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1、吴越文化产生于吴越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形成、发展与吴越地区融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序列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吴文化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两种文化所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到越灭吴之后，吴越文化才逐步融为一体，成就了吴越文化。太湖地区属于越文化的范围，宁镇地区是吴文化的中心。吴、越文化自产生就已经开始互相渗透，其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具体表现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聪慧机敏、灵动睿智；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敢为人先、超越自我。2、三秦文化产生于三秦大地的一种地域文化。“三秦”之称始于秦汉之际，雍王、塞王、翟王三分原秦国疆土，号曰三秦，后衍变为陕西的代称。三秦文化的地域范围，包括今陕西的中部和北部、甘肃的东部以及宁夏的南部。关中地区作为三秦文化的主要载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核心地位，其文化影响时代长久。三秦文化，从时间上来看，应当包括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文化；从地域上来看，应当是产生在三秦大地的地域文化；从内容上来分析，应当是三秦地区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体现。三秦文化的特点：以人为主导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纳异进取的开放精神；求真尚礼的厚朴风气，酷爱传统文化的怀古趋向。3、燕赵文化产生于燕赵地区农耕文化，并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发挥作用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形成的特点具有历史的长久性、影响深远并对周边地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其文化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华北地区的农耕文化；其次，因特殊的地理环境，燕赵地区形成了便利的交通环境，其交通形势也非常优越；其三，华北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燕赵文化中的战争文化。燕赵文化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的民风民俗独具特色，也形成了燕赵文化的特点：慷慨悲歌与好气任侠；民俗古朴厚重，更近于古。4、三晋文化产生于三晋地区的地域文化，是三晋地区在历史上所存在的一切社会现象，是三晋地区社会化的过程和结果。三晋文化的地域范围，东至太行山，西至黄河，南黄河或者汾水为界，北边与草原文化接壤。了解三晋文化的本质和它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对解决今天的现实问题也会从中找到可能性。儒家推崇三晋根祖文化，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内涵，三晋文化在传承儒家文化的精髓中，树立了具有山西特色的三晋文化。三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民族融合性、兼容并包性、地域差异性和黜华尚实性，可以概括为开放、包容、务实、求新。5、岭南文化是南方地区文化的代表，它与黄河流域的诸文化是迥然相异的文化发展模式。其地域范围为五岭以南的广东。在岭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内涵。在岭南文化的诸多特点中，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属于同一文化总体系。岭南文化由本根文化与百越族文化融合，进而与文化融合，与西方文化交流而发展起来。岭南文化以远儒性和非正统性区别于其他的汉文化，是中华文化总体系中的边缘性文化。岭南文化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和融汇中原文化、海外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岭南文化的特点：内涵丰富；个性鲜明；生命力顽强，适应性广泛。6、齐鲁文化产生于齐鲁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该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就以其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齐鲁文化虽然是产生于齐、鲁两个不同的地域，但因为两地近邻，所以学术界往往将齐、鲁文化并称。而且两种地域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在早期的道路并不相同，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到了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建立，在封建统一的政治体制下，齐、鲁文化才逐渐融合，成为中国统一的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7、荆楚文化产生于荆楚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是黄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与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荆楚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就表明了这一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因为其在长江流域形成，所以较多的融入了当地社会的文化内涵，它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在长江流域的衍生，属于亚文化的范畴。荆楚文化是以湖北地区为主体，包含周边省份所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荆楚文化的基本特征为：民族精神层面的特征是积极进取、开放融合、革新鼎故和至死不屈；民族心理层面的特征是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力求浪漫；物质方面主要表现为漆器、木器及青铜器，丝织、刺绣及工艺品，郢都、宫殿及台榭建筑，帛画、壁画及屈骚庄文，编钟、琴弦及轻歌曼舞，祭祀膜拜等民俗。荆楚文化具有独特的精神特质，表现在：筚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8、巴蜀文化产生于巴蜀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合称，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种非常古老的文化，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狭义的巴蜀文化是指秦统一巴蜀之前的文化，广义的巴蜀文化是指整个四川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巴蜀文化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形成了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格局。早期的巴蜀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为人所知，有赖考古发掘复原早期文化的概貌，使我们在今天能够根据相关资料确立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9、河套文化产生于河套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形成、发展与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文化。其地域范围以今天的河套地区为中心，向西可以抵达银川一带，向东与山西省接壤，南跨黄河包括今鄂尔多斯，北依阴山山脉。河套文化包括河套地区所产生的一切社会人文现象。河套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具体表现在：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特色；共同构建起胡汉交融的文化体系；文化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具有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双重特点。10、八闽文化产生于福建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是福建地区所存在的一切社会现象，是福建地区社会化的过程和结果。它的形成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古越文明的遗风；中原文化的传入；宗教文化的传播；海外文化的冲击；台湾文化的交融；领域文化的渗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构成闽文化的成分复杂以及中原文化延伸到福建受闽文化影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八闽文化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各种区域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差异鲜明；各地方言、民俗极为复杂；各种艺术难以交融，始终保持其鲜明地方色彩。八闽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为延伸性，具体表现为：向海外延伸；向台湾延伸；向省外延伸。此外，八闽文化具有大陆性和海洋性兼有的双重性的特征。11、河洛文化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河洛文化以洛阳盆地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开封，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河洛地区所存在的一切现象，是河洛地区社会化的过程及其结果，它的特点为：具有先导性、正统性、兼容性、奇异性，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十三朝古都的历史条件，使河洛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12、西域文化产生于西域地区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地域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上是指凡是通过狭义的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等广大地区。西域文化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汇聚、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与屯垦文化并存、多种宗教文化辉映的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复合型地域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所以被称为仰韶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它的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今天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共计2040处，占全国的仰韶文化遗址数量的40%，是仰韶文化的中心。1921年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后，到2000年为止，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213处，其分布范围，以华山为中心分布。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分布省份有陕西、甘肃、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9个省区，具体分布情况是：陕西省2040处、河南省1000处、山西省1000处、甘肃省1040处、河北省50处、内蒙古自治区约50处、湖北省23处、宁夏回族自治区7处、青海省3处。其中，陕西省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北南部的延安地区，两地相加达1774处，遗址数量大大超过周边省份。目前，仰韶文化分布区面积最大的遗址，是陕西关中地区耀县的石柱塬遗址，面积竟达300万平方米。 汉族的先民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起源分布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面鱼纹盆）仰韶文化是距今约5000～7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彩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 文化特征 已发掘出近百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较同一的文化特征。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有较发达的农业，作物为粟和黍。饲养家畜主要是猪，并有狗。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 彩陶文化 各种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瓮等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红色，多用手制法，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制造。红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是仰韶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故也称彩陶文化。 公社制度 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制繁荣时期的文化。早期盛行集体合葬和同性合葬，几百人埋在一个公共墓地，排列有序。各墓规模和随葬品差别很小，但女子随葬品略多于男子。 仰韶文化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遍及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

看姜维，往往会让我想起豫让，春秋侠烈之风的代表。豫让原是晋大夫智伯的门客，智伯被政敌赵襄子所杀，豫让吞炭纹身髡发漆面欲为智伯报仇，两次行刺赵襄子却都没成功。襄子问他："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慨然道："我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当国士报之。"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安排了赵襄子为这个回答"喟然叹息而泣"，到了他的《报任少卿书》他写了另外一句话，一句流传千古、气冲牛斗的话："士为知己者死"。这里不再仅仅是门客与主人、臣子与国君的关系。俞伯牙是瑶琴圣手，钟子期是一介樵夫，但只为了一声"高山流水"的赞叹，音乐大家为山野村夫砸了琴。无论是黄发还是垂髫，无论是位卑还是官盛，甚至哪怕你已过了奈何桥，在豫让心里，在司马迁心里，在一切配得上"士"这个称号的人的心里，"知己"二字永恒的重量让天地间的一切都显得黯然无光。还有一种说法是"士为知己者用"，这其中的区别并不大，用也好，死也罢，其背后都是同一股热血翻涌，真正的"士"不会在乎他是被用还是驱死，只要目的是为了"知己"，他的选择就是九死不悔。"士为知己者死"，纵观姜维一生，正是这句话最忠实的注脚。刘备白帝托孤时对阿斗说："汝事丞相如父。"而事实上后主与诸葛亮之间却远无"相父"一词表面的亲近，可能是毕竟有着君臣的界限，也可能是个性不合，却不想，六年后，48岁的诸葛亮遇上了年方27岁的姜维，那年是建兴八年，是姜维乃至整个蜀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姜维以魏国降将的身份投效了诸葛亮，两人一见如故，既打消了姜维原先不得已而降蜀的勉强，也引发了诸葛亮对培养后备力量的心愿。《三国志》中记载：诸葛亮多次在给蒋琬、张裔等朝廷重臣的书信中称述姜维，这对品评人物向来谨慎，绝少美誉的诸葛亮之词的诸葛亮而言是极为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更是把这种信重之情加以敷衍，让诸葛亮在处遇时便有"教授平生所学"的感慨；临终时又托付兵书，谆谆相嘱。元《三国志白话》则明点出"维拜武侯为父"，以至使的明朝散文大家李贽批点姜维"又一孔明"，称其为诸葛精神的传人。而直至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他的独子诸葛瞻也还只是个不经人事的8岁孩童，因此，可以说是这种情如父子的关系奠定了蜀汉军政两代领袖之间的信契。诸葛亮发现人才：把姜维从魏国边境的一个微末将领的地位提升为辅汉将军，当阳亭侯；培养人才：此后6年北伐中，任姜维为中护军，时有共商军中大事的采决；重用人才，把蜀汉三军的重担交付给羁旅中归降的姜维，而那年姜维也不过33岁。诸葛亮的识才、爱才、信才、用殴椿?知己"二字的全部意蕴，再加之亲如父子，密如师徒的感情交织，使姜维把整个后半人生义无返顾交付给诸葛亮的夙愿：收复中原。姜维是士，因此，他在摇摇欲坠的王朝里独力苦苦支持大局；在浮华的世俗里守者清素的本心，忍着得志小人的颐指气使；受着昏君莫名的冤屈。悲愤难耐了，引兵退往沓中去屯田，原离你们的构恶和怀疑总可以了吧。他忽略，或者说是根本没考虑过一条道路--权臣的道路。刘禅的才能不如周成王，刘禅的风骨不如高贵乡公，他的君权被诸葛亮架空了十二年之后，蜀汉的政治土壤上是极容易诞生出又一个周公，又一个伊尹的；或者又一个曹操，又一个司马昭的。而放眼朝野内外，有名望，有实权，有地位，有兵势，除了姜维亦不做第二人想；况且他本是魏人，迫不得已而降蜀，进则拥兵自立，退则挟天子以令诸侯，远有曹操，近有司马，鲜活的例子就在眼前，但姜维，到底还是没有这么做。为了他心中的士道，更为了"知己"二字。于是，他为了一句褪色的遗言九伐中原，而放任朝中大权于不顾；他为了一个腐朽的王国呕心沥血，却招来穷兵黩武的责难；他为了一腔热血酬答知己的热血，苦心经营，反落得身死宗灭的下场。姜维的北伐动力和诸葛亮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生长在曹魏统治较为稳定的北方，刘汉的正统观念也相形淡漠，蜀国政权于他并没有特殊的恩典，刘家宗室于他也缺乏休戚相关的命脉维系。诸葛亮是创业者，他不过是个守成者，守成对他而言是尽为人臣子的本分，更是为士为知己的报恩。姜维最明确而最坚定的目标是为诸葛亮遂愿，而非为蜀汉江山立业，他效忠蜀汉很大程度只因为诸葛亮在蜀汉。由是，他的九伐中原，石营勒兵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异化的机械性。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到了最后，行为的全部意义幻化在了过程中，而行为的真正目的却忽略为虚无。我有时会想，如果姜维真能实现诸葛亮的夙愿，克服中原，一统天下，那么此后他又将如何定位自己，他始终把自己置于诸葛亮的精神支柱下，在自身的生命中打下了非己性的深刻烙印，一旦支柱消失了，烙印褪除了，他将何去何从，清末大儒王静庵先生激起的水声犹在时空中回响，象征着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殉葬。因此我又庆幸，姜维到底没有实现诸葛亮的愿望，这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权，一个信念的不幸，但却是姜维本人不幸命运的大幸。老子有两句很著名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天水城外，受到卧龙赏识，得蒙知遇之恩的姜维是幸运的，他得以开始能展示自身的才能，真正踏上前景灿烂的仕途；但那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姜维没有意识到，这种幸运将堆积成一种大不幸，使他走上了一条悲惨的不归路。炎兴元年，蜀汉亡国。刘禅敕命，姜维不得已而降魏奖钟会，伪与联结，意欲复国。史载，他与钟会出则同车，坐则同席，把酒言欢，情爱日密。只是，谁也无法知道，在着背后姜维真正的心情。他不为自己成了亡国之将而沮丧，反是因为辜负诸葛亮的信托而惭伤；他不会为忠义二字就那么简单地杀身成仁，他记住的是一句话：将以有为也——蜀汉虽亡，但他肩上的重托并没有消失，他的奋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写密表给后主：臣定使日月幽而复明，社稷危而转安，这不仅是向后主的承诺，更是他坚持士道的宣言。"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足以解释此后姜维的一切行为。他不会投降，不去退隐，不能自杀。北地王在祖庙自尽，那只是凭着血气之勇的逃避；郤正在舞筵前落泪，那也不过是故作姿态的感伤，逃有什么用，哭有什么用？！蜀汉亡了，几滴血，，几点泪，就能令它复国吗？当然不能！姜维深深意识到这点，他要的不是虚名的忠烈，他该做的是如何去酬答知己的愿望。囚禁邓艾，巧说钟会，他选择了最艰险难行的方法，成则名扬千古，败则身死宗灭，非但身死宗灭，他甚至将被扣上不忠和叛臣的称号，真正的用心良苦却沉埋于邈邈时空。也几乎如此，要不是常璩的《华阳国志》，这段历史将永远沉冤莫白。姜维只犯了一个错，他高估了钟会的能力，结果导致全局失控，钟会的叛乱彻底失败，他的从中取事也因而成了水月镜花。《三国演义》中姜维见大势已去，遂于乱军从中仰天长叹道：“吾计不成乃是天命！”而拔剑自刎。《世说新语》则补充了血淋淋的一笔：维妻子皆伏诛；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这无疑是整部三国中最悲惨的死法了。但也许姜维宁可选择这样的结局一千次，也决不会选择苟安于世而寿终正寝。江怀庭诗赋姜维：“斗胆尽储亡国恨，九泉应诉武乡侯。”姜维虽未完成诸葛亮的遗愿，但毕竟无愧于心，无愧于知己，无愧于士道，他带着复兴蜀汉的愿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蜀汉精神的灭亡并不在后主舆棺出降的刹那，而是在姜维悲壮自刎的瞬间，只不知当他处于生死交界的那个片刻时，他的眼前是否会重又浮现诸葛亮的音容笑貌。魏晋交替的时期是士风衰微的黑暗时期。几乎就在姜维最后一次兵伐中原的同时，一个不羁的文人集团：竹林七贤冲散了这片黑暗，在史册上重新定义了“风骨”二字。他们是士，可惜他们没有知己可以显示自身价值的沉重，可以把潇洒掺揉入动人心魄的悲壮，依次，他们只能算通脱的名士，不能算负重的侠士。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姜维的起止生活，郤正评论为“清素节约”，这与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的风格很是相似：他们二人同样位及人臣，却都以俭持身，不靡不奢，这也正应了诸葛亮著名的那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是《诫子书》中的话语，诸葛瞻有否心领不得而知，姜维倒是真正意会了。不久之前，一个朋友对我说：“要不是你偏爱姜维，三国中我真要忽略此人了。”不由心下恻然：伯约何其悲哉！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竟不为人知，不为人解。复思之，又不禁哑然暗笑：伯约又有何悲？人生在世，得遇知己，得偿知己，毕生之愿足矣，旁人如何看待又与我何干？！由是欣然命笔，虽不期为伯约知言，然士为知己，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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