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正好有一篇,应该很合适的!浅析中西方审美差异自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美术作品被介绍到了我国,使我们终于可以足不出户就尽览中西美术的杰作,由于视角的拓宽和切换,使我们可以站在中西文化之外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二者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绘画几千年的优秀成果可以有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这样的视角有很多,但我们着重从审美方面来谈一些自己的感受。通过中西绘画的比较发现中国传统绘画里的优秀作品基本上都是审“美”的,关乎“丑”与“痛”的作品非常少,而西方绘画却恰恰相反,特别是关于“痛”的作品非常多,包括古典油画时期很多与宗教题材的作品都有着对人类命运之痛进行思考的悲剧意味,到了近现代更是出现了许多在这方面大师级的人物。如:蒙克,挪威画家,被称为“近代人类心灵的肖像画家。”爱情与死亡是他一生绘画的主题,他用炽热的情感把死亡对人类生命的威胁真实的表现在画布上,他自己称自己的画为“生命、爱和死的诗歌。”《呐喊》《病中的孩子》《马拉之死》等作品充满了世纪末的不安,颓唐甚至悲观绝望,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心灵写照,另一位来自英国的画家培根,专门喜欢把人画成半人半兽,奇丑无比的怪物,而且还刻意的放在铁笼里让其徘徊呐喊,充满了悲观与割裂的气氛。而在中国传统绘画里,这样的作品似乎很少见,作为传统国画三科之首的山水画,能画出痛感的恐怕只有朱耷的山水,那种苦涩、孤独与无奈的意境,着实令人感慨,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大部分的中国画家则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来对待艺术。那么何以会这样大的差异的,画面背后一定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一、善、恶观对艺术的影响在西方的宗教里有一种“原罪”观念,即人生来是恶的,虽然经过洗礼可以洗掉“原罪”,但“本罪”却不能赦免,所以要不断地向上帝忏悔并做善事,以减轻罪恶。而西方的绘画似乎很像这样的一种忏悔仪式,即说出人性的恶所导致的那些丑与痛,这样就能不断的接近真善美,只不过不是以宗教的形式,而是以绘画的形式。而中国人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在中国看来人性本是善良的,之所以变恶,是因为后天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好,既然这样,那就必须从一开始就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与视听环境,所以做人要有“礼法纲常”约束,以免越轨变恶。因此只要从事艺术,就要表现真善美,以便耳濡目染,陶冶心性,按中国人的美好愿望,从没见过恶,怎么会变恶呢?因此在中国,任何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艺术都必是清新隽永,美好安详的,而这样的一种氛围,又反而其实很像宗教。试想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穆斯林忙碌了一天,到教堂里去做个祈祷,一个中国人忙碌了一天拿出几个珍藏的扇面对着昏黄的油灯细细品读,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何其相像。既然绘画无意中承担了这样的一种作用,这就要求那些作品一定是安静的、祥和的、美的,否则它将起不到这样的类似于宗教的作用。二、中西方传统哲学对绘画观念形成的影响任何民族的绘画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而文化背景里最根本的就是哲学。在中国,人们对道家哲学的认同几千年来是那样的虔诚和专一,而传统绘画就根植于这样的哲学背景之上,虽然大师辈出,但基本面貌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东西方哲学都认为宇宙的基本结构是和谐的,但西方的毕达哥拉斯也好,柏拉图也好,都认为那是一种数学比例上的和谐,毕达哥拉斯的“数论派”认为“数”是万物之内在的质,而柏拉图的“理念”宇宙本体论,也是一种合乎数学形体的理想图形,道家哲学当然也认为宇宙本体是和谐的,但这是一种音乐般的和谐。所以西方绘画重模仿、重形体、重比例、结构。而东方绘画则重感觉,在道家哲学看来所有物只有与宇宙的这种“和谐”保持一致。才是美的,所以美好的绘画必是宇宙本体,自然之道的体现,绘画无论所绘何物,终极目的是要进于道,达于道,是要象征宇宙洪荒中那种不可捉摸的和谐,西方的赫伯特·里德就曾说:“中国艺术家试图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宇宙的和谐,有些关于宇宙的用词对描述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目的是十分必要的”。《乐记·礼论篇》有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即艺术的精神境界是一种圆满具足而又与宇宙相感,相调和的状态,在此状态中,艺术的精神是大超脱大自由。宗白华也反复强调,中国艺术的境界是求返于自己的心灵节奏以体会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纸面上表现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类与大地和睦与否,协调与否的关系,中国艺术家终生努力的目标也是克服私欲的泛滥而达到与万物本性的同一,而万物本性最终都统一于道,艺术的终极目的,也便是达于道。既然艺术要达于道,而这个道又是永恒和谐的,那么艺术也只能是和谐的。三、中国艺术不干涉现实的哲学背景西方绘画中的审丑也好,审痛也好,有一个共同点即艺术不是束之高阁的空中之物,而是要与血肉人生、社会现实发生关系。而中国艺术的审“美”则很少干涉现实,这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即都与老庄哲学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关系。老子最主要的思想就是“无为”,由此以达到“无不为”。他认为,有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大道,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独立不变,周行不殆的道理,用不着什么神道作主宰,更用着人力去造作安排,扰乱自然的秩序,自有“天然法”来处置他,不用政治和社会的干涉。正因为对于“大道”的深信,导出了老子的人生哲学,即胡适所说的“不争主义”,老于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老子看来对抗是没有用的,还不如一切听信自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而庄子在人生哲学上,在老子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如果我们把老子称为“看淡主义”的话,那庄子就是在看淡基础上的达观了,即对于“是非”的达观。我们都知道庄于妻子死了时,他“鼓盆而歌”的故事,足见他对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都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其人生哲学也可以用这四个字来概括,即乐天安命。这样的思想一旦进入艺术家的思想里,肯定不会去过多地关注现实世界的伤痛,怎样的天灾人祸,怎样的打打杀杀,自有大道去处置,而我本人画画悟道就是了。所以我们不会期望中国传统艺术作品里会有多少审“丑”或审“痛”的作品,在传统中国画家看来,这是无用功,对此几千年来都是不屑一顾的,即使有,也大多是文人士大夫的失意,不遇之痛,是个人小痛,至于人类命运,在中国人看来,是“大道”意志的必然。另外,中国艺术里审美大于审丑和审痛,我想还有其现实的原因,即与画家个人的人生境遇有很大关系,翻开古代画家的简历,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达官显贵:待诏、侍郎、尚书、丞相、大学士,甚至还有皇帝,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些人本身就是当时社会制度的受益者,这样一种制度存在本身就是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从而放心逃避到艺术世界里的前提和现实基础,无论他们有多么大的社会责任感,毕竟自己的生存状态不会给他们带来“切肤之痛”。这样的一种状况,决定了他们看不到现实世界的丑与痛,作品自然就不会有太多的苦痛感。从全球文化气候来看,西方文化现在是强势文化,作为现代中国的年轻人,在没有建立起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坚定信仰的时候,是很容易被西方文化影响的、况且西方文化里确实也有很多优秀的思想,但在我们的传统里却很少甚至找不到,可能我们过于追求那种“天人合一”的高境界了,而在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上是不及西方的,西方艺术作品中那种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意识,悲剧感崇高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弱项。我们的文化的确是高级,可正因为这样它往往只是属于少数士大夫的一种个人奢侈品,而有不适合现时代的发展需要的地方。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对人本身关注的文化,可能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也就自然会成为当代人文化构成里的主要方面。正因为西方文化关注现实人生本身而不是抽象了的生命,所以它们不是单一站在审美的立场上来看待艺术,艺术还要让大众活得深刻和明白。所以要袒露出人类本性里的丑和痛给人看,但这并不是为了丑而丑为了痛而痛,只不过他们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呼唤真、善、美,这与东方艺术用真善美本身来传达真善美是殊途同归的。在此通过对中西方之审美差异的比较,是因为笔者认为这样一个转型期过后,其优秀合理的部分一定会被消化、吸收后重新贴上中国的标签,真正的传统不是单一的回归,而是不停的吸收,回归,既有超越又有着天生的自律,从而永葆这一文化血统的纯正和活力衍生金融工具——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责任。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需要作出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认定(1 6 3 2号准则第八条)。预测性财务信息——管理层负责编制预测性财务信息(3 1 1 1号准则第四条)。代编财务信息——管理层应当对提供给注册会计师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4 1 1 1号准则第七条)。三、管理层的责任贯穿于注册会计师业务工作的全过程1、客户及业务承接与维持时注册会计师承接与维持业务及客户的第一关,首先是对客户单位及其环境进行了解,在此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必须明确提及客户单位管理层的责任问题。2、签订业务约定书时在业务约定书中,应明确管理层对鉴证对象、鉴证对象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责任。3、管理层提供书面声明时注册会计师执行业务活动时,应获取管理层声明,对管理层责任予以进一步明确。4、注册会计师出具业务报告时注册会计师出具业务报告,对管理层责任的说明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审计报告,无论是标准审计报告、还是标准审计报告加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以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均应有关于管理层责任的专门段落。验资报告的范围段、审阅报告的引言段、历史财务信息审计审阅以外的其他鉴证业务报告、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报告,代编财务信息报告中均应明确提及管理层责任,通过这种明示,以便业务报告的预期使用人正确区分管理层责任和注册会计师责任,防止误解,防止以注册会计师责任来减轻管理层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