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的艺术结构论文答辩

浅谈曹禺《雷雨》的诗意特征

摘 要 ：《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史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自《雷雨》诞生以来，它就像一个挖不尽的宝藏，等待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挖掘。论文从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手法、结构布局三个方面来考察剧作的诗意特征，进而指出曹禺通过《雷雨》旨在表达出这样一个哲理：人究竟怎样才能“诗意地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关键词 ：《雷雨》;诗意;人性思索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人们对《雷雨》的喜爱和追捧表明其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有学者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理解剧作丰富的艺术内涵，有学者则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剧中人物的形象和心理变化。然而，人们在阐释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产生新的疑问，如鲁侍萍为什么远离家乡?为什么鲁家一家三口儿都在周公馆做事?笔者认为，这些疑问恰恰与其本身的诗意特征有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一部话剧来看，而是更应该把它当作一部诗化的剧作来读。1935年，曹禺曾在致《雷雨》的导演吴天、杜宣的一封信中写到：“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者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①按照曹禺的话说，《雷雨》很像诗人创作的诗歌，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达需要。作家巴金曾回忆说：“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不错，我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②综合起来说，“诗意”是《雷雨》给读者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文章尝试从整体上把握《雷雨》的诗意特征。

一

《雷雨》的诗意特征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尤其以周冲为代表，他是情感型的人物，大胆自由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与幸福，最终，他走向了死亡，与其说是命运的不公，不如说是人性选择下的悲剧。周冲在剧作中年龄最小，“有着一切小孩似的幻想”。他在青春年少时爱上了四凤，认为四凤是世界上最令人满意的女子，尽管四凤从未受过教育。在周冲身上，读者看不到一点贵族意识、封建等级思想的观念。他还打算与周朴园商量，把自己的教育费用分给四凤，试想这在周家人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随着剧情的发展，周冲几乎是和四凤站到了一起，他要和四凤共同 “为着人类谋幸福”，他“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相对于周冲而言，鲁家是一个局促，污秽之地。鲁贵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惦记着钱，到处不忘自己的生意经;鲁大海身上带着火药味儿，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能引爆;鲁恃萍此时正忍受着三十年的屈辱之苦，对不公正的命运发出了十分严厉的抗议声。然而，正是在这个局促、污秽之地，周冲却表现出其极度诗意的一面：

我想，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白色的帆张得慢慢地，像一支鹰的翅膀斜帖在海面上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③

值得注意的是，周冲这段话是在鲁家而不是在周家，不是说给自己的家人，而是说给了周家的“仇人”。从剧作中所有的人物性格来看，这段诗意的内心独白只可能出自周冲之口。如果把剧作的人物按照周家、鲁家分作两个阵营来看，那么这段诗意的独白被周冲在周家说出更容易让人理解。不过，相对于周家人而言，鲁家人的命运或许更值得人们理解和怜悯。曹禺这样的安排自有其用意，他想给鲁家人一份清凉的、诗意的慰藉，因为这个家庭的人活的太艰辛、太悲惨，这种诗意的独白也恰是剧作中人性悲剧的精神内核。

此外，鲁贵小唱的“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了青春不再来!”也同样显示了这种诗意。从全文来看，鲁贵是最不具有美学气质的一个人。他和四凤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父女关系：他不听鲁侍萍的再三嘱咐，最终，还是把四凤带进了周公馆。他察觉到了四凤与周家大少爷有暧昧关系，但为了保全自己在周家的稳固地位，他并没有严厉制止四凤(如他可以让四凤离开周家)。这句唱词出自处处不忘生意经的鲁贵之口，在某种意义上，它表达这样的内涵：花开花谢是年年都有的事情，今年的花还可能胜过去年红，可今日的人却再也不是昨日的人那般青春，也许鲁贵是在感叹四凤即将逝去的青春。简言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雷雨》中的人物都在蹉跎着自己的生命，浪费着自己的青春。曹禺通过鲁贵之口，诗意地表达出其对剧中诸多人物生存方式的惋惜和思考。

二

《雷雨》的诗意特征还表现在丰富多彩的戏剧表现手法上。毫无疑问，周朴园和鲁侍萍的“相遇”是戏剧冲突的关键。根据剧情，侍萍在济南一所学校当清洁工，外出两年多之后打算回家看四凤和大海，而邻居张大婶却告诉她四凤在周公馆做事，她不顾一路的风尘，带着行李径直来到周公馆，于是“相遇”这一情节便发生了。对于他们的“相遇”，有学者提出了疑问，周朴园三十年来一直保留她的照片和她喜欢的家具、摆设，坚持关窗户的习惯，而鲁侍萍应该十分恨他，并立即离开周公馆。但是，相遇中，周朴园却没有生离死别后的惊喜，鲁侍萍竟没有走。此外，侍萍家住“杏花巷十号”，距离周家应该不远，因为四凤晚上回家住，有时周家子弟晚上开车去四凤家。即使侍萍常年在外面做事，当她回家住的时候，她怎么会不知道当地有个周朴园，有个周公馆。侍萍在外出打工的两年里一直与家人通信，且一再嘱托鲁贵不要把四凤带到公馆做事，鲁贵也曾将大海在矿上做了工头的事告诉过侍萍，那么“相遇”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了。

事实上，《雷雨》追求的是一种“大融合”的戏剧境界，假如我们按照常理去推测这些细节的真实性，就很没有必要了。因为，这样的“相遇”与剧作刻意追求的诗意特征有紧密联系。作为一部话剧，《雷雨》中必定有符合戏剧审美意义的剧作冲突与巧合，这些冲突与巧合可能会有悖于常理，但它往往是为了艺术表达的需要而设置的。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同样必高于生活。我们不能把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真实等同于艺术、美学范畴之内的艺术真实。艺术细节的设置是为了作品构思、布局的需要而加以虚构、组织的。假如作品细节成了现实事件的简简单单的复制者，成了社会的传声筒，那么艺术的美何在?艺术的价值又何在?曹禺自觉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思潮的影响，如从古希腊悲剧学说到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等，还受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启示，从而深化了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雷雨》中的冲突和巧合是他向各位艺术大师的创作不断学习和变通的结果。   作为一首诗化的戏剧，曹禺很自然地将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进行融合，《雷雨》中具有大量的象征性意象。这些象征性意象有利于表现戏剧的想象力和艺术意蕴。《雷雨》中的意象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以场景、道具的方式呈现的象征性意象，如剧作中死气沉沉、充满压抑感的周公馆。二是以人物性格的呈现方式的象征性意象。例如蘩漪那种极端和矛盾的性格，与狂躁郁热的.“雷雨”的象征意蕴是如此吻合;三是由作品命名构成的象征性意象，如“雷雨”既是一个实存之物，同时又是某种观念的象征。“周公馆”“雷雨”“教会医院”这些意象本身就具有丰富的艺术意蕴，它们成为剧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给剧作笼罩出浓浓的诗意特征。由此可推断，曹禺在选择这些象征性意象时一定花费了不少心血。

《雷雨》在结构上严格遵循三一律的规范，把全剧分为四幕，每一幕都有一个独立的故事，剧中以封建专制统治势力与受压迫者的矛盾作为全剧的基本矛盾，将封建家庭的统治者周朴园作为剧中全部悲剧事件的总根子；

并以周朴园为引线，一端联结劳动妇女鲁侍萍受戕害的悲剧，并引出四凤、鲁大海等一干人事，其中工人代表鲁大海与董事长周朴园的斗争又将周朴园与侍萍的这组冲突作了更深的开掘。

周朴园的另一端与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繁漪的不幸命运和反抗相连，引出周萍、周冲两个人物。前一条线索是悲剧的历史根源，后一条线索是戏剧中的现实，体现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

作者笔下人物的个性化语言，非常突出，如第一幕中对鲁贵语言的刻画。那奸猾的笑容，猥琐的语言，把一个奴才的嘴脸表现地淋漓尽致。

在观众们内心刻上了很深的印象。作者用力刻画了蘩漪的内心世界。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她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

雷雨主题思想和艺术结构的批判 一、前言话剧《雷雨》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个剧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被文学史学家称为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面旗帜，并把《雷雨》，定为中学与大学的必修课，这就足可证明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什么《雷雨》在的文学史上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呢？因为它迎合了某种社会政治集团上与文艺理论的需要和政治上的需要，因此就成为文艺创作的一面旗帜。下面是文艺理论家和权威冉忆桥先生为《雷雨》写的评语，这是文艺理论家对《雷雨》最权威的定位。全文如下：《雷雨》剧作成于1928年，它以1923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社会背景，描写了一个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悲剧。通过周鲁两家人之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尖锐的矛盾冲突，生动地勾勒出现实的社会的阶级关系，反映了当时历史真实的某些方面。作者怀着被压抑的忿懑和对受侮辱受迫害的善良的人民的深切同情，揭露了旧中国旧家庭的种种黑暗罪恶的现象，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横、冷酷与伪善，预示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作品以周朴园为中心，在错综复杂的尖锐冲突中展开剧情。全剧八人，各有其独特的思想感情与经历，但是他们的命运又于周朴园相牵连。在众多的矛盾冲突中，周萍、繁漪和四凤的爱情纠葛是一条明线，周朴园与鲁侍萍则是一条暗线。这两条线索，同时并存，彼此交织，互为影响，交相钳制，使剧情紧张曲折，引人入胜。作品大胆的吸取了外国优秀剧作的丰富经验，成功的推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性强、暴发力大的剧作。结构严密紧凑，完整集中。人物少，时间断，场景集中。剧情发展，入情入理，既合乎生活逻辑，又合乎人物性格逻辑，最后高潮出现，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冉忆桥）概括起来，文艺理论家们对《雷雨》的评价是这样的：严肃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能揭示深刻的社会矛盾，揭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灵魂和堕落，压制人性，惨害妇女，残酷的压迫剥削工人阶级的罪恶见长。主题反映了妇女要求人性的觉醒，预示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结构严谨，故事情节曲折，戏剧性强、暴发力大的剧作。结构严密紧凑，完整集中。剧情发展，入情入理，既合乎生活逻辑，又合乎人物性格逻辑，最后高潮出现，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可是在我看来，《雷雨》不过是一个胡编乱造的剧本罢了，理由是很简单，既然称《雷雨》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就必须有历史生活的真实，只有这样，才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而雷雨恰恰是违背了这个历史生活的真实。本人并不否定文艺对生活的剪辑、提炼、整理与艺术的加工，但不能违背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在逻辑上出现大的矛盾。如果从一个生活的横断面，不往深处追究，《雷雨》似乎是看不出什么破绽的，如果我们往深处追究，用历史的、发展的、连续的眼光来考查审视《雷雨》，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牵强与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这是很多文艺作品的一个通病。具体地说，雷雨剧作的问题如下：二、周朴园的身份质疑周朴园是剧作中最主要的人物，剧情就是围绕着他展开的，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居然经不起推敲，这个剧作还能算上是成功的作品吗？下面我就对它进行一些剖析：首先，笔者认为周朴园的身份是不可靠的，我们要追究一下，周朴园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能够“叫江堤出险——故意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处决30个工人而不受追究？既然称《雷雨》是个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就要基本尊重史实与生活的真实，然后根据史实再进行艺术加工。在这里我要问的是，以上的历史事实在那里？是以谁为原形，以那个具体的事件为雏形来创作剧本的？如果没有历史事实，那只能是信口雌黄，歪曲历史，唯恐天下不乱的妖言惑众与煽动了。周朴园与周萍为什么都要到三十岁还不结婚？在正常情况下，周扑园与周萍那么大的岁数不结婚，在封建社会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象周扑园这样的有钱有势的钟鸣鼎食之家，又是信奉儒家文化的封建家庭，三十来岁不结婚，岂非无稽之谈吗？他们家莫非有不结婚的传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训诫是极为抵触的。作者把欧洲人的生活模式嫁接到中国封建家庭的生活之中，显然有牵强附会的成分。三、周朴园性格上的矛盾之处周朴园既然能“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处决30个工人而面不改色，就说明他非常有胆略，是一个既有贼心又有贼胆的心黑手毒的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是也有原型吗？象这样的人，绝不会念念不忘地去留恋一个什么五十来岁的老女人。如果他需要的话，可以在一分钟之前与之卿卿我我，一分钟之后又可以把这个女人的心肝五脏扒出来生吃或喂狗，那怕她是如花似玉的风流女子，他是绝对不会手软的，也是不会后悔的。可是自从侍萍走后，周朴园无日不痛苦地思念之，为了记念侍萍，侍萍曾经住过的房子，二十多年一直保持原样不变，甚至把窗户长年关着，也不许别人进这个屋子，这充分地表现出他的痛苦忏悔心情。他见到侍萍后，提出要给侍萍5000块大洋，以弥补自己心灵上的内疚，这一切一切是多么有人情味有人性啊！这难道就是那个敢“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处决30个工人而面不改色，心黑手毒的周朴园？象周家那样的人家，杀个人简直比捻死个蚂蚁都容易，居然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有如此之善良之举，真是不敢让人相信这是符合事实的。如果是现在的中国人，很可能把她剁成几十块，然后放到高压锅里一煮，十来个小时后就把她消灭的干干净净。即便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也不会再给她5000块大洋的。要知道5000个大洋是个什概念，在当时，二十块大洋就可以买一亩好地。没有看到现在的中国人吗？为了一千圆钱就可以与父母、兄弟姐妹翻脸；明明是自己该赔偿人家钱，却瞪着眼赖账，恨不得一下置对方于死地。四、关于周朴园与繁漪的关系剧作中周朴园与繁漪的畸形的关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周朴园在剧作中表现出的性格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敢“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处决30个工人而面不改色。另一方面对繁漪的行为又表现出容忍，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让周朴园容忍繁漪的行为，那必须是有条件的，要么在财产上依靠她，要么在势力上依靠她，繁漪的地位必须象公主一样那么尊贵，否则周朴园是绝不会容忍她的，无论是从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上，还是从周朴园的性格上都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从剧作中，我们看不出繁漪对周家的工厂企业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也看不出她娘家有什么势力，周朴园必须在事业上要依靠她与她的娘家。在剧作中，繁漪完全是家庭妇女的角色，在那个年代，象繁漪这样的人，好了，周朴园就可以过与他生活下去，如果她不守妇道，周朴园完全可以休掉她，那有她兴风作浪的社会与家庭基础呢？剧本中能够说明繁漪在家庭中的超限行为，并能使周朴园妥协屈服的理由就是，周朴园的岁数比繁漪的大，不能满足繁漪的生理上与的需要。可是剧本中又表明，周朴园的只比繁漪大十来岁，这根本构不成生理上的差异，也不能成为繁漪性不满足的理由。为什么说周朴园只比繁漪大十来岁，我们可以根据剧本中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推断出来。剧作中当时的周扑园是五十来岁，而他的儿子鲁大海已是23岁，这就是说，周扑园娶繁漪时是27岁——29岁之间，最大不应超过30岁。如果是30岁，剧本中的周扑园应当是53岁，这就比剧本中交代的岁数大出三岁了。我们就算是周是三十岁把侍萍赶出去娶了繁漪，那也只是与周扑园相差十来岁。因为繁漪到周家最起码应该是18——20岁，特别是作者把繁漪描绘成一个受过现代文化教育的女性，设想即使她是个高中毕业生，到周家时也应当是20岁，剧作中当时的繁漪已经是43岁了。男女之间差十来岁，这并不能构成男女之间性生理上太大的差异，中国人不是有这样一句经验性的俗话吗？“男大十，一般齐”。本来男人就比女人性生理年龄段长，在这个意义上，周朴园与繁漪不存在性生理上的差异，繁漪没有必要乱伦追求所谓的性幸福了。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女性，作者也没有必要对她的行为大加赞叹了，因为繁漪的完全是一个勾结儿子发生性行为的荡妇，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剧作中没有交代周扑园有阳萎或性功能不好，不能满足繁漪的性要求，所以繁漪就有性不满足的缺憾。也没有交代周扑园娶繁漪之后，有沾花惹草的嗜好，大肆纵欲，兼补药饵，倍力行房，伤了元气，以至于宗筋不举，失去了完成性活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排除周扑园性功能障碍可能。既然周没有性功能障碍，繁漪就不会或不应该有性不满足的遗憾了，也没有必要再有非分之想了。当然，我不能说一个男人的性功能好了，他的女人就一定不会红杏出墙，如果是剧作中有这样的女人出现，有必要对这个女人之所以要红杏出墙的原委交代清楚，可是《雷雨》没有作这方面的交代，他所能表示到的就是周扑园比她的岁数大，不能满足她的性要求？所以她才红杏出墙，大胆的追求性幸福和人性的解放的，以至于和周萍长期发生性关系。由于以上原因，《雷雨》剧情构思就是不合理的了，从历史的真实性考虑，繁漪应当是放荡的女性，她的行为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可是在曹禺的笔下，繁漪不仅不是个放荡的女性，而是个追求人性解放的女子。作者是抱着对她的无限同情去刻划她的，这既违反了艺术真实的原则，也背离了文艺的任务是抨击落后与黑暗，歌颂先进与光明的原则。把美写成了丑，把善写成了恶，把一切关系都人为地颠倒过来了，对人类，特别是对中国人的道德沦丧起了推波助滥的作用，这可能就是《雷雨》一大功绩吧。五、从历史条件看，繁漪应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把繁漪身份定位成个有文化受过西洋式的现代教育女性，这是与史实不符的，因为剧本没交代繁漪之所以是个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女性。按一般史实的剧情发展，繁漪应当是一个小脚女人，可是剧本里的繁漪却是个大脚女人，最起码在剧本里没有反映出她是个小脚女人，作者也没有对此做出交代。繁漪如果是个有文化的女子，受的应当是儒家的三从四德的教育，而绝对不会有西洋人追求性幸福的放荡思想教育。因为周扑园娶繁漪的时间是1900年，设当时繁漪的年龄是十八或二十岁，如果繁漪在1900年前十年是在求学，她念的应当是私塾，而绝对不会是洋学堂。要知道，在1900年前，中国的洋学堂是为基督教传教服务的，一般都是穷人才上这样的学堂，富人是不会上这样的学堂的。剧作中的繁漪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在1900年前，繁漪是不会上洋学堂的。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洋学堂应是在1900年以后，这时有钱的人家才把孩子送到洋学堂受教育，以求孩子有个好的前程，但是，那时上洋学堂的男孩子也是很少的，何况是女子了。就是1900年之后，女性上洋学堂的也是极少数的。尽管剧本把繁漪定位成23—24岁的女人，我还是把她定位成18岁—20岁，如果把她定位成23——24岁，那么，《雷雨》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因为把繁漪定位成23——24岁，她与周朴园的岁数就差不多了。如果是这样，繁漪红杏出墙就更没有道理了。由上述可知，《雷雨》把繁漪定位成一个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人，是不符合现实主义的文艺学术理论，违反了现实主义文艺忠实于生活逻辑的原则。当然，如果《雷雨》是个通俗文艺作品，不需要忠于生活，可以是“何仙姑走娘家——云里来，雾里去”胡说八道，我也就不会对雷雨进行批判了。一个受传统三从四德教育的女人居然放荡到与自己的儿子通奸，这简直信口雌黄，就是通俗文学也很少有这样拙劣的构思。六、周萍与繁漪的关系没有说服力周萍接受过文化教育没有？他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教育？是传统的还是西洋的？如果是传统的，真不知道他如何见那些整天“之乎者也，满口礼仪廉耻”的同窗？如果接受的是西洋的文化教育，应当有基督教文化的成分在其中贯穿，而基督教文化对性也是很忌讳的。即便他冲破了基督教文化的束缚，他将如何面对那些同班同学？因为找一个老女人通奸是不光彩的事，上街嫖娼也比与继母通奸的心理关好过得多，有钱的公子哥上街嫖娼也是正常的事。周萍为什么非要和自己的继母——一个老女人通奸呢？在那个年代，有钱的公子哥那里不能搞上几个漂亮的女人呢？上门提亲的恐怕是要把门槛踏烂的。象他那样有钱有势的人的，只要他愿意，恐怕后面能跟上一个连的女人都不过分。一个能故意“叫江堤出险——故意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让警察开枪处决30个工人而面不改色的人家的势力，恐怕是权倾天下，财甲天下的人了。就是连当时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即便是个很混蛋的总统）也不敢这样冒天下之大不违，可见周家的权势之大。就是这样的大户人家，其公子哥居然与自己的老继母通奸，这于情于理都是不通的。再者，与自己的继母通奸，条件并不好，随时随地都有被发现而身败名裂的可能。不可理解，周萍为什可能与繁漪保持这样一种畸形的性生活？他父亲的妻子，他的继母，这个心理关如何过？还有，周萍是什么时侯开始通奸的？如果以1923年为时间基点，好象是十年前周苹就与繁漪有了不正当当关系。那就是说，在周萍16——19岁就与繁漪通奸了，而此时的繁漪应当是30——33岁之间，周朴园则是40—43岁之间。真不明白，一个40来岁的男人怎么不能满足一个30多岁的女人的性欲？真是不可理解这种关系。四凤与周萍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人，即便四凤如花似玉，也不足引起周萍的倾倒，因为四凤是个没有文化没有品位的粗人，门不当户不对。如果周萍是个纨绔子弟，充其量也不过是与她调一下情，把她当成个玩物玩一下，而绝对不会为之倾倒，因为象周家这样的中国顶尖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大量有钱人家的漂亮有文化有教养的小姐莫不趋之若骛，怎么能会轮到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品位的粗丫头让周萍倾倒呢？在逻辑上说不通。八、侍萍应不应当被赶出周家？如果周扑园不是基督教徒，他完全没有必要考虑繁漪接受不接受侍萍在家庭中存在这个事实的。很显然，剧中的周朴园并不是什么基督教徒，娶繁漪把侍萍赶出家门的理由根本不存在。其次，周朴园也没有必要把侍萍赶出家门，因为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纳妾，在那个年代，有几个有钱的人家不纳妾的呢？周朴园完全可以把侍萍立成偏房，让繁漪为正房，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极为正常的社会家庭现象，相信，无论是繁漪和侍萍都能接受这样的现实的。可是周为什非要把侍萍赶出周家呢？即便把侍萍赶出家门，按中国的传统习惯，也不会把孩子让侍萍带走，因为孩子是周家的人。周朴园完全有能力，或者说毫不费力地把孩子抚养成人，他舍得自己的亲生骨肉吗？如果周朴园贫困了倒，自顾不暇，那倒是有可能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的。在封建社会弃子，按儒家的教条是一种很大的罪过。再者，把侍萍赶出周家，也应当给侍萍安排一下，而不应当让她生活无处着落，因为侍萍带有周朴园的亲生骨肉呢。其实安排侍萍不是个什么困难的事，数百块大洋就可以解决问题，象周朴园那样的大户人家，数百块大洋只是九牛一毛，周朴园有什么理由让侍萍流离失所，生活无着落呢？既然能狠着心把她赶出家门，又有什么道理苦苦的思念她，并为之痛苦的忏悔来折磨自己呢？九、侍萍跳河质疑侍萍在生了鲁大海之后被赶出了周家，因为生活无处着落，只好大冬天跳进了苏州河，报纸上当时还做了报道，说一个女子抱着孩子投河自尽了。这说明是有人看到了，而且当时没有救出来。如果救出来，报纸应当说明“某女子抱子跳河自尽被救云云”。侍萍被救只是偶然的机会，这就是说她沉到水底了，当时人们没有救上来，在河水中被冲出很远很远，也可能是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才被救出来。真不明白一个小脚女人是如何能存活下来的？即便她能存活下来，那么冷的天，一个刚生下三天的孩子，在水里溺那么长的时间能存活下来吗？恐怕一口水就呛死他了。即便不呛死他，大冬天也会冻死的。十、结束语：从剧情结构上，《雷雨》漏洞百出；从主题思想上，《雷雨》是赞扬道德堕落，为腐蚀文化思想涂脂抹粉的一曲赞歌，是推动中国人道德堕落号角，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堕落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与《雷雨》不无关系的。一部带着浓烈刺鼻臊味的男盗女娼的文艺作品能够受到中国人青睐，反映了中国人一定历时时期的道德风貌，说明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道德在堕落，也是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即将崩溃的危险信号。为什么会造成中国这种社会状况？因为在《雷雨》出笼的时代，中国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国际上屡受凌辱；内有兵乱与匪乱，人民流离失所，那时的中国正是一个满身疮痍的病态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和人民失去了自信，一片自悲，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无用质疑，《雷雨》出笼是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应当说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知道，在20世纪开头三十多年中，中国开展了一场中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亦即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一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派，后来这些人成了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他们以《新青年》为舆论工具，把中国传统文化都攻击遍了，老子、孔子等历代圣贤自然不可免受他们的攻击，都被称为妖魔鬼怪，就是“明朝的前后七子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也不能幸免。另一派则是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他们一《每周评论》为工具，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八股文和文言文，主张白话文，同时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批判。所谓的保守派，是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人。《学衡》的宗旨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人都学贯西中，可是在争论中，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人居然没有占上风，屡屡受挫，这主要是他们没有正确理解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致，如果他们真正的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绝不会败给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的。不要说他们没有真正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今天的人，还是有很多人都不能正确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远的不说，网上的很多人都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骂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有人在。我绝无意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意出卖国家利益，他们的问题只是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问题，因为那时的人们的认识是很乱的，几乎莫衷一是，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也不奇怪。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陈、李等人的所做所为在客观却起到了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事实。李陈之所以有以上认识，主要还是对中国文化认识不正确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还是个认识问题。经过争论，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国的什么都不好，外国人的什么都是好的，甚至连外国人拉的屎都是香的了。中国落后了，也落后怕了，但是中国人没有认清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以至于把自己民族最好的东西——传统的道德文化抛弃掉了，与此同时却把外国人的垃圾和排泄物都搬到自己家里顶礼膜拜，这就是《雷雨》之所能出笼，并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长期生存，并能获得重要地位原因所在。其实，西方人最好的就是民主科学，其它的东西没有任何值得学习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学来的恰恰不是民主与科学，大都是人类应当抛弃的糟粕。只要有了民主社会，再加上中国的美好的传统道德，不需要哪位大爷强调什么科学，中国的科学自然就会发展起来，中国也会强大起来。中国人民今天道德的堕落，错误的文化宣传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雷雨》、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是一堆堆糟粕，这些糟粕对中国人的道德堕落都起了推波助滥的作用。为了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挽救中国人堕落的道德，使中国人的丢失了的理性和人性恢复，对《雷雨》这样的毒化国人的灵魂，糟蹋人性的文学作品，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与无情地揭露，并肃清它的流毒。

艺术特色： 第一，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富有传奇色彩。剧作所讲述的两个家庭的悲剧、两个荒唐的乱伦故事都与周公馆发生了联系；三十年前的旧事和三十年后的现实都与周朴园有关，而周、鲁两家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人事纠葛又互相交叉迭映在一起，，使剧本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悬念迭起，扣人心弦。 第二，结构严密，集中紧张。剧作从事件的危机开幕，在后果的猝然爆发中交代复杂的前因，将现在进行的事件和过去发生的事件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并以过去的戏来推动现在的戏，而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浓缩在早晨至半夜的二十四小时之内，集中在周公馆的客厅和鲁贵的家中发生。全剧周朴园与蘩漪矛盾冲突的主干线索十分突出，由此牵连出的其他线索将全剧八个人都卷入紧张的矛盾冲突之中，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集中严密的结构。 第三，明暗双线，纵横交错，引人入胜。剧作中周朴园和蘩漪的冲突是一条明线，周朴园和侍萍的关系则是一条暗线。这两条线索同时并存，彼此交织，互为影响，交相钳制，使剧情紧张曲折，引人入胜。 最后，在三十年前旧景重现的基础上，将戏剧矛盾推向高潮，爆发了一连串的惨剧。这一结局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它既生动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又深刻揭示了作品的主题。 《雷雨》的独特结构，使作品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性强、爆发力大的优秀剧作。这是作者在借鉴外国优秀剧作的丰富经验，并照顾到我国群众艺术欣赏习惯的基础上，出色地创造而成的。人物形象解读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