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村级财务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近年来,广大农村不断加强和完善民主理财制度建设,全面实行村务公开,狠抓村级财务的规范管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由于国家农业部、财政部颁布的农村新会计制度在许多地方尚未实行,现时的农村会计核算与新会计制度的要求严重脱节,在全面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理财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村级财务管理问题也就越来越多。据报载,某县一贫困村的一个纽长在短短的三年内挥霍公款达10万元。这些问题的暴露不仅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矛质激化,而且造成一些地方公务难以执行,党的农村政策难以落实,茬接影响农村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和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笔者经调查发现,当前农村村级财务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会计出纳队伍不稳定,人员变更快,财务移交手续办理不及时。如某县在近四年内由于村民委员会换届等原因变更147名会计,90名出纳。其中有80余名离职财会人员未办理移交手续,新任会计出纳形同虚设。二是财务无专人管理,经费开支无专人审批。于是,多人收钱,多人管线,多人用钱,长时间不交账、不结账、不记账成为当前农村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据调查,某县80%以上的村的费用开支,村支书、村主任、妇女主任、会计谁都可以批,甚至出纳也可以批,有的未经任何人审批签字也可以报账,形成了谁拿钱谁用钱的混乱局面。三是村级财务账目设置不全,原始凭证不规范。从笔者调查所掌握的情况看,有75%以上的村没有按制度要求来设置会计账目,有的只设+本现金账而不设台账、财产账和往来账。有的财会人员因不懂此务,干脆不设账、不记账,把五花入门的票据用报纸封成包,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包包账"。这些原%"票据(凭证)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收钱不开正式收据,收款人不签名盖章;开支没有正式发票,多以自条入账,并无经手人签章;干部出差不填差旅费报账单,基建工程无合同、无验收、无发票,以领据代发票入账等现象极为普遍。如某县的一个村新建了一所学校,开支达4万多元,但未见一张正式发票,可见村级财务的凭证不规范到了何等程度。四是非生产性开支严重,绝大多数的村级财政支出用于招待,普遍形成一种检查吃、开会吃、出差吃、有事无事几个干部也聚会吃的不良风气,造成极大的浪费。五是少数村纽干部贪污、挪用集体资金现象严重。少数村组干部本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千方百计利用职务之便,运用多种手段贪污挪用集体资金。如收入不交账,多收少交,重报开支,多领补助,甚至合伙巧立名目私分公款以及造假发票报账等。六是账目不公开,财产往来无账,村级财务失去有效监督。切实解决当前农村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必须认如下几方面入手:一、坚定不移实行村级财务公开,加大民主理财力度。村级财务问题历来是广大农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要切实保吁农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凡是村里的重大事务和群众普遍关的焦点问题都应向村民公开,尤其村级财务要公开。村级财务公开一定要按国办[1999帕6号文件要求,一是公开内容安全面完整。要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暂行规定》中规定的财务公开内容进行公开。二是公开时间要及时,特别是对于多数村民或民主理财小组要求公开的专项财务活动应及时公布;重要财务活动应逐笔公布。三是公开方式要以公开栏为主,要有固定的财务公开栏。四是公开程序要严格。财务公开前,应有民主理财小组参加,对全部财产、债权债务和有关账目进行一次全面的核实。五是对财务公开中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妥善处理。六是要把财务公开的监督落到实处,村组财务要置于群众的经常监督之下。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使村级财务管理有章可循。建立财务制度是搞好财务管理的重要保证。为使农村村级财务管理有章可循,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农业部、财政部新颁布的《村合作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和《村合作经济财务制度人这两个新制度对现金管理、固定资产管理、费用开支管理、票据管理、农民负担款项和共同生产费管理、义务工和积累工管理、财会人员及财会账目管理、财务审计与民主理财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因此,要在两个新制度的基础上,从各村的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如"报账制度。、"列支审批制度"等。同时,村级财务必须坚持收支两条线,实行先收后支,杜绝以收抵支、差额入账、坐支现金等现象。三、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搞好村级财务清理工作。中央和省一再要求要认真搞好村级财务的管理,并作为任林时期农村工作的一项大事来抓。之所以如此重视农村村级财务的管理工作,这是因为农村财务管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所以各乡镇党委政府要把抓好农村财务管理列入党委政府的工作议事日程,编入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管理内容。各乡镇至少要确定一名党政领导主管农村财务,经常听取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汇报,研究、部暑农村财务管理工作。要随时根据群众的反映,对村级财务进行及时清理。对清理出来的经济问题,一定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通过清理农村村级财务还干部一个清白,给群众一个明白。四、稳定财会人员队伍,提高财会人员素质。农村财务管理既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又是一项业务性极强的工作。因此,稳定财会人员队伍,提高财会人员素质至关重要。财会人员被确定之后,一般不要随意变动,以稳定财会人员队伍。这里关键是要严格财会人员的任免程序。必须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并建立岗位责任制。财会人员要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为提高财会人员的素质,要切实加强对财会人员的业务培训,有必要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财会人员进行业务考核。五、试推行"村财乡笛"o可根据不同乡村的实际情况,推行"村财乡管"制度。村里不设会计,只设出纳,村级账目由乡镇经管部门代管,财务收支实行 "报账制"。六、加强村组集体资产管理,追制、化解村组不良债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再继续做好农体集体资产的清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杜绝并逐步化解乡村两级不良债务"。据笔者调查所知,近些年来,农村集体资产大量流失,村组负债不断增加,群众反映极为强烈。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危及基层政权的巩固。在加强村组集体资产管理,遏制不良债务过程中,首先要认真搞好农村村纽集体资产的产权界定和产权登记工作,对集体资产要进行评估,要切实解决农村各业承包基数不合理、低价承包等问题,以防集体资产流失。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减债措施,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已经形成的债权债务问题。《农村合作金融:经理人员的选择权与激励问题》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建设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安排的全部理论假设在于:农村信用社由农民等额股入组成,一人一股一票,经理人员由农民按人数而不是一般股份公司意义上的股权数选举产生,并由农民对其实施监督。这样,信用社及其经理人员的经营行为必须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利益,符合农业部门的利益,最终符合国家利益。在逻辑演绎上,从农民利益一直到国家利益基本不存在冲突,但在整个理论假设的第一个环节,即信用社能够真正“由农民选举产生并受农民监督”是不成立的,从而导致了此后一系列貌似顺理成章的推导都失去了必然前提。本文认为,理想的合作金融制度的确要求按会员而不是按股权选举经营者,以避免在许多一般股份制企业出现的经营权被少数大股东控制,从而危害小股东、外部债权人利益的情形。然而,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实践证明,一人一股一票的所有权安排不仅没有从制度上保证经理人员的最优选择,反而导致了严重的外部人—内部人双重控制问题。二、事前信息非对称与经理人员的选择权问题规范的信用合作制度下,经理人员是由信用社入股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的。入股社员一般是通过对经理人员的选择,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取向,比如,股本收益回报、按规定获得贷款等等。作为被选举产生的经理人员,只有努力给予社员以较好的业绩方能继续任职。这对于发挥经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是十分有益的。而在我国现实信用合作制度下,经理人员的选举产生并不是由全体入股的社员选举产生,而是由内部人员选举。其基本的操作方法是:由上级确定信用社经理人员的候选人,基层信用社选举代表,再由代表对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县农村信用联社经理,最后人民银行对所选举产生的经理人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通过后,即可担任经理。经理人员的这种产生方式具有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弊端。首先,上级确定信用社经理候选人导致农民作为股东与候选人之间存在信息非对称。尽管就每一户农民而言,所入股的资金并不多,有的都只有几元钱,但每一股都应该拥有收益分配权、财产控制权和对代理人的选择权。但目前我们的这种经理人员的产生方式,使经理的决定权与农民的选择在事实上脱节,于是出现这样一种“选择权移位”问题:候选人是否当选与农民的选择无关。这是因为,既然是上级劝定候选人,则不能保证农民对候改选人的实际经营能力有充分了解,这就存在事前的信息非对称、于是造成农民选也无奈、不选也无奈的尴尬局面。这样的制度安排只能造成“有经营才能的人成为经理是偶然的、不具备金融管理能力的人窃取经理职位是必然的“畸形现象”。其次,导致了外部人控制现象,股东利益得不到保障。既然经理由上级提名,则为上级服务比为农民服务显然要重要得多。这是因为,来自上级的提名约束是硬的,而来自农民的选举权约束是软的。于是,信用社在经营上往往更倾向于为地方行政服务,而不是为社员服务。只有满足上级需要,才能保证在今后的选举中继续被提名,也才能保证继续把持经理职位。因此,在信用社经营中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外部人控制”现象。基于硬的提名激励,上级很容易通过信用社完成地方行政意图,信用社经理成为上级的工具,而不是农民实现合作融资的协调人。第三,现有代表制度存在技术性缺陷,经理人员的产生往往受制其它非正常因素。单纯就某一县(市)农村信用社来说,员工数量并不多,一般在几百人左右,相对于几千、上万的社员股民而言,已经是—个相对少数。由于目前对经理人员的选择往往是通过代表制的形式选举产生,代表通常是基层信用社的主任,县(市)联社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少数的基层员工,代表一般只有几十人,是利益高度相关者,寻租成本很低。参选人员往往只需付出较小的成本,比如,游说,许诺或者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就可以很容易获选。从代表本人来说,信用社能否取好的业绩并不一定会构成其股票的主要动机,因为业绩好坏对自身利益影响不会很大,而选举能否给投票者带来直接好处就成为股票的决定因素,目前部门负责人及基层信用社主任由经理(联社主任)任免制度无疑会进一步强化投票者的这种动机。这种“投李报桃”选举制度可使寻租成本降到最低,被选举的往往不是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而最有可能牺牲股东利益的人。选举的有效性无疑值得怀疑。三、事后信息非对称与经理人员的激励问题在规范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模式下,对经理人员的监督由社员来完成。这种互助生产形式与德姆塞茨、阿尔奇安所提出的“团队”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大多数社员并不直接参与信用社的工作和管理中来,只是享受其提供的服务和利益分配。在重大决策上参与选择。这种区别使得其监督成本相对较高,主要是由于事后信息不对称,社员很难了解信用社的实际经营情况,需要社员努力从各方面搜集信息。问题是,由于每个社员只有一股,在表决时也只有一票,较高的成本往往使得其不愿意花费代价来行使监督职能,存在着“搭便车”的现象,即总是希望别人来对信用社经理人员和经营行为实施监督,到后来,就没有人来对信用社的经理人员和经营行为实施监督。同时,我们知道,监督也需要一定的知识,农民由于知识相对贫乏,即使其有权监督,也大多数难以发挥其监督职能。这是合作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实际上,从农村信用社的股权分配来说,由于一人一股,则只有一投票权,我们可以把信用社的全体员工队伍看作是一个合伙团队,谁也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和控制权。但是,在一个团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监督团队成员的劳动,有些团队成员可能会偷懒,由于劳动的不可计量特性,相互间共同监督是很困难的,很难对成员的劳动付出做出准确的评价。按照德姆塞茨和阿尔奇安的理论,在团队中必须选举出一个人来对整个团队成员的劳动进行监督。从当前农村信用社的实际监督安排看,来自农民的内部监督是软弱无力的,事实上的监督主要通过人民银行的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来完成。但是,由于人民银行与农民在根本利益上的差异,前者注重金融风险控制,后者注重自身融资和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很难指望两者在激励目标和操作手段上存在完全共通性。我们认为,内部监督是关键。一方面,有效的内部监督可以降低外部监督(人民银行)成本。毕竟,农民显然不希望自身所有的信用社面临金融风险,只有在良好运作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为农民提供完备的金融服务。因此,人民银行的监管目标对农民来说是下限;反过来说,良好的内部监督必然降低外部监督的工作量;而外部监督却未必尽然保证内部监督的效率。我们知道,一方面,由于农民只有入股权,没有控制权和投票权,其实际上没有任何监督权,另一方面,从产权结构来看,由于国家所占的比重很低,从理论上讲,无权对农村信用社经营行为实施监督。1996年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交由当地人民银行管理以后,政府几次发文,要求各级不能对农村信用社的人、财、物进行干预,这样,农村信用社的监督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真空”,成为了一个自由天地。而正是这几年,农村信用社无论是资产质量,还是财务经营状况,均较以前年度有明显的下降。这当然跟农村经济形势以及全国整个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也与前些年度累积下来一些金融风险有关,但我们不能不说,与我们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出现“真空”有关。目前有一种提法,即在各县农村信用联社的基础上,投资入股,成立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然后再成立中国农村信用社合作社总社之类的机构,这种机构组织体系对于增加农村信用社的资金调度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是极为有用的,同时,也有助于对县级及其以下农衬信用社的经营行为和经理人员实施监督。与目前比,是一种进步。但仅有这种组织体系还远远不够,关键问题是不能解决外部人控制和缺乏内部监督的问题。只不过是把经营者的选择权交给了更高级的“上级”,把各单一信用社的风险捆绑处理,在规模上提高抗风险能力,治标而未治本。另外,要求省级联社对纷繁复杂的县级农村信用社实施有效监督是困难的,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低纵向监督的效率。在缺乏内部监督的情形下,内部人控制几乎是必然出现的,从我国农村信用社经营实际情况看,经理人员利用职位,以损害农民利益为自己谋利益是不罕见的。我们的看法是,应该设计一种模式,使代理人的个人效用函数与企业的效用函数一致,形成激励相容。正反两方面的激励安排都是必要的。正向安排是使信用社经理的收入与效益挂钩;反向安排是公开招聘信用社经理,对出现严重违反农民利益的经营者,农民应具备联合罢免权。四、结论及政策建议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互助组织在产权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不同于其它企业的特征,即一人一股一票,这种产权结构尽管在一定时期、一定的区域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已经日益显示出了其弊端。从经理人员的选择来看,选举规则和选举程序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选举结果。同时,这种制度对于经理人员的监督和激励也是极为不利的。由于对经理人员的监督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要有一定的知识,平均化的股权结构易于使得股东“搭便车”,导致监督空洞化。目前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与规范的合作制度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社员股东没有收益分配权、决策权和对经理人员的选择权。因而,使得其在实践过程当中,出现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问题。包括外部人—内部人控制问题、监督失控问题等等。使得农村信用社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比国有商业银行还要多。因此,我们建议:1.将农村信用社改合作制为村民委员会控股的股份制。入股资金可用村集体提留,也可以由农民入股,组成控股会,再由控股会对信用社入股。在控股比例上,应打破平均化的倾向,在要求每一个村集体都应该有入股资金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大股东。这种做法有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解决广大农民缺乏监督知识、无力承担监督职能的问题。二是解决农民由于股金投入少,监督成本高而存在的“搭便车”问题,防止产生监督“真空”,可以因此全面提高监督效率。三是可以有效防止单纯由社会资金入股,重视股本效益而忽视对农业投入的情况。因为村民委员会所本身是村民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民主性,能够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由其代理行使对信用社的控制权主和表决权,可以使农村信用社根殖于农村、农业和农民。四是有助于全面解决目前严重农村信用社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五是全面解决农村信用合作一人一股一票选举制度所产生的弊端,防止选举失效。2.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以县级农村信用联社为重点,建立乡、县、省三级管理体制。由各村民委员会对乡镇农村信用社入股,按股权比例选举产生乡镇农村信用社董事会;再由各乡镇农村信用社对县级农村信用社入股,组成县级农村信用联社,选举产生县级农村信用社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总经理提名乡镇信用社经理,再由乡镇农村信用社董事会决定任命;在县级联社成立监事会;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再投资入股,组建省级农村信用社联社。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各县(市)信用社调度、融通资金,防止出现支付危机;传达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制订区域内的农村信用社发展政策;协调与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农村信用社之间的关系。在中央可以成立一个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政策制订。3.建立对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将经理人员的工资收入同经营业绩全面挂钩,实行经营风险抵押。对于超过预期收益部分。按一定比例对经理人员进行奖励。对经理人员实行期权制度,以促使其经营行为的持续性和长期性。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笔者以为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 一、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二、生活富裕 用产业化的布局 实现社会重建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三、乡风文明 用市场化的思维 实现制度重建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 实现生态重建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实现文化重建 --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和谐发展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 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 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万元,村一级负债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F、农户欠交税费, 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 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B、欠乡村工程业主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C、欠乡村干部万元(其中乡干部万元、村干部万元),占。D、欠乡村教师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E、欠民间个人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F、欠其他经济组织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H、欠其他债权人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 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 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 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元,亩平负担元,较2001年下降。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万元,人均增收元。 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年均递增。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2001年较20001年增长,2002年较2001年增长,2003年较2002年增长,2004年较2003年增长)。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之间;工资性收入占,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亿元,农业增加值亿元,粮食种植面积万亩,粮食总产量万吨,出栏牲猪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2001年增长,2002年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元/kg跌至元/kg ,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亿,尚有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钾肥2200元/吨,上涨;碳胺540元/吨,上涨;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种子9元/kg,上涨;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 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 难题之三:村镇规划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 二、98年以来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 难题之四:投入机制问题 1,金融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2、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打官司难。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 原因之一: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乡镇机构雍肿,干部队伍庞大。 表现之四:乡村两级经费紧张,基层组织运转困难。原因之五: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 原因之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 劳务输出引发社会问题 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
坚定不移走自然发展的科学道路,鄙弃化肥和农药,大力提倡农业生态循环发展之路
自己去参考 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特别是在2005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三农”问题再次成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农村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农民增收、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也再次获得新的机遇,但是农业扶持政策给农村带来了什么变化?农村经济总体状况如何?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在那里?需要怎样的发展思路和观念等?是需要我们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的。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进行了一项农村经济状况调查,由于各地农业状况千差万别,调查只能从一个局部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由点及面,所以这次调查选择了一个本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调查点---郏县渣园乡,希望这次调研能对了解农村经济情况提供一定的参考,有助于本地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 渣园乡的基本情况 渣园乡位于郏县城以西6公里,广阔渠、北汝河、洛界公路穿境而过,地势北高南低,总面积44平方公里,辖25个行政村、47个自然村、8068户、万口人,(数字统计至2005年6月底,以下同)人均耕地亩,属中等农业乡镇,支柱产业为农业和畜牧业。 二、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状况 (一)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民收入继续增加。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粮食补贴资金的发放到位,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全乡夏粮总产量达到万吨,比上年增加7%,农业总产值实现4138万元,同比增长10%,其中畜牧业持续发展,总产值1862万元,同比增加12%,红牛育肥基地建设初见成效,新发展红牛养殖户410户,新增存栏800头,使1200户从“公司+基地+银信+农户”模式中受益。非公制经济稳步发展,2005年上半年实现总产值万元,同比增长118%。 (二)农业科技含量明显提高,农业结构调整初显成效。一是农业适用技术推广应用面扩大,地膜覆盖、配方施肥、秸秆综合利用,机械精播面积继续扩大;二是优质农产品比重上升,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发展优质专用粮食基地、实施订单农业,优质小麦推广达到10000亩;烟叶面积达到4000亩,比去年增加15%;蔬菜、瓜类、油料等经济作物面积不断扩大,普通粮食作物继续萎缩;三是优质畜产品明显增加,生猪、牛、羊存栏分别达到万头、万头、万头,良种覆盖率分别达到95%、82%、80%,专业养殖场达到目的72家;四是林果业发展迅速,经济林、用材林、生态林面积大幅度增加,共造林1200亩,新增林地300亩。 (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近年来,该乡加快了沼气养猪,乡村道路,人畜饮水,节水灌溉和农田水平基础设施建设,2005年新建沼气池310座,新修乡村道路7公里,新修水渠5千米,新打井8眼,新增有效灌溉面积650亩,旱涝保收田320亩,解决3000多名群众饮水难问题,全乡万群众从这几项建设中受益。 (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结构趋于多元化。在对外推介力度不断加强、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优惠政策不断落实下,2004年建成招商引资项目12个,规模企业5家,农村个体私营企业户由较大幅度提高,分别达到1200家和85家,实现利税20万元,吸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8000人。 (五)劳务输出不断扩大,劳务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通过外出务工就业信息发布、农民工技能培训和中介服务,引导农民工有序流转,提高农民择业能力水平。2006年上半年外出务工4088人、创收2500万元,仅此一项,全乡人均收入增收700余元。外出务工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拓展了农民外部增收空间,对农民增收贡献率达40%以上。 (六)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得到较好落实,农民负担明显减轻。2002年以来,该乡圆满完成了土地延包政策,农村税费改革进行顺利,取得阶段性成效,2005年共减免农业税万元,发放粮食补贴万元,涉农“三乱”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并得到有效歇制,全年共查处涉农违法违纪案件6起。 (七)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投入力度加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5年,对农村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加大,逐步缩小了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了教育质量,开展了对贫困学生扶助,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开展了农村合作医疗,改善农村医疗条件,上半年对农民看病补助大万元,已使数千人受益。“文明村镇”、“文明户”创建、“科技下乡”活动的开展,在农村形成了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移风易俗、蔚然成风。 三、农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一)农村和农业结构矛盾依然突出,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表现在:一是落后的思想观念是农户走入市场,致富的障碍,部分农民延续过去计划体制下的习惯,思想不解放、保守,在需求资金项目上希望政府给予扶助,“等、靠、要 ”思想严重;二是种植结构单一,优质产品的比重依然很低,高效经济作物面积较小,科技扶持的力度不够,农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三是林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比重不高,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主导产业优势没有发挥,辐射带动能力不强,这导致农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幅较慢。 (二)基层债务负担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乡村两级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规范了农村税费关系,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农村基层又面临了两个新情况:首先是阻断了税费收入的路子,相继财政收入减少,造成已负债累累的乡级财政雪上加霜,机构运转困难自身支出得不到保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支出减少。其次,各村失去了原来的村提留收入,又没有创收渠道,随之而来的是村里公益事业无钱来办,偿还债务成了无源之水。基层债务不解决不行,解决又没有办法,处于“两难”境地。由于基层债务负担过重,导致对发展经济投入资金减少,农村经济负重前行,挫伤了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存在“有心干事、无力干事”的现象。 (三)农资涨价过快,幅度过高,延缓了农民致富进程,本地区2004年农资价格上涨,以尿素复合肥为例,近年上涨幅度分别为15%、12%,亩均化肥支出比上年增长元,由于农资价格上涨,平均每亩增加投入元,种粮投入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农资价格的上涨,其中化肥价格的上涨对农民种粮收益影响最大。农民由于农资价格上涨负担加重,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央的涉农优惠政策打了折扣。 (四)劳务输出整体素质不高,农民工就业增收能力不高。表现在:一是获取市场信息和外出务工渠道狭窄,据调查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外出务工的占60%以上,政府、中介组织只占15%左右,自由外出达到了25%。二是农民工收入偏低,月收入在300—500元占20%,500--100元的占70%,月收入1000元以上的占10%。三是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应对风险能力较弱。 (五)农村社会事业投入不足。表现在:农村教育投入不够,部分学校还存在脏乱差现象,农民科技知识和精神文化生活缺乏,还存在因教育和医疗犯困现象。 四、发展经济的思路与政策 (一)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业,焦点在农村,作为农业乡,民不富则乡不兴,因此必须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进一步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强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是立足本地区实际,发挥区域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向导,抓好以优质小麦为重点的优质粮基地建设,发展高效农业和特色农业,把优势农产品做大作强,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压低品质差市场滞销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促进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二是以规模化养殖为重点,加快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畜牧业是实现粮食转化增值、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要大力发展规模经营,优化畜产品区域布局,搞好农产品深加工,推广“公司+基地+银信+农户”的模式,以牛、羊、猪三大宗畜产品为重点,搞好配套服务,力争畜牧业在两年内占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把畜牧养殖园区建成全省乃全国有名的优质畜产品生产基地,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事畜牧养殖,增强企业辐射带动能力。 (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是振兴区域经济的必经之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跳板和撑杆,工业兴则乡兴,工业强则乡强,这已被许多地方的实践经验所证明,而招商引资资源共享则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要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振兴经济的突破口,坚持放心放手原则,鼓励、支持个体、民营等经济在数量、规模、效益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努力培育一批年销售收入在亿元甚至几亿元的骨干企业。另一方面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上大项目,大上项目。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改善投资条件,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制、服务和舆论环境。加大自我推介力度,立足优势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与企业支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解决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第三、要围绕发展壮大优势产业做文章,用先进技术提高传统产业,帮助其上档次上水平,尽快打造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形成优势,提高竞争力。 (三)强力推进城镇化,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现代化的核心之一。“三农”问题的解决,其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专家认为,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够达到市场化的要求,农业土地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才能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会有大幅度的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进步。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靠实现城镇化战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够完成。城镇化有利于工业产业聚集,有利于服务行业成长,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时,城镇化为工业化载体,为农业产业化创造条件,城镇化进程的快慢,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一是要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大胆将一些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推向市场,做到政府出政策,市场出资金,走综合开发、滚动发展之路。二是加快发展小城镇,小城镇是统筹城乡发展、搞活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搞好城镇定位,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广辟投资、融资渠道,集中建设一批工业带动型、农业产业化型、资源加工型、商贸旅游型等各具优势和特色的小城镇。吸引非公有制企业布局,使乡镇企业和城镇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发挥集体作用和辐射作用,综合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 (四)做好对外劳务输出工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牢固树立抓劳务输出就是抓经济,抓劳务输出就是抓增收,抓劳务输出就是抓就业,抓劳务输出就是抓开放的观念。积极做到“五个加强”推进劳务输出工作,即: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劳务输出网络。健全乡村劳务输出机构,负责收集劳务输出信息并定期发布、组织培训和输出、开展职工介绍等工作;二是加强市场建设,提供信息服务。严厉打击非法职介机构,坚决取缔“黑中介”,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三是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务工人员的素质和劳务技能,提高其就业增收能力;四是加强教育引导,保证有序流动。避免盲目外出、无功而返,变无序输出为有序流动;五是加强跟踪服务,掌握务工人员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及用工单位的意见和要求,稳定输出队伍,加强外出人员回乡创业引导,就近消化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 (五)落实中央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农民增收。一是加强农村各项事业建设投入力度。要不断的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实行教育救助;继续搞好农村合作医疗,提高农民参加率,扩大合作医疗的覆盖面;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改善农村医疗条件,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坚强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活动,传播先进文化,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改变农村面貌。二是通过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等,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广开创收渠道,化解基层债务,增加财政收入,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调动干群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是加大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投机行为,完善农资流通渠道,降低农资价格,切实给农民减负。四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涉农优惠政策,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统筹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按照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为提前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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