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场震荡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从《西游记》透视官场百态 毕业论文对很多没写过论文的同学来说，可是件难事。下面为大家收集了一篇从《西游记》透视官场百态-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西游记》不但是一部神魔小说，更是一部官场小说。然而，把它作为官场小说来研究的较之甚少。本文试就把《西游记》作为一部官场小说来论述，描写出了封建官场的虚伪与罪恶，以及统治阶级的残暴与冷酷。 【关键词】西游记 官场 百态 前 言 熟读《西游记》之后，从原本的对僧徒四人以及众仙、妖的爱憎中超脱出来，隐约看到了它的另外一个牵着全文的脉络，那就是“官场”两字。 对《西游记》的研究，自从它问世以来就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书中人物的研究，如对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甚至是对各个神仙菩萨的研究，可谓是众说纷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有的专家学者说《西游记》其实就是一部官场小说，之前我总是将信将疑，好端端的一部神魔小说，凭什么要硬生生地和官场扯上关系呢!偶尔浏览的几个专家的观点也觉得未免有点牵强附会。可是，当自己真正以研究的眼光来审视时，以超脱普通的爱憎情感来重新细读《西游记》之后，隐隐约约中，也看出来书中所描绘的僧徒与神妖之间的关系确乎道出了官场之百态。 自古以来，官场，就是一个让人感到神秘邪乎而又敬畏的地方，里面总是有很多的故事和丰富的内容。同样，《西游记》也是如此，书中描写的神灵妖魔，与封建社会的愚昧迷信思想以及“家天下”的封建官场制度结合在一起，让人感到神秘邪乎，而且畏惧。 然而，官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曾经看到一本书中这样描述官场：官场没有裁判，谁叫得最响，谁就是歌唱家;谁先到达终点，谁就是冠军。然而，叫得最响的，未必是唱得最好的;得了冠军的，未必是跑得最快的。官场永远只有结果，没有过程，不分春夏秋冬①。 这段关于对“官场”的定义，可谓是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官场的本质。我曾经看过许多官场小说，里面都是赤裸裸地描述权钱、权色交易以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西游记》中的官场，却写得相当隐晦，在封建官僚的高压下，作者高明地把抨击封建官场制度转化为神魔之间的斗争，今人读《西游记》，只有通过透视，才能看出其中描写的官场百态。 作者是高明的，他的《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关系很简单，不外乎是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四人与众多神仙、鬼怪之间的关系，文章的情节脉络也很清晰，就是写师徒四人如何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的故事。可就是在这如此简单的故事情节中，却透视出了另一种文化——官场文化。 官场是错综复杂的，百态横生。从《西游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官场中一些常见的现象：官员之间互相踢皮球与官官相护、贿赂与腐朽丛生、凡事都讲究后台靠山、关系网复杂以及官场中的怀恨报复等。 注：①选自张耀南、李柏光、肖伟中 编著的《官场文化》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第1页 一、踢皮球与官官相护 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取经路上有时候碰到的妖怪太过邪乎，凭己之力无法降服，只好上天请道行更高的神仙帮忙。在请求援助的过程中，我们便有机会看到神仙们的另外一番面目：不是互相踢皮球就是互相包庇。这种处事的态度与方法，我们现在俗称为关系学，是官场上的一种关系学。有人这样给“关系”一个说法：看不透人情世故，做什么都不灵;深谙关系之道，方能处处游刃有余。 且看《西游记》书中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人(乌鸡国王的魂灵)道：“他的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天齐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三藏道：“陛下，你阴司里既没本事告他，却来我阳世间作甚?”那人道：“师父啊，……夜游神……着我来拜谒师父。他说你手下有一个大徒弟，是齐天大圣，极能斩怪降魔。今来志心拜恳，千乞到我国中，拿住妖魔，辨明邪正，朕当结草衔环，报酬师恩也!”(节选自《西游记》第三十七回) 从下划线的语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神界的政治关系，和人世间的政治关系是一样的，打官司，讲得是亲戚朋友的关系，自古衙门一个口，有理没钱莫进来，有钱没关系也免谈!官与官结亲，官与官是友，那些地位低下、没有人事的人要打官司，要想扳倒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谈何容易!只有两个字：没门! 这种情况不但在神界鬼界，人间照样也存在。在封建社会，一个人一旦进入了官场，就会千方百计地去结识比自己官大的、地位高的人，并与之或称兄道弟，或沾亲染故，总会绞尽脑汁地攀上点关系，为自己的仕途铺好路子，甚至是一旦自己出了问题，上面也好有人担保庇护。这种现象，即为“官官相护”。平民百姓以及那些小官们被这些人侵害，莫想讨回公道，也无从告起，只能是忍气吞声，含冤饮泣。再看衡阳峪黑水河神的遭遇，讲的就是这种现象： 只见那下湾里走出一个老人，远远的跪下叫：“大圣，黑水河河神叩头。”行者道：“你莫是那棹船的妖邪，又来我么?”那老人磕头滴泪道：“大圣，我不是妖邪，我是这河内真神。那妖精旧年五月间，从西洋海趁大潮来于此处，就与小神交斗。奈我年迈身衰，敌他不过，把我坐的那衡阳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夺去住了，又伤了我许多水族。我却没奈何，径往海内告他。原来西海龙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我的状子，教我让与他住。我欲启奏上天，奈何神微职小，不能得见玉帝。今闻得大圣到此，特来参拜投生，万望大圣与我出力报冤!”(节选自《西游记》第四十三回) 对于那些饱受欺凌的弱势群体来说，如上面划线的语句，黑水河神伸冤无门，自身又无力报仇，结果往往是会寻找另一条出路：找个英雄替自己出气。于是乎，孙大圣便成为他伸冤昭雪的一根救命稻草，一个可以寄托的希望。在封建社会，这种打抱不平的事常有发生，源头就是为官者的踢皮球或官官相护，不能为民排忧解难，使得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冤屈难申，只好另谋出路。英雄也就应运而生。正所谓官逼着民反，为官者不作为，只顾一己之私，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西游记》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官场的本质上来讲，这种踢皮球或官官相护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又不得罪于人，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想因为一点在他们看来是鸡毛蒜皮的事而影响自己的前程，所以明哲保身。我们再看书中这样一段情节： 如来听说，将慧眼遥观，早已知识，对行者道：“那怪物我虽知之，但不可与你说。你这猴儿口敞，一传道是我说他，他就不与你斗，定要嚷上灵山，反遗祸于我也。我这里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罢。”(节选自《西游记》第五十二回) 如来明明知道青牛是什么妖怪，与何人有关，可是他就偏偏不点破，只叫孙悟空去找太上老君。如此看来，这个如来佛祖的城府是何等的深!他深谙官场中的人际关系学，懂得领导之间要“官官相护”，不要互相拆台，更是不超越彼此的管辖范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清理门户也不需要由他来强出头，况且说不定人家是“故意”放青牛下界去考验唐僧师徒来着，何必为这事去得罪于人呢!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踢皮球”现象了。一个“皮球”， 一个有点刺头的皮球，踢来踢去，谁也不接招，谁也不想也不敢接招，从哪里来的，踢回哪里去，甚至是踢给别人，迂回包抄，往来反复，就是得不出一个结果，白白耗费了时间和精力。上级安排任务踢皮球，下面出事情了踢皮球，同事之间在工作上、处理问题上踢皮球，谁也不想多干活，谁也不想自己吃亏让自己的利益受损，更不因为自己多做了事情出了风头结果招来人家的嫉恨报复，却又得不到上级的赞许和提拔。 二、“潜规则”原来是“显规则” 曾经有一位官员这样定义“潜规则”：“潜规则”是一种不讲原则、不讲法理、不分是非、上不了台面，但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却行得通、能管用的行事规则。 这句话说的很精辟，把潜规则的本质揭露了出来。在封建社会，要想在官场上混，要想混出个名堂，不懂得一些“道道儿”是行不通的，是迂腐的表现。“道道儿”就是潜规则，不需要别人点破，但一定是彼此间心知肚明，无师自通。 在《西游记》中，也有不少故事情节反映了“潜规则”的存在。不过，有这么一个情节是这样写的： 阿傩、伽叶引唐僧看遍经名，对唐僧道：“圣僧东土到此，有些甚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三藏闻言道：“弟子玄奘，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二尊者笑道：“好，好，好!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行者嚷道：“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蜇千魔，千辛万苦，自东土拜到此处，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叶掯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儿教我们拿去，我们拿他去何用!望如来敕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即叫：“阿傩、伽叶，快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检几卷与他，来此报数。” 二尊者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 三藏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者不鄙轻亵，将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谢。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庶不孤钦差之意，远涉之劳也。”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 二尊者开口便把话说得很白，伸手向唐僧要人事。然而唐僧师徒欲取真经，沿途跋涉，一路化缘而来，亦不受人家的赠送，哪里会有什么“人事”相送?阿傩、伽叶见捞不到好处，便把无字经蒙师徒四人。后来事情暴露，仍是厚着脸皮讨要“人事”，嘴里还振振有词：“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说得多么理直气壮!就连如来也如是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 如此看来，在如来佛祖那里取真经，是有规矩的，不过这规矩并不是“潜规则”，而是成了名正言顺的“显规则”了。没好处费就想来讨要东西，只能是白纸相送，还谎称“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由此折射出的封建统治阶级蒙百姓的手段是多么的不要脸!伸手要贿赂，赤裸裸地刻画，绝妙的讽刺。 让“潜规则”变成“显规则”，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的缘故也。 三、背景是保护伞 一个人在官场上混，混得如意不如意，前景能不能被看好，有没有出头，很大程度上得看这个人有没有背景，背景深不深，后台硬不硬。平步青云和原地踏步甚至是一落千丈肯定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也得归功于“背景”二字。 我说“背景”是一个人在官场上混的保护伞，是因为背景既可以保前程，也可以保性命。有了好背景，前途一片光明，提拔有望;有了好背景，出了问题也可以弄个“保外就医”，就算丢职也能保命。 在《西游记》故事里，孙悟空跟随唐三藏上西天取经途中，数次遭遇邪乎的妖怪，不得已到天竺请如来帮忙解决。我们暂且来看这两次孙悟空上西天请如来降魔的情节： ⑴、孙悟空遭遇大鹏精，如来如是说：“但那三怪，说将起来，也是与我有些亲处……自那混沌分时，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天地再交合，万物尽皆生。万物有走兽飞禽，走兽以麒麟为之长，飞禽以凤凰为之长。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育生孔雀、大鹏。孔雀出世之时最恶，能吃人，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之。我在雪山顶上，修成丈六金身，早被他也把我吸下肚去。我欲从他便门而出，恐污真身，是我剖开他脊背，跨上灵山。欲伤他命，当被诸佛劝解，伤孔雀如伤我母，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大鹏与他是一母所生，故此有些亲处。”行者闻言笑道：“如来，若这般比论，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如来道：“那怪须是我去，方可收得”……大鹏金翅雕开口对佛应声叫道：“如来，你怎么使大法力困住我也?”如来道：“你在此处多生孽障，跟我去，有进益之功。”妖精道：“你那里持斋把素，极贫极苦;我这里吃人肉，受用无穷!你若饿坏了我，你有罪愆。”如来道：“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节选自《西游记》第七十七回) 我们来分析这个故事情节，大鹏金翅雕和如来有沾亲带故的渊源，所以即使这妖怪之前如何折磨欺侮唐僧师徒，仍然会得到赦免，得到法外开恩，甚至如来还说：“跟我去，有进益之功……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看看，这就是有背景的好处!犯了法，又如何?!! 我们再来看孙悟空另外一次请求如来帮忙的情节： ⑵、我佛合掌道：“观音尊者，你看那两个行者，谁是真假?”……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与真悟空同象同音者，六耳猕猴也。”那猕猴闻得如来说出他的本象，胆战心惊，急纵身，跳起来就走。如来见他走时，即令大众下手，早有四菩萨、八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观音、木叉，一齐围绕。孙大圣也要上前，如来道：“悟空休动手，待我与你擒他。”那猕猴毛骨悚然，料着难脱，即忙摇身一变，变作个蜜蜂儿，往上便飞。如来将金钵盂撇起去，正盖着那蜂儿，落下来。大众不知，以为走了，如来笑云：“大众休言，妖精未走，见在我这钵盂之下。”大众一发上前，把钵盂揭起，果然见了本象，是一个六耳猕猴。孙大圣忍不住，轮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至今绝此一种。如来不忍，道声：“善哉!善哉!”大圣道：“如来不该慈悯他，他打伤我师父，抢夺我包袱，依律问他个得财伤人，白昼抢夺，也该个斩罪哩!”如来道：“你自快去保护唐僧来此求经罢。”(节选自《西游记》第五十八回)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六耳猕猴死于孙悟空的金箍棒下。同样是妖怪，同样是孙悟空对付不了而求救于如来，可是为什么六耳猕猴的命运和大鹏金翅雕的命运竟如此不同?一个犯了罪不但能够赦免，还能够“有进益之功，可以先祭汝口”;而另一个犯了罪，却只能就地正法，毫不足惜。 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就是有无背景的缘故。一个是如来的娘舅，一个是不入类的化外之猴，其命运当然会不同!大鹏金翅雕作难，如来是好言劝慰，许下诺言;而六耳猕猴作难呢，如来先是明知故问地询问观音谁真谁假，继而恼羞成怒地下令大伙动手，待妖精被悟空打死时，又假惺惺地不忍道：“善哉善哉!”面对这两种结果，旁人作何感想呢?就连孙悟空如此叛逆，也不多言语，返身继续保唐僧去了。 如来佛祖是西天的最高统治者，法力无边。他所说的话就是圣旨，所作出的`决定人人都必须服从，心不服也得口服，没人敢反抗。这就是权力的好处，权力可以使一个人欲望膨胀，为所欲为。如来想赦免谁想打死谁，就在于他的一张嘴。正事有这等利害关系，谁不想拼了命和他结交攀关系呢!有了如来作背景做靠山，即使下界为妖害人，也不是不可以的。 神界犹如此，人间何以堪! 四、关于山神土地与妖怪 那行者打了一会，打出一伙穷神来，都披一片，挂一片，裩无裆，裤无口的，跪在山前，叫：“大圣，山神土地来见……那洞里有一个魔王，神通广大，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铃喝号。小妖儿又讨甚么常例钱……把我们头也摩光了，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行者道：“汝等乃是阴鬼之仙，有何钱钞?”众神道：“正是没钱与他，只得捉几个山獐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精;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搅得我等不得安生!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节选自《西游记》第四十回) 山神土地本是一方管理治安的官员，可是在《西游记》里，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一旦一座山头有了妖魔入住，那这里的山神土地就一个个变得畏畏缩缩，不要说管治抵抗，就连上告的勇气都没有了，甚至是任由妖魔欺凌宰割，天天忍气吞声，颜面扫地，只一味地企盼有人来搭救。如上面材料中的山神土地，被红孩儿百般ling辱，连一点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了。虽说自身的力量不足与红孩儿抵抗，可是也不懂上天入地寻求帮助，只是愚昧地等待有人搭救。好不容易来了个孙悟空，便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 在我看来，作者在书中反复多次地安排这样的情节是有深意的。山神土地就好似人间的地方官员，妖魔鬼怪就犹如地方上的黑恶势力。有多少的地方官打黑除恶不力，不但没法保境安民，连自个儿也被那些黑恶势力的操纵了，任由恶魔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更有甚者，有些官员还助纣为虐，充当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不肯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却没有办法治理这些害人毒瘤，采取听之任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黑道横行，天天只盼望上级会派人来处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寻找办法解决。这样的态度，虽不似那些与之同流合污为虎作伥的官员，但这种“不作为”的为官态度照样也没法使百姓安居乐业。 五、你犯我一尺，我犯你一丈 唐僧师徒上西天取经目的是为了救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南赡部洲的人民，是一种纯粹的义举。根据如来的说法，取经路上所有的妖怪，都是他们故意设置的，是为了考验唐僧师徒的取经的诚心，也为了凑足九九八十一难。然而，就是这样纯粹的义举，为了解救南瞻部洲的人民的动机，在我看来，却是一场政治，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报复。 我们先来看下面这几个例子，就可以明白了： 行者道：“菩萨，这是你坐下的一个青毛狮子，却怎么走将来成精，你就不收服他?” 菩萨道：“悟空，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来的。”行者道：“这畜类成精，侵夺帝位，还奉佛旨差来。似老孙保唐僧受苦，就该领几道敕书!”菩萨道：“你不知道;当初这乌鸡国王，好善斋僧，佛差我来度他归西，早证金身罗汉。因是不可原身相见，变做一种凡僧，问他化些斋供。被吾几句言语相难，他不识我是个好人，把我一条绳捆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亏六甲金身救我归西，奏与如来、如来将此怪令到此处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报吾三日水灾之恨。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来此，成了功绩。”行者道：“你虽报了甚么一饮一啄的私仇，但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人也”。(选自《西游记》第三十九回) 菩萨由于一己之仇，便要教一国之民受苦难。俗言一人做事一人当，乌鸡国王将菩萨浸入河水，理应由国王一人承担此罪过，可是，我佛慈悲，却教妖怪篡了国王的位，霸占了他的后宫，害了不知多少百姓!更有甚者，有天竺国凤仙郡一案： 玉帝道：“那厮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行监观万天，浮游三界，驾至他方，见那上官正不仁，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造有冒犯之罪，朕即立以三事，在于披香殿内。汝等引孙悟空去看，若三事倒断，即降旨与他;如不倒断，且休管闲事。”(节选自《西游记》第八十七回) 玉帝因凤仙郡侯三年前的一次过失，触犯天颜，惩罚凤仙郡三年不下一滴雨，结果呢?受苦的当然是黎民百姓，使得当地“连年亢旱，累岁干荒，民田菑而军地薄，河道浅而沟浍空。井中无水，泉底无津。富室聊以全生，穷民难以活命。斗粟百金之价，束薪五两之资。十岁女易米三升，五岁男随人带去。城中惧法，典衣当物以存身;乡下欺公，打劫吃人而顾命”。 百姓有何罪?因为皇帝郡侯的过失，却要老百姓来承担痛苦，天理何在?就是这样残害百姓的作为，却还要美其名曰“考验唐僧师徒的九九八十一难”，考验固然需要，却为何要搭上黎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其实不然，考验是假，报复是真。考验只是一个借口，报复一己之仇方才是目的。官场险恶，为了达到目的而玩弄手段权术，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此乃“权”之过也。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领导要惩治下属，总会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即使是莫须有罪名。在封建社会，官场上尔虞我诈的事多了，统治者往往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处罚下属，完全没有法理可言，就像上面例子中的玉帝、菩萨，为了报私仇，便纵容自己的爪牙胡作非为，报的私仇之快，也陷百姓于苦难之中。 六、尾声 《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也是一部官场小说。冷眼看书中各色人物的乖张举止，影射的是封建官场的险恶，人世的炎凉，社会的腐朽。小说运用象征主义以及暗喻的手法，讽刺了为官者的虚伪与冷酷，口口声声说是救民於水火之中，仔细分析开来，却是为了一己的利益，才无故生端些是非出来而已。所以说，在官场上，神亦是鬼怪，鬼怪也可以是神。 一部《西游记》，道出了官场之百态。 参考文献： [1] 张耀南、李柏光、肖伟中等。 《官场文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2] 陆 钦。名家解读《西游记》 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1.《围城》 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2.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胡慧翼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高潮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酷评”之声不绝入耳……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尾声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参考文献】:[1]舒展.普及钱钟书[J].文艺学习，1986，(1).[2]王国清.研究钱钟书势在必行，王若：普及“钱学”的一点看法[J].随笔，1987，( 2).[3]舒展.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J].随笔，1986，(5).[4]温儒敏.《围城》的三重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1).[5]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J].文学评论，1989，( 5).[6]胡河清.钱钟书与后结构主义[A].撩动缪斯之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 5.[7]倪文尖.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J].上海文论，1992，(1)；舒建华.论钱钟书的 文学创作[J].文学评论，1997，(6).[8]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9]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0]胡河清.真精神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1]蒋寅.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N].转引自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申辩[M].百花 文艺出版社，2000.[12]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A].想飞的翅膀[C].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1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参考资料：

问中国周边形势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中国周边形势论文参考文献有以下五个。1、王日庠:《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第119页、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2、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第286页～28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3、《2009形势与政策论文》，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4、《周边安全形势与中国安全战略选择》，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5、《09中国周边形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6、《论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答：①王日庠:《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第119页、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⑤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第286页～28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答：到图书馆找找，按索引，关键字都行

一句话!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面的人想进去!内涵深奥!

一、缺乏应有的文献综述有些学位论文没有文献综述，作者却说，他写的题目找不到相关文献或没有相关文献。其解释有两种可能: 一是作者认为前所未有才是创新，甚至个别的还误以为写上“填补空白”、“没有同类文献”等词句可以提高文章的价值，这显然是一种误区; 二是作者未下功夫去查阅和学习前人已做的工作而企图走捷径，实际上，“欲速则不达”，一篇没有好的文献综述的学位论文，一般来说很难有创新。二、文献综述没有紧扣主题有相当一部分学位论文评述的并不是对特定专题做出贡献的文献综述，没有紧扣主题，没有围绕论文的主题来筛选文献，而是四面出击，回顾了与专题相关的整个领域的发展，导致文献综述部分漫无边界，冗长而不能给论文的价值“添分”，以致综述部分反映不出论文的特色，同一篇文献综述似乎可以在多篇学位论文中相互套用。同时，容易导致写作上的随意性，甚至为了追求篇幅，就在文献综述部分增添内容，以至于文献回顾曲曲折折占用不少篇幅，而真正进入正题的文字却不多，说明作者并没有理解文献综述的定位和作用。三、简单罗列堆砌文献有些学位论文文献综述写作上存在简单罗列的问题，综述部分仅简单地列示出A 说、B 说、C 说、D 说等，然后就无下文了。从这种文献综述当中看不出作者所依据文献演进的内在逻辑，作者也没有依据文献综述清晰地推导出研究问题，文献综述变成作者的读书心得清单和资料汇编，变成相关学术研究的简单堆砌，表面上看洋洋洒洒，而实际上作用有限，读者既看不到“问题的来龙去脉”，也看不到“证明的来龙去脉”。四、文献综述缺乏权威性有些文献综述不是系统化地回顾现有的研究文献，找出适合研究的主题，而是有选择性地探讨现有文献，特别是遗漏一些权威性和经典性的文献，缺乏权威性和学术性，给人的感觉就是作者没有认真研读过真正有价值的文献，不熟悉所研究领域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进展，对文献的掌握和理解不到位。五、文献综述与背景描述相混淆有些学位论文将“文献综述”和“背景描述”等同起来，研究生在选择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该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政策法规，如研究中国军人工资制度时，需要收集整理“中国军人工资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国军人工资制度的政策和规定”等资料，但这些内容属于“背景描述”。由于研究关注的是现实层面的问题，因此严格讲，资料本身不是“文献综述”，真正的“文献综述”应该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梳理和评论。六、文献综述只述不评有些学位论文文献综述仅仅局限于对已有文献的简单重复和一般性介绍，缺乏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缺乏对以往研究的优点、不足和贡献的批判性分析与评论，难以体现自己的研究贡献。特别是对有较多学术争议的研究主题，或发现现有的研究结论互相矛盾时，有些学位论文避重就轻，轻易放弃研究“批判”的权利，而实际上，这些不协调或者冲突是很有价值的，正是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