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曾国藩的论文

我有一本专门评价曾国藩的书，岳麓书院出版的 6年前在书城淘到的 那老板说是最后一本了 哈哈 书是一次在曾国藩家乡双峰县的一次学术讲座 编订而成的 你是哪里人咯 我可以借你看哈的

浅析曾国藩历史功过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 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同治中兴”局面中，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是否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这是评价历史人物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在学术道德文章方面，曾国藩有很高的造诣，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些成就有没有超越前人？哪此方面超越前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所以，只有对以上三个关键性问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对在这个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的争议人物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辨别。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多方面的，即使在一个事件一个运动中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不同的色彩，在处于不同时代的后人眼里其意义也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曾国藩。下面，按照曾国藩走上历史舞台进行活动的顺序，分析曾国藩在一下几个重大的历史活动及其作用。一、镇压太平天国之功过言罪者说：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所以，曾国藩罪莫大焉。言功者则说：“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应当肯定。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二、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我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1)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2)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手工制造近代船炮。1865年，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3)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4)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5)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曾国藩在文学、理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在清代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在治学、治家方面都有可垂范后世的贡献；在治军方面也取得了影响后人数代的成就。连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这些都为人所共知，不必多说。总之，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他的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的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他的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曾有人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可见曾国藩在后人心中的地位。

曾国藩孝悌立家伦理思想分析

论文摘要： 曾国藩的家庭思想以孝为核心，他把孝悌作为立家之本，认为“孝友为家庭之祥瑞”；身可在外，孝思常存；兄弟之际，惟爱以德，在扬弃传统孝道的同时终身实践之，形成了既继承传统又体现时代特点的孝思针对现代家庭伦理重心下移、“倒孝”现象严重的实际现状，曾国藩的孝悌伦理无疑有可借鉴之处。

论文关键词： 曾国藩  孝悌  立家之本

曾国藩，一位上颇有争议的晚清大儒．他极为赞同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的观点．加之深受曾氏家族“孝友传家”优良传统的影响．他认为孝悌伦理乃是立家之本．他常告诫其兄弟子侄要“以孝立身．敬亲爱亲”．反复强调为人子者应在“孝悌”二字上用功．“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瑞．．”孝悌”是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一生躬行履践的规范．在其家信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孝友”内容的达到数百封之多．这是其平生奉行“孝友传家”准则的最可信的见证

一、“孝友为家庭之祥瑞”

曾国藩视孝友为家庭立足、和睦、延续之根本，在其“致祥”中．首先强调的就是“孝致祥”在他看来．孝友之家首条就是对长辈要奉养和敬爱．子孙对老人是否孝敬是得到吉祥还是遭到祸殃的最为灵验的事情。他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曾国藩对“孝友为家庭之祥瑞”深信不疑．他认为孝友为立家之本、齐家之宝．一家若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妯娌相能．和睦相生．便生机盎然．其乐融融。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就曾写信给诸弟说：“季弟又言愿尽孝道．惟亲命是听一．．若诸第在家能婉愉孝养，视无形，昕无声，则余能尽忠，弟能尽孝，岂非一门之祥瑞哉?”他指出：“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二、身可在外。孝思常存

曾国藩作为晚清大儒．他将传统意义上的孝观念予以扬弃．形成了既承接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孝思”他认为一个人即使不在父母身边．但对父母的孝是永远不能丢弃的仔细阅读曾国藩的家信，但凡给长辈的家信总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开头是孙男或男或侄“跪禀”祖父母或父亲母亲或叔父母“膝下”或“万福金安”．结尾则多是“××谨禀”或“××谨呈”等这虽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晚辈对长辈殷切的孝心在其祖父病重期间，他给几位弟弟写信到：“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竞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受．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他得知父亲因过多躬亲家事而身体不适时，马上写信说：“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愧居官位，服役以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并再三嘱托诸弟代父劳苦．尽早尽孝．以宽解父亲的疲劳曾同藩除了自己竭力尽孝以外．还兄弟子侄：“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

三、兄弟之际。惟爱以德

曾国藩对诸弟的情感和教育．都是围绕“德”进行的，他爱兄弟以德，不爱之以姑息，并且指出：“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在其家信中他说：“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者，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者，是弟之罪”这些情真意切的表达中可见曾国藩把教诸弟进德视为己任．“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由是观之．曾国藩爱兄弟以德，并没有将德幻化，而是将德与孝紧密结合起来，使其具体化、实在化，他要求诸弟从日常生活用度之间去践行孝。

曾国藩在给其兄弟的家书中谈到，如果自己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言，他说:“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由于曾氏家族做到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家族中尽管人丁繁多，但家庭和睦异常。“余于家庭有一欣慰之端，闻抽埋及子侄辈和睦异常，科一、三、四有姜被同眠之风，甲三、五等亦爱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兴”。

四、曾国藩孝梯思想的现代价值

朱贻庭教授认为，探讨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应注意现代家庭伦理的“原源之辨’，。二此“原源之辨”对于曾国藩孝梯伦理的现代价值的探讨同样适用，上文对曾国藩孝梯伦理思想较为全面的梳理是“源”，而我国家庭在其结构、功能、伦理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变化是“原”．面对现代家庭领域出现的种种伦理现象和问题．曾国藩孝悌伦理的“源”无疑是一种可借鉴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挖掘其现代价值．有助于解决现代家庭巨变“原”所出现的问题和消极方面的影响

第一．爱戴父母，尊老敬长在曾国藩孝悌思想中．他首先继承了传统孝的最基本的精神．即对父母孝养的观点。他一生为官在外，不能亲身侍奉父母，深感愧疚。但他从没有忘记对父母的孝思．在给其诸弟子侄的信中。一再嘱托他们要孝养长辈；尽管他为官之初，非常 拮 据，但仍不忘给祖父母、父母及叔父母寄甘旨之需，并叮瞩好服用之法：置袍褂以保冷暖，并告知收藏之法和穿着之方：延问健康等．他的这些孝养之法．体现着人类天伦之爱的至性至情，在当代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随着现代家庭结构逐渐走向核心家庭．家庭关系化及家庭观念的变化．对曾国藩的“孝”需要加以创造性的转化，损其当损．益其当益他的养亲、敬亲、尊亲的思想必须加以肯定。不同的是．现代家庭是权利平等的成员通过血统关系联合起来的不同年龄的集体．父母和子女问的关系是民主、平等的。因此．现代所提倡的孝，是建立在父子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孝．是亲子人格平等前提下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它是现代家庭中调节亲子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老人得享天伦之乐的伦理保障。这就告诉人们。作为东方之美德的孝在现代社会并没有过时．它依然是天下为人子者最基本的德性

第二，长爱幼敬，同甘苦，共患难传统认为，在夫妻、亲子及兄弟三种主要家庭关系中．只有兄弟关系持续时间最长兄弟之间基于相同遗传基因．从小便处于同一个家庭之中，长期的共同生活、娱乐、劳作培养了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认同和亲密情感，而同居共财的生活模式更强化了这种认同心理。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兄弟关系及其对家庭和睦的影响从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把兄弟之情看得非常重要，他爱兄弟以德，不爱之以姑息：他教兄弟读书明理、孜孜不倦；他以身垂范．自树榜样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家中主持家事的四弟曾国潢．千万切记勿伤兄弟间的和气，以保曾氏家族的长盛不衰从家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诸弟感情之深、心胸之广、气量之大，令人感服。

家庭内部兄弟关系是一种平辈关系。具有较多的平等因素用以规范父子关系的“孝”．其“内衍”即是规范兄弟姐妹问的伦理关系“悌”．因此古人以“孝悌”为仁之本悌的具体内容即“兄友弟恭”。就是说兄长应该爱护弟幼．弟幼应当尊重兄长．兄弟和睦友爱。家庭才能有真正的幸福。因为父子冲突，社会不允许因此而离父别居．解散家庭。夫妻冲突可以导致双方离异，但在传统社会中，妻子的离去并不意味家庭崩溃。只有因兄弟冲突而分家，才真正标志着一个家庭的解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作为曾门长子的他在早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几个弟弟的上．并认为自己对长辈的孝就体现在教导诸弟上．从道德文章到为人处世。从饮食起居到身体安康．无论是在官在军 ，无一不在他胸臆 中，他谆谆告诫家中诸弟：“第一，贵兄弟和睦。第二，贵体孝道”把“贵兄弟和睦”与“贵体孝道”一起看作是力挽家运的良策但由于兄弟乃平辈关系，相互间不存在绝对服从的纲常制约．因而比其他家庭关系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一旦出现应“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在现代家庭中，兄妹同胞间需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当然，我们今天提倡的同胞友爱．不同于曾国藩以长幼秩序为前提的友爱．而必须贯彻平等的原则，更不能有性别歧视，重男轻女，既然一母同胞．男女同具骨肉深情．同样应该友爱相处。一人有难，大家支援，一人有喜，阖家同乐，兄友弟恭．姊爱妹敬．这样就可以促进家庭关系的融洽。增进家庭生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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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摘要：曾国藩，自1851年5月上疏指责咸丰帝“苟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始至1872年3月死于两江总督衙门止，与清政府的关系迭宕多变，错综复杂，矛盾纷呈。其中矛盾最集中表现在曾国藩一切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的忠君思想和清廷对他的畏惧猜忌及至最后的疏远。认真研究双方矛盾关系演变的经过、结果和原因，既可以进一步了解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清廷的矛盾又可以了解清政府中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关键词： 矛盾关系 忠君 猜忌 演变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名国藩，字涤生。按照他的解释，“涤”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1]这无疑表示曾国藩要涤除旧习，焕然新生，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成为国家栋梁， 期望清政府出现“中兴”局面。一我们可以把曾国藩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四个时期来说明。第一阶段：曾国藩于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至1852年，在京师为宦十二载。他广泛涉猎各种思想，尤其致于经世思想，立志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要将平生所学付诸实践，以挽回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的形势。在京为宦时期，他看见清朝政府吏治腐败，廷臣的“唯阿之风”曾多次向咸丰帝上谏，但从未被采纳，他感到彷徨和愤懑，他在信中写到“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2]，正是这种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一片“血诚”，使曾国藩在困难面前不肯退避，不怕得罪权贵官僚，敢冒触犯龙颜的不测风险。于是在1851年5月他再次上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结果咸丰批阅未毕即“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3]，后因别人为他求情而免于受罪。从此他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及对其施政方针表示不满之语，这使曾国藩对京宦生活深感乏味，并发出“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4]第二阶段：镇压太平天国时期，这是曾国藩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与清政府之间“忠君”与“猜忌”表现最明显的时期。曾国藩出于对清廷的忠心，为尽快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于1853年办团练并开始为期十年之久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他不惜自己的生命。湘军出师不久，因战役失利，他两次企图自杀，以身“殉国”，可见其忠心不贰。在1854年秋，曾国藩攻陷武昌不但未获得封疆大权，且不时受到清廷责难。与此同时，清廷又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周围组成江南、江北大营，其目的是以“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5]，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不获大行其志”[6]。曾国藩进一步看透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怀警惧，处处谨慎，有时甚至感到悲观和伤心。因此于1857年奏请在家守制三年，咸丰觉得太平天国势力日趋衰落有无曾国藩无关紧要，遂批准他的请求，使其陷入难言之苦。直到1860年4月江南大营覆灭后，举国之武装惟有湘军可恃，清廷才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实权并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但并不意味清廷放松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之心。早在湘军围困天京之时，调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冯子才、富明阿分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武昌，长江中下游三大军事重镇皆屯兵陈粮，名为预防太平军，实为控制湘军，使其在攻下天京之后，不敢胡作非为，肆意北上。清廷不时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来分散曾国藩权势的过度膨胀。1863年，左宗棠被超擢为闽浙总督，两万余人从湘军中分离出去。左氏升迁如此之快，蕴含有清廷以此牵制曾国藩的意图在内。更为突出的是，在曾国藩于1864年春夏间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互争江西厘金税收的问题上，清廷竟置正在合围金陵的嗷嗷待哺之数万湘军于不顾，采取两掣其平的手法，谕准户部所奏江西厘税半归本省，半归湘军。面对清廷此种态度，曾国藩甚感伤心失望，“心中郁闷殊甚”[7]，“因饷事十分恼怒，而又念兵事无休无了，己身之力小任重，抑抑不自得，久不成寐。”[8]因此，曾国藩在表面上“有督帅之授”，实际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间。清廷正是采取扶植曾国藩部下将领的手法，使其若即若离，达到分而制之的目的。对于曾国藩的嫡系部队，清廷更以严密监视。曾国荃“以一人而统九十余里之围师，困数十万之悍贼”[9]，未免有争功之意，时刻促使清廷对其加以警惕。在攻陷金陵之前，上谕一再申儆：“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10]其实，这是希望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共同协力，速竟全功，以免功归一人，从而出现无法控制的结果。攻陷金陵后，清廷谕令曾氏兄弟追查天京金银下落，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然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11]这一峻厉之谕，一扬一抑，使得曾国藩如履薄冰，由此可见清廷时刻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嫡系怀有戒备防范之意。因此，在天京失陷之后，曾国藩权倾一时，成为“中兴之臣”之首，且清政府封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这是何等的恩赐和荣耀。但实际上清廷对曾的猜忌更加强烈，有暗伏杀机的危险。曾国藩最终出于对清政府的忠义，避免清廷的猜忌和不安，也使自己不陷于“狡兔死，走狗烹”的境地，做出停解部分厘金，裁撤湘军，并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的决定。第三阶段：“剿捻”时期 在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曾国藩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曾说：“国家堪忧，残喘余生，安得即归去，遁迹山林，不阅世事也！”[12]然而，在1865年5月，“剿捻”主将僧林格沁被击毙，清廷发出五道谕旨，而此时曾国藩正值心情不佳。因为4月时，那拉氏亲拟谕旨，斥责曾国藩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诸多协制等等，曾国藩为此事“坦然寡欢”，“忑然不安”[13]。虽然他感到自己渐为清政府所冷淡和疏远，但是他出于对革命人民的仇恨和对统治阶级的忠诚，抱着老病之躯，奔赴战场。最终，曾国藩“剿捻”失败，他“惭惧不堪”“焦愤成疾”[14]，上疏请求辞职。实际上，这时曾国藩还没有最后下定走的决心，他仍认为清政府或许会象以前那样，降温旨慰留，令其继续为“剿捻”立功，最后将捻军镇压下去。然而他得到的是严旨切责，令其回两江本任，授李鸿章专办“剿捻”事宜。虽然“剿捻”最后成功，但是整个清朝如粪墙朽木，曾国藩的“中兴”希望至此落空，使他陷入悲伤和苦恼之中。第四阶段：天津教案时期 “剿捻”之后，曾国藩忧思过度，身体愈衰。但是接到清廷谕旨，令其前往查办“天津教案”。他再次出于对清政府的一片赤诚之心，成为镇压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刽子手。在曾看来，民族的安危，人民的利益都是次要的，只有保住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他权衡利害，采取了“曲全邻好”“媚外求和”坚决与革命人民为敌的方针，最终受到舆论的指责，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此时他希望清廷能稍加维护，不料，那拉氏为了推卸责任，竟然也责其“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15]， 并派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这等于公开宣布，“天津教案 ”完全是曾国藩个人办坏的，由于他的软弱无能，才使清政府不得不中途换人。至此，“英雄末路”的曾国藩由天津回到江宁仅一年多的时间，由于隐痛太深忽然死去。二清政府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的原因何在？首先清朝封建王朝自建立后，满汉矛盾一直存在。因此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以来，在严厉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牢牢牵制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又在政权和军权上对汉人采取不信任，不予重用的态度，尤其在军事上，“以驻防兵钳制天下，不轻以汉人司兵权”[16]。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过程中，不得不起用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以及湘、淮军为之效力卖命，但自始至终都怀有畏惧猜忌之心。其次，清廷之所以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主要是因为在天京攻陷之后，湘军内部矛盾重重已经分崩离析，而这时淮军的势力强大起来，这就为清政府对曾国藩开刀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曾国藩一生忠君原因又何在？首先，他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保持着十分浓厚的礼教传统与森严的封建秩序，培养了曾国藩对封建礼法的忠诚信仰；再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二，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思想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在长期的苦读和从军从政过程中，曾国藩逐渐成为一位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大成者、理学经世派和“旷世济世”的情怀，使他一直恪守忠君敬上的人生信条。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以对清王朝的一片赤诚之心，历尽艰难困苦，忍受侮辱折磨，始终为维护传统礼仪纲常重新规范社会秩序，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境界而奋斗不止。其三，与他本人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曾国藩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的一生，既要自强不息，奋斗进取，建功立业，又要自我克制，寻求“惜福之道，保泰之法”。他特别重视“刚柔互用”之术，主张“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追利，则当谦退。”[17]在“强矫”方面，他特别强调的是自胜，而不在胜人。这是因为能自胜者，才是真强、真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颜子所说的“不贰过”。在“谦退”方面，他特别强调为人处世必须谨小慎微，做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曾以自己的实际经历作出结论说“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痛列，歉以施于同列，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凡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而。”[18]遵循这一思想原则，曾国藩在具体行动上尤其注重对谦和、忍退的实际运用。当官位愈高，权势愈大时，他时刻提醒自己对清廷更加忠诚，并常存冰渊坠坠之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凡人我之际，须得看平，功名之际，须砍得淡，庶几胸怀日阔”[19]“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20]用顺从天命的态度看待工人的利害得失和成败祸福，这种拘谨深沉而又保守的气质，对于他循规蹈矩走正道，忠于清廷起到很重要的影响。正如费正清说：“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21]第四，曾国藩的“忠君”思想又与清廷的拉拢政策而加强。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从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计起，到二十九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这对于“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在升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22]，曾国藩认为，自己有如此机遇，主要是“荷皇上破格之恩”，对于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862年，当他与劳宗光互争粤厘洲，清廷抑劳而重用他，并指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实难其选。”[23]而且清政府对于李秀成被擅自处死之事以及幼天王逃走之罪未于深究。清廷对他越信任重用，越使他愧怵战兢，只图报效，所以“忠君之忿重”，“立名之志浅”[24]，“唯有竭尽勇锐，以办江介之事，此外非所敢知也”[25]，这是促使曾国藩即使遭到清廷猜忌和疏远，也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清廷一次又一次的卖命。综上所述，曾国藩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封建忠臣，无论是在不被重视，被猜忌还是最后被疏远，他对清王朝的一片“血性忠诚”之情始终没有改变。曾国藩终因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抑郁而死，结束了他一度辉煌而又困惑的一生。他始终没有摆脱不幸的政治命运，正所谓“命运是被情势所改变和扭曲的生存态”[26]。曾国藩的忠君思想，让人可敬又可悲，他的一生不愧是“忠毅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