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名研究意义论文

1．《中国地名学源流》，独著，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2002年重印。2010年再次重印。这是笔者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地名学源流》（批准号：94CZS004）的最终研究成果。书评见《学术界》2002年第5期。2．《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独著，万字，博士学位论文修改稿，列入中国史学会的“东方历史学术文库”，2002年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3．《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独著，万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4．《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独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9年3月。这是笔者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传统中文舆图专题研究》（批准号：04BZS021）的最终研究成果。定价4200元。书评见《地理研究》2011年第1期、《历史地理》集刊第二十六辑。 5．《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万字，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6．《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Floods and Droughts in the Three Gorges Since the Qing Dynasty》，署名“Hua Linfu”，一万多词，载《Social Sciences in China》（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7．《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3万字，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8．《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囯地图考释》，万字，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9．《论先秦时期我国地名学的特点》，万字，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10．《论两汉时期中国地名学的奠基》，万字，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6年第11期。11．《论应劭、圈称的地名学贡献》，万字，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7年第2期。12．《略论<华阳国志>的地名学成就》，万字，载《西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6年第5期。1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名学成就》，万字，载《历史地理》第14辑（1998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4．《论郦道元<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1万字，载《地理研究》1998年第2期。15．《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万字，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7年第4期。该文于1999年1月获中国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修订稿已收入《纪念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16．《<元和郡县志>的地名学研究》，万字，载《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9年第8期。17．《略论敦煌文书的地名学意义》，万字，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18．《<通鉴·唐纪>胡注地理正误》，万字，载《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1990年）。19．《<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万字，载《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20．《论胡三省注<通鉴>地名的得与失》，1万字，载《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1997年9月25日出版）。21．《简论<元一统志>的地名学价值》，万字，收入《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22．《郭子章及其<郡县释名>述论》，万字，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23．《略论<通鉴注商>的地名学价值》，万字，载《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24．《略论吴卓信<汉志补注>的地名学价值》，万字,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25．《论民国时期中国地名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3万字，载《历史地理》集刊第15辑（1999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26．《中国古代地名学理论的初步探讨》，万字，《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27．《唐河中府始置年代辨正》，万字，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28．《点校本<元和郡县志>指瑕》，万字，载《书品》1997年第3期（1997年9月出版）。29．《<读史方舆纪要>地名正误》（浙江省部分），万字，载《书品》1998年第6期。30．《唐代两浙驿路考》，万字，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31．《中国古代地名渊源解释发展原因的分析》,万字,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32.《唐诗研究中的地名正误》，万字，载《中国诗学》第六辑（由蒋寅研究员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33.《“钱塘”辨证》，万字，《杭州研究》1998年第2期。34.《（中国）历代五金生产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万字，载邹逸麟教授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第七章第五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9771026），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35.《三峡地区的历史自然灾害》，敝人撰写万字，载陈可畏研究员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之研究》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全书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36.《论中国地名文化对朝鲜-韩国半岛的影响》，万字，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冬季号。37.《略论中国地名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万字，载《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38.《清代考据学派的地名学贡献》，万字，刊《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2辑（总第66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摘录。39.《中国自治区宜改名自治省》,万字,《中国方域》2001年第3期。40.《中国县级政区通名宜划一》,万字,《中国方域》2003年第1期。41.《市辖区名称存在的问题》，万字，《上海地名》2001年第2期。42.《中国直辖市通名改革研究》，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43.《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1期转载。44.《中国历代分省模式探讨》，第一作者（与成崇德教授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45.《中国政区通名改革刍议》，收入《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46.《<嘉庆重修一统志>陕西统部的编纂过程》，万字，收入《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50～269。齐鲁书社，2001年10月。47.《档案所见<嘉庆重修一统志>贵州统部的编纂过程》，万字，收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一辑），页421～434。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48.《道光年间<一统志>各省定稿进奏时间》，《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49.《“中国”名称考》，万字，《北京日报》2000年9月18日。后收入《史家谈古论今》第130至133页，同心出版社，2001年8月。50.《重庆直辖市简称“渝”的商榷》，万字，《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51.《简析<历代国都图>的古都学价值》，《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6年第五卷第1期。52.《<隋书>郡县封爵研究》，万字，载《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53.《<隋图经>辑考》，收入《2004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4月。54.《唐亩考》，万字，载《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22《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2年第3期。55.《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4万字，连载《中国农史》1990年第2、3期。该文于1996年2月荣获谭其骧院士禹贡基金会“优秀青年论文奖”。 硕士论文一部分。56.《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2万字，载《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硕士论文一部分。57.《唐代粮食作物分布与自然环境制约》，万字，载《历史地理》第12辑。硕士论文一部分。58.《论唐代宰相籍贯的地理分布》，1万字，载《史学月刊》1995年3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21《中国古代史（一）》1995年第7期。59.《<括地志>辑本校读》，万字，载《文献》1991年第1期。60.《<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写作年代考》，万字，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61.《<姓氏录>写作年代考》，万字，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62.《唐代的地名整理》，万字，《中国地名》1991年第3期。63.《我国历史上的地名避讳》，万字，《地名知识》1992年第2期。64.《我国古代的双附郭县》，万字，《中国方域》1993年第6期。65.《简论我国的单名县》，万字，《中国地名》1994年第2期。66.《慈溪地名探微》，万字，《中国地名》1995年第5期。67.《盛弘之<荆州记>述略》，万字，《中国方域》1996年第4期。68.《梁份评传》，万字，收入谭其骧院士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69.《<滇黔赴京驿站册>初探》，万字，载《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2期。70.《西湖珠光照杭州》，万字，台北《历史月刊》第75期（1994年）。71.《英国档案馆收藏的近代中国舆图》，《地图》2005年第1期。修改稿收入黄爱平、黄兴涛联合主编的《西学与清代文化》（论文集）页454-464。中华书局，2008年1月。72.《关於<皇朝地理志>的几点初步认识》，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07年 春季（第24卷第3期）。73（1）.《隋唐<图经>辑考》（上），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7期（2007年5月出版）。73（2）.《隋唐<图经>辑考》（下），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8期（2007年11月出版）。74.乐史《太平寰宇记》的地名学贡献，载《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页至第6页。75.近两年清史地理研究点评，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76.地名：政治的晴雨表，载《中国地名》2008年第2期，页42-44。77.新修《清史·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78.关于编绘《清史地图集》的建议，载《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4月。79.《括地志》辑本二题，《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研讨会论文集》（第112~1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80.东汉军事地理三论，《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4~20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81.十幅晚清广州舆图解读，载《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第62~71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1月。82.清前期“属州”考，载《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上册，第169~21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83.清直隶省地理沿革考辨释例，收入《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506~5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84.《大黄江圩兵防舆图》绘成日期之考证，收入周长山等主编《历史·环境与边疆——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7~8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85.论杨守敬考证《隋书ž地理志》的成就与不足，载《江汉论坛》2012年第7期。86.《本草纲目》释地八说，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87.《199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2年第2期。88.《1991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1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2年第12期。89.《1992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4年第1期。90.《1993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同上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4年第1期。91.《1994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1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1期。92.《1995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8期。93.《199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9期（1997年10月出版）。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8年第1期。94.《1997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述评》（与辛德勇先生合作），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7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8年第9期。95.《1998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述评》，1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1期。96.《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新进展》（第一作者，与曹树基教授合写），1万字，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99年）。三联书店，2002年5月出版。97.《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1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9期。98.《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概述》，万字，《光明日报》2000年11月10日第五版。此文在网上被多处转载。99.《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万字,《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3期。100.《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万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101.《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葛剑雄教授合写，第二作者），4万字（敝人撰写万字），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102.《近三十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与葛剑雄教授合写），收入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三十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103.《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与葛剑雄教授合写），万字，载台湾《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4期。104.《近年来<禹贡>研究述略》，万字，《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0期。105.《二十世纪的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辑。106.《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9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K9《地理》2006年第1期收录。107.《二十世纪正史地理志研究述评》，《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2期。108.《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世纪回顾》，《经济地理》2006年第5期。109.《隋唐五代政区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8期。110.历史地理研究（学术评论），收入陈高华、张彤主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第三章第11节（第216~22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111.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主要成就（学术评论），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期。敝人为《2001~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评论》召集人之一，拙文系该组论文之一。 112.《钓鱼岛主权属中国》，署名“天良”，2000字，载《历史学习》1995年第9期。113.《清朝历史上的八级地震》，刊于《光明日报》2008年6月22日第七版。114.《地名史话》（列入“中华文明史话丛书”），10万余字，署名“林頫”，1994年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才出版。台湾盗版系由名为“国家”的出版社於2004年11月印行。115.《插图本中国地名史话》，齐鲁书社，2006年1月。116.《银色巨龙——长江》（与卫家雄先生合作），10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8月；《长江史话》（与卫家雄先生合作，“中华文明史话丛书”之一），出版社、出版时间同前。117.《社会历史博物馆》（中国虚拟博物馆丛书之一），主编和全部文字（16万字）的撰稿人，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118.《天下奇观——钱塘潮》，2000字，收入复旦大学《旅游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119.《我国省市自治区名称、简称的来历》，署名“天良”，1万字，连载于《历史学习》1994年第8、9、10期。120.《中国历代王朝名称与地名》，署名“天良”，4000字，《历史学习》1995年第1、2期。121.《唐代的一首地名诗》，1500字，《地名集刊》1991年第1期。122.《遍地宝藏——自然资源篇》（与太太薛亚玲女士合作），13万字，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9月。123.《植物与中国地名的变迁》，万字，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30日。124.《帝王心境在地名上的折射》，万字，载《寻根》2000年第2期。125.《“中国”名称和中国历代疆域的演变》，万字，系林甘泉先生主编《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二十五讲》之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126.《与<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榷》，2000字，载《读书》1985年第7期。127.《<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简介》，1500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128.《<绍兴师爷>简介》，1000字，署名“少鹏”，《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1期。129.《<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简评》，1000字，署名“天良”，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130.《古地图的精品——介绍<中国古地图精选>》，1500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4期。131.《<东北历史地理研究>简介》，署名“吴越”，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9年第8期。132.《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收获——评冯贤亮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与冯季昌合作，第二作者），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133.《<西域地名考录>序》（该书由钟兴麒先生编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134.《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合著（第三作者，合作者为：刘君德教授、冯春萍博士、范今朝博士），敝人承担万字（全书万字），《行政区经济与政区改革》丛书之五，2002年5月，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135.《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华林甫编），万字，已由学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责任编辑：郭强副编审），2002年11月重印，2005年10月增订版。该书书评见吴松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半世纪回顾》（《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1日第7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3辑第97～98页）。136.《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历史地理卷》（葛剑雄、华林甫合编），40万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责任编辑：漆咏德博士）。此书由导论、选文、索引三部分组成，前两部分系合作完成，索引（万字）系华林甫独立编纂。137.《〈隋书·地理志〉汇释》（华林甫、赖青寿、薛亚玲三人合作编著），80万字，系谭其骧院士主编“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之一，计划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董龙凯、张利）。138.承担史为乐研究员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浙江部分撰稿，约15万字，2005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获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历史学奖。 ①以上除第44、94、96、101、102、103、116、122、132、134、136、137、138十三项系与别人合作之外，其余所有的研究成果均系本人独立完成。②此目录尚未包括敝人编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内文化图组、军事图组的若干图幅（待出版）。③拙作关于1990年度、1991年度、1992年度、1993年度、1994年度、1995年度、1996年度、1997年度共八篇历史地理学学术动态文章，被译成韩文，刊载于韩国《文化历史地理》年刊第8、9、10、11号上（1997～1999年）。④统计截止时间:2012年12月31日。

拉萨(圣地---藏语)邯郸(邯郸学步)浅谈中国地名从猿到人，由野蛮到文明，造就了人类以语言、文字命名事物的禀性。试看：天上地下，宏观微观，似乎找不到已被人类认识而没有名称的事物，连古代不可能涉足的月球也被富于想象的中国人虚拟出一座“广寒宫”。 人类把许多地理实体标记为一个地名，用来识别不同地域的符号，它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交往的工具，也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文化宝藏。而我国存在着大量古地名和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地名。它们遍布在山岭、溪渠、湖塘、风景名胜、文物古迹、纪念场所、古遗址、古建筑及街巷等处，它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出的地理标志和生动写照。有的古遗存虽在历史沧桑中湮没了，只留下名称，但后人能凭借这些名称，勾起对历史的记忆而寻觅其踪迹。它是古老的地理座标。大量古老地名的存在，剖视了中国不同时空的文化层面，是展示中华历史的漫漫长卷，也是活生生的时空民生画卷，理应作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这是联合国第5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对地名的物质性、社会性和文化意义的定位。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仅是世界上地名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其文化底蕴之深厚也非一般国家所能比拟，是一座地名文化资源的“富矿”。而文化的基本结构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为物质文化，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生产、生活的器具及其相关的技术；其二为精神文化，包括人们的思想、信念、价值观以及心态等；其三为行为文化，指人闷在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行文模式；其四为制度文化，表现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社会规范。地名的起因和分类，一般也都从这四个方面谈起。地名的分类和起源地名种类繁多，意义各异。在这里只能列举一些比较常见的种类。而且部分地名分类的界限也比较模糊，既可以说是以姓氏分，也可以说是以地貌分，所以在本文中就不细抠其类别了。一、以地貌特征或地物命名。如黑龙江、大横沟、青崖头、石崖只、窑子门、中岔口、岭底、坡头、沙凹、红土坡、苌池、红崖底、窄门只、车箱、磁盆水、宽坪、白石、黑石窑、黄龙头、岑峰等。有典型性的是“四龙村”，它是以背着一条南北走向如龙的山貌与村落所处的地形而命名为黄龙头（龙王头）、黄龙凹、龙潮湾和青龙坡。还有桂林的象鼻山等等。还有一种格式，是姓氏与地名的结合，为第一种和第二种格式的综合部分。在人口密集、地貌各异的地方，这样的名称不胜枚举。如*家*，一般第一个*是姓氏，第二个*一般说的是地貌，如沟、梁、峪、陵、丘、阜、畈、墩、乡、亭、聚、坞、壁、垒、戍、堡、镇、铺、集、市、场、务、平、坪、门、砭、碱、寺、塔、咀、店、渠、岭、湾、汇、垴、川、场、窑、城、台、池、坳、屯坎、坟等等。具体如：亢家沟、李家梁、戚家庄、马家砭、肖家汇、梁家寨、蔡家坪、郭村、贺村、路家村、牛家村、傅家垴、贾家峪、郑家沟、刘家坡、赵家岔、郭家坪、苏家岭、袁家梁、王家湾、朱家坟等。其中如 “岳各庄”这种名称，是由于发音的变化演变过来的。岳各庄其实就是岳家庄而已，这些都是由于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而来的。先秦时代，华北平原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地貌起伏不平，人们择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丘”的消逝则说明它们日后被黄河等河水漫流所挟泥沙淤平；两汉时，以“乡”、“亭”、“聚”命名地方，表现了当时的地方基层行政制度；六朝时；坞、壁、垒、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现，应与当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动乱需要防御有关；唐中叶以后，内地出现的“镇”、“集”、“市”反映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场”、“务”表明了官营手工业的发达。 “不而”、“不夜”、“不其”等沿海地名常带“不”字，可以认为是“不”这一古代东北滨海民族的发语音造成的，这些凝聚民族、语言史料的地名，对于了解古代的部族迁徙有很大帮助。有些是姓氏+地貌词+子这种格式的，如：牛寨子，郝窑子等。还有如八王坟、公主坟等格式的地名。与地貌和姓氏有关的地名种类繁多，是最常见的，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河北邯郸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名最早出现于古本《竹书纪年》。邯郸地名之由来，现一般以《汉书·地理志》中三国时魏国人张晏的注释为源：“邯郸山，在东城下，单，尽也，城廓从邑，故加邑云。”意思是说，邯郸的地名源于邯郸山，在邯郸的东城下，有一座山，名叫邯山，单，是山脉的尽头，邯山至此而尽，因此得名邯单，因为城廓从邑，故单旁加邑( 阝)而成为邯郸。邯郸二字作为地名，三千年沿用不改，是中国地名文化的一个特例。我国的很多地名中都带个“洲”或“州”字，在这里也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古人在制作了“川”字的基础上，为表达“川”中的小岛，才制作出“州”字。“州”的本义是河道中的小岛（或称沙洲）、水中陆地。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周南·关睢》篇中有“关关睢鸠，在河之州”句。《说文解字》：“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在上古洪荒时代，人们还没有建立行政区划的概念和区划单位，帝尧曾经把“水中高土”“州”划分为九个区域（九州）来进行管理。这就是后人把“州”作为一种行政区划的雏型。但秦、汉前“州”的范围很不确定，有“九州”和“十二州”之说，还有“大九州”之说`。皆传说中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始于京师附近地区外，分境内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州，置刺史巡视境内。东汉末“州”始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后世“州”作为行政区划或存或废，范围或大或小，但仍沿用至今。当“州”被用作为行政区划名称来表示“赤县神州”之后，再用它表“水中陆地”似有欠妥，于是古代文人又在“州”字前面加上一个“氵”部首，用“洲”来替代“州”，让“洲”拥有了“州”原来的涵义，而“州”在现代汉语言中只局限于作地方行政区划名，城市地名。在我国县级以上带“州”或“洲”的城市名称中，除了“株洲市”和“满洲里市”用“洲”以外，其他一般皆用“州”。二、以家族或族群姓氏命名。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模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根基，决定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其意识形态。孟子也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以姓氏或族群姓氏命名的村落或城市在中国地名中是最多、最常见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宗法社会的人们往往按姓氏聚居，姓氏便成为地名中最富区别意义的亮点。其格式一般*村（乡、县）。如河南省的卢氏县，还有部分村名如姜家、韩家、弥家、李村等。此外还有诸如秦村刘家、秦店张家等格式的村名。但是，也有地方是反过来的，以居住地为姓氏，如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这四郭便成了姓氏。三、以方位命名。如北坡、北社、北娄、北沟、北崖湾；东寨、东垴、东坪、东园、东坡、东山、东拦；南村、南沟、南河、南岭、南社、南流、南峪、南咀、南贝子；西村、西杜、西社、西湾、西峪、西掌、西坡、西垴、西山头；中兰、中庄、中社、中兴道、中心梁等。方位常常还与姓氏相结合，这个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与“州”一样，“阴”“阳”也是地名中常出现的。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我们都知道“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中国古代根据《易经》等发端出来的风水堪舆学大有讲究（并非完全迷信，参看《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一期）。因此将地势的起伏等都采用阴阳五行的方式加以描述。因此，山的南方因为能照到太阳，称为阳，山北称为阴；而水（河）正相反，水北为阳，而水南为阴。但也有例外，湖北汉阳却在汉江的南面，其原因是历史上汉水改道，由汉阳城的南面改到北面，而城市名称未变，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特例。 四、以植物命名。如苹果园、枣林沟、榆林垴、麻地沟、杨林窑、香草坪、柏石、芦芽沟、椿树底、檀山沟、杳树坡等。五、以动物命名。有鹿峪、马乡、熊坪、鹤山、猫铺、豹川、羊泉、鳌头、骆驼道、獐儿坪、绵羊坡、虾蟆垴、狮子坪等。六、以神话命名。有仙人、神泉、石佛、普贤、寺坪、禅房、佛堂、泥河、石牛、神头、观音堂、罗汉堂、降香坪、狮子神、老石神、玉女峰、望夫台等。这些地名的起源都跟某个古老的传说有关，如：山西神池县——因明代在境内建有神地堡，并在堡西门外有池水，相传其水“出无源、去无迹，旱不涸，雨不盈。名曰神池”而得名。陕西凤翔县——相传秦穆公之女弄玉善于吹笛，引来善于吹簘的华山隐士簘史，知音相遇，终成眷属，后乘凤凰飞翔而去，唐时取此意更名凤翔。狮子神村——传说，一少女路经此地遇虎，呼救，突然跳出雄狮咬死老虎，女得救，狮无踪。村民立狮神庙供奉，易村名为狮子神村。 寺底村——在昔日此地无水，一日忽见白鹿刨乱石，泉水涌出滔滔不绝。故村名曰神泉村。又因村落处于北寨坡“当里寺”之下故俗称“寺底村”。罗汉堂村——传说，五台山文殊寺运送100尊铁罗汉经此遗失一尊，化人借宿未留而坐化原形，村民建崖堂置其中供奉祭祀，随即更村名为罗汉堂村。七、源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地名。即以历史人物或与其相关的历史活动为背景而生成的地名和以一定的历史事件以及某一历史史实为背景形成的地名。如：长仙门、通远门、迎恩门等。祁县，因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食邑于此，而得名。介休（市），因相传春秋时期晋国贵族介子推偕田隐居并死于境内之绵山而。稷山（县），相传后稷曾于县境南陲的山中教民稼稿，后称为此山为稷王山，此地又因其山而得名“稷山”。左权（县），古称僚阳，后几经改名。1942年9月，为纪念左权将军在此殉国，改名左权县。闻喜（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原名左邑县，因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经此地时，听到官军破南粤(今广东)的喜讯，遂改县为为闻喜。灵石（县），因隋文帝开皇十年挖河道时发现的古代陨石而得名。八、含有寓意的地名。这些地名要么是有史料记载、要么有时引诗为名。一般来说都为城市的名称。山西有个繁峙（县），因“城于山麓，群山环而拱之，而得名”。因此，“繁峙”，实际上就是对该县境内高山环绕的地势特征的一种概括性描述。举例如：成都：最早对成都二字作出解释的是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七二)。乐史认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郡名条认为“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较大。还有一说是望帝杜宇新营过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再有就是根据《山海经》有“成都载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记载，认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国名，其字形为戊与丁的合体，戊是斧钺的形象，丁象箭或箭中靶形，成侯就是以这个字来作为部落酋王的权力的象征。“都”字在藏语中指两条河的交汇处 。按照这样的的解释，成都二字的含义就应是成侯居住的(两河交汇的)地方。也有人则认为成都二字“不过是用中原华夏文字对蜀语‘成都’这两个音的一种对译罢了”。这种起源饱含争议的地名，在中国也是比较多的。长春：关于长春地名的由来，从一些地理资料记载，有如下说法：一说是，长春之名是以长春花而命名的。此种说法，《满洲地名考》中略加提到：即“长春之意，是蔷薇的异名”；二说是：据《长春县志》记载：长春厅“设治地点，原在长春堡较东偏数里，命名放由此起。而建置之处，土人更名之日，新立城云。”由此得出长春之名，是因厅设于长春堡附近，而故名。然而长春堡之名由何而来呢，据1982年《长春地名》资料记载：长春堡是由新迁居此地的汉族人命名的，是吉祥之意；另则，长春堡是沿用了辽金时代的长春州的旧名，因此地原属于长春州辖境。三说，乾隆几次在夏季到长白山祭祖路过这里时都发现这里的气候比盛京凉爽很多，而且风景宜人，便顺口说出“长白山下春常在，伊通河畔人人爱”的诗句，于是嘉庆5年（1800年）开始在此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取其中第一句的两字设“长春厅”。无锡：“无锡”这一地名的由来，现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即现在流行的说法，认为周、秦间锡山产锡，至汉朝锡尽，故名“无锡”。另一种说法认为“无锡”是古越语地名之一。“无”是发语词，无实义，“锡”的原义因古越语佚亡已久，无从考证。有些人认为，“无锡”和江浙地区其它许多地名，如夫椒、余杭、句容、姑苏等一样，都是属于齐头式地名，冠首字虽然写法不同，但古音相合或相近，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无实义。这些地名随着古代吴越地区的氏族迁徙、流散和与华夏族的融合，原义渐至湮没，但一部分却因用汉字记录同样的音而保存下来，后人不知道所由来，往往望文生义，妄加解释。又有学者认为，“无锡”是因为生活在无锡的一个古越人部落以一种“治鸟”为图腾而得名，其本义应上“神”。甘肃：以甘州、肃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属关内道和陇右道；宋时东部属宋秦凤路，西部属西夏；金分秦凤路为秦凤、临洮、庆原三路；元初以甘州置甘肃路(不久即改甘州路)，为甘肃得名的开始，后改宁夏行省为甘肃行省；明为陕西行都司；清分陕西省恢复甘肃省，省名至今未变。 山西：以在太行山之西而行名。唐大部分属河东道；宋设河东路；金分河东北、南路；元设山西河东道，为山西得名的开始；明置山西省，后改山西布政使司；清改山西省，省名至今未变。 湖南：以在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唐属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后设湖南观察使，为湖南得名的开始；宋称湖南路；元设岭北湖南道；明属湖广省，后改省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分湖广省置湖南省，省名至今未变。九、合并或更改的地名。主要是指在建制变更中，因两地名合并而成的新地名。如： 山西临猗（县）：临猗（县）因1954年由原临晋、猗氏两县合并而成，而得名。陕西的醴泉（县）：因有泉水甘甜的醴泉得名，表明该县拥有丰富的优质矿泉水资源。而1964年为简化“醴”字改作“礼泉”。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市、海勃湾市合并。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县、博山县合称，后设特区，辖有两县；后建制名屡变化，最后为地级淄博市。辽宁省盘锦市：锦州市盘山县升格，取盘山、锦州各一字。通过对地名起源研究，可以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以及民俗风情、特色等。四川安乐县有个“卧佛沟”，人们沿着这个耐人寻味的地名，果真发现了一尊巨大的石佛及盛唐时期释迦牟尼涅磐的岩刻画像，还发现古人埋藏的40多万字的佛经，为佛学研究和唐代文化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资料。夏、商、周是我国上古时期三个相继的朝代，然而长期找不到夏朝的物证。1977年，考古学家以河南登封县一个叫“王城岗”的古地名为线索，在那里挖掘出城墙基槽，经C—14测定为夏朝遗址。地名的简称随着汉语语汇的日益丰富，由若干单词联合表达复杂意思的词组大量涌现，影响了人们书写、口述的便捷，于是许许多多地名的“简称”油然而生……京、津、冀、晋、内蒙古、辽、吉、黑、沪、苏、浙、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渝、川或蜀、贵或黔、云或滇、藏、陕或秦、甘或陇、青、宁、新、港、澳、台――这是沿袭多年的全国现行34个省级政区的“简称”，但其中也有可探讨、可商榷的之处。其中冀、晋、沪、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渝等14个只能算作是“别称”而已，因为都不在其政区全称的用字范围之内。部分大、中城市也有自己的简称或者别称。南京市～宁，广州市～穗，宁波市～甬，福州市～榕，成都市～蓉，太原市～并，开封市～汴，九江市～浔。难读、易读错的地名据说在80年前，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参谋在书写作战命令的时候，把部队集结的地点沁阳随手写成泌阳。沁阳在河南北部的焦作地区，而泌阳在河南南部的驻马店地区。只多了一笔，部队瞎跑了几百公里，整个战役也就完全失败了。在我国的地名中有着许多易读错和难读的地名。像福建厦门、广东番禺、安徽蚌埠，虽然也含有异音字，但因为知名度高，被误读的几率相对比较低。读错山东东阿的比较少，感谢关于阿胶的广告；读错涪陵的比较少，感谢来自涪陵的榨菜；读错山西洪洞的也比较少，主要还是那句“苏三离了洪洞县”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浙江的丽水（Lí离）被误读成丽（Lì立）水，台州（Tāi）被误读成台(Tái抬)州； 安徽的亳（Bó驳）州，几乎经常被读作多了一横的毫（Háo）州； 湖北的监利（Jiàn见）被误读成监(Jiān尖)利； 河南的浚县（Xùn训）被误读成浚（Jùn俊）县； 湖南的耒阳(Lěi垒) 被误读成来阳，而真正的莱阳在山东； 郴州(Chēn抻)被误读成彬（Bīn宾）州； 新疆的巴音郭楞（Léng）被误读成愣(Lèng)；内蒙古的巴彦淖尔(Nào闹)被误读成卓(Zhuó)；河北的蔚县，正确读音是Yù（玉）； 安徽的歙县，正确读音是Shè（社）；六安，正确读音是Lù（路）； 山西的繁峙县，正确读音是Shì（是）；长子县，正确读音是Zhǎng（掌）；山东莘（Shēn深）县，学生们一般读不错，因为有莘莘学子之说；但上海有个莘庄(Xīn新)。江西铅山（Yán盐）,误读率很高,“铅”还是多音字而且是地名专用的字音。还有很多难读的地名：山西的隰县（Xí），山东的莒县（Jǔ），茌（Chí）平，河北的井陉（Xíng），蠡县（Lǐ），四川的郫县（Pí），珙县（Gǒng），犍为（Qián前），安徽的黟县（Yī），枞阳（Zōng），湖北的郧县（Yún），江西的婺源（Wù）；浙江的鄞县(Yín)，江苏的盱眙（XūYí），邗江（Hán），邳州（Pī），河南的柘城（Zhè），武陟（Zhì）；湴bàn，方言指“烂泥”，江西萍乡市的源湴乡以地处山间多烂泥田得名；luó，瑶语指“茅草”，湖南洞口县溪瑶族乡的名称起源，相传是明代有瑶族在溪边盖茅草屋定居。还有特定含义的自造字。例如：氵鵣chí,用于浙江永嘉县五氵鵣乡，相传猎人在此发现水边有五只美丽的水鸟鸂鶒（xī chì），后人为此地取名五“氵鵣”――因“鸂鶒”二字书写复杂，每字取一部分组合而成；石太tài，广东英德市民间用以指称一边高一边低的石山，高处称上石太，下石太镇座落低的一边，故名。曾深入探索我国古代地名学理论并颇有建树的金祖孟先生谈到：“中国最古的地名，往往同一字包括专名、通名两部，如‘嵩’字，上半‘山’字为通名，下半‘高’字为专名；‘汾’字，左旁‘水’为通名，右旁‘分’字为专名；‘郿 ’字，左旁‘眉’字为专名，右旁‘邑’字为通名。此外，如岐、岢、岱、崤、岷、崞、峄诸山名，汝、江、汶、沁、沂、沅、河、泌、沭、泗、洛、洙、洧、浙、淮、淝、济、淄、渭、湘、汉诸水名，邠、邢、邲、邳、邰、邽、郫、郢、郓、郑诸地域名，都是古代地名。这种古地名的产生，不仅是‘用字命名’，而且是‘造字命名’。”淼miǎo，形容水大，江苏常熟市淼泉镇以境内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得名，而其正体字“渺”却有微小意；甽zhèn，“山下根之受山上流水处曰甽”（《释名，释山》），浙江宁海县深甽镇起名于千年前的宋代，且“甽”原是本字，而今之正体字“圳”却是岭南俗写；tún，同“坉、屯”，意为寨子，在贵州省兴仁县脚镇则形象表现其“建村于土台之上”的地理特征。当然，语言是流动的，是液态的，今天的错误有些或许就成为明天的正音了，这一切都是人逐渐造就的，字典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语音规范。但是，读对一个地方的地名，是对别人的起码的尊重。地名文化中的奇葩：北京胡同文化在中国地名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北京胡同了。北京地名的以胡同相称的居多，而且大多集中在城区，郊区的数量较少。可以说胡同是北京最具特色的地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景观和文化景观。老北京就是由胡同组成的，胡同是北京的精髓。所以有关胡同的研究也就成为北京地名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几百来，有关胡同的著述数不胜数，从不同角度对胡同的起源、形成、命名、变化及文化内涵进行深层次的考证和研究，逐步形成了独具北京特色的“胡同文化”。对“胡同”这一地名的起源主要有以下六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也是最通常的说法，是说“胡同”一词的本意为蒙古语“水井”的意思，其最初的发音为“忽洞”。现在内蒙古地区用“井”做地名的也很多，“赛因忽洞”(好的井)、“哈业忽洞”(双井)。因为城镇居民生存离不开水井，所以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必有水井，于是“井”便成为人们居住地的代称。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也将此语带入中原，于是人们将“忽洞”逐步谐音为“胡同”。 第二种说法是说“胡同”的原意为“浩特”。蒙古语中称城镇为“浩特”，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将北京作为大都城，于是便按照他们的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也称为“浩特”，后被京城的汉族人讹成了“胡同”。第三种说法是说金、元时期，中原汉人将北方少数民族称为“胡人”。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京城的汉族人仍私下里叫他们“胡人”，并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胡同”，为“胡人大同”之意。第四种说法与第一种说法完全不同，认为“胡同”一词的起源与水井无关，而是与火有密切的关系，即与汉语中的“火巷”有直接关系。这种“火巷”就是南宋时期人们在城市中设置的防火隔离带。因为城市中人员密集，房屋鳞次栉比，水源缺乏，一旦失火就会延烧百家，为了防止火灾的蔓延，便设置了防火的隔离带——“火巷”。“火巷”一词本是汉语，但从蒙古人口中读出，再由其读音转译成汉语，就成了“胡同”了。第五种说法是说“胡同”两个字的正写是“胡衕”，它是从蒙古语而来的。在蒙古人居住地，比村落稍大的部落叫“胡衕”。元朝在建大都时，最初是按片建设居民区的，每一片就是一个比村落小的居民聚落，于是便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将其称为“胡衕”。因“胡衕”书写繁琐，于是就简写成“胡同”。第六种说法是说元朝初期，蒙古人开始兴建元大都，当时城内居民的住房都是按片建设的，中间辟有通道等，这种通道在蒙古语中读音为“火疃”，后来北京人便将那些居住区之间相通的小通道、小过通、横街、小巷等通称为“火疃”，以后被谐音为“胡同”。北京的大小胡同星罗棋布，数目达到7000余条，每条都有一段掌故传说。胡同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场、商品命名，如金鱼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语命名，如闷葫芦罐胡同等。如司礼监胡同、恭俭胡同（内宫监变音而来）、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钟鼓司胡同、惜薪司胡同、蜡库胡同、瓷器库胡同等等，都是历代内府太监的监、局、司、库，各衙门所在地，显示了当时皇城的范围。从前众多的衙署也遗留下不少胡同地名，如东厂胡同是明代有名的锦衣卫所在地，是太监残害忠良的地方。南、北太常胡同，是以太常寺而取名。贡院胡同，为明清的考场。许多权贵第宅所在地，也成了胡同名字，如李阁老胡同，《长安客话》说李东阳的居住所在武定侯胡同，为永乐年间功臣郭英的住宅所在。汪家胡同原清雍正、乾隆时宠臣汪由郭的居住所在。同时，手艺好的手工业者、买卖公道的商贩，也因居所被人叫熟，慢慢形成了胡同。如刘兰塑胡同、磨刀儿胡同、粉房刘胡同、豆腐陈胡同、沙锅刘胡同等。甚至一般老百姓名字也成了胡同的名称，如王老胡同、石老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等，据说这类以贫贱者命名的胡同大大超过权贵者命名的胡同，这是北京胡同名称值得称道的地方。地名文化源源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情感、思想与道德、智慧与价值，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层面，地名正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层面。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辉煌，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与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祖国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要对一些逐渐消失的地名加以保护，才能够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使古老的地名更好地为当今、为后世服务，必须增强对地名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从我们身边做起……参考资料：int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