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课程论文5000字

西方哲学史论文

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近些年我国人民所追求和向往的,也是一种文化和习俗的自然形成。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史论文范文：辨析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

摘要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作为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黑格尔在驳斥康德不可知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发展了谢林的哲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其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在他看来，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 己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取得新的进展。

关键词： 黑格尔 绝对理念 思维与存在 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在西方哲学上经历了漫长的思索、争论，逐渐从模糊到明确，从抽象从具体，到了近代则采取了自觉的形式突显出来，发展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它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

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是黑格尔整个思辨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的全部哲学基本的和首要的命题。从社会政治根源上说，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并形成其内容丰富的理论，一方面，在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揭示了思想可以构筑起存在，思维能够实现自身的道理，是黑格尔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法国革命所作的新的哲学概括;另一方面，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变革现实的信心不断增强，相对于康德时代有着将近质的飞跃。从理论上说，则是从康德的“理念”学说出发，是自康德古典哲学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从理论上来论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

一、黑格尔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一开始就被明显的亮出，两者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同一。

康德原则上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把握客观存在本来面目的可能性。他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感官的客体，即“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客观存在的事物——“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是超验的、彼岸的东西，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现象”。这样一来，在康德面前就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认识的此岸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不可认识的彼岸的“自在之物”世界。可见，康德本质上是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否认世界的可知性。但在这里，他第一个把主体能动性思想等一系列辩证法因素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中来，为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上提供了启发。

由于康德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使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中心问题。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认识到康德哲学导致思维与存在分裂的关键在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于是他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竭力发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中的“主观感觉”，构造出一个“自我”，作为本体，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自我”的产物，他称之为“非我”，并构造了以下三个命题：1、自我设定自身(正题);2、自我设定非我(反题);3、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合题)。“自我”就是作为这样一种能动的活动，按照正、反、合的规律，实现了他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就这样，他把认识和实践同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行动，思维与存在在自我意识内部达到了同一，比起康德哲学则进了一层。

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认为要使“自我”和“非我”的同一，就必须有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绝对”是产生一切有限事物(物质和精神)的本原，并且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必然同一的根据。“自我”和“非我”都产生于“绝对”。“绝对”是思维与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要肯定有一个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对它有所认识，而要认识客观存在，就必须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即单纯的等同，思维与存在溶合为一，没有差别。谢林就这样试图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构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黑格尔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继承了谢林在“绝对”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不同意谢林所谓的“无差别的同一”。他在吸收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用于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论证了“绝对”是对立的统一，是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围内系统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强调：哲学不应只作为“应当”哲学，它更重要的是要作为一种“应为”哲学。所以他极力反对康德在认识之外确立一个“自在之物”。他认为，康德哲学里的知识只是对于“现象”的知识，而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是不可知的，这就割裂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实质是一种不可知论。而对于谢林的“无差别同一”，则认为忽略了思维的主体的能动性，没有了解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就可达到的无差别的同一。于是，他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肯定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绝对理念”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实体”，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认识主体。他从其唯心论的人本主义出发，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 不仅指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亦即“绝对理念”，人脑中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已。 至于黑格尔所说的“存在”，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而是“客观思想”。黑格尔是根本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的。按黑格尔的的看法，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

总的说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学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②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

⑴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这是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之所以能达到同一的一个基本前提。

黑格尔吸收了谢林关于思维与存在等同的思想，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成分，认为存在即思维，客体即主体，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黑格尔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明确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说：“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1]在黑格尔看来，关于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只能有两种看法：要么主张事物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而这就是不可知论;要么主张事物的可知性，而这就意味着存在即思维。此外的看法是不可想象的。正据于此，黑格尔就取消了康德哲学里“自在之物”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这样，存在就是思维了。

⑵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而要把握一个对象，就是意识着这个对象的概念。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

黑格尔在肯定了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根本前提下，又将事物区分为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他一方面主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单纯的等同。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认为的“绝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那就不免于片面。其实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不仅是同一的，而且又是有区别的。

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的统一：思维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思维的内容。黑格尔说：“一切真实的事物，就它们之为真理而言，即是理念。”而理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而这两方面又不是平等并列的：思维是存在的创造主，存在是思维的外在化。黑格尔说：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里，“思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2]由于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思维与存在二者不是僵硬地对立着的：思维一方面可以通过“外在化”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对象——存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克服自己和对象间的对立，使之成为己有，即“同化”，也就是使存在或对象为自己所占有。就这样，由“外在化”和“同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黑格尔把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老是停留在“应当”上，未免太软弱了，理念必然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现自身为客观的东西。而理念要使客观世界同自己相符合、相一致，需要一个中介，那就是“实践”。[3]他指出：“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为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行动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使思维转化为存在，使存在符合思维，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的一个必要环节。

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谢林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也不是一次就可以达到的同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相互转化的过程，是思维在存在中不断实现自己，使存在不断符合自己的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有限到无限，由相对到绝对，由直观的多样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由表面的现象到深刻的实质的过程。总之，是思维把握存在、占有存在的过程，是“绝对理念”在思维与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过程。黑格尔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相比较，在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颇具特色之处就是把其系统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应用于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当中。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过程，大体上是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客观到主观的纯概念转化、发展的过程。思维与存在并不是两个根本不同、截然分开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发展阶段：由存在到思维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发展。[4]黑格尔写道：“它(指世界)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5]但这种存在与应当的符合，却并不是死板的、没有发展过程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既然思维是存在的本质，那么一个事物只有符合蕴藏在其中的思维才具有真实性。然而，由“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的各个具体事物，都是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有限事物”，它们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们都不可能完全同它的概念相符合，就是说其中必定存在着既符合但又不完全符合的矛盾。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由于其内在的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而运动、变化和发展，并最终归于灭亡，为另一个更符合于概念、理念发展要求的具体事物所代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绝对理念”则在思维和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的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使思维与存在同一。

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是他引以为荣的一个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由于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所以他认为：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而一切符合“绝对理念”发展要求的东西，不管它同现存的一切怎样抵触，也必将变成为现实的。唯有“绝对理念”是永恒的生命，一切有限事物皆不免于毁灭。可见，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思维与存在就似空间里两条渐近线，彼此不断无限接近，但又永不相交。

总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概括起来就是：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当中。

三、评价

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观点的过程中，构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不断走向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的发展完全被归结为“绝对理念”神秘地自行实现、自己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又有它非科学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取得新的进展。

⑴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一方面走出了在他以前的西方哲学家的思存对立和割断现象与本质、各走极端或绝对同一，走向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及其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反对唯物主义，抵制外在的世界受限制认识的自由，规定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一开始就是思想内容，思维得到了自由。[5]思维不但不受制于实在，而且还能创造实在。黑格尔在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上的第二种看法，即主张“存在即思维”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并且，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并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里的“思维”、“存在”。 这样，黑格尔的本体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它没有承认现实的感性事物对思维的制约作用，只听任思维凌驾一切;它认识论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根本上看，只呈现一种现象，只是在精神中消解思维与存在自身的对立，映射出了思维(意识)与存在的一体，并没有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他的“思存同一论”是置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虽进一步发展了可知论，驳斥了不可知论， 但终决定了他的同一论并非科学的同一论。

⑵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强调理性活动的积极性、能动性，批判了旧形而上学认识论、反映论的被动、消极、直观性，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性、发展性、辩证性，并企图去揭露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人类认识发展史作出了重在的贡献;但他把人类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这个主体是由“绝对理念”分化出来的主体理念，是“绝对理念”借以实现自我认识的一个工具，人类的思维也不过是“绝对理念”的高级发展形式，只有“绝对理念”作为唯一的实体是一直存在着的，并在人类历史活动进程中，以人类自觉思维为起点，一步步认识并达到这一精神实体，且使其更为成熟。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只是透过了存在(实体)，看到了存在的存在(绝对理念)，于是一味赞美存在的存在而忘却了存在。于是，当黑格尔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就错误地贬损了人类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以理念主体湮灭了人类主体, 理性吞噬了人性，使人类的能动性在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极端的的错误，乃至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在批判黑格尔这种理性压抑人性的错误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哲学道路。

此外，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时，做了一件哲学上划时代的大事：把“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转化的必要中介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启发了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

综上所述,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虽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多思想的闪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张志伟. 《西方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2

[2] 黑格尔.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3] 赵敦华. 《西方哲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何兆武、李约瑟译 商务印书馆 1963年9月第一版

[5] 张传有.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第一版

叔本华哲学论先看师承。叔本华尊敬的哲学家一大堆，对他产生影响的也很多。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关涉到叔本华的美学，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关涉到叔本华的伦理学，康德的先验论关涉到叔本华的认识论。至于最核心的意志哲学，作为叔本华的本体论，我认为是原创性最高的一部分。叔本华通过他的意志论支撑起了整个框架。德文原版书名是“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在英语国家一般有两种翻译，“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和“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中文翻译从第一种译为“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台湾有从第二种译为“观念世界与表象世界”。英文译名的差异主要在于“Vorstellung”一词在德语里分别有“表象和观念”的意思。但是出于对本书章节安排的参照，我认为译为表象还是合理的。本书分四编，一般认为四编的主题分别是认识论、本体论、美学以及伦理学。第一编讲认识论，即“作为表象的世界初论”。既然是认识论，内容当然是对一些与认识息息相关的概念的考察，主要集中于“表象、主客体、理性、悟性、根据律、直观、概念”等。对逻辑与科学的微词也出现在本编中。撇开具体内容，我愿意在形式上多做些评论。其实叔本华的论述方式是前后一致的，所以关于第一编的评论同样可以嫁接到对其他文字上面。形式上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论述的技巧，即组织观点的能力。在这方面叔本华显然是大师，如罗素所言“他对法国作家的了解如同对本国作家一般”。本书的之所以影响广泛，或者说叔本华的著作之所以深受欢迎，与他高超的文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某种程度上本书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读，这样的效果是一般哲学家无法想象的。当然作为前辈的柏拉图是个很好的榜样。继续说形式上的第二方面，同时我认为也是叔本华颇受诟病的方面，就是他论证的技巧。论证毕竟不同于论述，论证主要目的在于说理，以及为自己所持观点辩护。如果因为过多关注于表述的文学性，而放弃重点问题的清晰阐释或者繁琐论证，那么作者本人所拥护的观点显然无法透彻说明，也就无法达到说理的目的。叔本华在做论述时候的文学性无以质疑，但是最后的效果却并未如文字一般美满。在应该重点论证的地方一带而过或者缺少深入探讨。不断重复自己的主旨观点却不见依据。仿佛通过不断重复就自己观点就能达到说理论证的目的。对于自己认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叔本华并不是做概念演绎分析，更多的却是如名人名事般的案例说明。从这个角度看，罗素的论断并非无中生有，不能不说叔本华的哲学是稍有浅薄的。但是考虑另外的因素，叔本华曾说道，本书的很多思想甚至是神授的。既然是神授的，论证就显得多余了，叔本华的直接表达就变得可以接受了。以上两点恰恰构成了叔本华的一个亮点。没有琐碎的论证自然使得文章简单可读，和以往的哲学著作对比鲜明。叔本华通过平实的语言构筑了一个平实的世界观，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也不是不可接受的。对于那些想要从哲学中寻找人生智慧、世界本原的一般读者，本编无疑是个愉快的开头。

哲学作为 文化 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 总结 ，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西方艺术哲学史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浅析西方造型艺术创作中的哲学思维

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的理论精髓，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探讨哲学思维与西方造型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西方造型艺术来说西方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柏拉图的大宇宙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给予了艺术创作以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模仿自然的创造。认为宇宙的演化有物质进程形式，就象希腊的 雕刻 家在一块云石里呈现人体的形式。所以他们的宇宙观已经类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应该象莫里哀那样，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写小说。”如果把他的话稍微扩充，就是：“应该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从事艺术创作”。这意味着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

从历史上看，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生活体验和智慧启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演讲和论辩传授哲学，他将这种 方法 称为“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充溢着思变和讨论的气氛;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颇为“逍遥”。我国古代圣贤也用类似的方式研究和传授哲学，老子的格言和庄子的寓言，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都体现了哲学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的特点。在许多哲学家看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既然现实生活是活生生的，是创造性的，那么，知识与其对象之间就只能是协商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单向度的“模仿”关系。另外，任何一种哲学都在为某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不只是提供一种命定如此生活模式，而是提供多种供人们选择的生活;哲学的对象不是即定事实，而是哲学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世界。从广义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创造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构筑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艺术。这样一种生活搏弈的哲学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在这里，哲学和艺术已经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对象的绝对肖似的摹仿，并不能产生最美的艺术作品。例如，用模子浇铸是复制实物的最佳方法，但一件好的浇铸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已做好的雕像。法院庭审中，书记员可以把控辩双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书记员的速记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至多只能为作家提供原始的素材。画家但纳曾借助放大镜来忠实地画人物肖像，他画出皮肤纹缕、颧角上细微的血丝、散在鼻子上的黑斑、表皮下淡蓝的血管，他几乎再现了模特脸上的一切，包括被反射到明亮的眼睛里的周围景物!但是后人却评价道：“凡·代克的一张笔触豪放的速写就比但纳的肖像有力百倍!”在西方造型艺术创作表现中有些作品甚至于故意和实物不符，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种色调，或青铜色，或云石色，而且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一和表情的淡漠构成了雕像独特的美。相反，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教堂中那些着色穿衣的雕像，圣徒披着真正得道袍，面黄肌瘦，正合乎苦行僧的皮肤色;血迹斑斑的手和洞穿的腰，确实是钉过十字架的标记——由于他们逼真到了极致，不但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生厌和作呕。

进一步讲，真正的艺术品更多地改变了真实的关系。例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放在佛罗伦萨第奇墓上的四座云石雕像。在两个男人身上，尤其在一个睡着、一个正在醒来的女人身上，各部分的比例和真人的比例明显不同。在意大利可以看到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女子，眼睛发亮、蛮气十足的乡下人，以及画院中那些举止大方的模特，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会和陈列在美第奇庙中的愤激的英雄、心情悲痛的巨人式的处女相像。米开朗基罗的典型是在他自己的性格中找到的。作为一个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一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在备受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的压抑之后，他的伟大心灵和悲痛情绪在艺术中尽情宣泄。米开朗基罗在那个睡着的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就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受这样的情绪鼓动，他才会创造那些形体，为了表现这情绪，他才改变正常的比例，把驱干和四肢加长，把上半身弯向前面，眼眶特别凹陷，额上的皱痕象攒眉怒目的狮子，肩膀上对着重重叠叠的肌肉，背上的筋和脊骨扭成一团，象一条拉得太紧、快要折断的铁索一般紧张。正由于米开朗基罗改变了正常的比例，寓动感于晶态之中，达到了“莫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的效果，才使得这组雕塑像成为著名的传世佳作。

二、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的界定，哲学中的视角主义“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不存在权威性的选择方法”。视角主义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认为对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性的、多向度的，即多视角的。

三十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反而超越了哲学的象牙塔，扩散到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有一位哲学家曾经用人们对立方体的认识来表现视角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按照定义，立方体有六个面，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同时看到他们，这六个面永远不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立方体”时，它身上的东西实际上多于此时此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围着它动，我们将会看到其他几个面。在这里，过去的或未来的 经验 起了作用。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事物，永远不可能同时将其所有的方面完全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把现实看作一个变化的动态系统，允许并提倡从不同的视角去感知、解释、创造对象。一元性是惰性的需

要，多义性才是智慧的信号。任何一种视角的感知都无权自封是唯一的真理，因为旧有的感知总是涉及被新的感知所否定的可能性，今天的真理也蕴含着被推翻而沦为明日黄花的危险。于是，没有独断论和怀疑论都认可的真理。真理是在生成中被规定的，是它自身的修正和超越。

在西方绘画造型艺术创作中，同一题材可以用某种方式处理，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处理，还可以用不同于这两者的一切中间方式来处理。艺术家由于种族、气质、 教育 、文化的差异，在同一事物上感受的印象也有差别，个人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中辨认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对实物构成一个独特的观念。这观念一但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就在艺术殿堂中加进了一件新的杰作，例如，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而言，对来源于希腊神话的同一题材“利达”，达·芬奇、米开朗基洛、柯罗乔都曾经做过处理。达·芬奇的《利达》带有羞涩的神情，浸透着因无限的幸福而产生的诗意;相反，米开朗基罗的《利达》充满了刚强悲壮的气魄，俨然是魁伟的战斗部落的女王;柯罗乔的《利达》则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中，并透露出对少女体贴入微的深刻同情。对这三幅画，你能说更喜欢那一幅?哪一个特点更高级吗?是幸福的诗意，悲壮的气魄，还是深刻的同情?从视角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三幅画是三位画家经由不同的视角对同一题材所作的精湛的艺术处理。三个境界分别表现了人性中的某个主要部分，分别刻画了人类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因而各具特色，在造型艺术创作上都有重要价值。

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

实证主义哲学非常强调认识的确定性、明确性、严格性、“真实性”，主张一种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把能否被“证实”与对象相符当作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可是，任何事物的内容及其发展，总是比科学家和方法论家所想像得更丰富，更“难以捉摸”。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不是唯一的思想形式，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方法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人们要认识世界，必须使用任何思想、任何手段、任何方法。实际上，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应该得到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通俗一点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西方造型艺术领域的表现，后现代美学致力于将造型艺术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日益崛起的“通俗艺术”正名、张目，强调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强调审美价值的“无处不在”。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家奥登伯格放弃在画上作画，劳申伯格将实物粘贴在画布上，威瑟尔曼则把货真价实的地毯结合进自己的油画作品中，这一切都只在破坏艺术创作中人为设置的界限。

至于艺术作品是否与对象相符。艺术上的“模仿论”、“再现论”能否成立，可以从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中看出其立场。《蒙娜丽莎》可以说是画中摹本之王，但只有少数人看过原作，现在的人们对蒙娜丽莎本人更是一无所知，所拥有的只是达·芬奇的第一张“摹本”，这就为以杜尚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埋下了伏笔。杜尚在蒙娜丽莎的鼻子下加上八字胡，又在下巴上添上山羊胡。既然作为原本的蒙娜丽莎早已不存在了，而且现代人都没有看过她本人，既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杜尚的《蒙娜丽莎》都是摹本，都是原本的摹仿和再现，那么，如何判定谁的摹本更真实更客观地再现了蒙娜丽莎本人呢?显然，杜尚笔下变了性的那个《蒙娜丽莎》，是对传统“再现”观念的一种嘲讽和反叛。安迪·沃霍尔的《蒙娜丽莎》则利用“三十个比一个来的好”的画题传递了这样的后现代信息：再现或摹本不但早已忘却了“原本”或“源头”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被日益膨胀的信息所淹没的心灵，根本无力也无兴趣再去承担这些东西，大家所能做的只是再现过程本身。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非常相似，尽管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假如说艺术创作是为了保持人类感觉的创造性，那么哲学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思想的创造性。

[作者简介]孙德惠(1972-)女，河北省涞源人，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美术学硕士，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陈辉(1978-)女，河北省邯郸人，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教师，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

孙德惠陈辉

[摘要]探讨哲学与艺术的关系。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想流派，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形式的发展。本文以西方造型艺术创作为依据分别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三个方面对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的联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述。作者认为尽管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

[关键词]哲学思想;艺术创作;联系

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的理论精髓，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探讨哲学思维与西方造型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西方造型艺术来说西方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柏拉图的大宇宙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给予了艺术创作以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模仿自然的创造。认为宇宙的演化有物质进程形式，就象希腊的雕刻家在一块云石里呈现人体的形式。所以他们的宇宙观已经类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应该象莫里哀那样，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写小说。”如果把他的话稍微扩充，就是：“应该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从事艺术创作”。这意味着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

从历史上看，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生活体验和智慧启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演讲和论辩传授哲学，他将这种方法称为“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充溢着思变和讨论的气氛;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颇为“逍遥”。我国古代圣贤也用类似的方式研究和传授哲学，老子的格言和庄子的寓言，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都体现了哲学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的特点。在许多哲学家看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既然现实生活是活生生的，是创造性的，那么，

知识与其对象之间就只能是协商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单向度的“模仿”关系。另外，任何一种 哲学都在为某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不只是提供一种命定如此生活模式，而是提供多种供人们选择的生活;哲学的对象不是即定事实，而是哲学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世界。从广义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创造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构筑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 艺术。这样一种生活搏弈的哲学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在这里，哲学和艺术已经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对象的绝对肖似的摹仿，并不能产生最美的艺术作品。例如，用模子浇铸是复制实物的最佳方法，但一件好的浇铸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已做好的雕像。法院庭审中，书记员可以把控辩双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书记员的速记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至多只能为作家提供原始的素材。画家但纳曾借助放大镜来忠实地画人物肖像，他画出皮肤纹缕、颧角上细微的血丝、散在鼻子上的黑斑、表皮下淡蓝的血管，他几乎再现了模特脸上的一切，包括被反射到明亮的眼睛里的周围景物!但是后人却评价道：“凡·代克的一张笔触豪放的速写就比但纳的肖像有力百倍!”在西方造型艺术创作表现中有些作品甚至于故意和实物不符，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种色调，或青铜色，或云石色，而且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一和表情的淡漠构成了雕像独特的美。相反，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教堂中那些着色穿衣的雕像，圣徒披着真正得道袍，面黄肌瘦，正合乎苦行僧的皮肤色;血迹斑斑的手和洞穿的腰，确实是钉过十字架的标记——由于他们逼真到了极致，不但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生厌和作呕。

进一步讲，真正的艺术品更多地改变了真实的关系。例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放在佛罗伦萨第奇墓上的四座云石雕像。在两个男人身上，尤其在一个睡着、一个正在醒来的女人身上，各部分的比例和真人的比例明显不同。在意大利可以看到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女子，眼睛发亮、蛮气十足的乡下人，以及画院中那些举止大方的模特，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会和陈列在美第奇庙中的愤激的英雄、心情悲痛的巨人式的处女相像。米开朗基罗的典型是在他自己的性格中找到的。作为一个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一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在备受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的压抑之后，他的伟大心灵和悲痛情绪在艺术中尽情宣泄。米开朗基罗在那个睡着的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就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受这样的情绪鼓动，他才会创造那些形体，为了表现这情绪，他才改变正常的比例，把驱干和四肢加长，把上半身弯向前面，眼眶特别凹陷，额上的皱痕象攒眉怒目的狮子，肩膀上对着重重叠叠的肌肉，背上的筋和脊骨扭成一团，象一条拉得太紧、快要折断的铁索一般紧张。正由于米开朗基罗改变了正常的比例，寓动感于晶态之中，达到了“莫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的效果，才使得这组雕塑像成为著名的传世佳作。

二、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的界定，哲学中的视角主义“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不存在权威性的选择方法”。视角主义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认为对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性的、多向度的，即多视角的。

三十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反而超越了哲学的象牙塔，扩散到思想 文化的一切领域。有一位哲学家曾经用人们对立方体的认识来表现视角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按照定义，立方体有六个面，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同时看到他们，这六个面永远不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立方体”时，它身上的东西实际上多于此时此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围着它动，我们将会看到其他几个面。在这里，过去的或未来的 经验起了作用。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事物，永远不可能同时将其所有的方面完全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把现实看作一个变化的动态系统，允许并提倡从不同的视角去感知、解释、创造对象。一元性是惰性的需要，多义性才是智慧的信号。任何一种视角的感知都无权自封是唯一的真理，因为旧有的感知总是涉及被新的感知所否定的可能性，今天的真理也蕴含着被推翻而沦为明日黄花的危险。于是，没有独断论和怀疑论都认可的真理。真理是在生成中被规定的，是它自身的修正和超越。

在西方绘画造型艺术创作中，同一题材可以用某种方式处理，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处理，还可以用不同于这两者的一切中间方式来处理。艺术家由于种族、气质、 教育、文化的差异，在同一事物上感受的印象也有差别，个人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中辨认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对实物构成一个独特的观念。这观念一但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就在艺术殿堂中加进了一件新的杰作，例如，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而言，对来源于希腊神话的同一题材“利达”，达·芬奇、米开朗基洛、柯罗乔都曾经做过处理。达·芬奇的《利达》带有羞涩的神情，浸透着因无限的幸福而产生的诗意;相反，米开朗基罗的《利达》充满了刚强悲壮的气魄，俨然是魁伟的战斗部落的女王;柯罗乔的《利达》则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中，并透露出对少女体贴入微的深刻同情。对这三幅画，你能说更喜欢那一幅?哪一个特点更高级吗?是幸福的诗意，悲壮的气魄，还是深刻的同情?从视角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三幅画是三位画家经由不同的视角对同一题材所作的精湛的艺术处理。三个境界分别表现了人性中的某个主要部分，分别刻画了人类 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因而各具特色，在造型艺术创作上都有重要价值。

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

实证主义哲学非常强调认识的确定性、明确性、严格性、“真实性”，主张一种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把能否被“证实”与对象相符当作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可是，任何事物的内容及其发展，总是比科学家和方法论家所想像得更丰富，更“难以捉摸”。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不是唯一的思想形式，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方法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人们要认识世界，必须使用任何思想、任何手段、任何方法。实际上，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应该得到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通俗一点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西方造型艺术领域的表现，后现代美学致力于将造型艺术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日益崛起的“通俗艺术”正名、张目，强调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强调审美价值的“无处不在”。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家奥登伯格放弃在画上作画，劳申伯格将实物粘贴在画布上，威瑟尔曼则把货真价实的地毯结合进自己的油画作品中，这一切都只在破坏艺术创作中人为设置的界限。

至于艺术作品是否与对象相符。艺术上的“模仿论”、“再现论”能否成立，可以从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中看出其立场。《蒙娜丽莎》可以说是画中摹本之王，但只有少数人看过原作，现在的人们对蒙娜丽莎本人更是一无所知，所拥有的只是达·芬奇的第一张“摹本”，这就为以杜尚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埋下了伏笔。杜尚在蒙娜丽莎的鼻子下加上八字胡，又在下巴上添上山羊胡。既然作为原本的蒙娜丽莎早已不存在了，而且现代人都没有看过她本人，既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杜尚的《蒙娜丽莎》都是摹本，都是原本的摹仿和再现，那么，如何判定谁的摹本更真实更客观地再现了蒙娜丽莎本人呢?显然，杜尚笔下变了性的那个《蒙娜丽莎》，是对传统“再现”观念的一种嘲讽和反叛。安迪·沃霍尔的《蒙娜丽莎》则利用“三十个比一个来的好”的画题传递了这样的后现代信息：再现或摹本不但早已忘却了“原本”或“源头”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被日益膨胀的信息所淹没的心灵，根本无力也无兴趣再去承担这些东西，大家所能做的只是再现过程本身。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非常相似，尽管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假如说艺术创作是为了保持人类感觉的创造性，那么哲学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思想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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