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与和平杂志

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是美国对外政策急剧的内源性张力的产生，美国在总结冷战遗产之后，迫不及待地对自身的对外政策进行结构性、战略性、整体性调整，经过若干年的调整，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继续保持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单个国家所拥有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尤为重要的事，美国不仅保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而且还在生活方式和大众文化等软实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在丧失全球性竞争对手所引至的短暂迷茫之后，其对外战略的主体性配置业已由冷战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进而采取实质性步骤向单极世界演进。 正是基于自身在物质与精神的历史高位，美国外交政策与思想界的强势走向日趋凸现。布热津斯基在90年代所撰著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与《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地缘战略》之间所产生的混乱与迥异落差——从警告美国面临内战与解体之忧转为旗帜鲜明地大谈美国经济的活力、政治的生命力和文化的吸引力——正是克林顿时代对外政策思想界思考与探索的艰辛历史过程的缩影。不仅如此，美国《外交》杂志以“正确审视美国的首要地位”为题宣称“如果说美国今天的霸权地位还没有形成一个单极世界的话，那么也就没有能够形成单极世界的了 ”， 而小布什自上台以来，进一步阐释其带有明显军事化倾向性的对外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 9•11事件的强力冲击，更加固化了以布什为核心的美国决策当局的军事安全意识，美国的霸权倾向则更是甚嚣尘上，认为是“政治，即使是国家间政治，也是地区性的 ”，其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霸权行径，业已对国际社会普遍的外交努力产生相当负面的影响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由此可见，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特征的完整有效解析有其必要性，对于指导我国相关的外交政策的建构与调整，改善新时期我国国际生存环境，加速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一、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特征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国家利益为依托，以综合国力为后盾，以国际软硬环境为背景，以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基本的战略诉求，着力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 ）, 建立美式帝国（ American Empire ）。尽管在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时期，二者在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途径、方式与手段上存在差别，但二者在目标的选择与实现上并无实质性差异。“扩张是贯穿于美国对外政策史的最明显、最永恒的主题 ”。相对而言，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外政策侧重于对其他国家的柔性规制，而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则侧重于刚性制衡，然而，无论谁上台，其基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致力于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既是美国国内政治权变运作的结果，也是美国不断促进其全球战略，以确保其世界霸权地位的结果与需要，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在行为方式上的转变，行为目标上的延续。具体而言，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政策可以表述为：第一、对外经济由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低级政治”上升至美国对外关系的首位，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中强调自身经济利益得失、综合国力损益。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总体形势走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而传统意义的“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划分也日渐模糊化，虽然政治与军事安全利益依然重要，但是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渐构成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对经济利益的诉求迅速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核心考量之一。后冷战时代，美国之所以能执行强势扩张性的对外政策，无不与美国经济在世界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密切联系，经济利益的纠合、纷争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常态，“美国霸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胁迫别国执行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政策’（亨廷顿） ”。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强调也日渐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突出特点，谋求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其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第二、维护本土安全，强化本土防御，打击恐怖主义，整合国家权力配置，提升国家安全体系的塑造与建构，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主导战略意图。 自克林顿政府时期起，频繁发生于美国驻各国使领馆遇袭事件逐渐引起华盛顿方面的警觉，对恐怖主义危害的打击力量也日渐增加，尽管当时尚未将其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然而在情报机构的信息汇总和安全部门的目标选择上，亦将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列入议事日程。9•11事件是美国自1814年英军火烧白宫以来美国本土首次遭到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在深度震撼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同时，标志着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实质性到来。面对恐怖主义袭击的现实，小布什政府不得不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改组情报部门，加强强力部门，扩大安全控制权限，整合国家权力的配置，成立国土安全部，协调各部门之间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对策选择，强化本土防御意识，全面提升国家面对各种威胁的情报获取与危机应对机制，甚至为了应对国内对危机可预防性及危机前干预必要性的种种责难与质疑，不断追加军费开支，发动对外战争，以期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缓解政府在相关敏感性问题所面对的压力，重塑美国人的安全信心，增强应对非对称性袭击的能力。第三、以新保守主义作为推行对外战略的主导理念，在实际权力的建构、配置与运行中强调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同时以极端实用主义的方式加以凸现。新保守主义作为当代美国政治思潮中最活跃最具攻击性的一支，在克林顿时代不断的积蓄力量，扩大宣传平台，至小布什政府时期其影响力达到了高峰。“与传统保守主义者更加重视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不同，其所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 ”，新保守主义者宣称：国家之间的利益具有内在的冲突性，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一种零和博弈性质的竞争，相对实力是国家的，实力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唯一主要手段。唯有通过不断加强以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国家力量，才能切实有效的维护自身的利益，通过基于实力的均势制衡战略，才能有效的遏制新兴大国对既有国际安全与和平秩序的挑战。从维护美国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的角度出发，新保守主义者强调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国际关系中只存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人类的良知、国际法等都是无用的。因而，自新保守主义开始主导美国对外政策之日起，其基本的诉求就由确保基本国家安全延伸至不断增加国防开支，强化自身实力建构。9•11事件以后，新保守主义者则更加强烈地要求在对外政策领域强调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自主性，宣扬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认为在对外政策与国家安全领域应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而要达到这样的实际效果，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实用成为其对外政策决策抉择的不二选择。第四、以军事威胁遏制与外交协调斡旋艺术的有效结合为基本权谋，突出对外战略中军事后盾的作用，加速全球军力的配置与优化组合，实现战略重心转换。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冷战两强之一的苏联的解体，美国以无可比拟的政治、军事实力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因而，美国更加倚重军事后盾的作用，“美国必须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机制威胁潜在的竞争者，使他们甚至不敢奢望发挥较大的地区性或全球性的作用 ”成为克林顿时代军事防务的指针，而“倚仗美国的军事力量优势，遏制所有竞争对手，重新塑造国际关系格局 ”成为小布什时代军事战略的核心目标。无疑，无论克林顿政府抑或是小布什政府，军事威胁遏制，以实力求和平是二者共有的默契，尽管双方达到军事目标的方式各异。在强化自身军事实力的同时，后冷战时代美国普遍注重外交协调与斡旋艺术在危机干预、突发性事件处理及言论决策负面作用的弥合，尤其在加强经济合作、提供经济支持与援助的经济外交和以首脑会晤形式就彼此相互关心的国家间棘手问题达成谅解的首脑外交。不仅如此，自克林顿时代起，美国便开始就进行全球军力重新配置的可能性问题展开讨论，探讨并酝酿全球军力优化组合的可行性，并且进行军力的试探性调配，提出驱动美国以后整个外交与军事战略转型的核心概念：国防转型。小布什政府自上台伊始，即紧跟克林顿政府的步伐，国防转型便主要由理论性概念提出向实质性战略转型演进，整合国家军力配置，逐步实现欧洲战略重心向亚太欧洲双重心的转换，同时辅之以秘密外交、结盟外交等手段与相关国家缔结外交双边或多边安全防御条约或协定，企图将欧亚大陆安全形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以期实现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预言：“谁统治了（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谁就控制（欧亚非大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维持美国在世界上作为不可挑战的帝国的地位。后冷战时代美国之所以在世界各地横行无忌，诸如发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其坚强的后盾就是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与外交协调斡旋艺术的有效结合。第五、以推进民主和促进人权改善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主导型依托手段，加强以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软权力渗透，全面架构美国的优势战略地位。“软权力概念的产生是国际关系深刻变动的结果，也是权力性质范围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拓展深化的结果 ”，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政治精英，在冷战阴云渐渐淡去之后，深深体察到，仅仅凭借美国超强的政治军事等硬实力，尚无法给自己竭力构筑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强力行动的局限性促使他们从自身历史文化遗产中找寻可资凭借的思想载体。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认为，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自己的自由市场和建立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是美国对外政策大战略的关键环节之一。“最成功的专制不是那种用武力来保证一致性的暴政，而是让人们不知道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不能想象别的道路也能走得通，不了解天外有天 ”，民主与人权思想的扩展，有助于提高自身行动的法理和道义的合法性，增强国内外民众对美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道义支持，配合自身在世界舞台上思想界与传媒界的有力支持，美国的软权力将无所不至的渗透进敌对国家的思想土壤，从而打造起基于美国式民主与人权观念的道德高地，因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主的扩大促使霸权思想的膨胀 ”。而9•11事件则为美国进一步扩张美国式民主与人权观念提供了绝好的口实，如大中东改造战略，本身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式民主与人权思想扩张的重要平台，有助于其取得对其他国家的排他性地缘战略优势，进而实现其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不好意思 ,网上COPY的)

巧实力外交欲改变美国 对中国可能产生大影响 2009年01月20日 14:59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环球时报专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巧实力”如今成了美国的热门词汇，因为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13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13次提到这个词。一时间，美国各界为之轰动。有人称，希拉里此举不过是为了博一个“满堂彩”。但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外交最大的问题是“非软即硬”，而美国最主要的几个对手恰恰软硬不吃，“巧实力”的提出具有战略风向标的意义。从历史上看，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基本以简单的遏制战略为主。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就没有形成新的外交大战略。“巧实力”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大战略的延续和发展，它强调恐怖主义并非美国唯一重大威胁。那么，美国是否会重新将战略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中国应该如何面对“更聪明”的美国？这些都是令人关注的话题。希拉里在听证会的发言中数次提到中国，从立意到行文与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CSIS）2007年出台的“巧实力报告”极其相似。由此可见，只有了解“巧实力”战略的前世今生，才能预见到美国全新战略的发展发向，才能捕捉到中美关系的变化趋势。“巧实力”———学者、智库、议员、将军“热捧”的新战略“巧实力”一词最早由安全与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珊尼·诺瑟提出。苏珊尼曾于1999年至2001年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霍尔布鲁克的助理。2004年，苏珊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巧实力”的论文。文章称，“9·11”事件之后，保守主义者打着自由国际主义的旗号，实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宣称要扩展人权和民主。但是布什政府采取的军事危险政策同他们声称的理念根本不符。“必须实行这样一种外交政策，不仅能更有效地反击恐怖主义，而且能走得更远，通过灵巧地运用各种力量，在一个稳定的盟友、机构和框架中促进美国利益。”苏珊尼认为“巧实力”战略是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的延伸。由于这一战略的提出切中时弊，为陷于伊拉克苦战的美国提出了全新解决方案，因此迅速得到了美国政界和专家的赞许。2006年1月，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重新思考软实力”的文章，文章称“单独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错误的。将它们有效结合起来可以称作巧实力。”同年，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专门成立常设机构“巧实力委员会”，致力于宣传这一理论。参加委员会的有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众议员，有CSIS各战略研究部门学者，有其他智库的专家，还有企业家、非政府组织等等。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担任委员会共同主席。2007年11月，CSIS发表了题为“一个更灵巧、更安全的美国”的最终报告，全面阐释“巧实力”战略。该战略认为，虽然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和全球安全，但并非全球范围内唯一重大的威胁，美国应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重新对安全观念做出界定。除了恐怖主义，还有很多重大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应对。“巧实力委员会”长达两年的调研和宣传起到了效果，得到越来越多专家的支持。兰德公司、“9·11”委员会、美国全球接触中心等智库发表的报告中都相继把“巧实力”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2008年3月，保守主义思想的堡垒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泰德·卡彭特发表著作《巧实力：美国的务实外交政策》，表明保守势力开始向“巧实力”战略低头。“巧实力”战略还得到了美国两党的超党派支持，并在美国军政界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将军津尼和退役海军上将史密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其证词题目就是“巧实力：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世界”。两名将军说，他们代表了50多位退役将军，他们前来作证是出于对美国未来和有效领导能力的担心。他们呼吁，下届美国总统应当抓住时机，果断行动，复兴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他们还指出，美国战后不乏“巧实力”政策的痕迹，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政策等都是典范。“巧实力”战略倡导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福利”美国著名记者艾瑟利奇近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软实力如何变得灵巧”。文章称，“巧实力”是在约瑟夫·奈创造的“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前，绝大多数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虽然认同“软实力”概念，但非常“痛恨”那个“软”字，因其听起来软弱不堪，不像个战略名词。美国保守派学者迪索萨称，真正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感到其文化和信仰根源受到威胁的，正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是以无神论、堕胎、同性恋、个人自由、物质享受为特征的美国生活方式。在极端分子看来，美国正在发动一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战争，从而激发了其对美国的恐惧和仇恨，加上卡特和克林顿对恐怖主义的“软弱反应”，导致恐怖国家和“基地”等恐怖组织不断壮大。因此有人说，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推行“软实力”，为“文明冲突”埋下了祸根。然而，使美国陷入困境的是其外交战略从“过软”直接跳到了“过硬”。2006年5月，约瑟夫·奈发表“拉姆斯菲尔德与巧实力”一文，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过度重视使用军事力量的硬实力，忽略了软实力；但是，欧洲国家过于重视软实力、忽视硬实力的趋势同样不够正确。朝鲜和塔利班掌权下的阿富汗，根本不吃美国软实力这一套。因此，美国唯有同时构筑软实力与硬实力，才能创造出“巧实力”战略。“巧实力”战略在软硬之间寻找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平衡。其主张，美国新政府应果断改变以反恐战争为绝对核心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寻找到一个新的支点和主线。而这个支点和主线就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福利”。也就是说，美国要带头“为各国政府和民众提供那些他们想要获得、但没有美国的帮助根本无法得到的东西”。“巧实力”战略提出美国要重点发展五大领域：第一是重振传统盟友体系和国际机制的活力，推进各国在重大问题上的战略协调，更好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第二是提升外交中的援助发展水平，将美国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愿望统一起来。第三是强化公共外交，通过长期的、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年轻人的交往获取民心。第四是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并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第五是技术和革新，美国应在全球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并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奥巴马、希拉里深受“巧实力”战略影响从各种线索来看，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深受“巧实力”战略影响。美国《国家》杂志称，从奥巴马在初选、大选和选后的演讲来看，可以发现他的外交政策正在演变、发展。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巧妙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从外交、军事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来维护美国利益。有报道称，奥巴马可能任命约瑟夫·奈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克雷格·科恩（Craig Cohen）是CSIS研究及项目部副总裁，也是“巧实力委员会”主任。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希拉里为了显示与布什政府战略上的不同，提出了“巧实力”战略。因为希拉里将作为国务卿领导国务院，国务院以往在人们的眼中没有多少硬实力，所以她提出这种软硬兼施的战略，让人产生国务院能文能武的印象。此外，从政治上来看，“软实力”给人以弱者的感觉，而“巧实力”让人觉得新颖、聪慧。科恩说，“巧实力”的系统理论出自CSIS，智库总裁何慕理对这一理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何慕理认为，美国的形象和实体在世界上受到损伤和弱化，今天的美国过于依赖军事力量，表明美国不自信、缺乏自尊，尤其体现在伊拉克战争上。在当今世界，军事力量能发挥巨大作用，但不像二战等战争年代那样占统治地位，所以美国需要“巧实力”。对于奥巴马内阁的执政风格，科恩说，切合实际的、以解决问题为重的体系和作风将占上风。现在评价奥巴马内阁还为时尚早，有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巧实力”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外交向以往的炮舰政策说再见，只是说美国不再将军事作为第一工具和策略。英国《卫报》在希拉里出席听证会前曾撰文，题目是“希拉里引领美国软实力外交，保守派黯然让步”。文章称，美国外交在冷战结束后一度陷入定位缺失，催生了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解构主义等各种思潮。“9·11”事件促使新保守主义上台，而布什8年的外交失败则可以看作新保守主义的衰亡。如果接受苏珊尼·诺瑟关于“巧实力”与自由国际主义同属一脉的论断，那么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看作是新时期下自由主义的回归。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两年前“巧实力”研究项目立项时，目标就是为下届总统服务的。项目发起人阿米蒂奇、约瑟夫·奈都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前高官和著名战略家，在美国外交界地位很高。因此，此报告出来后，就得到很大的关注，影响非常大。虽有一些反对声音，但该报告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影响很深。一是因为项目研究单位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是一个超党派、中立的著名智库。二是研究成果采取了许多折中的做法。比如，阿米蒂奇一直主张加强美日同盟，但“巧实力”项目结果则主张中美日三国合作、对话。可见，“巧实力”跳出了一些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主张美国采取一些比较平衡的外交政策。第三，“巧实力”之所以对希拉里主政的美国国务院影响很大，还与其助理国务卿、原CSIS副总裁坎贝尔有关。当初，坎贝尔为希拉里助选，放弃了CSIS的高位，专心构造希拉里成功当选总统后的美国大战略。这个大战略与“巧实力”有许多共同之处。现在希拉里当了国务卿，任命坎贝尔为重要助手，外交政策自然少不了坎贝尔和“巧实力”的影子。中国应对“巧实力”保持警惕袁鹏认为，“巧实力”的提出是美国精英考虑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综合结果。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基本以简单的遏制战略为主，以意识形态划分两大阵营，以遏制苏联为目标。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就没有形成新的大战略。老布什任总统时，虽然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理念，但没有等他完整地实施，就败选下台了。克林顿执政后，以拼经济为目标，缺乏明确的外交战略，被众人批评为“没有战略的总统”。小布什曾经雄心勃勃，开启了一定的外交大战略，但是，太过于看重硬实力，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不太符合美国的实力地位，也不适应世界真正的情况。因此，奥巴马政府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希望结合软硬实力的各方优势，缔造全新的美国外交战略。从国际现实看，“巧实力”的提出，也是美国结合了欧洲、中国过去8年成功外交战略的经验，希望以此应对全球新形势。关于“巧实力”的影响，袁鹏说，“巧实力”并不是要改变美国的实力，而是改变美国的战略方式。实力是美国战略之根。“巧实力”主要是要改变美国片面强调军事力量、单边主义的政策，但并不是放弃美国的军事优势，而是更会侧重于美国其他方面的优势，比如软实力。第二，运用“巧实力”的美国虽然不会追求绝对霸权，但还是希望当“世界领导”，即所谓的“平等中的第一”。在亚洲政策上，“巧实力”政策主张中美日三边互动，共撑亚太格局，呼吁美国尽快从伊拉克撤军，注重美国的国际形象，这些都与民主党一贯的政策主张吻合。袁鹏认为，“巧实力”思维大的方面是好的，但对于中国来说，也需要有警惕之处。一方面，“巧实力”思维将美日同盟和美中关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服务于美国的不同战略目标。美日同盟服务于美国价值观、东亚安全体系和应对中国崛起；而美中关系则致力于亚洲新秩序。从当前形势看，中美日三边对话会越来越多。这当然有助于中国在东亚和世界上的国际地位，也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但是，另一方面，“巧实力”是美国全新战略的开始。美国精英常说，21世纪美国面临全新的挑战，即同时面对非传统安全（如恐怖主义）和传统安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崛起）的挑战。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两者的同时挑战。相比之下，中国崛起的挑战更大。一些美国人则一直批评小布什政府忽视了中国崛起的挑战。由此看来，一旦美国人变得“巧”、变“聪明”了，从短期看对世界和东亚是有利的，但是，长期看，中国不得不学会应对一个“聪明”的美国。▲

1、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创设于1910年，研究的主要范围包括：非洲政策、亚洲政策、世界安全、全球经济、环境能源、核武不扩散、俄罗斯及欧亚事务等，目前在世界各地有百位研究专家。

2、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简称胡佛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囊机构，由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于1919年创建。该机构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有主要影响。该组织于2001年开始出版《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

3、布鲁金斯学会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著名智库之一，是华盛顿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库之一，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远、研究之深入，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并不为过。

4、对外关系委员会

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库，有“超级智囊团”、 “无形政策”和“真正的国务院”之称。该会创建于1921年，现有成员约2000名。其中，来自企业界和法律界的占40%，政府官员占15%，高级学者占20%，新闻界人物占10%， 民间社团、基金会和各类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占15%。

5、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简称美国企业研究所，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美国智库

百度百科-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百度百科-布鲁金斯学会

百度百科-对外关系委员会

百度百科-胡佛研究所

百度百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成立于1927年。作为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立场相对中立，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该学会主要得到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成立于1921年，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协会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任务为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主办《外交事务》杂志，乔治·科南的“遏制理论”最早就是在该杂志上发表。其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lnternational Peace成立于1910年，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是美国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尤其注重分析促成全球性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中国研究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亲自领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成立于1981年，致力于研究债务及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美国经济政策。2006年4月11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合出版《中国：决算表》一书，讨论中国崛起和美国对策。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团，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其理念包括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其主要活动包括：每年公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出版各类研究报告；发表成员的每周评论；筹办青年领袖计划。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成立于1943年，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曾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该所的高级研究员纽特·金里奇曾任美国众议院主席，在1999年还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成立于1977年，其理念深植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废止最低工资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等。其成员多为学界知名人物，包括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教育型的智库，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其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为重点。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美国在世界的角色、美国和世界面临的长远挑战等。威尔逊中心没有直接影响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的议程和目标，主要以广播节目、公开会议、出版物、电子服务等形式影响社会公众。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成立于1919年，素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反共著称，有“右翼思潮的智库”之称。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着“战争、革命与和平”3个主题。其经费大部分由保守团体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宝洁等都是研究所的捐助大户，另外，斯坦福大学的资助占总预算的15%。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成立于1989年，是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自由派智库，专注于区域安全、跨国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并以浓重的军事背景为其鲜明特征。自1995年以来，史汀生中心加强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海问题的研究。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成立于1962年，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定期出版物有《华盛顿季刊》、《华盛顿文集》和《重要问题丛刊》。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美国的非政府机构，类似于一个社团，里面汇集了全美国最智慧的外交研究人员。经费由卡耐基和洛克菲勒两大基金提供，很多人在美国新政府选举结束后就被请到白宫当国务卿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