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相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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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被学界称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之王，现今已发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量一直高居国内学报界之榜首，2008年海外订户高达545家，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大都有订阅、收藏《文史哲》，哈佛大学更将《文史哲》杂志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所认可的四家中国大陆学术期刊。《文史哲》获得了国际汉学界普遍的接受和认可。2010年，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第三批名刊工程座谈会讲话中将《文史哲》作为高校学报国际化的典型予以嘉许。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副署长梁衡主编的《新中国期刊五十年》赞扬《文史哲》是“求实求真的学术名刊”。

不论是当年盛开在《文史哲》上的“五朵金花”、名噪一时的“《红楼梦》大讨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史”讨论，抑或是21世纪初的“疑古与释古”的讨论，无不贯穿和体现着《文史哲》挖掘潜在热点、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旨趣。而今，《文史哲》更是以日趋成熟的体制化的思路，通过策划主办系列“人文高端论坛”的方式，发掘热点学术选题，抢占潜在学术制高点，密切编者、作者情感。该系列 “人文高端论坛”，以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为特点，以人文学术的焦点、前沿问题为内容，通过系列探讨，旨在引领学术风尚，推动学术发展。自2008年至2010年，先后举办了“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 “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 “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等三个高端论坛，在人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知名学者争相参与。2011年度“人文高端论坛”的选题也已经确定，前期筹备工作业已展开。该系列 “人文高端论坛”，已然成为《文史哲》的品牌性和特色性举措。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史哲》向以“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而知名。置身全球化时代，《文史哲》更以“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为宗旨，以学术为本位，以创新为生命，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新的争鸣。《文史哲》相继开展过中国古代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传统文化研究、《红楼梦》研究、古文论研究、文艺理论和现代文学研究、儒学是否宗教、疑古与释古等等的学术讨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关于《红楼梦》研究和古史分期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更是名重一时。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其中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盛开在《文史哲》的。除传统的文学研究、史学研究、哲学研究等栏目外，重点开设有“人文前沿”、“疑古与释古”、“文史新考”、“审美文化研究”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品牌栏目。“延揽大学者”也是《文史哲》从创刊就形成的优良传统。《文史哲》甫一创刊，就展露出大刊气象，一大批著名学者，像王亚南、吕振羽、顾颉刚、周谷城、杨宽、罗尔纲、黄药眠、陈登原、陈直、杨超、陈子展、齐思和、严北溟、周汝昌、程千帆、日知、阴法鲁、任继愈、季羡林、何兹全、傅振伦、谭丕模、孙作云等先生都慷慨赐稿，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首选在《文史哲》发表。60年来，这一传统一直为《文史哲》所执守，成为《文史哲》质量的保证。1998年，季羡林先生曾不无感概地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顿有一登龙门之感。”《文史哲》创刊后，发表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文章，并在一系列重要历史问题上展开争鸣，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郭沫若赴日考察时，应日本方面的要求，曾专门携带50本《文史哲》进行交流。1955年12月，高教部来函要求山东大学赠送《文史哲》给苏联科学院图书馆，以代表国家进行书刊交换。1956年2月，高教部同意山东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交换《文史哲》。同年，高教部又来函要求山东大学以图书馆的名义向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古川道雄等学者赠送《文史哲》，并来函同意山东大学以《文史哲》与越南的《文史地》及日本《中国年鉴》等进行学术交流。在当时文化领域相对隔绝的时代，《文史哲》充当了国际汉学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为中国文化步出国门、让世界了解新生的共和国在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文史哲》对繁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术起到了巨大作用。《文史哲》创刊之时，正值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举之际，一大批民国时期的杂志随着政权的更迭而纷纷停刊，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学术杂志只有1949年创刊的《新建设》、《学习》以及1951年1月创刊的《新史学通讯》等少数几家。而新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流布与贯彻、新研究方向的开辟、新学术成果的交流、新中国学术人才的培养都亟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作为支撑，对民国旧学术的改造，更使刊行新学术杂志成为当务之急。所以，《文史哲》甫一问世，就超越山东大学的围墙，迅速聚拢了全国学术界的力量，成为新政权成立后全国范围内的一个学术中心，从而一举奠定了《文史哲》在现代中国学术杂志的领先地位。“它在当时是与北京的《新建设》、上海的《学术月刊》鼎足而三的”。这一点从《文史哲》不断攀升的发行量上也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创办时期，邮局拒绝发行，编辑部只得依靠朋友和同行推销。1953年后，销路大增。1954年时，印数已达1万3千册。1955年，这一数字又激增至2万7千册。到1973年，竟演出《文史哲》发行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邮局征订数飙升至70多万册。“文革”结束后，发行量长期稳定在3—4万册。迄今，《文史哲》发行量仍居全国同类社科期刊之首。引领重大学术论争是六十年来《文史哲》最重要的学术品格。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史哲》就以“预”学术潮流为使命，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大规模的争鸣，并因此而蜚声于海内外。在她迄今六十年的生命里程中，50年代发起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大讨论以及“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80年代发起“文化热”大讨论，90年代发起“儒学是否宗教”的大讨论，近几年发起的“疑古与释古”大讨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大讨论，无不声势浩大，风起云涌，谱就了六十年来中国学术史上的华彩乐章。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构成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发展主体的“五朵金花”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是由《文史哲》播下种子、并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的，这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可谓笑傲天下，独领风骚。著名学者蔡尚思曾评价道：“《文史哲》致力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繁荣学术，功不可没！”山东大学之所以形成“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也是与《文史哲》的创办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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