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教学论文

写作思路：从道德经的主题思想入手写。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

哲学上，“道”是天地万物之始之母，阴阳对立与统一是万物的本质体现，物极必反是万物演化的规律。伦理上，老子之道主张纯朴、无私、清静、谦让、贵柔、守弱、淡泊等因循自然的德性。政治上，老子主张对内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对外和平共处，反对战争与暴力。

这三个层面构成了《道德经》的主题，同时也使得《道德经》一书在结构上经由“物理至哲学至伦理至政治”的逻辑层层递进，由自然之道进入到伦理之德，最终归宿于对理想政治的设想与治理之道。也就是从自然秩序中找出通向理想社会秩序的光明正道。

老子认为，上德主张无所事事，一切顺应自然，带有明显的“无为”特征，可理解为因循自然的行为规范。这种因循自然的德重生命，轻名利，持守清静，戒除贪欲，息心止行，悟道四达， 自然无为，同时以百姓之心为心，将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最后归于道。下德由上仁、上义及上礼组成，需要人实际去实行与推广，带有明显的“有为”特征，注重人为的行为规范。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老子眼里，孔子推行的仁义礼智信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没有达致真正无为超脱的上德境界，所以贬之为下德。上德的无为境界与法本身需要国家制定、国家干预以及公之于世的特性相违背，所以法律不过是下德的范畴而已。

但是下德之中，法律与仁、义、礼又有所不同，老子并没有把法纳入到下德的探讨范围之内，似乎可以得出，老子认为，仁义礼是高于法律的，而法律不过是一种治国之器物。

老子之德与孔子之德有区别，同时也不同于“礼”，但是世俗之法与礼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来讲，春秋战国时期，礼法之间是合为一体的。孔子之德在老子看来是属于“下德”范畴，是属于人为规范的领域，而老子认为，上德表现为无为，即不去考虑德与不德的问题， 反而是最大的德。

作文的课题基本内容怎么写？应该根据你的这个学科，然后去找一个方面进行论调。

法律与道德是重要的行为规范，二者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一直是法律理论的焦点问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道德与法律相关的思修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道德与法律相关的思修论文篇一 《论法律与道德》 摘要：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今中外的哲人和智者都试图给出答案。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是不可能划上一条泾渭分明的楚汉河界的，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发挥着不能彼此相互替代的重要作用。唯有“法律”与“道德”携手，才能真正地达到法治的目的。法德相融，相互渗透与协调，法律适当道德化，道德适时法律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社会。 关键词：法律;道德;道德法律化;限度;法律道德化 法律和道德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两大调控手段。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法律和道德就始终相伴、形影不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它们凭借着自身的独有优势规范着人们的言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人们习惯借用西方的一句 谚语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来定位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认为法律和道德调整着各自的领域。我不反对这种观点，但在法律调整而道德不调整的领域以及道德调整而法律不调整的领域外，还存在一个法律和道德交叉调整的领域。正如博登海默说：“道德和法律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的命令，其控制范围部分上是重叠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秩序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范仍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1]法律是在原始社会的末期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以及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换言之，法律与国家的产生同步，而在法律出现之前道德就已经存在了，早在原始社会就有氏族成员一致遵守的氏族习惯和宗教禁忌了;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规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它通常通过各种法律文书表现出来，而道德主要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意识，它是导向性的，没有强制力，它存在人们的思想中，无须通过书面文字表达出来;法律调整的只是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外化的言行，而道德不单单调整人的 言行举止 ，还调整着人们的动机和意识;法律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也是法律的核心，而道德强调的是义务本位，它要求我们主动追求真善美，不去计较个人得失。可见，法律和道德产生的条件、表现的形式、调整的范围和具体内容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他们应该有各自单独调整的领域。它们自律的领域是不可以相互干涉和侵蚀的。例如，国家机关的组织形式和规则，司法审判程序等只能由法律调整，而不随地吐痰和不讲粗言秽语之类只能由道德来规范。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伦理和道德上升为法律，由国家使用强制力来约束人们遵守和履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和基础的社会关系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道德调整的对象;对这类社会关系的破坏既受法律的制裁，也受道德的谴责。在法律规范中我们可以常常看到道德的影子，比方说，在行政法中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民法中以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为指导原则。从某个角度看，道德是法律的上位概念，道德的外延要宽于法律，法律所调整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入到道德范畴中来。庞德在《法律与道德》一书中提到“刑法不应调整的，交给行政法和民商法;而那些法律不该调整的，就交给当事人的良心和他们的牧师吧!” 有人说“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就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成为了一部道德规范的汇编。”[2]从中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的倾向。所谓道德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法律的、国家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3]中西方都不乏道德法律化的例子，较为典型的是中国古代的立法过程。周公制礼，就是将夏商的礼进行整理补充，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尊尊”、“亲亲”是周礼的基本原则，这种道德性要求成为法律中最重要的内容。礼和刑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在汉朝，道德法律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深受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汉朝的法律中将符合儒家的原则均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唐朝是礼法结合的鼎盛时期，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一准乎礼”是对唐律的评价，礼不仅指导法律制定，而且直接入律。因为我国长期处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所以我们向来重视发挥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也一直存在道德法律化的趋势。 道德法律化有其必要性。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总会看到一些人明知道德的要求，但其行为却偏与道德相背。一个丧失良知、不知廉耻的人是不会考虑自己行为的道德后果的。这就需要将道德法律化，使人们的“所知”和“所做”一致起来。法律是权力和义务的统一体，而道德偏重于义务，将道德法律化能保障履行了道德义务的人得到相应的权力，当然，权力是可以放弃的，行为人可以做出主动放弃权利的抉择。这样，可以激励更多的人来履行道德义务。“把守法作为一种道德义务”[4]有利于法律的实施。“道德所能调节的社会关系，主要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中非对抗性的行为。”[5]对于人们之间对抗性强、利益冲突激烈的矛盾必须由法律来调整。道德在一些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道德社会的维护，不仅需要很多人都有道德感，而且还需要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这样做。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只要一个人或者极少数的人不道德，它就可以摧毁整个社会的道德资源配置制度。”[5]道德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是谴责而没有惩处功能，这显然是不够的，对于犯罪之类的行为需要严厉制裁。正是因为道德本身有不够完美之处，所以我们要“道德法律化。” 道德法律化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而不是一味地将所有的道德规范都纳入到法律范畴。法律应该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合理兼容。事实上，法律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也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转化成法律问题的。法律有其自身的缺憾和局限性，这是无法克服和避免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激发了人们不断完善法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梁启超先生在其《先秦政治思想》一书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律的缺憾：“法律权力的渊源在于国家，一次过度迷信法治主义，便迷信国家权力，结果是自由都被国家吞灭了，此其一;法治主义，总不免机械观，万事都像一个模子里定制出来，妨害个性发展，此其二;逼着人民在法律范围内取巧，成了儒家所谓的‘民免而无耻’，此其三。”将道德都并入法律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最终目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道德逐渐凸显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并且有被经常违反的风险，就有可能吸纳到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要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道德法律化是将部分道德赋予法律效力，而哪些道德需归入到法律中取决于人们对行为的认可程度。道德法律化的这个“度”，可以看成是普通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所接受和需要的程度，法律对社会成员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和个人素养参差不齐，对于道德品质高的人来说，法律的标准过低，对于道德品质低的人来说，法律的标准过高，所以法律要取一个“折中值”。一个人可以忽视道德，但是不可以违反法律。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就准确地反映了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我国封建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重婚是普遍的、道德的、合法的。我们现代社会以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为道德要求，现行的婚姻法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原则，明确规定“禁止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且将重婚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及规定了无过错方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可以看出，现行的婚姻法较大程度地吸收现代社会的道德因素，加大了对重婚的惩罚力度，但现行婚姻法并没有把所有的婚外恋的情况都囊括在调整的范围内。婚姻家庭归根到底属于私人领域，还是要感情和亲情维系，法律不宜规定得过于苛刻。又如，有学者曾经提出将“见死不救”纳入刑法中的“杀人罪”的不作为犯罪。见义勇为、舍己为人是一种美德，也是我们一直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每个人都能这么做当然好。但是，我们不能不给一个人选择的权利，如果“救别人”要用自己的性命来换，那么我们起码要有权决定是否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如果法律硬性规定去“救别人”，就是强行用一条性命去换另一条性命，造成了两个生命权实质上的不对等。因而还是将是否“救别人”的问题留给道德来规范，通过社会舆论和社会公德来促使人们做出积极的回应。过分强调道德的法律化很可能导致道德的弱化，而且“国家的财力也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的执行成本。”[7]法律不能够也不可能完全代替道德。 在道德法律化的同时，我们还要使得法律道德化。法律道德化并非指将法律调整的对象吸收到道德范围内，而是说法律规范中的倡导性的规定和禁止性条文能内化为人们自觉遵守的对象，而非迫于国家的强制力和法律的约束力不得已而为之。道德是法律的升华。法律规范必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失去伦理道德这个基础，法律规范势必蜕变成立法者的专横意志。解决法律中现存的一些尴尬问题，需要在法律中注入道德的血液，灵活地运用法律，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换言之，道德化的法律要借助于道德的职能。何况人的思想、信仰、私人生活领域等都是法律不能调整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加强道德建设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法律道德化不仅有助于公民道德的提高，也是法治目标的实现。法律和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也都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无论是“道德法律化”还是“法律道德化”都是当今法治社会的亮点，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迎合法治的需要。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今中外的哲人和智者都试图给出答案。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是不可能划上一条泾渭分明的楚汉河界的，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发挥着不能彼此相互替代的重要作用。唯有“法律”与“道德”携手，才能真正地达到法治的目的。法德相融，相互渗透与协调，法律适当道德化，道德适时法律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 方法 .华夏出版社，1987，P386. [2]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哲学研究，1997年第一期. [3]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法学评论，1998年第二期. [4]刘云林.论公民守法道德的养成.中州学刊，2003年第二期. [5]罗国杰.伦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P72. [6]王建国.人性的假设与市场经济.经济学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P75. [7]郝铁川.道德法律化.检察日报，1999-11-24.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道德与法律相关的思修论文

《道德经》论文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构成和开展起来的比拟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聪慧的结晶。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着过去时期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的祖先，带着本人民族的颜色。等到时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或者抱残守缺，固化为明日黄花。道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足轻重的位置，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和儒、释两家一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关于我国社会的影响持久而深远。道家文化在产生和长期的开展、成熟的过程中，浸透到了认识形态的许多范畴之中，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以及民族心理、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都曾产生过深入的影响，发挥过严重的作用。如今，道家文化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退出历史舞台，它已牢牢地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作为道家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它充沛表现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神韵，用不多的字数，论述了道家对事物的产生、开展、变化的规律及社会观、人生观的根本思想。文章大局部言语有些晦涩难懂，在此摘录文中一些名句及其大意，首先来共同感受一下老子博大精深的思想。“道可道，十分道。名可名，十分名。”翻开《道德经》劈头就是这一句。这句话的字面意义是说：道是可遵照的笼统的运动规律，但又不是一种恒定不变的笼统运动规律。依据事物的特性来冠以称号，是事物相貌的反映，但这种相貌不是原封不动的。而道的转义是道路，也能够引申为人生道路。人的终身都在属于本人的道路上行走，道是人走出来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因而所谓“道”，就是一条人人都能够走得通的路。老子提出的“常道”就是这个道理。但我们大多都是走在能够通行的道路上，而不是走得通的道路上，因而有的人走到半途就停下了，有的人走进了歧路，有的人走得很辛劳。同样，“名”也不用专指称谓，他能够是功名，名分或是人世的一切价值。当我们自以为完成了许多人生价值时，老子却说你所完成的价值是真的完成了吗？这就是所谓的名可名，十分名。老子并不是要否认我们所做的一切活动，而是要让世人有所警醒：一切可道可名都不是真正恒久存在的。在这可道可名之外，还有一层不可道不可名但真正恒久存在的大道。老子要提示我们留意这真正恒久存在的大道，不要被你眼前的可道可名所蒙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句话是说：天地本无仁慈可言，仅仅是将万物视为一个受它支配的玩物，不予理会；具有大智能的圣人也无仁慈可言，仅仅将如何管理百姓视为第一要务，对人民的痛痒也漠不关心。天地对万物不加干预而任由其自生自灭。看似冷漠，其实是最好的态度。大自然经过漫长的进化，万物之间曾经构成了一种均衡，假如妄加干预，就会毁坏这种均衡，结果不堪想象。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加干预。天道自然无为，人道一样的应该自然无为，在老子看来，一个理想的国度应该是这样的：执政者只为人民提供一个平安，公平的自在生息的环境，至于人民有怎样的想法，人民如何停止本人的活动，则完整不加干预而任由其自在开展。人人都能够有本人的思想，只需不进犯别人的利益，人人都能够做任何本人想做的事。这就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充沛表现出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家徒四壁，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下之道”这句话是说：当一旦得到的东西曾经很丰厚了，就不要得寸进尺，不如停下来，你所占有的金钱位置多了，他人就会眼红，究竟是不能“长保”的。人一旦发富发贵，常常会自豪自大，这样反给本人栽下祸根。人一旦有所胜利，就得知足。懂得功成身退，就把握了自然的规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句话是说：最高的善行好像流水的境地。流水只一味的滋养万物，而不会同万物相抗争。流水总是处于低洼之处，这与众人积极向上、追求开展的肉体相背逆，自然遭人们的厌恶。水的位置与无为的“道”相仿。人要找一个优秀的环境寓居，要擅长去研讨一些渊深的学术，与人交往要擅长讲求仁道，当政要擅长管理，做事要能充沛发挥你的才能，办大事要擅长选择好的机遇。但不要与人相争，才不会有错。群众追求小利小惠，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则着眼于久远，不计较眼前的得失。他们素日里注重信誉，注重团结，又擅长把握最优机遇来开展事业。所以一味的“争”是不适宜的，“争”也是需求谐和的。“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缺乏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句话是说：对深邃的理论研讨有几种态度：最高的境地是，不要以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一种笼统的理论而已；其次是对它顶礼膜拜；再其次是畏惧它；第四类是不置信他，以至凌辱它。还有的是置信这一说法，但根据又缺乏，有的人则是完整不信那一套。有的人以为这里面蕴含着深奥的、极有价值的理论。总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一个人事业上有所成就时，连普通百姓都以为这是我自但是然的斗争结果，与这深邃的道理毫无关系。“道”这个颇带东方神秘主义的名词，它有时似乎在显现宇宙天地间一种无比宏大的原动力；有时又在我们面前描画出天地混沌一片的那种亘古蛮荒的状态；又或展现天地初分，万物始生，草萌木长的一派蓬勃活力。老子的“道”是具有一种对宇宙人生独到的悟解和深入的体察，这源于他对自然界的细致入微的察看和一种激烈的神秘主义直觉而至。这种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着意关注，是构成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石。道家文化是一种追求个人绝对自在的文化。道家文化孜孜以求道，所追求的是一种不担负社会任何义务，主张摆脱各种肉体桎梏，以自我肉体为满足的绝对自在。因而，道家之道是一种无为之道、一种反朴归真之道。道家文化是一种以天道来纵容人道的学说，其人道主义带有超理想主义的特征，所推崇的价值观侧重于反朴归真。道家文化的人道深入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层面。

法律与道德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2]”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认同和依归，其实质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统治。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守法仅是法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信仰的灵魂。守法精神要求的是主体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由强制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越是民主化和秩序化的社会，该社会场景下的市民对法律的崇尚和需求就越强。这些市民之所以追求法律（规则）至上，首先是他们习惯于信赖法律规则；更重要的电子商务资料库是他们有条件通过法律规则来保障自身权利实现的最大化和对政府权力控制的具体化。这是因为“法律规则是一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是一种公共权威，而非人格权威、特权威严及亲情，在调整社会向高层次发展中，能自动地排除或抵制偶然性、任意性及特权的侵害，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运动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其次，法律规则对人们的生活安排方面，它要求个人之间、个人与政府及组织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默契’和‘调节机制’经法律的确定性配置后，能促成人类生活的高度和谐，予以人的自由与尊严最大化保障，让人有绝对的权力，不依赖于阶级或国家，设计的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充满人性关怀的生活模型。”[3]因此，要提升一个国家公民整体的法律素养，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传授给公民法律知识和培育其法律意识乃至法律信仰；二是大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勿容置疑，作为造化育人的高等学府，主导性培育和快速提升青年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其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塑造“现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职责。然而，近年来一升再升的大学生犯罪数据，频频向我们告示：校园并不平静，大学生们的法律素养还十分贫瘠。广州市司法局的吴云南等同志对广东全省49所普通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念人震撼，1981—1998年，这49所普通高校曾有违法和犯罪的学生626人，约占同期在校学生总数的干分之二。浙江嘉兴市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两名公务员2003年4月3日下午在办公室里遇刺。警方确认，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时年22岁，是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应届毕业生。原来，他在该区公开招考公务员中，已通过笔试、面试，但健康检查不合格，未被录用。因情绪悲观，产生报复念头，遂迁怒于人事部门的招考人员，最终导致行凶杀人。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10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是因为该院通过调查分析发现，2001年该区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还得出结论，大学生犯罪大多是因为不懂法。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大学生犯罪数据，能够予之以较为恰当的解释是：现行的学校“法制教育”课，根本没有让学生真正懂法。正如“硫酸伤熊”案当事人刘海洋（清华大学学生）所言：“我们上大一就学了《法律基础》课，学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猎杀野生动物违法，但用试剂烧伤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是违法就不清楚了，从这段心语中，也许会让我们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检讨意义的启示，我国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法律与道德 法制教育的认识定位要变革。 根据我国官方的有关文件精神及实践做法，学校的“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法制教育”次第于“道德教育”的认识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把法 制教育视同为道德教育，事实上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法制教育课，不仅难以达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还将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正是受这种不合理认识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大大小小的高等学府里，很难看到独立的法律教研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德育教研室，其结果是法制教育工作很难得到切切实实的开展。 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均系属于社会价值教育范畴，它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联系上讲，两者的目的同一的，都是为了培养适宜社会需求的“合格公民”；从区别上讲，道德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世界，法制教育重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我们说提升人的品质，应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塑造，益于采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结合，但不存在法制教育从属于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从属于法制教育的问题。所以，法制教育的教育性发挥，需要建构一个属于法制教育本身的体系完整且地位独立的法制教育安排。 法制教育的师资队伍要优化。 法制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规范的内容和相对稳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须有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教师队伍。现行的所谓“法律教师”，不少为“半路出家”，甚至是从未接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政工干部，此番情景下“出炉”的“弟子”会有多少法律素养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等学校的法律教师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而且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质。不同的学校应根据自身条件，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形成一支具有相当水平的精干的专职教师为主体，同时聘请部分长期从事司法实务或法学教育工作的兼职教师为补充，整合组建地道、高质的法制教育师资队伍。 第三、法制教育的内容设置要调整。高等学校的“法制教育”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和法律知识（法律技能），主要应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通过法学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在思想上树立起法律权威；要通过讲解和介绍宪法，使学生了解宪法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树立国家主人翁意识；结合不同专业，有选择地向学生介绍一些部门法，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用法的知识技能和自觉意识。 目前，不同类别的所有高校，强行划一地以开设一门《法律基础》来应付“法制教育”，由于课时少，内容庞杂繁多，教授者，犹如蜻蜓点水，匆忙赶进度，只能是简单地进行一系列知识罗列和堆积；学习者，往往疲于应付，死记硬背，应付过关考试，师生都苦不堪言。这显然有悖于“法制教育”的真实目的。法制教育的内容选择上，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不同类别的学校开设不同层次的法制教育课。根据学生所在的学校类别、所学的专电子商务资料库:57:;4%2!!;*;)"业及各校的侧重点需要，除进行宪法、刑法、民法等大法的一般性普及外，还开设一些与各校专业（行业）相关、与各类学生受体相通的法律课程，使“法制教育”贴近大学生的生活，融入大学生的内在性需要。 第四、法制教育的实施方式要要改进。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有规律。法制教育是“认同”规范、“接受”规范和“消化”规范的教育，是培养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和塑造体现民主、正义、效率、公平等现代法治理念的教育，依靠传统的枯燥无味的“课堂说教”事实上很难奏效，较适宜的是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感受要遵守及如何遵守这些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