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郡斋读书志论文范文资料

桂在月宫，是得道之树小山桂，指小地方的桂树，小道行。阶和槛都有仙家地的意思，所以有槛外人之称。阶烟应属道家烟火之意。

朋友你好，小山桂是典故中的人名，指用别人的经历和事迹对照自己，甘于忍受现实生活的磨难 。有阶烟是和“无壁画”对应的，意思是阶梯上的寒霜。这首诗是作者游历被废弃的道观时，看到四处杂乱破败，摇想起当年的情景从而做了这首诗，这首诗表现了作者的浪漫主义情怀和积极向上的思想，联想丰富有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篇超浪漫主义佳作之一。大人，小人闻旨特此前来献丑了，小人才疏学浅，功力低微，诚惶诚恐达不到大人您的要求，小人死罪。 大人，请笑纳！并祝大人你财源滚滚，爱情美满，家庭幸福，长生不来，事业有成。谢谢大人。见笑了。

深秋说的是有道理！ 我刚也在网上找，看到了这个，如下．1.淮南小山赋选(汉)西汉辞赋作者。姓名、生平均不详。淮南王刘安门客。今存辞赋《招隐士》 1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招隐士》当是其中仅存的1篇。此篇始见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题为淮南小山作，然而萧统《文选》则题刘安作。招隐士 （节选）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巃嵷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坱兮轧，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白鹿麇麚兮或腾或倚。状貌崟崟兮峨峨，凄凄兮漇漎。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2.北朝庾信的《枯树赋》中有“小山则丛桂留人”句，反淮南小山赋之意，言可以在此隐居。．．．．额意更有对佛禅境界的暗示，与“无隐山房”同意，仿黄庭坚对长老之旨。晦堂禅师用桂花之香味来比喻禅道，虽不可见，但上下四方无不弥漫，故禅道“无隐”，黄庭坚由此而悟“禅”。 3.时攀小山桂，共挹大王风。．．．．遥知小山桂，五马待邀欢。．．．．婆娑自比小山桂，寂寞甘同苦行僧。综上所述，个人认为小山桂指淮南小山赋（招隐士）中的桂树，与禅道等相关．．此处用原意如果和后句大罗天相对应该可以解释的通，赏析免阶字也不说了． 以上陋见仅供参考！

《直斋书录解题》，南宋陈振孙撰，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私人藏书目录。陈振孙平生好藏书，累积藏书5万余卷，他将对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形式，历20年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卷，今本二十二卷。该书收录丰富，体例较完备，记载较全面，为后世所重视，在考证古籍存佚、辨识古籍真伪和校勘古籍异同等方面均起过重要作用。

杨炯（650～693？），唐代诗人。华阴（今属陕西）人。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初唐四杰。他于显庆四年（659）举神童。上元三年（676）应制举及第。补校书郎，累迁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坐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秋后迁盈川令，吏治以严酷着称，卒于官。世称杨盈川。杨炯以边塞征战诗著名，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篇。张说谓“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旧唐书》本传盛赞其《盂兰盆赋》“词甚雅丽”，《四库全书总目》则以为“炯之丽制，不止此篇”，并谓“其词章瑰丽，由于贯穿典籍，不止涉猎浮华”。所作《王勃集序》，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靡文风的创作实践，评价很高，反映了“四杰”有意识地改革当时文风的要求。对海内所称“王、杨、卢、骆”，杨炯自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今存诗33首，五律居多。明胡应麟谓“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诗薮?内编》卷四）。《旧唐书》本传谓其有文集30卷，《郡斋读书志》着录《盈川集》20卷，今均不传。明万历中童佩搜辑汇编有《盈川集》10卷，附录1卷。崇祯间张燮重辑为13卷。事迹见《旧唐书》本传。2．杨炯研究相对说来，杨炯研究是四杰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杨炯生平行迹研究本世纪对杨炯生平进行系统研究开始于傅璇琮的《卢照邻杨炯简谱》和《杨炯考》，前文对杨炯的生平及其诗文作了初步的系年；后文则对杨炯一生中几个重要问题作了一些考辨。后文首先考证出杨炯应神童举是在显庆四年，其为校书郎并非由神童举及第而授，而是在上元三年应制举及第后才补授的；接着考证了杨炯的伯父辈的官职；然后稽引一些材料，对裴行俭评四杰这一件事作了考核，认为此事确实大可怀疑；文章还认为，杨炯与崔融等因薛元超之荐为崇文馆学士，及为太子东宫僚属，当从《旧唐书》的《薛元超传》及《高宗纪》在永淳元年，而非如《新唐书》杨炯本传在永隆二年；对杨炯后期的仕履，本书认为新旧《唐书》所载不仅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还有漏略，故为之进行了辨析：一、其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即在垂拱元年四月至十二月之间，二、杨炯于天授元年秋已在洛阳武则天宫中习艺馆任职，三、杨炯当于天授元年秋至如意元年秋在洛阳，在此之后，则又出为盈川令，新旧《唐书》等所载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佚满后选授为盈川令是不对的。1982年张志烈发表了《杨炯孔庙碑文系年质疑》一文，该文对杨炯为蜀地孔庙撰写的《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简称《新都碑》）及《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简称《长江碑》）的系年提出新的意见，值得注意。前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两篇碑文均写于杨炯任梓州司法参军任上（如钱学文、何承朴《初唐"四杰"与天府》），有的还具体系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如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而张志烈根据两碑内容，参照有关历史背景，认为两碑均写于唐高宗李治在世时。作者进一步论证说，由于《新都碑》称高宗为"天皇"，无疑当写于上元元年（674）八月以后。同碑又称来恒为"通议大夫、行长史"，而来恒自上元三年（676）三月已调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故《新都碑》当写于上元元年至上元三年之间，如系于上元二年（675），是不会有大错的。《长江碑》"亦当与《新都碑》作于同时或稍后"。上元二年，杨炯年方二十六岁。杨炯自显庆五年（660），年方十一岁就待制弘文馆，直到上元三年应举中第、补授校书郎。两碑正写于应举之前不久。祝尚书的《杨盈川之"盈川"辨》、《杨炯初入蜀年考》也是考证精审的论文。此外，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所附《初唐四杰年谱》及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都对杨炯的生平行迹作了系年。杨炯诗歌研究人们对杨炯诗歌成就的论述似乎要多于对其生平的探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研究著作，对杨炯诗歌的论述大多比较简略，然亦有可观者。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他的诗像'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骢马》），'三秋方一日，少别比千年'（《有所思》），'离亭隐乔树，沟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东关望渐赊'（《送丰城王少尉》）等，也都是足称律诗的前驱的。"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则认为，"杨炯诗虽说与王勃同调，但辞彩却要比他高出一些，……他诗若《从军行》、《出塞》之类，也都不在王勃之下。"胡云翼《唐诗研究》认为，"炯为人颇恃才，诗亦有壮气。""就诗而论，杨炯或应列在四杰之末。"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杨炯诗歌的研究稍有深入。如周祖撰《隋唐五代文学史》认为，杨炯"诗并不多，但其中有些五律诗却写得不坏。这些五言律诗大多是抒发作者自己政治上的雄心壮志的，而这些诗都是以边塞和战争生活为题材来反映的，因而气势较大，有一种激昂慷慨的情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杨炯诗歌的成就评价较低："其诗大半为律体。七言没有，五绝仅一首。可知他在诗歌创作上，运用形式，没有前三人范围的广泛；即就诗才而论，亦较平弱。"刘开扬的《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对杨炯诗歌艺术的分析稍细一些：他认为，杨炯的《途中》一首"写游子的悲哀，直似汉魏风致"，说"杨炯的三峡诗（《广溪峡》、《巫峡》和《西陵峡》）是写景，也是咏史和抒情，他的《巫峡》诗可以说是一首写景和抒情结合得很完美的作品，……《早行》、《途中》两首则颇有情意，和王勃的《深湾夜宿》相类。"马茂元的《唐诗札记》之二论杨炯颇多新见，他认为，"过去都说四杰完成了五言律的诗体，就其总的情况来说，确是如此。可是分别开来看，则发展并不平衡，而杨炯的贡献最多，功绩尤大。这首先表现在他是大力来写五言律的。现存"盈川集"中诗体比例的数字五言律占到一半以上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既然称之为律诗，那必然要求其高度的格律化。杨炯所作，如“从军行”（略）格律是多么的谨严！对仗是多么的工稳！诗采是多么的精美！音调是多么的铿锵！……王勃和卢、骆集中，五言律虽不乏名作。……但如按照律体最严格的要求来衡量，毕竟不是正规的典范。但从这一角度来看，四杰之中，杨炯是最为突出的。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关于杨炯诗歌的专论，如杨恩成的《论初唐诗人杨炯》一文就是一篇对杨炯进行全面评价的论文，该文认为杨炯的诗作"题材比较广泛，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比上官仪等人丰富，形式上多是五言。"文章又认为，"作为唐诗开创时期的诗人，杨炯的诗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造诣方面，都不如王勃和骆宾王。他的五律、五排多沿用古乐府旧题，在风格和技巧上缺乏个人的独创性。但他的近体诗在格律上更趋严整，在奠定五言律体的体制、改造齐梁诗方面，杨炯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