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变革和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外贸体制的理论主要沿袭了前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改革开放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理论大概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演进，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外贸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已高度发达，并日益与国际接轨，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应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相一致。 前 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就改革而论，理论超前，实践滞后；就开放而言，理论滞后，实践超前。究其原因，开放领域中的改革力度不够，理论探索乏力，思想解放不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大的突破：突破外贸垄断论，逐步形成市场竞争的理论；突破国有外贸公司政企不分论，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司理论；突破外贸的单一经营论，逐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理论；突破单纯商品贸易论，形成商品贸易为主、服务贸易为辅的外贸理论；突破关税“无用论”，形成较为科学的关税理论；突破引进外资上的“卖国论”，形成较为系统的外资理论；突破“无债论”，形成完整的外债理论；突破汇率上的固定论，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理论；突破外援上的“无偿论”，形成了外援与外贸、外援与外向投资的挂钩理论；突破地区封锁论，形成开放“窗口”理论和“梯度”开放理论。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外贸领域的理论、政策与体制改革的演进过程进行回顾和梳理，探寻改革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及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中总结未来发展的思路与方向。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外贸体制的理论主要沿袭了前苏联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框架，即计划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该理论要求直接根据计划配置经济资源，以取代资本主义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做法。此外，外贸体制中的国家垄断思想也是中国旧外贸体制的理论基础。在沿用列宁对外贸实行国家垄断思想的基础上，中国根据建国初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对外贸实行国家专营，并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使中国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目的。但是，该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是：一、独家经营，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统得过死，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三、统包盈亏，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改革开放后外贸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 改革的初始阶段（1978-1986年）——简政放权，政企分开。经过1979年一年的准备，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于1980年1月1日正式启动。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首先，自1984年1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1985年1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50％的留成外汇。其次，1984年1月，明确28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第三，1984年9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这一阶段，外贸体制改革虽然起步，但由于国家对外贸易仍实行统负盈亏，外贸企业财务软约束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由这种外贸“吃大锅饭”的根本问题派生出的一系列问题使改革任重而道远。 改革的第二阶段（1987-1990年）——外贸承包，财政包干。针对初级阶段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987年开始试行以3项指标为内容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从1988年起在全国推行以省、市、自治区为主的外贸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和推行代理制的外贸体制。通过建立和完善以汇率、税收等为主要杠杠的经济调节体系，推动外贸企业实现自负盈亏。实践证明，实行外贸承包责任制初步改变了责权利分离的状况，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外贸的发展。第二阶段改革理论上的探讨，主要围绕外贸承包责任制的问题展开。外贸承包责任制，即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外贸、工贸专业公司向国家实行各项经营承包（具体承包为出口收汇指标、出口换汇成本指标和财务盈亏指标3项指标）。 正如学者李雨时所说，外贸体制改革的方向，仅仅提外贸企业的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是不全面的。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从根本上看是参加国际交换的各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以货币形态反映出来的差异。中国出口产品发生亏损的终极原因在于生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中国在工资成本低廉方面的优势抵偿不了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所以，应当明确提出出口生产企业首先要实现自负盈亏，并在此基础上使外贸企业逐步做到自负盈亏。 改革的第三个阶段（1991-1993年）——取消补贴，自负盈亏。国务院于1990年底决定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于1991年开始实施。这次改革使中国外经贸易管理体制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外贸企业自负盈亏使出口的发展摆脱了国家财政状况的制约，企业自主经营有利于出口生产发展的长远规划，以保证国家外贸出口的稳定发展；这一改革使中国外贸体制在自负盈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更便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也更适应国际贸易规范的要求。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一、在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行了外贸企业出口自负盈亏的改革，取消了国家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对出口总额、出口收汇、上缴外汇仍维持承包制，但改为一年一核承包指标。二、改变外汇留成办法，由过去按地区实行差别比例留成改为按大类商品实行统一比例留成。三、调整了出口商品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缩减了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商品的范围。从1992年起，基本上取消了进出口指令性计划，实行指导性的总量计划，允许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品放开经营，少数商品实行公开、透明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四、改革关税制度。1992年1月1日起，主动降低225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1992年12月31日起调减3371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使关税总水平下调个百分点；1993年12月31日调减2998个税目的进口关税率，平均降税率为。五、深化外贸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推动外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同时，推动外贸企业开展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形成若干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以外贸为龙头的贸工相结合的外向型企业集团。 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放在微观管理层的变革，它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前一阶段简政放权道路的延续。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两项特别重要：一是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二是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国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改革的第四个阶段（1994-2002）——汇率并轨，宏观调控。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一、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对外贸的重要调控作用。二、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完善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加强和改善客观管理，即管方针、管政策、管规划、管监督，将对外贸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三、加快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国有外贸企业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科学管理，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综合商社和设立监事会、内部职工持股等试点，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四、保持对外贸易政策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性，增加透明度。这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规范之一。五、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进一步发挥进出口商会等中介机构的协调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贸行业的律师、会计和审计事务所及咨询服务机制；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处力度。 学者佟家栋指出，从宏观方面分析，尽管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政府的行政干预在逐渐弱化，但是，国有外贸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或政府附庸的地位仍然存在。在我们强调增强外贸企业经营活力让其自负盈亏时，在宏观上又否定了企业的自主权，否定了企业以获取最大限度为目标的运行机制。因此，外贸企业改革发展到今天，尚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方面要坚决割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期使外贸企业能够独立经营。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外贸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造，使企业真正形成内在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及强烈的竞争意识。 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外贸政策及管理体制的变化。加入WTO使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中国要履行加入WTO的各项承诺，削减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对现行外贸体制进行适应性调整，使其与WTO多边规则相适应；另一方面，要针对加入WTO的影响，做好相关应对工作，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扩大出口，合理调控进口，确保对外贸易的平稳运行。进口调控的原则是，要运用WTO允许的手段合理调控进口，努力实现进出口总量平衡，同时重在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更好地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其重点：一是按照WTO规则完善进口管理的各项具体制度，包括配额、许可证、关税配额、国营贸易和质量安全卫生标准，为进口调控提供根本依据；二是建立健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公平贸易管理体制，加快建设进口预警体系，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过度进口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三是做好某些重要工农业产品的进口调控工作，加强跟踪，及时反馈，统筹应对。在优化进口结构方面要做到：一是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IT等高科技产业调整的机遇，加快引进高新技术和关键设备，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二是优先保证国内短缺原材料进口，满足国内生产需要，同时采取措施解决中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三是对不会冲击国内的产业和企业，有利于增加海关税收的商品，适当增加进口。四是对搞重复建设和严重冲击国内市场的进口采取WTO允许的手段加以合理调控，减少不利影响。 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相应完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为中国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具体包括：统一各类企业外贸准入标准，让各类企业享有自主经营和平等竞争的权利；积极引导外贸代理制的发展；建立外贸诚信经营和退出机制；完善进出口商会体制。2007年后，中国进入加入WTO的后过渡期，除继续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外，已放开外贸经营权，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金融、商业、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模式也逐步以全球为基点，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佳优化组合，以最适当成本，把最合适工作放在最合适的地方，这不仅仅是制造业，而且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产业发展，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对外经济互利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结 语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更新，两者互为因果。一般而言，经济体制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标，前者服务和服从于后者，为后者所决定。即是说，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两者必须统一，否则，经济体制会影响经济发展，使战略目标难以实现。但是，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战略有反作用，可以制约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战略未作变更的情况下，经济体制可以作适当变动。建国后，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决定了只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进口替代为主）——只能是高度集中的统制型体制。这种进口替代战略，在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国民经济、克服过多的贸易壁垒发展生产力等方面，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 通过对30年来的外贸体制改革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外贸的巨大进步可以从外贸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两方面进行管窥。体现为：一是对外贸易经营主体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经营格局；二是外商投资企业从无到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外商来华投资迅速增加，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了经营期，外商投资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到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为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三是计划经济下的关税制度逐渐被打破，新的与国际贸易惯例相适应的关税制度逐步建立，税目设置和税率水平与世界的国际贸易规范更加接近，与国际市场对接的步伐加快。四是外汇管理制度由计划管理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尤其1994年的汇率并轨及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取消外汇留成制和上交外汇任务，建立外汇指定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等改革措施，促进了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从我国已进行的改革来看，—个由市场调剂的、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的外贸体制必将最终形成。 中国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地仍然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一致，即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失为一种在经济发展上最有效的经济体制。今后的中国外经贸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这个总趋势是历史的必然

1，商鞅变法①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的产生。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②内容第一次变法内容：（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 法律，轻罪用重刑；（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次变法内容：（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 “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③影响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2，孝文帝改革①背景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征服战争中也常常出现疯狂的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虽已日趋缓和，但由于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农民起义年年爆发，特别是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在陕西杏城的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起义，发动了十余万群众参加起义，北魏政府派出6万骑兵前来镇压，统治者拓跋焘亲临指挥，最终盖吴被叛徒杀害，盖吴起义失败了，却使北魏统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公元471年（皇兴五年），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此后，农民起义依旧有增无减，而朝廷残酷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人民的起义，反而激发了更多矛盾和斗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②内容政治上：整顿吏治。变革税制。颁俸禄制。改革官制。迁都洛阳。经济上：行均田制。创三长制。改革租制。文化上：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③影响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于曹魏时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晋时已经变成了从世家大族中选拔官吏的局面，并演化出了士族与庶族两大社会阶层，“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名言，便出于此。由于鲜卑族自身并未得高深的文化素养，没有独立的政治改革思想，导致一味照搬此前的汉族政权政策，也就继承了这一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门阀制度。《魏书‧官氏志》记载：“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使门阀制度由魏晋进一步延伸到了南北朝时期，直到隋朝建立科举制度时方才废止。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胡人大都已能讲汉语，且穿汉服，只是还能说胡语、还穿胡服，这一改革只是加速了习俗改易的过程。3，王安石变法①背景三冗危机：冗官，冗兵，冗费。内忧外患：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②内容富国之法：青苗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属法。强兵之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又叫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取士之法：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三舍法。惟才用人③影响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变法在当时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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