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枢研究论文

1、王羲之：

善于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

作品：楷书《黄庭经》、《乐毅论》、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集序》等。

2、颜真卿：

颜真卿书法精妙，擅长行、楷。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其正楷端庄雄伟，行书气势遒劲，创“颜体”楷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作品：《韵海镜源》《礼乐集》《吴兴集》《庐陵集》《临川集》等。

3、柳公权：

柳公权的书法以楷书著称，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溶汇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

作品：《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冯宿碑》、《伏审帖》、《十六日帖》等。

4、赵孟頫：

赵孟頫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体”书，

作品：《洛神赋》、《道德经》、《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临黄庭经》、独孤本《兰亭十一跋》等。

5、欧阳询：

欧阳询精通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善于书法，父子俩被合称为“大小欧”。书法于平正中见险绝，号为“欧体”。

作品：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

杜甫生平事迹简介：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出生于河南巩县，原籍湖北襄阳。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杜甫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安禄山与史思明）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759），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kuì)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杜甫的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令一职。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且有自己的自传。父亲杜闲有奉天令一职。青年时期，杜甫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开元间中进士。安史之乱，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以社稷为重，亲赴敌营，晓以大义，终为李希烈缢杀，终年77岁。德宗诏文曰：“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在书法史上，他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其书初学张旭，初唐四家，后广收博取，一变古法，自成一种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颜体”。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的书迹作品，据说有138种。楷书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是极具个性的书体，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行草书有《祭侄稿》、《争座位帖》、《裴将军帖》、《自书告身》等，其中《祭侄文稿》是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进入的最高艺术境界，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米芾《书史》：“《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 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他一生忠烈杯壮的事迹，提高其于书法界的地位。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自成一格，一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人称“颜体”。 颜体奠定了他在楷书千百年来不朽的地位，颜真卿是中国书史上富影响力的书法大师之一。他的“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京兆长安人。博学，工辞章。事亲孝。开元中举进士，又擢制科。调醴泉尉，累迁殿中侍御史。忤宰相杨国忠，出为平原太守。安禄山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明皇大喜，即拜户部侍郎。肃宗即位灵武，真卿数遣使以蜡丸裹书陈事。拜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为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至德二年，朝于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军国之事，知无不言。为宰相所忌，出为冯翊太守，改蒲州刺史。御史唐旻诬劾，贬饶州刺史。旋拜浙西节度使，召入为刑部侍郎。李辅国衔之，贬蓬州长史。代宗立，起为户部侍郎，除荆南节度使。未行，改尚书右丞。寻除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封鲁国公。与元载不合，贬峡州别驾，改吉州司马，迁抚、湖二州刺史。载诛，擢刑部尚书，进吏部。卢<*木巳当国，益恶之，改太子太师。李希烈陷汝州，<*木巳奏遣真卿往谕，拘胁累岁，不屈而死。赠司徒，谥文忠。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诗一卷。（百度国学） ●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开元进士，迁殿中侍御史，为杨国忠所恶，出为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唐德宗时李希烈叛乱，宰相卢杞衔恨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被缢杀。颜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工于尺牍。五世祖颜师古是北齐著名学者，著有《颜氏家训》。颜真卿年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颜真卿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美誉。 宋欧阳修评云：“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朱长文也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变法成功中汲取经验。尤其是行草，唐以后一些名家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之上再学习颜真卿而建树起自己的风格。颜真卿的主要作品有： 1、东方朔画像赞：《东方朔画像赞》的楷书作品有两件，其一传为王羲之小楷，另一为颜真卿的大楷。此碑额篆“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唐天宝十三年十二月立于德州，时年颜真卿四十六岁。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颜鲁公平生写碑，唯此碑为清雄。字间不失清远，其后见王右军本，乃知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明人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 2、祭侄文稿：行草书。安史之乱，鲁公堂兄颜杲卿任常山郡太守，贼兵进逼，太原节度使拥兵不救，以至城破，颜杲卿与子颜季明罹难。所以文中说“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事后鲁公派长侄泉明前往善后，仅得杲卿一足、季明头骨，乃有此作。时年鲁公五十岁。书法作字向有字如其人之说。鲁公一门忠烈，生平大节凛然，精神气节之反应于翰墨，本稿最为论书者所乐举。此帖本是稿本，其中删改涂抹，正可见鲁公为文构思，始末情怀起伏，胸臆了无掩饰，所以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所有的竭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通篇使用一管微秃之笔，以圆健笔法，有若流转之篆书，自首至尾，虽因墨枯再醮墨，墨色因停顿初始，黑灰浓枯，多所变化，然前后一气呵成。元代张敬晏题跋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 3、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752)四月廿日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题额，史华刻字，现藏西安碑林。碑文写的是西京龙兴寺和尚楚今静夜诵读《法华经》时，仿佛时时有多宝佛塔呈现眼前，他决心把幻觉中的多宝佛塔变为现实，天宝元年选中千福寺兴工，四年始成。在千福寺中每年为皇帝和苍生书写《法华经》、《菩萨戒经》，这在佛教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此碑是颜真卿早期成名之作，书写恭谨诚恳，直接二王、欧、虞、褚遗风，而又有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颜真卿在向前辈书法家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民间的书法艺术吸取营养。整篇结构严密，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点画圆整，端庄秀丽，一撇一捺显得静中有动，飘然欲仙。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 4、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楷书。颜真卿撰文并书。时颜真卿在抚州刺史任上，正值其仕途失意之际，故时有问道向禅之心。当年四月游览南城县麻姑山并撰文记述麻姑得道成仙之事，即是此时心情的反映。此碑庄严雄秀，历来为人所重，是颜体代表作之一，为颜真卿六十多岁时的作品。此时颜真卿楷书风格已臻完善，欧阳修《集古录》中说：“此碑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 5、颜勤礼碑：此碑全称《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公神道碑》。颜勤礼乃颜真卿曾祖父，颜真卿撰并刊立此碑时，年七十一岁。除《集古录》、《金石录》著录外，他书无言及者。现藏于西安碑林。此碑因久埋土中，故未受损，历历如新，雄迈遒劲能传颜书之本来面目。 6、中兴颂：全称《大唐中兴颂》，楷书。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于摩崖，时年六十三岁，现在湖南祁阳县浯溪。元结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罢官后居于浯溪，溪边山岩峰峦叠障，石壁嶙峋。《中兴颂》就刻在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壁上。此文记平安禄山之乱，颂唐中兴之事。此刻石书风磊落奇伟，石质坚硬，经千年尚保存完整。《集古录》称赞此摩崖刻石“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广川书跋》评为：“太师以书名，中兴颂尤瑰玮，故世贵之。” 7、颜家庙碑：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建中元年(780)七月立，碑在陕西西安。明赵涵《石墨镌华》云：“此书结法与《东方赞》正同，劲节直气，隐隐笔画间。”王世贞云：“余尝评颜鲁公《家庙碑》以为今隶中之有玉筋体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真书家至宝。” 8、争座位帖：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行草书。是唐广德二年(764)颜真卿与郭英之书信稿。宋时曾归长安安师文，安氏以此上石，石现在陕西西安碑林，墨迹不传。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此帖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通观全篇书法，一气贯之，字字相属，虎虎有生气。此稿系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作品，故通篇气势充沛，劲挺豁达，字里行间横溢着粲然忠义之气，显示了颜真卿刚强耿直、朴实敦厚的性格。迄今一千余年，读之莫不令人肃然起敬。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后世以此帖与《兰亭序》合称“双璧”。 9、自书告身帖：楷书。书法苍劲谨严，结衔小字亦一丝不苟，清淡绝伦。詹景风称此书：“书法高古苍劲，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其使转真如北人用马，南人用舟，虽一笔之内，时富三转。”董其昌谓：“此卷之奇古豪放者绝少。” 此帖字里行间可体会出颜书行笔的气韵和结体的微妙变化，是后人学习楷书不可多得的良范。

杜甫简介简历、生平事迹 ----------------------------------------------------杜甫(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745)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 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 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蒙古贵族在以武力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战争的摧残和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曾大量侵占民田改作牧场，把农民掳去充当奴隶，使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由于军事上和生活上的需要，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工匠却相当重视，他们把众多的工匠集中在大城市里，设置各种手工业作坊，制造各种军需品和生活用品，并对手工业者和商人采取保护性的措施，从而促进了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再加蒙元帝国横跨欧，亚两洲，陆路。海路等中外交通相当发达，国际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不断扩大，也为城市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条件.京都大都(今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面且也是商业中心，壮丽富庶，闻名世界。杭州是南方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城市的繁荣为杂剧和南戏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一个元代蒙古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政策，将全国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指西域各族)、汉人、南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规定不同的待遇。各级的行政长官都由蒙古人和色目入担任，汉人，南人只能充任副职.各族人民，尤其是汉人和南人，没有自由，生命毫无保障。随着民族压迫的加剧，阶级压迫也愈加严酷.元代政治昏暗，吏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冤案如山，仅大德七年一次就查出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赃官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钞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在经济上，除豪强兼并土地，侵占民田外，高利贷也是一种残酷的剥削方式。

杜甫生平介绍 杜甫(712～770)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 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745)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 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 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 “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 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 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书杜甫《秋兴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杜甫诗意图轴 清代张□作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杜甫(712～770)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生平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漫游时期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745)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长安时期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从肃宗至德元载(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漂泊西南时期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诗歌创作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书杜甫《秋兴八首》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杜甫诗意图轴 清代张□作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首先当然是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了，以及楷书四大家：欧阳询《九成宫》颜真卿《祭侄稿》柳公权《玄秘塔碑》赵孟頫《洛神赋》 书法史上其他人物及其简介如下： 被明代大书家董其昌盛赞为“烜赫有名之迹”的东晋王献之的传世名作《鸭头丸帖》，应是“二王”经典法书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王献之作书先承其父，后师张芝，行笔流畅舒展，结体妍美自然。《鸭头丸帖》为王献之书与友人的一通手札，内中所及“鸭头丸”，是一味利尿消肿的丸药。彼时人们互通信札可谓寻常之事，然因王献之的书写功力和书写才华之故，便显得不同寻常。他的不同寻常正如张怀瓘在《书议》中说得颇真切：“子敬才识高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献之字）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中最为风流也”。显然，以彼时所论作书方式，与现今惯常术语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即王献之作书除了在具体技法上迥异于前人外，一定还带着“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创作情感，因此才开创了具有俊逸爽迈鲜明风格的书法新体。身为“初唐四大家”之一的楷书代表人物虞世南，虽然有着相当身份和不凡名声，但他的作品流传却非常有限。此中，除书道中人人尽相知的碑刻楷书经典之作《孔子庙堂碑》外，墨迹本《汝南公主墓志铭书卷》，便被认识为传世唯一的最接近虞世南书风的作品。《孔子庙堂碑》在唐贞观时已遭毁坏，所拓之本当然珍贵无比，北宋大书家黄庭坚说的“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买得”，就是指此碑此拓而言的。《汝南公主墓志铭书卷》彼时为《宣和书谱》所载“虞书九迹”之一。总十八行，二百廿二字，已残。此书温润圆融，有遒丽之气，笔体意近智永《千字文》，亦似王羲之《兰亭叙》神采。素有“颠张狂素，以狂继颠”之称、与张旭齐名的怀素，在唐代书坛享有崇高的地位。流传至今向有定论的怀素书迹，除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苦笋帖》，辽宁省博物馆所藏《论书帖》、及私人所藏《食鱼帖》，连同台湾故宫所藏但尚存不确定因素的《自叙帖》外，不过4件而已。怀素书法初学欧阳询，后专从张旭弟子邬彤学习草书，始知运笔之法。时评怀素草书有“惊蛇走虺、骤雨狂风”之势，陆羽也称赞他“草书古势多矣”！乃至张旭也用“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这样的句子，来形容怀素书法之妙。怀素的晚年创作，渐从激越飞扬趋于稳健安雅，运笔结体尤多内蕴。如果说，《自叙帖》和《论书帖》偏于狂放的书写特性，大体能够表现怀素中年时代的独特风格的话，那麽，《苦笋帖》和《食鱼帖》的逐显平正，则标志了他的中年以后直至晚年的基本风貌。高闲是唐代后期的一位僧人书家，所作草书盛名一时。高闲作品的主要特征是，既有张旭“变动泣鬼神，不可端倪”的笔意，又有怀素“深穷开张”的体势，即用笔娴熟痛快淋漓，又结体丰厚富有内含，可谓法则俱备。这在唐代书家中极其难得。高闲书作传世稀少，北宋时宣和内府仅收得《五原帖》、《中丞帖》和《雨雪帖》三事。此件《草书千字文》虽为残卷（仅存248字），却无疑可称为高闲的草书杰作，也是流传至今的高氏唯一可见之迹。为显虔诚重礼尚，历来写经一向多工致齐整的楷书。上海博物馆所藏唐代《法华玄赞经卷第六》却为少之又少的特例。此卷系用草书写经，但见乌丝栏画格中，作者以浓淡相间的墨色，大体不失草书书写法则地作小字经文。抄写经文自然不同于书法创作，书法不必工整多求其神韵，而写经，虽说毋需斤斤计较于技法，然须求其清晰整饬状，此犹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从这一审美视角出发，《法华玄赞经卷第六》在运笔结体上似更接近于书法之作。故尔，董其昌于卷后题赞曰：简淡一洗唐朝姿媚之习，宋四大家皆出于此……。当代鉴定家谢稚柳继题道：……此法华玄赞乃出唐人，草书经卷中绝少经见，笔势颇类怀素晚年体，尤为奇妙。唐人无名氏草书经卷虽不大差书写法则，但与彼时所谓正统书风自然也有所不同，而董氏断言“宋四家”皆学此式，则未免令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宋四家”书法脉出“二王”正统，此已素有所论，即便当时有“尚意”之说，然仍不悖帖学格辙。尤其从具体作品看，彼此差异显而易见。至于谢氏所谓类似怀素晚年体，则多限于其结构形态，异于此为清健彼为疲滞的两类不同的用笔方式。此卷曾入藏清宫。北宋原刻《淳化阁帖》拓本，为上海博物馆于2003年购藏的一部四卷本残本，为有史第一部传习古贤法书的大型丛帖。原帖十卷，此版宋时已毁，故原刻本传世殊罕。上博所藏四卷本《阁帖》第四为历代名臣法书，第六、七、八为王羲之法书。其间显示时代特征的多处枣木版横裂纹和银锭纹清晰可见，相鉴之下，其中卷六为泉州本祖本，卷四、七、八为足能资信的北宋原刻拓本。此外，帖中所钤公、私印鉴，皆印证了此帖的藏有所自和流传有绪。宋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不言而喻。两宋书法中，北宋四家无疑为有宋一代的重要篇章，而“宋四家”中，甚至可说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执牛耳者，皆理当苏轼莫属。对历代书法创作状态，向有“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的说法，至于宋代”尚意”，或许出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诗句。苏轼的书法似无波澜壮阔吞吐腾挪之态，然却以韵度胜人一筹。除“二王”之外，苏轼作书，同时还选择颜鲁公《争座位帖》作为临摹和参悟的对象，他崇尚信手自然的创作方式，加上他在文学上的修养，以最终形成自己的鲜明风格。苏东坡传世墨迹量亦可数，较之公、私之藏，上博收藏的《祭黄几道文卷》及《答谢民师论文卷》，无论从书写水准还是从作品篇幅看，都属至精之品。“宋四家”之中，襄阳的米芾是北宋后期一位集古出新的大书家，也是唯一通擅真、行、草、隶、篆五体的书家，其中，行书是他最为杰出的同时也是数量最多的创作。米芾和黄庭坚都是苏轼弟子。也许是受乃师的影响，除了追摹颜鲁公一体外，米芾同时也学性格中所钟爱的在用笔上显见劲健爽畅特征的王献之、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书作，久而久之形成了他自己的书写风格。米芾的用笔之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振迅” ，即蕴含动荡、摇曳和痛快峻急之意。苏东坡竟然也激赏自己学生的书法创作是“风樯阵马，痛快淋漓，当与‘钟、王’并行……”，《宋史》本传称赞米芾“特妙于翰墨，沉着飞翥”，时宋觌也夸他“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径畦之外”，至为的评。米芾作书勤奋异常，当时所临晋唐法书无数，故今存世晋唐名迹或有“米临”之说。米氏的片纸只字已是难得，大字之作更难之难矣。包括《研山铭》、《虹县诗》和上海博物馆所藏《多景楼诗册》在内，存世米芾大字本总共三件，然以字数、字径和充分体现米书个性书写的总体风格相论，《多景楼诗册》应称首屈一指。“宋四家”外，北宋时还有一位名声极大一度和苏轼为邻的书家沈辽。沈辽一生颠沛坎坷，传世墨迹仅三通尺牍。《秋杪帖》和《颜采帖》在台湾故宫，而《动止帖》归藏上海博物馆。沈辽的书法注重远绍晋唐传统, 却不在乎时贤。在“宋四家”之一——蔡襄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日，沈氏几乎可称独步天下。当时苏轼书名尚未显扬，人们多接踵沈家而不顾苏家，由此可见沈辽影响。沈辽日后的未享大名，想来是由于自己消极的人生态度所致。《动止帖》以精湛的手工水纹砑花笺书写，亦称难得。元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一页，赵孟俯是元代书坛当之无愧的领袖。赵孟俯初学“二王”，复踪宋高宗。此《行书杜甫秋兴诗卷》书卷虽为赵氏三十岁以前之作，然羲献笔体和宋高宗“韵度丰艳”的风格已经显现。赵氏书学尽管以“二王”为本，倾心于“圣翰”，却依然深研钟繇、褚遂良和李北海诸家。所以，元代大书家虞集曾有一段至理之评：“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书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 ，行书诣《兰亭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资，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此语十分概括地道明了赵孟俯其人其书。赵孟俯的独立高标，使元代书坛的创作风气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此，一股书学魏晋不为时风所束的崇古扬新的潮流席卷朝野。在书学理论上 赵孟俯提出了“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的著名理论，并从结字、用笔关乎资质、学力两个方面，系统地阐述创新和继承的彼此关系。他的这一划时代论见，其意义所及，岂止于一时！除书法创作外，赵孟俯在绘画、印学甚至诗文、音乐等领域，同样卓有建树。元代另一位重要书家，就是和赵孟俯齐名的鲜于枢。书史上的“元初三大家”，即指赵孟頫、鲜于枢及邓文原。由金入元的鲜于枢可说是赵孟俯古典主义书法风格的推行者。和赵孟俯的艺术主张一样，鲜于氏的书法亦绝去两宋时风而直追晋人，小字学钟繇，草书步武怀素。鲜于枢书法以大字和草书最为著名。从运笔结体看，尤其是他所擅长的富有一泻千里之势的悬腕回腕手段，确是从唐代法书的技艺规则中来。上海博物馆藏本鲜于枢行书《诗赞卷》，为传世稀见的高头大卷。但见字里行间旷放疏秀、既竣还缓，尤其是此中沉稳从容、徐疾相顾的通篇气韵，最为不易。连同所有题跋文字在内，流传于今的海内外公、私所藏鲜于枢书作，总共三十余件。上博藏品不仅有十一之胜，更为难得的，是拥有标志着鲜于氏至高创作水准的大字作品。明初书家普遍受到赵孟俯的沾溉，“三宋”中的宋克虽追求魏晋古朴之风，宋璲亦意欲从古篆中取法，然都难脱出赵字清秀婉雅书风的门径。永乐朝的“二沈”也取法赵书，但因流于齐秀板正，反成“馆阁”一体。张弼为明代前期活跃于成化年间的书家，他擅长草书，彼时董其昌称赞“其书学怀素、名动四夷”，陆深更是说他“东海先生以草圣盖一世，喜作擘窠大轴，素狂旭醉震荡人心”。从张弼的创作风格看，他的草书，应是变元人蕴藉有度为狂放外张书法风貌的代表人物，陆深有意将张弼跻身于张旭、怀素之列，其旨一为让人充分认识张弼书法水准，此外更企得窥作者一脉相承于唐代草书创作的表现新境。在画坛上与文徵明、唐寅和仇英同称为“明四家”的居首人物沈周，虽是“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在书法上也有相当造诣。《明史》称沈氏之书仿黄庭坚，彼时吴宽也说“启南（沈周字）所藏黄书（指黄庭坚之书）数种，予尝获遍览”，由此可见沈氏学黄是直面真迹的。这般时所难见的学书一式，如方法得当，则更可使沈氏得尽真传。书画之间，沈氏创作自然以画为主，从流传至今的沈周书法看，人们所熟识的具有明显黄山谷书风倾向的，应以沈氏四十之后的作品为多。在明代书坛，有两位在书学上专师一家不择另格的典型人物，一位是上所述直宗黄庭坚的沈周，而另一位便是忠实追摹 “宋四家”之首苏轼的吴宽。彼时吴宽的地位很高，工书法，有诗名。吴宽的书作酷似苏东坡，从个性风格看虽无创意可言，然这迥异于时的审美立场所反映的崇尚宋人意趣的另种艺术观念，客观上却影响了当时书坛的创作趋尚。至明代中期，书坛逐渐摆脱了台阁体及其流风的影响。随着江南地区的经济日益发展和象征着文化繁荣的书画一域的空前活跃，书坛所谓“吴门书派”因运而生，并很快占据主流地位。严格地说，身为“吴中四才子”（另三位为唐寅、文徵明、徐有祯）之一的祝允明只能说是一位“吴门书派”的前驱式人物。祝氏五岁即能作径尺大字，九岁能诗可谓奇才。他精于各种书体，青年时代多作小楷，凡《三表》、《黄庭》、《玉版》等皆遍临习涉及，直至酷肖的程度。中年行草居多，至晚年则喜作大草。由于涉猎广博才分自高，祝氏所书下手便直接晋唐宋元，融会贯通之下独立高标。尤其是他五十岁之后的草书之作，更是吞吐腾挪出神入化。他的此类创作显然得法于唐代张旭、 怀素两家，同时也受“宋四家”中黄庭坚的影响，但相形之下愈加狂放烂漫。所以，同朝书家莫是龙曾如此相称道：“……虽笔札草草在有意无意，而章法结法一波一磔皆成化境，自是我朝第一手耳”！人们能从上海博物馆所藏祝氏《小楷九歌卷》及大草《赤壁赋卷》两件书法作品之中，得到参证。由于沈周、祝允明下世时适值文徵明盛年之岁，加上彼时文氏自身的创作造诣之故，因此，文徵明自然成了吴门画坛和吴门书坛众望所归的当家人物。就书法功力论，自元代赵孟頫之后，或可说唯文徵明能与其相颉颃。受沈周、吴宽等影响，青年时代的文氏便“既悟笔意，专法晋唐”，至中年，文徵明已是位兼通诸体饮誉四方的书家了。在众多体式中，除了他的清健秀雅的小楷作品外，人们多为称道的，还有风格独到的行草之作。文徵明行书初学“宋四家”中的苏东坡及王羲之《圣教序》，后渐参入《兰亭序》和黄庭坚笔意，所书从工整刻勒到遒健放达。客观地看，文徵明的行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还不时流露出赵孟頫遣笔结体的某些特性，这一现象始终映现在文氏各个时期的创作之中。此间，人们或可反窥赵孟頫的影响所及。在“吴门书派”创作群体及其传脉之中，主要有陈淳、王宠、文彭、王毂祥、陆师道、周天球、王穉登和王世贞昆仲、文氏族系等。至明代中后期，“吴门书派”渐成弱势，继之而起的是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书派”。亦称“云间书派”或“华亭书派”的 “松江书派”，和“吴门书派”从表面上看是两个书学流派，但从地理环境及文化渊源上说却又不无干系。董其昌是一位锐意创新的先驱人物，他在中年时已名震四宇。在书法创作领域，面对日趋靡颓的吴门书法，董其昌矢志力挽狂澜并不遗余力张扬松江一派。其中代表人物有同是松江人士的陆深、莫如忠父子、陈继儒和孙克弘等。董氏学书初习颜真卿《多宝塔帖》，继从莫如忠后，懂得取法乎上，学书应从晋唐入手之要。楷书及行书，是董其昌最为擅长的两种书体，上博收藏的《楷书阴符经府君碑合卷》和《行书苏轼词轴》，应为他的代表之作。楷书卷由《阴符经》及《徐浩书府君碑》两段合成，前者类颜真卿“多宝塔”体，后者接近徐浩所书。从落款看，此为他晚年为数不多的正体之作。董氏楷书从风格各异的唐代诸家而来，除以上两家外，尚有褚遂良、李邕，甚至是柳公权。董氏行书以淡雅清逸为主要特点，从根本上说，是出自他的用笔方法。这一方法最初得自“二王”，此外，“宋四家”中米芾的用笔是董其昌最为倾佩的，他曾顶礼膜拜道“米海岳‘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真言无等等咒也”！看来，董其昌内涵丰富举重若轻的运笔之法，正是与此相关。自然是，董其昌的存在意义岂止于此，尤其是他的以古入新时古时新的创作观念，对整个明代书坛的影响，更是何可估量！明代后期书坛，有着独特人生经历、在艺术上极富才华的徐渭，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如果说，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书派”的艺术表现，是以温文而雅为创作主调的话，那末，徐渭所执意表现的，则是在反映形态上恰恰与之相对立的充溢狂放个性的书风。以绘画中的工笔和写意相比拟，毫无疑问，徐渭书法应归于写意一类。因性格之故，徐渭书法主要从宋代“尚意书法”而来，“宋四家”中，他主要取法米芾和黄庭坚两家，从传承关系看，米、黄两家自渊源于“二王”及唐代草书大家怀素。如细析徐渭行草书特性，则更可见其笔体形态和由此汇成的通篇气息，分明来自宋元而不是晋唐。具有反叛精神的徐渭书法，当然是别具一格的，他的这一艺术风貌的形成，看来还和董其昌寻求变革、以古入新创作思想的启示不无关连。时袁宏道有一段为人熟知的赞语道：“……文长（徐渭之字）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徵明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此番言论可谓褒扬之至，尽管为一家之言，却可见徐渭个性书风足能比肩于 “吴门书派”首领人物的相当地位和客观影响。上海博物馆展品《行书女芙馆十咏卷》及《草书杜甫怀西菇茅舍诗轴》为徐渭书法名件。此两件皆未具年款，然从书写风格看，前者点画明快遣笔从容，推为中年之作。而后者笔致开张笔体狂放，犹百舸争发渴骥奔泉状，应是他晚年所作。从“泣鬼神、惊天地”到“潦倒新停浊酒杯”，无疑是徐渭鲜明艺术个性的自我写照。徐渭一生命运多舛，生前声名未广，然其人其作却紧系中国艺坛。由赵孟俯创立并力主提倡的以秀逸丰润为主要表现风格的书体，至明代仍余响不绝。时适皇室以书取仕的科举制度，导致“台阁体”流行。明中期，法帖汇刻进一步促进了当时崇尚帖学的摹古习尚，以“吴门书派”为代表的创作群体，试图表现书法体态，形成一时之风。至明代后期，一代宗师董其昌在书法艺术上上主张师古借鉴，力图创作既古朴又清新的个人风貌。同时观念相合者徐渭，也以迥异当时的个性化书画作品跻身艺坛。这样，便为不久后书坛出现的奇崛书风 ，创造了条件。兴起于明末清初的以张扬个性风格为主调的书法表现一派，大胆突破千百年来的传统书写法则，创新实践，直抒性情。此中的代表人物是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和王铎、傅山。撇开人品等诸种因素不论，彼时书坛，张瑞图确可说是别开生面的一位。他的独到之处，首先在于不同常人的用笔方式。古来正统书道向来强调笔笔中锋最忌扁侧之锋，而张氏却一反常态地以扁平笔肚纵横刷扫，其高明之处，正在于其完全出于己意的以方折寓圆浑的笔调，同样显现了中锋用笔的厚重质感。此外在结体上，张瑞图喜用映带自然、力避平匀和稳中见险的结字之法，则使通幅间生机盎然。和张瑞图绝然不同的是，黄道周是位极富节气的刚正不阿之士，同时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的书法以行草书和小楷书最为擅名。有评家说他“行草笔意离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又说他“楷格遒媚直逼钟王”，皆不无在理。从传统眼光看，书法之道的用笔和结体之论，理应有一个相对固化的技法规范，而富有新意但笔笔入古的黄道周的“笔意离奇”和“深得神髓”，正是他越出规范而不失矩度的超人之处 。在书学上，黄道周从借鉴钟繇和索靖入手，波磔多停蓄少，方笔多圆笔少。故而表现于充满隶意的楷书创作如断崖峭壁快刀截流，草书创作若急湍奔泻被咽危石。黄氏自己也说“书字自以遒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由此可见，黄道周书法创作不拘一格和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便是在实践中完善书法创作的准确审美。倪元璐、黄道周及王铎为同年进士，其中倪、黄性格相近，可谓情投意合。反映在书法创作上，观念亦颇多接近。倪、黄两家皆主张书法之作应兼顾遒美和浑厚深秀的表现内质，而倪氏更执意要不受古人之囿地自出新意，所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到“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倪元璐之字）新理异态尤多”。倪元璐作书的所谓“新理异态”，首先体现在看来主要传之于徐文长的“颤笔”运用上。颤笔之妙，在于颖毫停蓄间所显现的徐疾得当的特殊笔意，而这种既传之徐氏又有自家心得的用笔方法，正是倪氏与同辈书家的区别所在。如果说，在结体上黄道周多以斜势的话，那麽倪元璐则取之纵势，加上倪氏结字疏密相间点画多变 ，自有一种生涩古朴的境界之美。晚明诸家中，王铎和傅山是两员善作大草的书家。从书学途径看，王铎上起钟繇、“二王”和颜真卿，广至宋元名家以及《淳化阁帖》，各家各派几乎无不涉猎。从作品看，王铎创作受王献之和米芾的影响最大，由于其深厚的功力，三十岁前已卓然成家。和晚明其他书家一样，王铎的书法也充满了鲜明个性，尤其是他的纵横跌宕虚实相生的草书作品，在当时书坛更是有着突出的地位。王铎信笔所至的运笔结体方式，的确反映了他在草书创作上的高度技巧，晚清学者马宗霍曾说道“明人草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马氏所语是为的言。 和上述几家有所不同的是，王铎的高于众人处还体现于他近五十岁时在用墨上的突破。这个突破正如傅山所评 “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无意合拍，遂能大家”。如此看，王铎在用墨上化幻生趣点墨成金的作派，想来就是“正极奇生”和“无意合拍”的自然结果。另外，王铎“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王氏自语）的独特创作方式，也是使他的书法能够不离传统精华、最终走向极致的重要因素。王铎的传世楷书向来不多，更何况小楷作品。上博所藏王铎小楷《贺张老年伯荣寿卷》为其崇祯十二年之作，王氏时年48岁。是时虽渐中晚之岁，但通篇间所透出的深厚功力和精绝用笔仍令人赞叹。楷书创作最不易渗入作者性格，此卷的难能之处，正在于王铎小楷在显现晋唐笔墨意韵的同时，所流露的自然创作个性。晚明遗民傅山也是一位气节志士，他精于医道并对先秦诸子亦多有研究，当然造诣最高的还是书法一门。傅山自幼遍临晋唐法帖，尤其对初唐楷书，更是下过很大工夫，间而偶涉篆隶书体。然因性格所致，在熟悉技巧后便多以己意出之，在艺术见解上，更惟我独尊。此孤傲不群的性格颇相象于徐渭，故在创作及创作思想上皆具极其鲜明的个性。傅山尝言书法之道须“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此可谓彼时石破天惊反对陈式提倡创新的至理之言。 此次展出的傅山《草书自书七绝四屏》，为傅氏大草的典型风貌，观其信手而来的笔体意象多有似王铎之处，然因个性故，傅氏作书不免也有面壁虚造自我为法的成分，有些揖让过度的狂怪笔调，甚至已入俗格。晚生于傅山近二十年的朱耷，在清初艺坛可谓独立独行。他曾为明宗师后裔，明亡后一度为僧。在当时水墨写意画领域，朱耷无疑是一位峰巅人物，在书法创作上他也自成风格。朱耷楷书起步唐代欧阳询，继师宋代黄山谷，六十岁前后大量习古，融合魏晋风骨，终创一家面貌。朱耷行书《五言诗卷》和《题画诗轴》，皆说明了八大（朱耷之号）书法所走过的由模拟到自创、由外形到内质的创作历程，也印证了朱耷晚年作书善用秃笔中锋、以求圆通饱满浑脱自然之风的书写特征。由遗民意识和反叛思想而生的具有强烈自我表现心理的晚明书家，在书法功能的表现上，可说是最具“形其哀乐、达其性情”艺术心态的创作群体。和帖学书派相比，它的形成时间和发展过程虽不算长，却为书法艺术的另种审美类式，提供了形象依据。清初书坛的隶书创作以郑簠为中心人物。尽管有记载说郑簠“遍摹汉唐碑碣”，但据郑氏自己所言，彼时隶作胎息于明代宋珏，而宋氏则自本朝的孙克弘、文彭、文徵明，并反溯流源地历经元、宋，唐诸代而直至东汉的《熹平石经》一体。这个时段的书家除王时敏、朱彝尊、石涛外，成就最高的应数金农。金农才艺高迈，他长于诗文，精于书画，位“扬州八怪”首领之尊。金农的书法以隶书成就最高，他除了受郑簠影响接触《夏承碑》(郑氏隶书得自《夏承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丁敬。身为“浙江印派”之首的丁敬和金农是同好同里，故此，这对金农性喜金石广涉碑版文字的完整体验，其作用自不可估量。金农隶书的意义，正在于他的对原本描摹对象的再行创造，他的鹤立于当时的隶书体貌，应被看作为摆脱时风直取汉人的典范之作。金农前期隶书用笔圆润安雅，结体严整匀密。五十岁之后变圆融为方楞，表现在点画趋于刻勒方硬，结体愈显滞重之意，此即“截毫漆书”之谓。《金农画竹题记册》为作者72岁所书，但见锋芒内敛非楷非隶，结构错落因字而易，是典型的“漆书”风格作品。尽管晚明书法已有相当影响，然因时过境迁，清代前期的书坛表现，除尚未形成气候的少量篆隶书创作外，，基本上还是以秀丽流美的董其昌书风和累代相传的固有“帖学”方式 为主流，彼时最负名声的有以“翁（方纲）、刘（墉）、梁（山舟）和王（文治）”为代表的所谓“帖学四家”。梁同书的书作主要起自以秀美婉丽著称的赵孟頫和董其昌两家，后继法于颜、柳楷帖，兼得雄浑深秀之美。帖学书派多以功力见长，梁氏的高明之处，在于能举重若轻地将所学诸体融为一家风格，虽无脱净前人痕迹，然从其 “帖教人看，不教人摹……帖宜置几案，以自表发，不宜刻画以自缚”的艺术观念和暮年操笔自运信手为书的创作状态看，时人将他喻为晚年胜书的欧阳询和文徵明，庶几可说是大体恰当。清代中期前后，鉴于当时严酷的文字狱，使众多文人学士把治学兴趣转向与世无涉的小学研究。彼时适值乾嘉学派兴起，考据之学日盛一日地带动了文字学和金石学的蓬勃发展。由探勘寻古的文化现象所引来的人们对于碑刻文字的高度热情，客观上刺激和推动了书法创作的全新审美理念。同时，考订研究之风和金石文字的空前被重视，必然地吸引了一大批原本热衷于金石文字、甚至是崇尚帖学创作的书家，使他们把创作主诣，转移到不同往常的表现风貌上来。在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加之千年之下陈陈相因缺乏生机的帖学书法，实际上已渐成强弩之末，于是，由阮元竭力倡导、继有包世臣推波助澜的碑学书法便适时而出。在碑学书法整个创作体系中，有金农、黄易等滥觞人物，继之者有“四体书本朝第一”之誉的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等。

简介 颜真卿（709-785年），唐代大臣、书法家，字清臣，琅琊孝悌里（今临沂市费县）人。其曾祖、祖父、父亲都工篆隶，母亲殷氏亦长于书法。政治生平 开元(713-741)年间中举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今属山东）任太守。人称颜平原。肃宗时至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 天宝十四年（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他联络从兄颜杲卿起兵抵抗，附近十七郡相应，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德宗兴元元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奸相卢杞趁机借李希烈之手杀害他，派其前往劝谕，被李希烈缢死。闻听颜真卿遇害，三军将士纷纷痛哭失声。 半年后，叛将李希烈被自己手下人所杀，叛乱平定。颜真卿的灵柩才得以护送回京，厚葬于京兆万年颜氏祖茔。德宗皇帝痛诏废朝五日，举国悼念。德宗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是“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艺术生平 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六世祖颜之推是北齐著名学者，著有《颜氏家训》。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 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欧阳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朱长文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变法成功中汲取经验。尤其是行草，唐以后一些名家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之上再学习颜真卿而建树起自己的风格。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东坡题跋》） 著有《吴兴集》、《卢州集》、《临川集》。颜真卿一生书写碑石极多，流传至今的有:《多宝塔碑》，结构端庄整密，秀媚多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清远雄浑；《谒金天王神祠题记》，比较端庄遒劲;《臧怀恪碑》，雄伟健劲；《郭家庙碑》雍容朗畅；《麻姑仙坛记》，浑厚庄严，结构精悍，而饶有韵味；《大唐中兴颂》，是摩崖刻石，为颜真卿最大的楷书，书法方正平稳，不露筋骨，《宋暻碑》，又名《宋广平碑》，书法开阔雄浑；《八关斋报德记》，气象森严;《元结碑》，雄健深厚;《干禄字书》，持重舒和;《李玄静碑》，书法遒劲，但笔画细瘦和其他碑刻不大一样。 《颜氏家庙碑》，书法筋力丰厚，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作品。传世墨迹有《争座位贴》《祭侄文稿》、《刘中使帖》、《自书告身帖》等。主要作品 1、东方朔画像赞：《东方朔画像赞》的楷书作品有两件，其一传为王羲之小楷，另一为颜真卿的大楷。此碑额篆“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唐天宝十三年十二月立于德州，时年颜真卿四十六岁。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颜鲁公平生写碑，唯此碑为清雄。字间不失清远，其后见王右军本，乃知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明人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 2、祭侄文稿：行草书。安史之乱，鲁公堂兄颜杲卿任常山郡太守，贼兵进逼，太原节度使拥兵不救，以至城破，颜杲卿与子颜季明罹难。所以文中说“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事后鲁公派长侄泉明前往善后，仅得杲卿一足、季明头骨，乃有此作。时年鲁公五十岁。书法作字向有字如其人之说。鲁公一门忠烈，生平大节凛然，精神气节之反应于翰墨，本稿最为论书者所乐举。此帖本是稿本，其中删改涂抹，正可见鲁公为文构思，始末情怀起伏，胸臆了无掩饰，所以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所有的竭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通篇使用一管微秃之笔，以圆健笔法，有若流转之篆书，自首至尾，虽因墨枯再醮墨，墨色因停顿初始，黑灰浓枯，多所变化，然前后一气呵成。元代张敬晏题跋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 3、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752)四月廿日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题额，史华刻字，现藏西安碑林。碑文写的是西京龙兴寺和尚楚今静夜诵读《法华经》时，仿佛时时有多宝佛塔呈现眼前，他决心把幻觉中的多宝佛塔变为现实，天宝元年选中千福寺兴工，四年始成。在千福寺中每年为皇帝和苍生书写《法华经》、《菩萨戒经》，这在佛教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此碑是颜真卿早期成名之作，书写恭谨诚恳，直接二王、欧、虞、褚遗风，而又有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颜真卿在向前辈书法家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民间的书法艺术吸取营养。整篇结构严密，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点画圆整，端庄秀丽，一撇一捺显得静中有动，飘然欲仙。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 4、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楷书。颜真卿撰文并书。时颜真卿在抚州刺史任上，正值其仕途失意之际，故时有问道向禅之心。当年四月游览南城县麻姑山并撰文记述麻姑得道成仙之事，即是此时心情的反映。此碑庄严雄秀，历来为人所重，是颜体代表作之一，为颜真卿六十多岁时的作品。此时颜真卿楷书风格已臻完善，欧阳修《集古录》中说：“此碑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 5、颜勤礼碑：此碑全称《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公神道碑》。颜勤礼乃颜真卿曾祖父，颜真卿撰并刊立此碑时，年七十一岁。除《集古录》、《金石录》著录外，他书无言及者。现藏于西安碑林。此碑因久埋土中，故未受损，历历如新，雄迈遒劲能传颜书之本来面目。 6、中兴颂：全称《大唐中兴颂》，楷书。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于摩崖，时年六十三岁，现在湖南祁阳县浯溪。元结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罢官后居于浯溪，溪边山岩峰峦叠障，石壁嶙峋。《中兴颂》就刻在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壁上。此文记平安禄山之乱，颂唐中兴之事。此刻石书风磊落奇伟，石质坚硬，经千年尚保存完整。《集古录》称赞此摩崖刻石“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广川书跋》评为：“太师以书名，中兴颂尤瑰玮，故世贵之。” 7、颜家庙碑：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建中元年(780)七月立，碑在陕西西安。明赵涵《石墨镌华》云：“此书结法与《东方赞》正同，劲节直气，隐隐笔画间。”王世贞云：“余尝评颜鲁公《家庙碑》以为今隶中之有玉筋体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真书家至宝。” 8、争座位帖：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行草书。是唐广德二年(764)颜真卿与郭英之书信稿。宋时曾归长安安师文，安氏以此上石，石现在陕西西安碑林，墨迹不传。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此帖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通观全篇书法，一气贯之，字字相属，虎虎有生气。此稿系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作品，故通篇气势充沛，劲挺豁达，字里行间横溢着粲然忠义之气，显示了颜真卿刚强耿直、朴实敦厚的性格。迄今一千余年，读之莫不令人肃然起敬。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后世以此帖与《兰亭序》合称“双璧”。 9、自书告身帖：楷书。书法苍劲谨严，结衔小字亦一丝不苟，清淡绝伦。詹景风称此书：“书法高古苍劲，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其使转真如北人用马，南人用舟，虽一笔之内，时富三转。”董其昌谓：“此卷之奇古豪放者绝少。” 此帖字里行间可体会出颜书行笔的气韵和结体的微妙变化，是后人学习楷书不可多得的良范。 颜真卿除了书法成就之外，还研究过古生物化石，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颜真卿在现今江西省任抚州刺史，有一次，他在南城县麻姑山的一座古坛附近，看到一些螺蚌壳化石夹在地层中。他认真研究了这一现象，提出了他的论点：这里曾经是海洋，后来才成为陆地，那些化石就是证据。他为此撰写了一篇论文《抚州南城麻姑山仙坛记》，并刻石记之——当然，后世常常赞叹的仅仅是颜公这块字碑的书法，有称“天下第二书”。 10、《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脍炙人口的佳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