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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政府部门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而采取的一系列组织、沟通、协调、监督等行政行为的总称。社会管理的能力也是政府能力的重要方面，包含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导向力，直接影响到政府职能的实现。长期以来，如何创建一个能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一直都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从改革开放前采用的单位制，到八九十年代采用的街居制，都是我国政府追求良好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近年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频繁出现，中国的社会管理面临着“失范”的风险。为了控制社会风险，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当前我国很多地方采取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成效不能低估，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分析。

一、单位制：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

(一)单位制的特征

单位制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行的，以企事业组织为单位，承担政府的社会分工目标，并对其成员进行全面管理的制度。执行这种制度的企事业组织称为单位。[1]单位制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单位制中的国家垄断控制资源的供给。单位制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国家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由国家所建立的‘单位组织’中，由这些单位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2]单位制下的“单位”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的延伸，承担了政府的分配资源的功能，而政府本身则是一切资源的垄断者，是个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

其次，单位制的组织机理是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双重的依附与庇护。单位依附于国家，国家为单位提供庇护。同时，个人必须依附于单位，而单位为个人提供庇护。美国学者Andrew. G. Walder曾提出研究20世纪中后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崭新视角――单位和单位依附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体系属于再分配体制，所有的资源都由国家来统一分配，单位的资源来源于国家，但国家再分配的功能也必须依赖于单位来实现，单位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在短缺经济以及单位占有和使用资源的条件下，职工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是通过单位来分配的，职工与单位之间也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3]

第三，单位制中的单位承担了无限的社会功能。“从单位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单位作为‘小福利国家’，向单位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 单位就有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责的无限义务。”[4]在这个意义上讲，单位成为社会的代名词，单位的概念与社会的概念无限重合。

(二)单位制的执行效用

首先，单位制的实施使得单位与其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束缚”机制。单位给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保证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后者付出的代价却是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最终形成了一种依附性的人格，限制了人性中的创造力。因为一旦离开了单位的庇护，个人就是孤独的和无所依托的，根本无法获取生活所需的必要资源。同时，“单位所控制的资源不仅包括以货币和实物体现的物质生活资源， 而且包括无形而重要的‘制度性资源’”，[5] 如机会、权利、社会身份等等。如果个人希望从单位中获取这种制度性资源，那就必须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接受单位的束缚和控制。

其次，单位制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实现，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秩序。单位制下的个人必须做好单位所赋予的角色，遵循单位中的秩序而无法脱离单位自主行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组织化的社会生活，这种组织化自由度极低，但却保证了社会生活的极端稳定，克服了传统中国“一盘散沙”式的结构性危机。

第三，单位制的实施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控制。“全国人民几乎都被纳入了行政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整个社会实现了高度的整合。”[6]中央政府借由单位制运用行政权力塑造了一个“无缝隙”的政府，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国家经由单位对每一个体制内的人负责，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社会失范的可能性，实现了社会控制。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的新模式

网格化社会管理是一种数字化社会管理模式，主要是运用地理编码技术、网络地图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将不同街道、社区划分成若干网格，使其部件、事件数字化，同时将部件、事件管理与网格单元进行对接。形成多维的信息体系，一旦发现问题，都能及时传递到指挥平台，通过指挥平台通知相应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实现社会管理空间和时间的无缝衔接。 (一)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运行流程

图1网格化社会管理运行流程图1.信息收集。网格长对本网格区域内各类不稳定因素、治安隐患、事故隐患、居民矛盾进行随时排查，监督员在若干单元网格内巡视，在县级的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接受社会公众的举报。上报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领导批转的问题，由监督员进行核实。对于能在自然村(社区)解决的问题，解决后登记备案;需要上报处理的问题由自然村(社区)或监督员提交乡镇(居委会)处理并备案;需上报县级指挥中心处理的问题由乡镇(居委会)上报或监督员直接上报，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

2.案卷建立。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接收各乡镇(社区)或监督员上报的问题和各类信息，根据部件、事件的处理预案进行立案，并报值班班长审核。

3.任务派遣。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值班班长将立案的案卷进行分解，确定责任单位，并交由坐席人员派遣至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置。

4.任务处理。相关责任单位按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指令，按规定组织力量到现场进行处置。涉及多个部门联合答复解决的问题，由责任单位协调各协办单位答复或解决，并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督促落实。

5.结果反馈。各相关责任单位对问题处理完毕之后，要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系统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

6.核查结案。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利用短信和网络等方式通知相应区域的监督员到现场核查问题处理情况，并将信息反馈至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经坐席人员核查、值班班长审核后，若上报的核查信息与问题处置标准一致，协调服务中心将进行结案处理;若未达到处置标准，将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立案督办。如督办未果将转交县效能办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7.综合评价。在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平台系统中设置绩效评价模块，自动生成评价结果。同时，社会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定期发布问题处置情况和各责任单位的绩效评分，接受社会监督。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配套机制

1.“网格化管理”问题流转机制。在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领导组与部门、部门与乡镇(居委会)、部门与行政村(社区)之间建立问题流转办理机制。每半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监督员汇报工作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及矛盾纠纷排查情况;每月底进行 经验 总结 和下月工作部署。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建立基础台账，统一登记、造册、分类，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对群众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由行政村(社区)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乡镇(居委会)，乡镇(居委会)再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通知县直相关职能部门;县直各部门要及时答复或解决乡镇(居委会)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的问题。

2.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对于各部门、乡镇、行政村在职权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县级政府建立了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采取联合执法形式予以解决。

3.“五个每天”管理机制。管理机制以网格化社会管理监督员即网格员上报案件为切入点，监督员在负责区域内不间断巡逻，对各责任主体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形成新的城市管理体制，即“五个每天”：责任主体“每天维护”;城市管理监督员“每天监督”;社区、乡镇等“每天管理”;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每天执法”;数字化管理平台对五类主体(产权主体、责任主体、监督主体、管理主体、执法主体)“每天评价”。通过“五个每天”管理体制，有效推进各方认真履行职责，实现管理的社会化和常态化运作，提高城市(农村)问题的及时解决率，改善城市(农村)面貌和秩序。

4.建立量化绩效考评体制。将社会管理网格化工作纳入县级政府年度目标考核的指标体系，进行量化打分，考核结果作为单位和个人年终评优的重要依据。同时将考核评价结果在政府网站以及报纸等媒体和信息平台进行公示，逐步推进监督方式的社会化和公开化。

(三)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特点

1.组织架构特点：

打破部门区隔，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以往的社会管理之所以没有效率，原因是社会管理的职能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当中而没有形成合力，社会管理的问题却往往是复杂多元的，远远不是单个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这时候部门分立区隔的劣势就凸显出来了，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基本缺乏协调联动机制，出了问题之后互相扯皮，谁也没有勇气和决心去处理问题。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实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分拣和处置平台，通过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这个平台统一把收集到的问题加以归类和分拣。这样不仅避免了各个横向的职能部门自己分类和处置问题所可能带来的不科学和不积极的情况，而且形成了一个处理问题的协调和监督机制。不仅可以协调有关的部门来共同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对问题处理的最终结果形成监督和控制。

2.管理技术特点：

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网格技术应用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事业当中，实现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又一大特点是现代化信息技术和 网络技术 的广泛运用，可以说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就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运用到政府社会管理之后的产物。社会管理所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管理的幅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分散而且异质化的社会，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庞杂，而且我们社会管理的中心――政府也很难保证自身所有的政策都能覆盖到社会的边缘，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也并非那么强。不过，当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到社会管理当中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虽然整个社会的分散性和异质性依然没有改变，但是政府通过运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可以显著地增强自身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尤其是在网格化社会管理中，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可以通过建立网格化社会管理信息平台，显著地增强信息收集和传递的效率，把社会管理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行政流程特点：

被动处理与主动吸纳并重，实现了社会管理的双向互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往往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管理模式，被动性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问题的发现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和反映，而且问题的解决和处理还依赖于群众的反映是否找到了正确的接受单位，并且相关单位对于问题的解决还必须是热心尽责的。而在实际的社会管理实践中，这些条件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具备。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则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收集和归纳平台，通过网格员的努力把社会问题发现和收集起来，而不是让单个的老百姓去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和介入。这样社会问题的收集就拥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网格员的主动吸纳和收集，另一种是根据群众的反映。而且这两种方式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双向互动的，网格员也需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研和分析，群众也可以对网格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三、社会控制思维的延续――单位制与网格化的相通之处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虽然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管理模式，但是这种社会管理的模式却并非是完全创新的，其中仍然包含着单位制社会控制模式的基因，二者之间仍然有内在逻辑继承性。

(一)社会管理的核心推动力：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单位制中的企事业单位部分承担了社会管理职能，而这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是由政府赋予的，而且从根本上来看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可以说是政府借由单位这只手实现了对单位中的个人的管理，虽然单位是个人的直接管理者，但是从根本上说政府才是最终的控制者，单位只是一个实现社会管理的中介工具。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虽然不是由单个的单位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但却是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这个大型“单位”的职能基本上是无限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上的问题都可以由它去组织协调。这个网格化协调服务中心却并不是一个社会性质的组织，而是由政府创建的一个行政性质的组织，它的运行依赖行政资源，耗费公共财政。可见，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推动力还是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二)社会管理的方式：社会管理行政化的路径依赖

“‘社会管理’在中国基本上就是政府管理社会，是行政对于社会管理的吸纳和化解。似乎社会管理工作只能通过行政化方式来进行。无论何种需求都必须被吸纳到行政运作机制中才能得到化解与解决。”[7]在单位制中，社会管理的方式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工作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单位负责职工的薪资、升迁、调动等一切管理活动，员工需求的回应也只在单位内部进行。到现在，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方式依然是一种行政化的社会管理方式。县级政府建立一个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推动网格化社会管理这项涉及到社会整体运行的公共事业，出发点无非是维持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但是采取的方式依然是行政化的，不是通过社会自身和自发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秩序，而是通过再设立一个政府部门去统筹协调社会反馈的各种问题，而且对于反映的问题往往一股脑地通过网格化这一统筹平台加以分拣，然后分配到各个政府部门加以解决，在必要的时候还充当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和中介。整个运行流程就是一个收集社会问题然后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的过程，很少考虑 其它 利益主体的意见。这种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与之前单位制下应对社会需求的 方法 没有本质区别，是一种行政化路径依赖的结果。

(三)社会管理依赖“中介组织”：单位抑或网格

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单位的角色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国家如果直接面向个人提供和分配资源，会造成行政成本高、执行效率低，所以国家通过单位来实现资源的分配，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其实是依赖单位进行社会管理的。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对于资源的垄断，个人也只能依附于单位才能从国家那里得到较良好的社会资源，形成了一种双重的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个人依附单位，单位依附国家，反过来讲，国家庇护单位，单位庇护个人，于是，单位就充当了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中介组织。而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再也不可能去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个人也无需一定通过单位才能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于是这种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也就解体了。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国家对于社会的管控力的下降，整个社会的失范行为增多。这时候国家就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来增强对社会状况的了解程度，进一步增强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网格也充当了一个中介组织的作用，既要向政府部门反映社会的问题，也要帮助公民个人解决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四)社会管理的目的：社会控制导向重于社会发展导向

“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力量保证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确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8]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采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都可以实现社会控制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目标。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单位包办和控制一切的手段把个人牢牢地与单位连接在一起，单位成为个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依托，个人必须通过单位才能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这样一来，社会控制就实现了，国家可以通过单位来控制个人，进而控制社会秩序。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也是同样的目的，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把每一个公民个人都框到一个网格当中去，由网格员来负责向政府反映网格内民众的意见和问题，然后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协调处理社会问题，进而通过社会问题的解决来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简而言之，不管是单位制还是网格化的管理模式，社会控制的意味在其中都体现得较为明显，都强调运用行政的力量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单位制和网格化则是两种维持稳定社会秩序的管理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强调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和活力，推动社会本身的良性发展并不是这两种管理模式的主要目标。

四、超越单位制：网络化治理的生发

(一)网络化治理应运而生

网格化社会管理方式有一些单位制社会管理模式的基因，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网格化社会管理就一点优点也没有，是一种应该被抛弃的社会管理模式。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政府内部横向的部门区隔，构建了一个统筹协调政府各部门，让它们联合起来去解决某一个问题的协调机制，提高了政府部门处理社会事务的效率。但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协调和联合还是很难达到社会事务的良性治理，因为政府虽然强大却并不具有完全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的事务单靠社会中的某一组织――政府去处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更好地处理社会事务，实现优良的社会秩序，必须依靠各个社会组成部分的协调和联合，于是，“网络化治理”便应运而生了。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合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 提出了 “网络化治理”的概念。网络化治理是“管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供应商网络的政府管理”，当“政府横向联合并纵向推行服务的时候”，[9]政府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的供应服务问题。 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将各种复杂的问题组合在一起，然后将需要提供的服务安排给各个组织，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广泛的、互相连接的、以顾客为导向的网状服务网络。“网络化管理主要表现是高程度的公私合作， 又意味着政府有效地管理公私合作网络。 网络化治理针对的是公共治理，除了传统的层级治理外， 还必须依靠各种合作伙伴建立起横向的行动线。”[9]

(二)网络化治理对于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补构和超越

1.治理主体的转变：从单主体到多主体。现在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主张政府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收集社会信息然后加以整合分配到各个职能部门，治理的主体依然局限在政府这个单一的主体。而网络化治理的模式则认识到了在现代社会只依靠政府这个单一主体是不够的，任何单一主体都不具备独力建立良善社会的资源和能力，每个治理主体都只在自己特定的领域内有比较优势。所以，社会的良好治理一定是各个治理主体“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的结果。具体来说，治理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等四种不同类型的主体。政府只是治理网络中的一个中心和节点，并不负有处理所有社会事务的无限责任。

2.治理工具的运用：从强力管控到平等沟通。现在所实施的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把每个人公民个体都框到一个网格中去，由这个网格来收集和处理问题，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管控式的。这种管控式的手段在现代社会的效用必然会呈现递减的趋势。而网络化治理则减少了这种管控手段的使用，着重采用沟通协商的手段来达成意见的整合。而且政府在其中依然需要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政府作为在政策网络中具有‘驾驭’能力的主体，灵活地运用各种治理工具，影响和协调其他主体的行为，发挥‘领航’的作用，实现对目标群体行为的改变，达到预期目的。”[10]

3.治理流程的再造：从单向度推进到螺旋式上升。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治理的流程主要是单向度推进的，网格员反映情况，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网络化治理则实现了政府的流程再造，“以业务过程为中心，摆脱传统组织分工理论的束缚，提倡公民导向、组织变通、向基层授权及正确地运用信息技术，达到适应快速变动的环境的目的，以期政府组织绩效的显著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组织结构的优化。”[11]可见，网络化治理的流程不是单线的，而是实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双向互动，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运行过程。

结论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把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到了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民情的反映和部门的协同。但是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依然具有强烈的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基因，期望再次把公民个人固定到一个个政府划定的网格之中，由网格员来反馈网格内的问题，再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归口和解决。但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再能够垄断控制一切资源，所以要想通过网格化的手段再次实现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维护良好的社会管理已经变得非常艰难。所以，超越这种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思维，采取网络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成为社会管理模式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这种主张多元、协同、互动的新型治理模式必将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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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生态化与生态城市城镇建设论文作者：本站 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06-9-22 18:34:00 发布人：admin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看，人类经历了蒙昧、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从渔猎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再发展到现在的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更替都是一次社会革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进步。目前的工业文明虽取得很大成就，但因其固有问题的严重化，已经开始走向衰退，当前一种新的文明，作为工业文明的替代力量正在兴起，这就是说现在面临着工业文明向一种新的文明的过渡，这种新文明即为生态文明。人类社会也将从工业社会转向生态社会，从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生态化发展模式。 生态化发展模式是在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辩证否定，它扬弃了只注重经济效益不顾人类福利和生态后果的唯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兼顾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持续发展的，注重复合生态整体效益的发展模式。生态化发展模式是人们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是人类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和开拓新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城市生态化及其发展对策 在世纪之交，新旧文明转换之际，我国城市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走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最多只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化发展之路。第一种选择是危险的，"边发展、边治理"或"先发展、后治理"使人类"生存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甚至拖延解决，只会使为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到最后可供选择的余地也愈来愈小。我国应该也必须选择第二种，尽管我国城市将在发展中面临更多挑战。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走出"城市病"困境的必然选择，是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维护全球生存与发展的迫切要求，变革势在必行。 所谓城市生态化简单地说就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这里"生态化"已不再是单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蕴含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的内容，城市生态化强调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即实现人-自然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它是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生态化表现为人们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价值观，生活质量、人口素质及健康水平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相适应，有一个保障人人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态化表现为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消费、交通和住区发展模式，实现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对经济增长，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质量的提高，提高资源的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环境生态化表现为发展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自然环境及其演进过程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和保护生命支持系统，开发建设活动始终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标志着城市由传统的唯经济开发模式向复合生态开发模式转变，这意味着一场破旧立新的社会变革，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城市物质环境的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还涉及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科技水平、人口素质、意识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开辟一条非传统式又非西方化的"中国特色"城市生态化发展之路。以下几点建议对促进城市生态化发展是重要的。 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 实现城市生态化发展，首先必须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特别是领导决策层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只有改变原有的价值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才会改变!自觉的生态意识是实现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关键。 制定行动计划，实施符合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政策 城市生态化应作为我国城市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并与《中国21世纪议程》结合起来，把这种思想贯彻到政策、计划中去。改变以前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政策、计划，制定城市各领域、各行业生态化发展的战略、步骤、目标等，并确定优先发展领域，制定一系列鼓励政策，加快城市生态化发展步伐，使城市逐步走上生态化发展道路。 加强生态立法 建立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法规综合体系，使城市生态化发展法律化、制度化，是保证其战略、政策顺利实施的有效途径，这样城市生态化发展得到法律保证，有法可依，对不符合生态化发展的行为采取必要的行政和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设立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职能机构 在城市各机构中可通过联合设立综合的、跨部门的生态化发展管理决策机构，组织、协调、监督城市生态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也作为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宣传、咨询、交流和推广中心。 重视生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凡是破坏生态平衡，导致环境污染、社会异化、经济非持续发展的技术，都是与生态化发展相违背的，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生态学原理创造新的技术形式--生态技术。城市生态化发展必须重视增加科技投入，研制、开发生态技术、生态工艺，积极选择"适宜技术"，推广生态产业，保证发展过程低(无)污、低(无)废、低耗，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逐步走上清洁生产、绿色消费之路，是实现城市生态化的基础。 重视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 城市仅仅注重自身繁荣，而掠夺外界资源或将污染转嫁于周边地区都是与生态化发展背道而驰的。城市间、区域间乃至国家间必须加强合作，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技术与资源共享，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它城市的利益。 2 走向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释义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为城市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建设生态城市(ecocity)。"生态城市"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内涵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前苏联生态学家杨诺斯基、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瑞杰斯特等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城市进行了研究〔1，2〕。生态城市现已超越了保护环境即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持协调的层次，溶合了社会、文化、历史、经济等因素，向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生态观。 生态城市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简单地说它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形式，自然、城、人溶为有机整体，形成互惠共生结构。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包含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自然系统和谐三方面内容)，其中追求自然系统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基础、条件，实现人与人和谐才是生态城市的目的和根本所在，即生态城市不仅能"供养"自然，而且满足人类自身进化、发展的需求，达到"人和"。 从生态哲学角度看，生态城市实质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这是生态城市价值取向所在，只有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识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实现。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内涵式"的，采用有利于保护自然价值，又有利于创造社会文化价值的"生态技术"，建立生态化产业体系，实现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生态化"，太阳能、水电、风能等绿色能源将成为主要能源形式，智力将成为资源的开发方向〔5〕，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循环利用；从生态社会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教育、科技、文化、道德、法律、制度等都将"生态化"。倡导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人们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建立有自觉保护环境、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机制，有公正、平等、安全、舒适的社会环境；从城市生态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合理、功能稳定，达到动态平衡状态。它具备良好的生产、生活和还原缓冲功能，具备自组织、自催化的竞争序主导生态城市发生和发展，以及自调节、自抑制的共生序保证生态城市的持续稳定〔6〕。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高效利用，自然的演进过程也得到保护和发展；从城市规划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城市景观成为城市文化的空间构成与表现。从地理空间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城市化区域、城乡复合体，城与乡融合、互为一体，这里城与乡只是分工上的不同，与传统城市和乡村对立的二元经济模式有本质区别；从不同角度来看生态城市，它会有不同的"面目"，即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生态城市的内涵。以上几方面实际上也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交叉的。总之，生态城市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自然生态化，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化。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复合生态化是前提。 生态城市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p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贴近自然，自然融于城市，更重要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现在人类活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却没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同步发展，生态城市是营造满足人类自身进化需求的环境，充满人情味，文化气息浓郁，拥有强有力的互帮互助的群体，富有生机与活力，生态城市不是一个用自然绿色点缀而僵死的人居环境，而是关心人、陶冶人的"爱的器官"，文化是生态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城市的灵魂。这种和谐性是生态城市的核心内容。 p高效性 生态城市一改现代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的运行机制，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协调。 p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现代与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用"掠夺"的方式促进城市暂时的"繁荣"，保证其发展的健康、持续、协调。 p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单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 p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建立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且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以人-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就广义而言，要实现这一目标，全球必须加强合作，共享技术与资源，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建立全球生态平衡。广义的区域观念就是全球观念。 生态城市创建策略 现代城市与生态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不能因此而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尽善尽美、不可实现的理想乌托邦。现代城市到生态城市可能是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美国生态学家Richard Register(1990)提出了"生态结构革命"的倡议，并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十项计划〔7〕。 普及与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致力于疏浚城市内部、外部物质与能量循环途径的技术和措施研究，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保护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 设立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部门，完善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体制； 对城市进行生态重建(Ecological Rebuilding)，力求为居民创造多样的自由生存空间； 建立和恢复野生生物的生境； 调整和完善城市生态经济结构； 加强旧城、城市废弃土地的生态恢复； 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 取消汽车补贴政策； 制定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参与生态城市建设。 这十项计划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国家生态城市建设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当然中国城市不可照搬，只有从国情和城市实际出发来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建设生态城市道路。但一些成功经验应该借鉴的。 建设生态城市可分"三步走"，即三个阶段： 第一步：起步期(初级阶段) 大力宣传、倡导生态价值观，唤起人们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视，制定行动计划，建立示范工程，加强能力建设，对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功能进行初步调整，为建设阶段作好准备、打下基础。第二步：建设期(过渡阶段)重在逐步调整、改造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重构和生态恢复，增强城市共生能力，进一步增强人的生态意识，使之自觉广泛参与生态化建设。第三步：成型期(高级阶段) 这一阶段生态城市并不是处于"静止"的理想状态，而是自觉地通过各种技术的、行政的和行为诱导的手段实现其动态平衡、持续发展，自组织、自调节能力强。但若其正负反馈失衡或自我调控失灵也会导致衰败。 以上三个阶段，对于不同城市因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每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也不尽相同。第一步和第二步实际上就是城市生态化发展阶段，生态城市则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高级境界。可喜的是我国已有不少城市已处于起步阶段，但还有很多城市仍在继续重蹈传统工业化发展老路。 3 结语 当前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镇和乡村，生态化建设实践已在我国蓬勃展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及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面向新世纪，人类的取向和选择必然是生态化。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生态城市离不开创造性的规划设计，创造性的规划设计需要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开展对生态城市的研究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前沿课题。因为传统的城市规划价值观是"反自然"的，与生态城市价值观是相悖的，有必要在新的生态价值观指导下对当前城市规划理论进行根本性变革，系统地研究生态城市理论、原理及其规划设计方法、手段、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更应该改变观念，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