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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学的科学力量

摘要：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知识组成的基础是古代哲学，糅合了儒、道、法等各家思想，最鲜明的一点是讲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几千年的城市发展历史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与规划、建筑和环境密切相关，通常是为了选址而对地形、地貌、气候、景观、生态等各环境要素进行综合评价的原则，提出建筑规划和设计的一些指导性意见。本文将从中国风水的理论基础出发，深入剖析中国风水理论在当今城市规划研究中起到的作用，总结其理论与实践上的意义。

关键字：风水;城市规划;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一、风水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风水理论是集地理学、星象学、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和人体生命学等多种学科于一体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它与营造学、造园学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风水是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住宅、宫殿、陵墓等)及其环境的选址、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的一种特殊“术数”，虽其中有不少的迷信色彩，但也充满了探索、解释自然现象、自然规律及人与环境之关系的内容，且特别注重实践。《风水探源》认为：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是一种能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满足的地形条件。

《周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天地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相辅相成、协调统一，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处的，要遵从自然的规律。在营建选址和空间营造过程中，要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自然，这与风水学的主张是一致的。

抛开风水的占卜成分不谈，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符合《管子》城市规划思想的。可以说，《管子》“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立政篇》)的营国及城市选址思想，为风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管子》的整个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及其在临淄城的成功实践，是我国最早期的城市整体规划的理论。

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设计，室内布局陈设设计等多方面都体现了“崇尚自然，归法自然”的思想。在建筑景观组织设计、建筑外部造型设计和建筑主体设计中，也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念。风水学的自然美主张观照山川，巧加改造，从而获得自然美和建筑美的和谐统一。

二、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在古代城市规划中的运用

水可以聚气，山可以增势，空气流动就成为风，加上阳光作用可以影响大地气侯和生物生长，皆是组成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城市规划的直接对象。古代风水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即与城市规划结下了难解的姻缘。

1.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

在我国古代，风水被称为阴阳，阴阳又叫两仪，是风水术的一个中心理论，特别讲究阴阳二气的冲和，世界上的所有生物物都是阴阳交媾的产物，孤阴不长，孤阳不生。风水书被称为阴阳书，风水师被称为阴阳家。中国古代哲学就讲了，世界万物始于阴阳，是生两仪，分出的阴阳二气不断地一分为二――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阳气轻清上升而为天，阴气重浊下降而为地，阴阳交媾，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化生出大千世界。风水的阴阳哲学是一套哲学逻辑的方法。

古人认为“山南水北为阳，水南山北为阴”。《老子》学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许慎《说文解字》：“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三柳轩杂记》有对阴阳家“为磁石引针定南北，每有子午丙壬之理”的介绍。在《逸周书・大聚解》中有：“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营邑制。”说明“相其阴阳”和“别阴阳之利”简单的阴阳哲学思想在我国古代早期就产生了。何溥《灵城精义》中：“阴用阳朝，阳用阴应，合之固眷属一家;山远收山，水远收水，分之亦互为生旺”。表现了风水理论阴阳对待的阴阳辩证思想。中国的阴阳学说认为，凡存在的事物都分阴阳，都具有阴阳对待、变化和统一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中最早出现又最为根本的学说。

2.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与古代城市的相宅、择地

《黄帝宅经》：“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是以阳不独王，以阴为得;阴不独王，以阳为得，凡之阳宅则有阳气抱阴，阴者则有阴气抱阳，阴阳往来，即合天道自然，吉昌之象也”。中国古人在不断地聚居实践中，总是在寻找最好的自然环境，用以满足所需求的食物、安全与舒适的居住和便捷的建筑营造。《阳宅十书》中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若大形不善，总内形得法，终不全吉，故论宅外形第一”。风水理论强调，选择宅居的外部环境，关键是要看宅居能否处在“阴阳之枢纽”的良好自然生态系统中。这样的阴阳枢纽，也就是风水格局的理想摸式，称为“穴”。《黄帝宅经》：“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博物明贤者未能悟斯道也”。并指出：“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在城市选址方面，古代风水理论认为城池应“负阴抱阳，坐落其中”，并强调了“天有九星，地有九宫”的格构模式。《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在主持洛邑的营建时“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亦惟洛食”。武王克商返回镐京后，决定营建洛邑成周，《逸周书・度邑篇》记载了洛邑周围的山水形势：“自洛延于伊，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

3.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与“山水环抱”的城市格局

自然生态系统中包含着气象、地质、地形、水、土壤、动物、植被等基本组成因素。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是风水的目标，风水视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阴阳和谐为首要。所以，山川之中包孕着城市，城市之中又有流水园苑的穿插。

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描绘成都城的修建：“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峙。崤函有帝皇之托，河洛为王者之理……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中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两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汇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灵关、玉垒、峨眉三山环抱，郸江、检江两江护城环绕，构成了成都城外围的山水格局。

古人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大宇宙(大周天)，而人是一个小宇宙(小周天);大、小宇宙之间的建筑被视为中宇宙，是大小周天的过渡。天为阳，地为阴，建筑和院子是天地贯通一气的媒介。院子、天井因而成为天地、阴阳的相交之处。东汉仲长统《乐志论》：“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是山水环抱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风水在将环境秩序化的过程中，普遍而有效地采用确认自己“居于世界中心”的方式通过要素围合加强对环境中心化的秩序，所以风水空间最显著的特征是：以主体为核心的围合性空间。

三、结语

虽然以上所述阐明了风水在我国古代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中的显著作用，但并不是要求现代的人们全盘接受风水的思想，对于有一部分人认为风水学能解决自然界的所有不可知问题，或以仍有尚未发现的自然界组成物质为理由，来解释古代风水学如何高明、奥妙，这是不科学的。对于中国传统风水理论而言，它毕竟产生在科学不发达的环境下。

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有节制的改造和利用自然方面，远不能达到如当代建筑学所具备的先进技术手段，但在基本追求上却是一致的。而在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交流中，风水思想更注重人与自然在精神方面的两情相洽，所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在现代城市规划的工作中，城市规划人员需要正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思想，从中寻觅人类曾一度丧失，而又必须的“天、地、人”和谐的追求，用风水理论中科学的观念去正确处理城市规划和景观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其亨著：《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1日。

[2] 余健著：《堪舆考源》,[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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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5天封闭式的理论强化培训，感触颇深，下面我就谈一下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加强基层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性 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是戍边、稳边的需要。通过学习使我深深地懂得，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够有力地促进各方面工作的进步，通过学习，使我明白*作为“三个队、四个力量”在*的巨大作用，也更坚定了我屯垦戍边的决心与信心。 二、不断地加强学习，对今后工作的指导意义 1、是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的需要 基层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工作全部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为党的事业尽快培养一批政治合格、立场坚定，具有大局意识的党员干部。作为新时期的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学习党章，学习党的两个条例，不断地熟悉党的工作，提高自身政治素质水平，用党的理论去分析与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更好地为人民致富服务。 2、是树立正确的“三观”需要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是“三观”教育的基本内容，树立“三观”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永保党不褪色，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质所在。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为政之道。 3、是加强班子建设的需要 人民群众认识共产党人，就是从我们基层班子党员干部的身上来认识。基层党支部班子担负着传达党的政策，带领人民共同致富的责任，这就要求基层党支部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通过不断地学习，增强我们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信念，廉洁奉公，体察人民群众的疾苦，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为民办实事，求真务实，不断增强班子的凝聚力，积极开展“两级党建联创”，为人民选准发展致富的路子。 4、是增强依法行政，依法维连的需要 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这也对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5、是增强创新、发展观念的需要 市场是一双无形的手，市场经济是对市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是开放竞争、优胜劣汰。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学习，掌握先进的管理方式，捕捉市场信息，从而指导生产，减少因决策失误而给人民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加快*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立足于本地实际，求真务实，大胆创新，谋求经济快速发展。 三、基层党员干部如何加强学习 1、端正态度，大兴学习之风 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必须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端正学习态度，珍惜每次培训学习的机会，遵守学习纪律，做好笔记，认真写好心得体会，平时也要加强各方面的学习，进行自我完善。 2、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更好地用于实践，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把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实现好。学习法律知识就要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把依法行政渗透到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中。

论民本思想的历史演进——现代领导科学的新视野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并经历了一系列的演进和发展。纵观这一过程，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政治文化的进步。历史再现了从最初的把芸芸众生的主宰归结为神，到君王，再回归到人民的发展过程。共产党人执政终于真实的凸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把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极大的调动起来了，从而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生产力发挥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度。分析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民本思想，有助于领导者树立正确的的民本观念，学会正确的领导方法，把握高超的领导艺术。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 在中国历史上，早在西周就产生了朴素的民本意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以民情观天命，重视民众，认为民众是制约王权的一个因素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尽管这种思想直接与“天意”相结合，属于唯心的天命观思想，但是民众在这时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从这以后，民本思想逐渐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和阐述。如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3]到了孟子，就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论和方案。他有一句传诵千古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4]他认为，人民、国家、君王三者相比，最重要的是人民，其次才是国家，君王是最不重要的。因为国家也好，君王也好，无不是依靠人民而存在，人民的支持，对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极端重要。所以君王应该：“乐民之乐者，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5]这比较集中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民本思想。而后民本思想的论述就越加丰富起来，比如荀子：“天之生命，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 二、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实现了真正以民为本的质的飞跃 三、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为现代领导科学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1] 李明 王健 撰.尚书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记得采纳啊

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组织行为学家、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领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已经由一般的领导形态学（Morphology of leadership ）、 领导生态学（Ecology of leadership ）发展为领导动态学（Dynamics ofleadership）研究，导致了领导权变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成为当今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因此，回顾领导权变理论的产生历史，科学地评介这种领导理论，对于我国的领导科学的发展不无积极意义。从权变理论的产生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到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60年代初，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要找到一个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性质工作和任务、任何对象的固定的领导性格特质、领导类型和领导行为方式，都是不现实的，明白了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普遍认为领导过程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及其环境因素的方程式，即领导的有效性＝f（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 领导的效率与领导者所处的具体情境和环境有关，不能用固定的模式进行管理。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或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的基本观点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权变理论把内部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看成是自变量，把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看成是因变量，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管理者应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式。权变理论的产生，起源于系统理论的发展，系统理论强调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去研究事物。Tovistock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系统论用于管理过程，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指出所谓社会技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包括目标价值系统、组织结构系统、心理社会系统和管理系统等等。在企业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具有系统的开放性。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必须同技术——环境因素相适应，才能达到最佳的组织绩效。因此，权变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组织绩效看成是这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领导权变理论是继领导者行为研究之后发展起来的领导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西方领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世纪以来，西方领导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领导者特质研究阶段，其研究之重点在于认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性，从而了解究竟何种人才适合充任领导者，如Birs早期研究发现用于区别领导人和非领导人的79种特质等；其次为领导者行为研究阶段，其研究旨趣在于描述领导者行为或领导方式，即了解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如的领导作风理论，与Morton的“管理方格图”等；再次是领导的权变理论研究阶段，其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领导方式与团体组织效能之关系。权变理论在其出现后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使以往的领导理论黯然失色。首先，权变理论统合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领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一种领导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领导者本人的行为结果，而且还有赖于周围的领导环境。领导者特质研究和领导者行为研究皆以领导者为出发点，而以领导者个人之内在素质或行为来探究领导现象，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与领导现象相关的领导环境的重要作用，忽略了被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的作用。领导是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或社会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交互影响是领导过程之本质。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是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被领导者是被影响的客体。没有被影响的客体，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若忽略对被领导者的研究，便难于了解领导现象之全貌，因而有偏颇之嫌。权变领导理论研究把领导者个人特质、行为者行为及领导环境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领导理论体系。其次，权变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效的领导方法。领导者特质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领导者应具备的各种特质，以此作为选拔领导者的依据，而没有涉猎领导方法之领域。领导者行为研究虽已涉足领导方法领域，但其研究旨趣是企图从众多的成功领导者的行为中概括出一套理论的、固定不变的和放之四海皆适用的领导方式。而权变领导理论则以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者行为及领导环境交互影响来解释领导现象，否认有任何固定不变、普遍适用的领导方式的存在，认为任何领导方式在与环境作适当搭配下，均可能成为最有效能的领导方式，因此它没有提出有关最佳领导方式之主张，而代之以领导方式与情境搭配之模式。第三，权变领导理论更切合实际领导工作者的需要，由于领导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论是领导者特质研究还是领导者行为之研究，所得研究结果都矛盾丛生，使实际领导工作者有无所适从之叹。由于权变领导理论以统合之方式和权变之观点解释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吸收了前人的有益研究成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领导现象的新途径和提高领导效能的新方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领导理论与领导实际的距离，满足了实际领导工作者对领导理论的需要。最早对权变理论作出理论性评价的人是心理学家费德勒（ ）。 他于1962 年提出了一个“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effeveness）”，即费德勒模式。这个模式把领导人的特质研究与领导行为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与情境分类联系起来研究领导的效果。他通过15年调查之后，提出：有效的领导行为，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及情境给予领导者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的一致性。费德勒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及其所要追求的目标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是由领导者之间在基本需求方面的差异决定的。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以此种需求结构来界定领导方式。这是费德勒权变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费德勒将领导方式（领导型态）归纳为两类，即“员工导向型”领导方式和“工作导向型”领导方式。前一领导方式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其主要需要，而以完成任务之需要为辅。后一领导方式则以完成任务为其主要需求，而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之需求为辅。在这里，费德勒将领导方式认定为领导者的一种人格特定，这种人格特质是一种具有持久性且不易改变之特征。费德勒还设计出一种LPC 量表，用以鉴别不同的领导方式，并认为无论何种领导方式均有利弊，十全十美的领导方式是不存在的。费德勒不仅对领导方式作了分类，而且还对领导效能作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使各种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其功能的问题。费德勒认为，一个领导者，无论他采取何种领导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领导效能，要想取得理想的领导效能，必须使一定的领导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领导情势相配合。领导情势亦称“团体——任务”情境，是指发生领导行为所处的人际环境。它包括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任务结构和职位权力三个要素。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指团体成员对其领导者的情感，它包括尊重、友谊、信任、合作、接纳、支持以及忠诚程度。任务结构是指团体目标与任务的界定是否充分明确而妥当，它包括目标对成员来说是否清晰，成果的可测度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具有正确性及完成任务的途径或手段之多寡等。职位权力则指领导者现居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之多寡或能使部属服从指挥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领导者现居职位能对部属施展多大影响力，包括领导者的地位、权威与责罚、升贬、任黜、加薪、指派等能力。在领导情势的三个因素中，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费德勒看来，一个领导者要想取得理论的领导效能，必须通过一定的领导方式来对领导情势实施有效的控制，而领导者对领导情势程度又决定于领导者使领导情势三因素相互配合的状况。根据这三个因素不同的配合情形，可以看出领导对情势的控制程度有多高。因此，费德勒模式的最大优点于在它吸收了过去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成果，分清了不同领导方式能够发挥领导效能的情境。继费德勒的权变论之后，7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领导权变理论颇受重视，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豪斯（ ）的通路——目标理论（Path goal theories）。该理论把伊万斯（ ）的研究加以延伸，又把期望理论与俄亥俄大学的领导行为二因素理论（关心人和抓组织）结合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某些领导行为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在该情境之中，这种行为有助于下属人员达成和工作有关的目标。豪斯等人认为：领导是一种激励部下的过程。领导方式只有适用于不同的部下和环境时，才是有效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要求领导者用抓组织、关心生产的办法帮助职工扫清达到目标的通路，用体贴精神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帮助职工通向自己预定的目标。因此，豪斯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指令型的、支持型的、参与型的、成就型的。而这四种领导方式必须根据部下的不同情况分别选择，选择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即部下的人格特性和环境因素。人格特性包括能力、需求等。环境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组织的权力系统和工作群体等。与费德勒理论不同，通路——目标理论认为这四种领导方式可由同一领导者在不同情况下使用，这就比费德勒的二维领导模式更进了一步。但通路——目标理论关于高效率的领导行为的预言，并未完全得到一致性结果。这可能是由于领导行为的测定方式以及工作结构的测量尺度不完善所致。因此和其它权变理论一样，“通路——目标”论也是了解有效领导行为的主要方向之一，但是必须更进一步研究，以提高本理论的有效性。1973年，佛鲁姆（）和耶顿（）又提出了领导——参与模式（Leader—participation model）。 这种模式主要是研究决策中的领导行为。模式指出：领导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有效的领导应根据不同的情境让成员不同程度地参与决策。佛鲁姆认为有五种领导方式应有不同情境中灵活选择。而佛鲁姆这个模型是规范性的——它以决策树的形式提出了一系列应遵循的连续的规则，来确定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择参与决策的方式和程序。费德勒和耶顿的权变理论也把领导情境划分为八种情况，但划分的标准不同。费德勒是根据上下级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来划分的，而费德勒是根据决策树所揭示的方案来选择担任经营决策任务的经理们的兴趣。费德勒模式将领导人的行为特点看成是固定不变，要通过调整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特点，而领导——参与模式则认为领导行为应根据环境的需要而变化。80年代以来， Heller 和Wilpert （1984 ）进一步提出Heller —Wilpert权变模型，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行了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这一模型在理论上探讨了决策行为、资源利用、工作满意和管理的功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分析了各种权变量对决策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权力连续体（Influence——Continum）”的概念。 他们认为领导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事实上反映了下级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施加的影响及权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和权力可以在一个连续体的一端，一级对于决策制度没有任何影响和权力，另一端下级则拥有充分的权力和全面的影响。对传统的权变模型公式：Y＝f（x），Heller和Wilpert提出了异议与批评。他们指出，组织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很难确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是“果”。例如，如果参与的决策方式与组织绩效相关，我们很难说是参与导致了较高的组织绩效，还是与之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们在研究中采用“核心变量”和“周围变量”的术语，而不能规定“自变量”和“因变量”。而所谓的“核心变量”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关注的行为，“周围变量”则是那些对核心变量发生影响的变量。周围变量包含许多内容，Heller（1976）在研究中规定了五层次，它们构成了心理学上有意义的变量子系统。这种变量的划分，的确比费德勒、豪斯等模式进了一大步，并且，Heller和Wilpert（1981 ）进一步提出，在具体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权变模式：等值模型、层次模型、缓冲器模型，这三种权变模型，对于他们研究总体模型的建立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当然，Hellert和Wilpert的权变理论仍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未见到实证性研究的验证。这种权变思想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还值得深入研究。总之，领导的权变理论是当代西方领导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把领导行为与情境因素结合起来考察领导方式，主张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最佳的领导方式的思想，是颇受人们重视的。因此，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对权变理论的各种学说，要本着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思想，以促进我国领导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