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三国演义论文

［1］蒋正冶：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演义》主题研究述评2007(1)［2］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3］陈 辽：智谋精粹古为今用--读《“三国”智谋精粹》1993(4)［4］边 勋：论《三国演义》中智谋描写的历史影响和社会价值［5］郭百秋：《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无非就是从主要人物和贡献下手战争就是战将的奋战保的君主建立大业的方面文化 以蔡邕妇女 曹氏父子 以及诸葛的前后出师表 还有马均 诸葛亮的发明 华佗 张仲景的医术等等任务？ 这个具体没明白 不会是人物吧？内政 从曹操的军民同体化 开始治军 得到北方的快速发展 孙权的治理一方也有独到之处 诸葛亮的内政也不是盖的 但有穷兵黔武之嫌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着力于追溯“真”之精神的哲学本源，通过对儒道释三家“真”概念嬗变的梳理，概括艺术论中相关范畴的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关于“真”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以阐释，最终，提炼出中国画家思维中“真”之精神的发轫。目前关于“真”概念的研究多是哲学层面，系统梳理先秦哲学之“真”到中国古典绘画之“真”的过渡，成为迫切的、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这也正是此文的研究目的。对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真”之精神嬗变过程的研究，可以清晰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追求，使“真”理论得以延续传承，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任一画种的理论和创作，具有指导当下绘画精神的现实意义。“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中与哲学概念之“真”有何特异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方向，目前绝少有论文和专著立足于此。本文首先从庄子之“真”、儒家与“真”相关的概念、佛家之“真”给予探讨哲学“真”，接着从连接哲学“真”与绘画“真”的中国古代艺术论中找到理论根据，继而着手分析几个与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荆浩“图真”论中“真”的具体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产生了何种影响。再如“形神”论的演变过程怎样使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从“形”、“神”两方面在各个时期侧重发生转变。接着在“道寓于器，技进乎道”这一传统思想的统照下，笔者对“真”与“技”、“真”与“心”的关系分析说明，从具体技法提升到主观精神来探讨“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形而下及形而上两个层面。最后，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的嬗变正与中国古典绘画从宋代绘画注重物象客观规律到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尤其明清两代，以主观情思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外在的画面事物成为了人之情感的载体这一转变过程相吻合。至此，中国古典绘画对“真”之精神的偏向发生了扭转，并且延续到近代。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的精髓，是可以指导任一门类的绘画理论及实践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因为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发生着侧重的不同。我们寻出中国古典绘画史进程中的精神与力量，也就寻出它内在的向往和需求，从而指导中国绘画史朝着符合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此文希望达到的大意义所在。

在中国人民心中，有一个家喻户晓、极富魅力、光辉四射的历史人物，他就是三国时代那位羽扇纶巾的军师、丞相诸葛亮。清代才子纪晓岚曾用他响亮的名字出了一副上联：“明月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几百年来一直无人能对，成为世间“绝对”。其实，真正成为千古“绝对”，无人媲美的，恰恰是诸葛先生本人。 “智多星”的丰采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中华民族公认的智慧之神，在英才辈出的三国时代，在当时即有“智多星”的称号。高卧隆中时，他还只是一介书生，即被当时大名士宠德公称为“卧龙”，司马微赞为“识时务的俊杰”。公元207年，他出山辅佐势单力薄的刘备，先与孙、曹逐鹿中原，后与司马懿争雄天下。正是他的智慧，曾无立锥之地的刘备能走出困境，取荆益两州，三分鼎足，成就帝业。也正是他的智慧，庸主刘禅能坐稳江山，长期与强大的魏国抗衡，使司马懿“畏蜀如虎。” 诸葛亮的智慧，首先在深度上表现出多层次性，兼具大智与小智，并具急智与远谋。智有大智与小智之分。有小智者未必有大智，有大智者也未必有小智。宋代吕端，颇有智谋，但小处不甚精明，宋太祖谓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智还有急智与远谋之别。这二者也常不可得兼。与诸葛亮同时代的鲁肃，有大谋远略，但乃一忠厚长者，做事、决策未必敏捷过人。如此看来，诸葛亮确实是完美的智者。他有大智，有远智，自不待言。他的“隆中对”，被誉为“千古奇策”，奇就奇在他第一个预见“天下三分”，并进而提出促成天下三分的战略战术。后来形势的发展也果如他的预言判断。真可谓智转乾坤！刘备伐吴大败，病死白帝城，蜀国从其颠峰上一落千丈。他再次受命危难之际，毅然重整旗鼓，闭关息民，养精蓄锐，和吴平戎，使蜀吴又成犄角之势，共钳曹魏，并毅然六出祁山，以攻为守，虽最后回天乏术，但数载保全之功同样是体现深谋远虑。但诸葛亮如果仅凭如此，还不足以成为智慧的化身。他的智慧还表现在他的机智、敏捷、善辩、尽能上，既有大智大慧又有小处的聪颖、细节的精明，既能远虑周详，更能急中生智，随机应变。民间传说他“一步三计”，三国演义更是绘声纭色地描写了他卓绝千古的神机妙算。“草船借箭”、“智算华容”“舌战群儒”、“七擒孟获”、“空城计”，甚至死了还要以木像吓走司马懿，真使人莫测高深。这些虽有艺术夸张，故事的虚构，但也说明了他确是足智多谋，为同时代的兵谋家所望尘莫及。 诸葛亮才兼文武，在智慧的广度上亦是前无古人。在政治上，他将儒家学说所主张的仁德施之于民，又将法家之法用于治国治军。陈寿的《三国志》称道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将一个国空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岂不令人惊叹！在军事上，他发展了孙吴兵法，世所推崇。司马昭灭汉后，特令军事家陈勰学习他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诸葛亮还以个人的天才智慧，创造了著名的八阵图，发明了元戎（一种新式连弩），钢刀及木牛流马，威力无比，杜甫曾作诗称赞“八阵图”的神奇：“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西晋李兴也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流马更是世间神物，惜早已失传。在理财上，诸葛亮同样显示出杰出的才能，他治蜀期间，开源节流，轻徭薄赋，务农植谷，推广生产技术，因而出现了国用足、民财阜、人口旺的景象。至蜀亡时，府库仍储有“米四十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绢各二十万匹”。以一个小国支持频繁的战争而不至使人民饥困，到亡国时还有这么多盈余，如非诸葛亮及其后继者善于理财，焉能这样！ 诸葛亮因何如此才智超群？先天的颖慧加上后天的努力。他饱读先秦诸子，博古通今，并能运用自如。可以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集百家而成大智。他有道家的淡泊风范，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有法家的法治精神，及至墨家的科技杂艺，纵横家的纵横捭阖，名家的机智善辩，阴阳家的奇门遁甲，无不一一具备，从容体现。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又是外交家、理财家。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富发明创造，亦可称是发明家、科学家。在文学上，他虽无曹操的横槊赋诗，但一篇《出师表》，大情大义，不知要压倒多少千古雄文！南宋诗人陆游《书愤》一首曾极尽赞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人格神”的魅力 诸葛亮的伟大，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神，更重要的他是千百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格神。在中国历史上，德才兼备的人不少，但象他这样集智慧神与人格神于一身，可谓绝无仅有。他所张扬、实践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为历代所推崇备致。 诸葛亮的人格、节操、风范，概括起来是如下四个方面：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诸葛亮隐居隆中时，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关心时势，每自比管仲乐毅，负有担大任、致高远的远大抱负。但他又绝不是那种醉心于功名利禄、汲汲于荣华仕进的俗子。事实上，当时曹操称雄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朋友石广元、孟公威皆投其麾下，他却不为所动，其兄诸葛瑾在东吴颇得重用，他也不去投靠。最后，刘备三顾茅庐，以千古未有的求贤至诚深深打动了他，他才毅然步出草庐，一匡天下。在著名的《戒子书》中，诸葛亮曾如此谆谆告诫：“夫君子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宁静无以致远”，真乃至理名言，也是他淡泊节操的真实写照。 尽瘁国事，忠心辅政。诸葛亮先后辅佐刘备、刘禅两代皇帝，忠心耿耿，公而忘私，刘备很信任他，临死托孤于他，并大义地提出让出家天下，但他没有夺取君位的政治野心，侍奉扶不起的阿斗，更加殚思竭虑，“亲理细事，汗流终日“，最后以身殉职，病死军中，时年五十四岁。诸葛亮辅佑后主，实际上是执一国之政，出帅入相，但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群臣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倘非心底无私，国而忘家，焉能如此！ 任人唯贤，清正廉明。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真乃金玉良言，至今仍振聋发聩。诸葛亮如此进谏后主，他本人则更是任人唯贤的典范。托志忠雅的蒋琬，清廉有才的费祎，智勇双全的姜维，都到他的重用和培养。他死后，这几人成为蜀国的中流砥注。托孤大臣李严运粮失责又慌报军情，被诸葛亮废为平民，但对李严之子仍加以信任，并促进他劝父改过自新。由是李严不仅不抱怨，而是心怀感激，诸葛亮去世，李严因悲痛发病而死。诸葛亮知人善任，明之以法，晓之对情，其服人心如此！在廉洁上，亦堪称典范。他曾上书后主，如实申报个人财产。书曰，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伯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多余财产，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光明磊落。苍天可鉴。 坚韧一心，竭尽人谋。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匡复汉室，还于旧都”，一统天下，但现实却是极严峻的：三国之中，对手魏国势力最为强大，其土地、人力、财力、物力比吴蜀二国的总和还要多，而蜀国相对最弱。诸葛亮深知这一点，“与其坐而待亡，孰若伐之”（后出师表），于是毅然挑战极限，采取一切积极措施，发愤图强，以挟泰山而超北海的气概，“驱驰千万众，怒目瞰中原”，虽劳而无功，仍不失为英雄壮举，这既是诸葛亮的悲剧，也正是他的伟大。这种尽力而为的奋斗精神，后人无不感慨系之。成都武侯祠一联云：已知天定三分鼎，犹竭人谋六出师。而杜甫的《蜀相》一诗，更可谓是诸葛亮的千古知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孔明情结”与“诸葛亮文化” 一部廿四史，有多少谋臣勇将，又有多少雄主名王，但历史老人似乎却分外垂青诸葛亮这位出师未捷的英雄。自魏晋以来，他的智慧光茫越来越夺目耀眼，他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彰显天下，他的形象日益高大丰满，历史人物的诸葛亮已变成一个文化的诸葛亮，潜入民族的心理底层，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全国各地，纪念他的庙宇祠碑不可胜数，南阳诸葛庐，成都武侯祠，陕西定军山，无不成为世人朝拜的圣地。上至士人，下至百姓，无不具有一种“孔明情结”，而有关他的故事、传说、题咏、小说、戏剧，更是层出不穷，形成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化现象。甚至许多东西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孔明灯、孔明锁、孔明扇、诸葛巾，不胜枚举。 远在两晋南北朝，诸葛亮去世以来，他即受到老百姓的追悼和士人知识分子的普通赞扬。陈寿作《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但仍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认为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同时，有关他的军事艺术和智慧，则被编进民间故事及志怪小说广为流传。至唐代，有关诸葛亮的诗歌如雨后春笋，今检索《全唐诗》总计涉及诗人50多名，诗100余首，其中尤以李白、杜甫、刘禹锡、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篇影响至深，广为呤诵。至宋元，诸葛亮的感人事迹，激励着人们的反抗斗志。抗金名将宗泽临终时含恨长呤杜甫咏诸葛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而死。民族英雄岳飞受诸葛亮陶染至大，他曾手书出师表并作跋云：“更深策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以，竟不成眠，座以待旦”。史载，岳飞北伐，上表答诏，忠义之言，颇有诸葛遗风。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十分敬仰诸葛亮。他在被押解燕京途中，作《怀孔明》诗：“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襟。汉相明大义，赤心贯苍穹”。与此同时，诸葛亮及其故事大量成为多种文学、艺术种类创作的题材。迄元末明初，终于孕育出罗贯中三国演义这部伟大小说。从此，诸葛亮作为中华民族智慧与德行的象征地位，已牢固确立，成为妇孺皆知的光辉人物。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伟大诗人杜甫对诸葛亮的热情赞颂堪称千古定评。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对他仍怀着当年诗圣的那股敬仰之情。诸葛亮的智慧与精神，他所达到的完美境界，就像一首伟大的诗篇，让人受益无穷，百读不厌。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1798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现举几个人物说明。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首先是历史的宿命循环论，在毛本中得到强化，还有就是作者具有十分强烈的封建思想和局限性，并且各种封建迷信在其间，这都是在阅读时应该剔除的封建糟粕，除了在原著中保留，其它改写本基本删除了这些东西。《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作品评介】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在长期民间传兑，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依据陈寿写的国志》印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才学和经验写成的。国寅义》成书之后，又经后人多次增删、整理，现在最流行的，是清明康熙年间毛宗岗修改的本子。 《三国演义》讲的历史故事，是东汉末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吁始，到280年司马氏统一中国为止。《三国演义》在描写近一百年的历史故事中，不但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而且揭露了他们之间各种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激烈斗争。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他们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 《三国演义》在描写各封建统治集团的斗争中，全书贯穿了拥蜀反魏，尊刘贬曹的中心思想。在人物好坏的区别上，蜀汉是好人多，坏人少，而在曹魏是坏人多，好人少，在对待各方人物的态度上，对蜀汉方面是以歌颂为主，对曹魏以批判为主。因此，在罗贯中笔下，刘备是宽仁待民的好皇帝。他对百姓是“秋毫无犯，民皆感化”。老百姓歌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进军西川时，一路之上都受到百姓们的欢迎和拥戴。这是作者理想化了的圣君、明主。而曹操是诡诈残暴的大奸臣。 国演义提供了不少战争经验和各种军事科学知识，对战争的描写，是很出色的。写官渡之战，先介绍两军力量的对比。袁绍兵多粮足，拥军七十万。而曹操兵少粮缺，只有七万人。但是战争胜败不但决定于客观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还 决定于主观指挥正确与否。曹操是知己知彼，准确判断，继而再攻，各个击破。相反，袁绍自恃强大，没有利用兵多粮足的优势，结果大败而归。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其他如赤壁鏖兵、夷陵之战等，都写得有声有色，雄伟壮阔，引人人胜。 《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为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提供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基本经验。《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官渡、赤壁之战等等，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董卓、曹操、袁绍、刘表、刘备、孙权、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等，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这就是“七分事实”。但另一方面，国演义》又不等于三国历史，它毕竟是一部小说。所以，其中不少内容和情节是作虚构的，夸张的。不但历史上不存在“吴国太佛寺看新郎”“献密计黄盖受刑”和“七星坛诸葛亮祭风”等事件，而且就是对历史人物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等，也不是从佐国志》里照搬到《三国演义》中来。而是作者依据尊刘贬曹的思想给予加工改造，有的加以美化、神化，有的则加以丑化。《三国演义》中的这些人物，都是艺术的典型。这就是“三分虚构”。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据统计，全书共描写了1230个人物，有名有姓者约千人，其中，被毛宗岗称为“三绝”的诸葛亮、曹操、关羽是小说所刻画的众多艺术形象中最成功的人物。 诸葛亮形象是作者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按自己的审美理想塑造的一个忠贞智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艺术典型。他不仅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还 有经天纬地之才，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精通军事、政治，通晓天文、地理，是智慧的化身。他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而竭忠尽智，为蜀汉的事业奋斗一生。蜀汉的兴衰，三国间的重大政治军事斗争几乎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出山之始，就制定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赤壁之战，他孤身赴吴，身临险境，贯彻了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又乘胜智取荆襄，进军益州，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白帝城托孤后，他顾命辅幼主，独撑危局。内修政事，巩固后方，六出祁山，誓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生命实践了自己对蜀汉集团的忠贞。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理想、事业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精神：在诸葛亮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曹操形象是一个既凶残奸诈又有雄才大略的政治野心家和军事家的艺术典型。他阴险残忍，虚伪奸诈，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哲学。小说从正统观念出发，通过逼献帝，杀伏后，称魏王，加九锡等情节，突出其欺君罔卜又通过杀吕伯奢全家，借王壁之头以抚军心，借扰乱军心之罪名杀死杨修，以及割发代首、梦中**等情节多方面地描写他的残忍诈。小说在揭露和批判他的恶德的同时，又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奸雄的才智与胆略，他具有卓然超越于董卓、袁绍等人之上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气度。他借迎献帝而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政治上居高临下的极大优势；他善于收买人心，笼络部属，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卓有才干的谋臣战将；他深通兵法，善于用兵，施谋用策，以弱胜强，先后消灭了除刘备、孙权以外的大小军阀，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作为一个“古往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把历代统治者所积累的权术中的精妙人微处继承下来，并用以左右朝政，扩展势力，把封建社会的秩序、法则和道德一概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中，以实现自己图王霸业的政治野心。 关羽不但勇武过人，而且义重如山。作者以崇敬的感情写关羽威武而儒雅的形貌神态，更以夸张的笔调写关羽辉煌的业绩。他温酒斩华雄，杀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可谓勇猛刚烈，所向无敌，睥睨一切，威震天下。但作为“义绝”的关羽形象，其魅力主要来自于他的道义人格。他始而随刘备，不畏艰险；继而降汉不降曹，挂印封金，千里来奔；最后拒绝劝降，从容就义，完成了道德的自我完善。小说也不回避关羽性格的某些弱点，他的骁勇中包含着骄横，坦荡中滋生着自负，往往虚荣偏执，一意孤行。败走麦城的悲剧结局，正是他刚烈而自矜的性格弱点发展到顶点的结果。 《三国演义》也有种种不足，如否定农民起义的错误立场，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等等。

“意念先行”——《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中特征化性格的人物给历代读者都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但是，本文想探讨的是：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思想根据和具体运用，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加以批判和借鉴。第一节 “意念先行”的历史限制和思想依据《三国演义》是一个世代累积型的历史小说，其中蕴藏着自三国故事出现以来的民间叙事特征，这一点已被诸多学者认可。苏轼《志林》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说书艺术，而且已显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再加上宋元以来异族乱华，战乱频仍，“人心思汉”，“明君贤臣”成了人民心目中急切的期待和追求。所以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要契合大众的心理，要满足大众的善良愿望和美好理想。同时，我们应该把《三国演义》放到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来考虑。整体来看，人物的塑造经历了一个由特征化到性格化转变的过程，《三国演义》处在长篇小说的开端，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在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上很成熟，必然带有史诗中英雄人物的特点，即“高贵的单纯”。之后的《金瓶梅》表现了这种转变，《儒林外史》基本上实现了它，《红楼梦》则在更多的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从政治上思想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个性，往往以道德品质来定位，所以个性就无法大放异彩。在哲学上流行唯理主义，孔子就是以“礼”来统摄其整个政治理想的。罗贯中是大儒，他的思想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即儒家的政治理想“仁政”，君主要“仁”，臣下要“忠”。所以，这决定了他的创作必然是以反映抽象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为核心的。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知道了罗贯中的创作是“先入为主”式的，因而也就很自然地看到了作品中一个个的“脸谱”：单纯而明确。第二节 “意念先行”导致人物的特征化与品性化作者是按自己的理想来建构人物的，或褒或贬，都体现了人物的主要特征，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较多深刻论述。可是，我觉得，毛宗岗父子所谓的“三绝”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品质”或“道德品质”，而且似乎还可以加上一绝，即刘备的“仁绝”。这相当突出地显示了人物独特的品性，他们可视为“抽象观念”的具体化和形象化。下面本文就“四绝”略作分析。“奸绝”曹操。“奸诈”是其本质属性，作者为了尽现其特性，多角度、多层次地反复渲染。一出场，就写他诈“中风”以诬叔父，给人一种“从小看大”的思维引导。之后，写他梦中杀人，又误杀吕伯奢一家，多疑中透出狡诈。后面写其杀粮官以欺全军，也是以凶残凸显奸诈。作品中也不断地直接写到他的奸诈，如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敌文书却焚而不究，马犯麦田而割发代首等等。虽然从客观上可以看出曹操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而事实上，刘备的“自领益州牧”而称帝与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姓氏不同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的确是把他与刘备作为对立面来写的。作品中有文字为证：“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仁绝”刘备。“仁”是对君主的政治道德要求。一开始，就写其“与乡里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而且，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后来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紧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可见作者是把他作为“仁政爱民”的理想皇帝来写的。不过，如果我们去查看陈寿的《三国志》，就会发现历史上的刘备其实也是好色贪财的，只是在这里，毛宗岗父子对他的道德进行了彻底的净化和升华，以至于极端到像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智绝”孔明。“智慧”是臣子必须具备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伴君如伴虎”的日子里保全自己，才能做稳和做好奴隶，当然我们不能这么看待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里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不仅写其经邦治国的政治才干，而且更是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寄托着历代读者和作者自己的理想。同时，他的前后《出师表》渗透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闪现着动人的个性风采。白居易曾深有感喟“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但从整体上看，罗贯中在小说中既不写“危急存亡之秋”的形势特点，也不写对政局战局的悲观情绪，只一味地写其神机妙算，如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七擒孟获等，以便保持其“智绝”的光环。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写其“智”是服从于“忠”的，是服从于“鞠躬尽瘁”的，甚至近似于“愚忠”。这就提醒我们，作者是在塑造一个为了“圣主”的礼贤下士而奉献出全部生命的贤臣典型。“义绝”关羽。“忠义”两难全，这一点关羽也不例外，不过他能把“义”做的如此“绝”，实在千古之下，罕有其匹。所以作者对他的歌颂也特别着力，甚至大胆对历史细节进行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处理。《三国志》中记载杀文丑的本是刘备，罗贯中却把它转嫁给了关羽。同样地，“古城会斩蔡阳”的本也是刘备，但在罗贯中的笔下，却成了关羽用以“释兄弟之嫌”的精彩展示。即使是最经典的、历来为人所传颂的“单刀会”也是改头换面而来的，历史上是鲁肃去赴关云长的宴会，在小说中却成了最能表现关羽胆识的不朽情节。“华容道上放曹操”更加丰富了关羽的“义”，也更有人情味，虽然对蜀汉不忠，却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其“义”的刻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尊称他为“义绝”。从上面的具体阐述可以看出，作者就是有意这么塑造人物的，趋于“意象化”，而且我们把这些人物的特征化性格归结为“品性”似乎更为恰当。第三节 “意念先行”的缺陷、效果及影响由于作者创作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在作品中看不到鲜活的个人，看到的只是作者头脑中的思想的图解。因而，文本中缺乏深入细致的心理剖析，人物的思想行为也几乎不受环境的制约，语言动作常常是程式化的。这样一来，人物就处于古典式的静穆状态，几乎不发生什么变化。从时间上考察，曹操的奸诈从幼年直到六十六岁死去，几乎没变。人生的沧海桑田，政治的险恶风波，战场的出生入死，似乎无法动摇其本性。可见作者多么着力于刻画这个“反面人物”。诸葛亮的智慧同样稳定不变，“三分天下的隆中决策”是其一生智慧的光辉结晶，后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则是这一英明决策的具体演绎，并且写战争也不服务于对其个性的展现和挖掘，反而用一种概括性的、综合性的写法，这充分表明了作者是在借这样一个人物来对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进行空前的大总结。当然人物也有一些发展变化，却又不是性格的内部不平衡导致的。例如，曹操自从被“衣带密诏”斥责讨伐后，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奸臣国贼。这是由于他的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触犯了正统的封建伦理而引起的。另外人物品质的突然变化也让人不可理解。曹操在汉末群雄中是以知人善任著称的，当益州别驾张松身怀西川地理图本想献给曹操时，哪里料到“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五分不喜。又闻言语冲撞，遂乃拂袖而起”。以曹操的政治胸怀会这样吗？而且人物感情的变化有时竟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轴心的，卧龙吊丧，先大笑，后哀恸不已，经庞统说破后，“遂相欢乐”。上面所述的细节，都使人物显得不太可信，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物性格的发展怎样地受制于作者的主观决断。作者往往不是让我们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而是以现象直接解释本质，可谓事事见本质。关羽对张辽的“三罪、三便”回应以“三约”，实际上是作者从理性观念和道德观念上对客观形势和关羽处境的特殊性作的解说，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规定了关羽此后的一系列活动，而不是任凭人物按照其性格的内在逻辑自由地发展。同时，作者还用理性观念对感情的流露做出明晰的鉴定，甚至随时加以说服。“孔明挥泪斩马谡”，哭了三次，但每一滴眼泪都被及时地说明是从理性观念和法典中流出来的。诸葛亮忠于西蜀，诸葛瑾仕于东吴，因此他们两兄弟相处数十年间，从来不肯让手足之情稍稍逾越君臣大义的范围，甚至有时候双方还利用兄弟关系来布置机关，算机对方。就连家庭、婚姻、亲属等日常生活的领域也难得见其真情的“灵光一现”，可见人物多么缺乏内在的生命张力。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缺陷看成是一种“经验的省略”。因为在前面提到，这些人物都是印合着广大群众的心理需要的，似乎只须展现人物的行动，人们就能猜测出其心理过程。可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作者创作的年代还是长篇小说的初期，他不可能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创作理念。然而，正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卡琉斯、赫克托耳光芒四射一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关羽等也是我国文学中光辉的艺术典范。尽管两者在人物塑造上有比较大的差异，其效果却是基本一致的。这一点，只要看过作品、了解文学史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所以就不再赘述。既然效果如此好，自然也应该关注其影响，对此还是要辩证地对待的。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它的历史性，不能固守于一隅，太过于夸大这种创作方法。要避免出现像十七年文学中令人啼笑皆非的“高大全”僵硬形象。要学会分析鉴赏，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继续探讨古代长篇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具体演变。另一方面，我们要从中吸取有用的创作经验和技巧，比如一针见血地刻画出人物的特征，运用生动的细节和传奇的故事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等。这实际上已经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几乎完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