。其中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可以想象当时的风光，只可惜这批声势浩大的舰队在日后的甲午战争中依然敌不过他国的小舰队，这其中的缘由也是很值得深思的。）更值得赞赏的是，在增强战力的同时，洋务派还注意到了人才的培养。这一点从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可以看出。综上几点，“洋务派”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十分具有意义与实际作用的，它不仅增强了清政府当下的国力，也同样做到了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还会是以失败告终的结局呢？我大概地总结了几个原因：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破坏洋务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因素。在当时那种情局之下，面对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势必会百般阻扰。其二问题就在于洋务运动它本身不完善的思想路线。就像之前提到过的，这运动主要还是用来稳固封建统治的。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可见这些“洋务派”们与“顽固派”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他们的发放更为进步罢了，其根本的利益目标还是十分落后的，这就在最初奠定了洋务运动会失败的基调。其三是在于这些“洋务派“自身的素质条件。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所以看似先进的背后，还是不可避免的腐朽，使得这场洋洋洒洒的运动终究成为流星一现。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同样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总之，一个落后了几十年的民族是不可能单靠一两次的运动儿改变其悲惨命运轨迹的。而洋务运动本身以及这段心酸的历史却可以作为一本教材，教授我们以教训并且汲取其中的先进性、避免其中的糟粕之处。只有这样扎扎实实地走下去，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真正崛起！

1．也评“澶渊之盟”历史教学 1984/02 2．宋代榷酤发达原因初探西北师院学报 1985年增刊 3．榷酤与北宋边防西北师院学报 1986年增刊 4．南宋抗金名将刘锜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02 5．试论西夏经营河西兰州学刊1987/05 6．庆州兵变与王安石变法甘肃社会科学1989/04 7．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述论河北学刊1989/06 8．宋代榷曲、特许酒户和万户酒制度简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03 9．宋代蕃兵设置时间考中国史研究 1990（4） 10．中国烧酒起始的论争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0（8） 11.宋代榷酒制度中的买扑形式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01 12.宋代酿酒业简述中国史研究 1991/3 13.试论宋代酒价及酒的利润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1/3 14．宋代非商品酒的生产和管理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03 15．论宋夏争夺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西北民族研究1991/02 16．论金朝经营陕西甘肃社会科学1992/02 17．关于《青苗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03 18．中国烧酒起始探微历史研究 1993/5 19．宋代酒课的征收方法析论河北学刊1993/02 21.宋代画市场初探美术史论 1993/1 22.论宋初的西部边疆政策西北史地 1993/1 23.宋代酒课征收的方法析论河北学刊 1993/2 24．宋金太原之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06 25．论宋代酒业产销的管理体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03 26．关于宋代政治史的分期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4/02 27.北宋时期经济中心南移了吗？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4/03 28．关于宋代酒课的几个问题——与杨师群同志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02 29．两宋改革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04 30．宋代酒的销售简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03 31．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中州学刊1995/02 32．宋初黄老思想三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03 33．On the Origin of Alcohol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5/04 34．读漆侠、乔幼梅先生《辽夏金经济史》书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04 35．宋初统治思想略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06 36．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03 37．宋代建元与政治中国史研究1996/04 38．对《<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的驳议李华瑞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04 39．对《〈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的驳议(续) 李华瑞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01 40．贸易与西夏侵宋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1997/03 41．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04 42.西夏酿酒业初探见：首届国际西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8 43．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04 44．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03 45．论西夏联辽、联吐蕃抗宋固原师专学报1998/05 46．论宋哲宗元祐时期对西夏的政策中州学刊1998/06 47．论宋夏战争河北学刊1999/02 48．论北宋政治变革时期的文化文献1999/02 49．试论宋代工商业税收中的祖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02 50．《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评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02 51．论北宋与河湟吐蕃的关系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02 52．宋史研究的新视点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6 53．“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会议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01 54．唐末五代宋初的食人现象──兼说中国古代食人现象与文化陋俗的关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01 55.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看李焘对王安石及新法的态度文史 2001/02 56.四库馆臣对王安石及其法的评议韩国宋辽金元史研究 2001/05 57．南宋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史学月刊2001/02 58．《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05 59．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抚州师专学报2001/02 60．评《明清高利贷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02 61．漆侠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1/03 62．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01 63．南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消长 史林 2002/03 世纪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回顾和瞻望（1900-1949）（日本）中国史学 2002/12 65.也评朱熹论王安石见：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2002 66.西夏纪念综考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2年西夏研究专号 67．评邓广铭、漆侠五十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 河北学刊2003/03 68．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04 69林希与《林希野史》见：李埏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 2003 70．《西夏经济史》评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04 71.宋史研究现状与前瞻见：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2.略论南宋政治上的“法祖宗倾向”韩国宋辽金元研究，2003（8） 73.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史研究见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 74.朱胜非与南宋和战文史 2004/01 75.宋代思想的新诠释见：岳飞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 2004 76．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 河北学刊2004/02 77．2003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02 78．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下) 河北学刊2004/04 79．朱熹禳弭救荒思想述论中国农史2004/03 80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 2005年增刊 81．《金宋史论丛》读后史学集刊2004/03 82.宋代的酒文史知识 2004/02 83.一桩难以了结的公案北京日报2005-3-7理论版 84.论宋代乡村客户的社会流动见：唐研究，2005年11卷（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5．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02 86．《宋史》论赞评析史学集刊2005/03 87．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读书2005/10 88．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05/S1 89.靖康之变文史知识 2005/11 90.北宋治河管理机制述论中韩辽宋金元史研讨会论文，2005 世纪西夏党项拓跋部族源及西夏国名研究见：20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92.从矿冶业看宋代经济光明日报2006-1-28 93.论儒学与佛教在西夏文化中的地位见：10-13世纪北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4．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史学集刊2006/01 95．西夏巡检简论中国史研究2006/01 96．广知邃密求贯通——李华瑞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6/03 97．2005年辽宋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02 98.关于唐宋变革的两点思考见：唐宋变革论合肥：黄山出版社，2006 99.宋代历史小说中的王安石形象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00.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与发展历史教学 2007 101．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惩机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1 102．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7/04 103．2006年辽宋西夏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02 104.北宋黄河河防中官员奖惩机制（与郭志安合作），河北大学学报，2007 105.北宋治河与防边见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6．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辩文史哲2008/01 107．2007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02 108.北宋治理黄河的技术和费用见：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三秦出版社，2008 109.论宋代祭龙祈雨习俗的嬗变见：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日本中国史学会等，2008 110.文天祥与南宋末年宰执之关系考见：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111.宋代放生池考见纪念邓广铭教授100周年诞辰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 112．王安石变法的再思考河北学刊2008/05 113．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08/04 114.论题：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透视历史教学问题 2009/01 115.近三十年来国内宋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分析与思考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06 116．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中国史研究 2010/01 117.劝分与宋代救荒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0/01 118.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问题评述史学月刊 2010/03 119.西夏历史与文化文史知识 2010/05 120.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2010/04 121.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下）2010/05 122.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文史哲 2010/06 123.“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变法2011/01

重看洋务运动的成败 这是一场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运动。他在中国饱受凌辱，开明地主想挽救国家危机时开始，失败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 这是场注定失败的运动，就像好多书上所说的那样。1、倡导洋务的几个大臣都是满清高官，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目的是维护清朝的统治。2、洋务派搞此运动的方法是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不是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体制。3、 仅靠地方上几个积极的大臣搞，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造成了活动的涣散，难成大器。这就是现代史学界给洋务运动失败定下的三大失败理由。 我的对这三大理由感到不满。 第一，些史学家们首先就提出了阶级问题。“阶级”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词，这是人由人划出的。本来一个国家的人很团结的，非要划出三六九等，分化穷人，富人，中产阶级。评价历史事件也是，封建大地主大官僚，明显是贬义词，让人一看就感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中棠是坏蛋。洋务派的人确实为当时中国作了不少贡献，左中棠亲自出征收复新疆，他们在各地办新式工业厂局，新式学校，这些功劳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因为阶级这两个字。比如，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通常是说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但是，对于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评价，却说成是反动势力的强大，为什么不说成工人阶级的XX性呢？ “阶级”确实是一个很迷惑人的词，如果看了一些评价性论文，很容易被这个词给套住思维。所以，我认为，评价洋务运动的成败要先撇开什么阶级原因。我认为着第一条失败理由应该是这样：由于李曾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局限性，比如保守，封闭，导致思想肯定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造成了洋务派行动上不同。我想这只是时代的局限。 第二，按一些史学家的话来说，应该直接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政治体制，而不是搞什么技术。试想，这样可能吗？如果让他们向原始人来传授资本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不相信原始人会接受的了。试想，在原始人中间实行资本主义，这可能吗？？这肯定不可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知道这个原理的话，就很容易来理解洋务派学习先进技术的原因：当时清政府正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通过与外国军队的合作中，李曾等人认识到洋人先进的兵器的威力，认识到洋人机械的先进，这样他们自然，而然萌发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进西方先进设备的念头。这在当时是适应历史潮流的，大多数中国人接触西方肯定不是像极少数的留学生那样，从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体制开始的，大多数的中国人接触西方还是要从接触其先进神奇的机器设备，技术开始。我觉得正是洋务运动的开始才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出现的可能。 很多人都忽视了洋务派关于培养新式人才的做法。比如送一些儿童出国留学，开办新式学堂，新式图书馆，给当时中国大众的思想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有了洋务派引进新机器，技术作铺垫，人们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也就自然一点。所以我认为洋务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没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是“器物”上的学习，这点理由有点牵强。有力证明就是之后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次运动是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标准的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可结果还是失败了。 第三，洋务派搞的洋务运动，对清政府来说，是一次合法的运动。我想一次合法的运动是有必要在中央搞一个指挥机构。但清政府又不是李鸿章曾国藩家的，建立一个什么机构不是那么随便的，搞不好还会被安个犯上欺君的杀头罪。况且李张等人又是位高权重，我想，搞一个中央性的，特别是能指挥得了李曾等人的机构，实在不好成立。再以前后史实为例，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都是有一个中央指挥机构，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关于对洋务运动“难成大器”的评价，我更不苟同。洋务运动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次运动引进许多先进的机器，设备，可以说为中国的近代化工业开辟了先河；又是戊戌变法甚至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基础，如果这样还是没有成“大器”的话，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所谓的“大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不可忽视的运动，也是中国试图解救民族危机，振兴民族的一种尝试，虽然它失败了，可是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凭这点就应该向这次运动致敬。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这点的原因变一下。此次运动清政府的态度仅仅是中立，而洋务派当时的做法在民间看来简直是劳民损财，这样洋务运动虽然兴起了，但是却没人响应，使洋务积极分子热情减退，致使洋务运动后期都没有什么新的作为。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洋务运动的目的虽说是维护清朝统治，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但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