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归隐毕业论文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是的，我们都会被这句诗描写的环境心境意境所触动，作为千古流传的名句，也的确是大诗人陶渊明在归隐后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融合以及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 那么，陶渊明的归隐思想，到底在后世的影响是如何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分析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渊明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陶渊明28岁以前。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41岁。第三时期，归田时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故。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陶渊明今存诗歌共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他的四言诗并不太出色。他的五言诗可大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一类是几乎很少先例的田园诗。陶诗的艺术成是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当作是“为诗之根本准则”。为什么陶渊明会在唐代才开始被推崇，那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由此看来，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以至他的思想，甚至成为了后世文人的精神支柱和归宿。纵观历史，许多文人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以及理由。往往是在想建功立业失败后才想归返艺术，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而从陶渊明本身就非常充分的说明了这点，陶渊明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把自己树立成一个矛盾体。即使后来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从的他诗：“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很明显的体现出来。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从文学艺术角度来看陶渊明确实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当然，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不仅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也同样成为了后世推崇他的文人的支柱。“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那么，在艺术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陶渊明，这晚到的推崇和成就，是否是他当时所想得到，当然不可得知，然而我在推崇喜欢他的文学艺术的同时把他的处世方法当作是一种消极的避世，这又是不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也是不可得知，当然，应该没有人最初的最原始的理想就是归隐的。人生在世，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归隐，应该是艺术。而不是人生目标。

陶渊明为什么归隐？ 文学史及文化史上，有两类现象比较值得注意：一是归隐，一是流亡。它们常常被人同“精神”“自由”“抗争”一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往往呈竹篱月箫、风沙渺茫的诗意世界。而这两者背后的许多“不得已”与痛苦辛酸多是被遮蔽了的。本文试就“隐逸诗人之宗”(1)陶渊明来浅谈一下“被诗化了的归隐”。 陶渊明的归隐之路不仅不是诗化的、浪漫的，而且是“不得已的”。这就要探究陶的政**治理想与思想基础。陶是名将陶侃之后，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逯钦立说，“从陶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2）， “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者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3）。 这里摘录陶的部分诗文，以为佐证：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荣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二十首》) 从陶的时代及生活的环境来看，他所可能受的影响是庞杂的。但对于一生地位地下、生活艰难的陶渊明来说，他的体验是切身的、坚实的，所以佛家、道家等思想不大可能影响到他的骨子里去，甚至他的归隐也不是如其他一些士人那样主要来源于佛、道的影响，而是主要受儒家的“君子安贫乐道”的影响。 我之所以反感诗化归隐的行为，一部分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忽视或弱化了经济、政治等“物”的因素对人的影响。以陶渊明的出仕问题为例，陶在《归去来辞》的序中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是为了生活而求官的。逯钦立在分析陶仕于恒玄的原因时也说他“企图以禄代耕”（4），但同时，逯更指出，陶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5），他后来仕于刘裕，东下附“义”，也是出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这与前面提到的陶的思想基础显然是一个自然的逻辑过程，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6）。 如此看来，归隐并不是陶的“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陶之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7）。也正是由于如此，鲁迅先生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十一个人”，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8）。 那么，为什么在后世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归隐被渲染抬高，成为一种卓绝的姿态、士大夫的归宿乃至精神堡垒了呢？在分析之前，笔者欲先解决一个逻辑问题：即“陶的归隐，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9）。陶是在归隐生活中体现了他的伟大，而不是“因为归隐所以伟大”，并恰恰因为他并不是一上来就选择归隐，而是有过艰难的探索才显出伟大的。而且，“诗人本身并没有把隐居看的了不起，他说‘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0）。 笔者认为，后世抬高归隐是由于陶所经历的“时代与社会黑暗”的现象反复出现，而归隐显然是一条极佳的解脱之路。即它更具现实操作性，并且在入世/出世之间保留了后路。抬高、诗化归隐又可以抬高士人的面子与傲气。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依靠这种姿态被视为“高人”、“贤人”、“真人”，甚至又由此走上仕途。 与佛、道的与世隔绝相比，归隐生活仍然是现实的、不排斥许多俗世的幸福。与阮籍的“大人先生”式的“遗俗而独往”相比，归隐生活又是“一个穷苦到至于乞食的庶族士人面对现实所能寻求到的自我安慰”（11）。“它既没有玄学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12）。自由、平静、安乐，受到后世赞赏也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要考察归隐后的陶渊明，便不能不提《桃花源记》。可以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13），“是同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意义不在提出一种社会或政治理想”（14），长期的农耕劳动和生活斗争，使陶渊明逐步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并由此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人人劳动、天下平等。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可以很轻巧地看出这里的问题，但陶的价值在于虽然他的政***治理想是空无的、反历史的、倒退的，但他从劳动人民那里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拥有对人生艰难的深刻体验以及在这种体验之后仍然不失去对人生的亲切爱恋的感情，这使得他在人性的建设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对政治也还奇妙地发生了一点良性作用。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其局限做出另一种诗化掩蔽，而是感慨：只要一个人足够“真”，能够抓住生活的内在矛盾，能够不完全脱离现实，即使走错了一些路，也还是能获得好的价值的。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要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强，便是这道理。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15）。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笔者试撷几例于下：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归田园居五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同上》）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同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而在对人生的哀伤上，陶渊明是深情的，毫无矫揉做作的，如“家为逆旅社，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八首》）又如“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这种大彻大悟的哀伤总让我想起德国伟大诗人里尔克，为避免偏题，此处略过不谈。 再回到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不能不为先生的深刻而折服。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分诗化归隐既是对陶的歪曲（忽视了他艰难的探索），也是对后学的误导（弱化了在现实中寻求进步的热情），尤其是如果不批判陶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虽然这也是他“解除内心痛苦和全身避祸的方式”），那么，这极可能成为后人退缩消沉的一个借口，而没有比这更是对陶的侮辱了。要知道后来的“公安三袁”虽深信李贽的思想，却好之而不行之，放不下花天酒地的快乐。人的“惰性”（犹指思想意义上的）是客观的、顽固的，而任何一点借口都足以让这惰性抓住不放。 洋洋洒洒写下来，还是没有论清“归隐为什么被诗化了”，这可能还要朝文士的心理等诸方面去探寻，但我想关于“归隐为什么不该被诗化”还是做出了一些拙陋的解答。若是如此也算一点进步了，记为自勉！ 注释： （1）出自钟嵘《诗品》 （2）（3）（4）（5）（6）（7）（9）（10）（13）分别出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P248、P252、P267、P267、P274、P272、P274、P275、P288。 （8）《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七，转引自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 （11）（12）（14）出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P389、P389、P391。 （15）转引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思路：从陶渊明归隐展开写。

陶渊明的归隐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部看，魏晋乱世，政权更迭频繁，文人出于厌倦和自保开始崇尚道家，清谈成风，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

老庄哲学在魏晋变成了一种生活状态，道家的美学思想是魏晋风度的根源，人们追求老子所说的美在于体验、感悟、天人合一，独与天地相往来，道法自然。

魏晋的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忘我，不刻意，不人为，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可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美丽的大自然和名士们的心灵交融在一起，竹林七贤、二王、王谢世家从陶渊明的眼前从容走过。这一切与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不无关系。

扩展资料：

陶渊明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真的理解，既注重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更注重思想情感和襟怀抱负的真实，是较完美的艺术真实。

同时，他对自然的理解也表现其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不言教化、不事雕凿,注重情感的自由抒发,注重诗文的自然天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

然而，无论是提倡艺术真实，还是推崇文学的自然，都是为了酣畅淋离地表现人生。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灵魂。

赞同。陶渊明远离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躬耕自资”，恣情与山水之间，忘却对于现实黑暗的失望之情，他爱菊，便在宅边遍植菊花；他嗜酒，而且每饮必醉；他好读书，却又不求甚解。他的思想与行动都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着太多的不同，而他又不似与他同时代的某些文人那样放荡不羁、抛弃一切礼法；陶潜绝对不会赤身迎客，绝对不会与金石为伴，更不会向往长生不死。他仅仅出于现实的失望，更出于自己独特的志趣，而放弃了出仕的道路，他看轻生死，不计得失，安贫乐道；但从他归隐后的一些诗文上仍可看出他对于“俗世”的关注，可以说，他的思想的根基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却又融会了道家的老庄哲学，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 正因为陶渊明远离政治，接近劳动人民，才使他的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上，在文艺形式上，都走着与当时贵族化的文坛相反的道路。他反对剥削，歌颂了劳动，并身体力行；他发挥了五言古诗优秀的传统，高度发展了民歌传统上白描的手法；在数量上及诗歌的接触面上都远远超过前代及当代的诗人；他的成就因此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宝贵的收获。正像无数优秀的作家们，都代表一个寒士阶层与统治阶级的对抗，但在这些寒士中，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走向农民的。这就使得陶诗在一切诗篇中，都显得那么素朴淳厚，单纯明朗。他的风格是最富有个性的，也是最典型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屈原以后，仅有少数诗人能以自己的品格构成典型的形象，陶渊明正是这样的，他因此是中国最优秀而且伟大的诗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