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亚洲金融危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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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球经融危机的源头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而美国次贷危机是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房地产业泡沫破裂所导致的。描述一下这次次贷危机的演变过程:美国次债危机--美国信贷危机--全球信贷危机和美国经融危机--全球经融危机，最后影响全球实体经济。影响全球实体经济的后果就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人们消费欲望降低、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失业人口的增加、就这样一直的恶性循环下去,直到信贷危机结束才会慢慢有所好转!各国政策：美国：（一）新的流动性管理手段 一是调整贴现窗口贷款政策。从2007年8月起，美联储多次通过调整贴现政策，鼓励出现财务困难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款。2007年8月17日，美联储下调贴现率50个基点，使其与美联邦基金利率之差由此前100个基点缩小为50个基点，贷款期限延长至30天，并可应请求展期。2008年3月18日，美联储再次下调贴现率75个基点，使其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进一步缩小至25个基点，贷款期限延长至90天。

二是启用新的融资机制。2007年12月12日，美联储推出对合格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创新融资机制（TAF）。在TAF中，美联储通过拍卖提供为期28天的抵押贷款，每月两次，利率由竞标过程决定，每次的TAF有固定金额，抵押品与贴现窗口借款相同。由于TAF事前确定数量并采用市场化的拍卖方式，既能有效解决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又不会导致银行准备金和联邦基金利率管理的复杂化，被视为美联储40年来最伟大的金融创新。2008年7月30日，作为28天TAF的补充，美联储推出84天期TAF，以更好地缓解3个月期短期融资市场的资金紧张情况。2008年9月29日，美联储又表示计划将于11月推出两次总额为1500亿的远期TAF，时间和期限将在与存款机构协商后确定，以确保年底前市场参与者资金充足。此后，又于2008年10月6日将总规模扩大至3000亿。 三是启用新的融券机制。2008年3月11日，美联储推出了另一项创新流动性支持工具（TSLF）。TSLF是由美联储以拍卖方式用国债置换一级证券交易商抵押资产，到期后换回的一种资产互换协议，有效期为六个月。TSLF的交易对手仅限于以投资银行为主的一级证券交易商，交易商可提供的合格抵押资产包括联邦机构债券、联邦机构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等。 四是启用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向一级交易商开放贴现窗口。在贝尔斯登事件发生后，为进一步缓解金融市场短期向下的压力，2008年3月17日，美联储决定利用其紧急贷款权力，启用PDCF，其实质是向符合条件的一级交易商（主要指投资银行）开放传统上只向商业银行开放的贴现窗口，提供隔夜贷款。 五是推出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即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AMLF），通过支持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支持商业票据市场。2008年9月19日，针对雷曼兄弟倒闭引发华尔街震荡、大量投资者纷纷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撤资的形势，美联储宣布推出AMLF，以贴现率向储蓄机构和银行控股公司提供无追索权贷款，供其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购入资产抵押商业票据。同时，美联储还计划直接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房屋贷款银行等发行的联邦机构贴现票据，以进一步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顺利运行。

六是推出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PFF），直接支持商业票据市场。2008年10月7日，美联储宣布创建CPFF，运作机制是通过特殊目的载体（SPV），直接从符合条件的商业票据发行方购买评级较高且以美元标价的3个月期资产抵押商业票据（ABCP）和无抵押的商业票据，为美国的银行、大企业、地方政府等商业票据发行方提供日常流动性支持。 七是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付息。长期以来，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均不为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为了增加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2008年10月6日，美联储宣布向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其中，向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比准备金交存期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均值低10个基点，向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息初定为比准备金交存期的最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低75个基点。

给你点资料 自己整理可以么不要一味抄网站上面的 老师看的出来 会影响你分数的新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差异 这种金融危机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形式不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形式是国际收支的危机，那时亚洲出现了大量到期的外债需要偿还，同时国际金融炒家纷纷挤兑，造成了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不足，以至于不得不让本币大幅度贬值。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形式不见得以国际收支的短缺为标志，因为今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量是比较高的，同时由于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些国家并没有大规模举债，只是通过证券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新兴市场国家不面临着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资金倒流从而导致本国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本币贬值，从而导致本地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于衰退为表象的，这和几年前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涨、资产价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一个逆反的镜面图像。这一新型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很可能是波罗的海三国，从波罗的海三国可能传导至东欧各国，再传到南亚包括印度，之后再进一步传到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资金流动不能盲目放开，财政政策须保留一定的灵活性 一旦这样的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着怎么的挑战呢？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外资的表现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纷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对于目前高速运转（事实上是过快运转）的中国经济并不是坏事。而且，这一资金倒流的情况也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不容否认，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另外，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会间接通过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这一新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新兴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中国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大幅度缩水，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为此，中国经济界需要做好资金上和项目研究方面的准备。从宏观层面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轮新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金流动问题上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当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出现下滑，我们的财政政策必须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在继续实行当前稳健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须做好项目上和资金上的准备，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周边国家发生，中国就可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资金保障和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 总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来临，全速前进的中国巨轮必须考虑到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冲击，把握机遇，化解风险，我们的经济发展航程将会前途光明。出现世界性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聚集，未来两年内，全世界将出现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机。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 资金流动逆转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 为什么未来世界将出现新型的金融危机呢？这要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过去近十年来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格局谈起。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十年，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次级房贷危机导致美国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金融风险的成本，也使这些金融机构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资产，以降低风险。 反过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例，其证券市场上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国外。日益高涨的海外资金不仅推动了本地资产价格的高涨，也推动了本地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本地货币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这一系列过程为这些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地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不仅经常账户出现了占GDP10%以上的赤字，同时财政赤字也日益加剧，国内价格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而且，这些国家还实行了与欧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无疑是写下了导致金融危机最佳的化学反应公式。 另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体，就是印度。虽然印度经济在过去3年内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其宏观经济的情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印度的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证券市场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海外，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中央政府也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综合考虑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未来两年之内，世界经济很可能发生资金流动逆转的情形，那就是几年前从发达经济体争先恐后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金，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直接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形成。直接触发因素包括：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 （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 （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 （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 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 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那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观看了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一系列报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后，我找到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2.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3.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一：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属。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启示 （1）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权基础上的，只有经济实力雄厚，政权稳固才能谈及真正的发展经济。 （2）一个经济学家，只有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他将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3）只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使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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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启动积极则政政策的背景 1998年第一季度以来，由于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加之一系列国内经济问题，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亿美元，同比增长6%，与1997年同期的22%和1997年全年的的增长速度相比，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 第二，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199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表明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被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 第三，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中国经济在改革前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和1990年的“市场疲软”，1997—1998年转变为全局性的“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第四，“下岗分流”和失业压力加大。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必须继续积极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等因素的迭加，使企业困境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并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第五，货币政策效果不佳。中国经济“陆”过程中，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心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预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综上所述，为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根据我国经济的现实需要，主要是：一是扩大内需的需要。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需求约束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需增长大幅下滑，只有依靠国内需求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此时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趋缓，只有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二是调整政府投资重点的需要。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和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投资只能向投资金额比较大，民间资本无力承担的道路、交通。环保等公共投资领域倾斜，通过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加强环境保护等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承担改革成本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拖欠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都要求财政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 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分析 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也取得了巨大成效，表现在：首先扩大了投资，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调整税收政策，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增加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成为这一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998—2002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和特种国债共66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万余项，投资总规摸3万亿元以上，全国的基础设施和环保状况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 其次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刺激了消费增长。政府出台了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等。中心财政还大幅增加了对中西部地区增资的转移支付补助，建立了艰苦边远津贴 制度。银行降低利率，提供消费信贷。使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得到了改善。这些措施增加了居民收入，调节了收入差距，对刺激消费起了明显作用。1999年居民消费增长54%，2000年呈回升态势，达到了，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95亿元，比2000年增长. 第三完善了出口退税政策，稳定了进出口增长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分三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达到15%.同时，还采取了完善加工贸易治理和扩大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等一系列配套性政策措施，刺激出口增长。 第四加强了对重要产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二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基础设施项目和生态建设入手，加大了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投入，制定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全面带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能力；三是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第五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公路、铁路，城市供水。电信，电网、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一些重要的、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已经开工，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或者说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更高标准，是看它是否把民间投资启动起来了，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执行下去，它只能是在民间需求不足时，非凡是经济发生较大动荡时实施的一项短期政策。因此今后是否继续实施，必须依据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来作判定，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 2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因 2002年，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论述中国的财政政策时表示：“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长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根据项怀诚提出五个观点，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淡出也是必然的趋势，因为过多采用发行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国债投资是政府行为，过多发行国债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 适当发行国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过多发行国债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债资金投资是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主要是国有项目，形成的企业主要是国企，这样一方面改革老国企，另一方面又再造一批新国企。假如新建的国企在产权关系上还是国有独资企业，体制、机制不变，那么若干年后可能还要进行新的国企改革。二是国债是由国家集中发行，国债投资项目由国家有关部门审批，而项目的实施者是企业和地方政府，两者是相互分离的主体，不能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三是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妨碍了市场化改革进程，淡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四是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实行还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不能很好地发挥乘数作用，造成政府投资效率递减，既不能提高效率，又不能保证公平，直接导致政府信用和财政信用危机。另外，中国也应顺应国际潮流，削减赤字、降低债务。 过多发行国债有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不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 国债项目在中心国债资金投入的同时，要求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未来国债资金偿还可以通过发新还旧的方式解决，但银行贷款的偿还必须通过项目本身的盈利。国债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收益性不强，这就给银行信贷带来了潜在的，巨大的坏账风险。目前国内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和受收入制约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假如着重解决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忽略刺激消费需求，在中国下岗人数多、收入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各阶层、各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会制约生产和投资增长，形成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 影响宏观经济治理平衡 由于长期的国债投资必然带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使投资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而且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超过消费的比重。中国历年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实，积累占国民收入30%是合适的，通货膨胀和通货滞胀都不会产生，但目前这一比例将近40%，影响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带来了宏观治理上的困难。 债务规模已达国际警戒线，财政债务偿还的压力较大 国家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被看做中心财政的债务。目前四大资产治理公司剥离的银行不良资产为4万亿元，四大银行现有的不良资产估计在27亿元左右，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总数就在5万亿元左右。同时国有企业未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和正在形成的不良资产估计总数也有一两万亿元。如此计算，政府财政之外的国有银行和企业的债务规模约达4万-5万亿元，加上中心财政的债务余额5万亿元，整个国家财政的债务规模应该在5万—6万亿元之间，约占GDP的60%，已达到国际警戒线。中国的国债不像有些国家由中心和地方分级分担，而是多集中在中心财政，中心财政的负担很重且不利于收支平衡。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负效应。 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财政制度改革 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投资偏重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从目前居民消费的供需结构看，单靠对实物产品消费的增长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较为有限，而居民对服务的消费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中国第三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还可以扩大就业、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国债的投入基本上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有资本，这就削弱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使达11万多亿元的民间储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掘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多元化，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此相悖。 过多发行国债易导致制度性“挤出效应” 首先，由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国债投资需要银行信贷和证券市场的支持，融资资金有限时，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势必压缩其他所有制企业或个人投资需求。其次，通信、邮电、交通等基础设施行业，存在着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现象，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业务范围进行严格限制，从而损害了民间投资者的积极性 ，降低了私人投资在相关行业扩张的可能性。第三，中国尚未建立对长期亏损、无法清偿债务的国有企业的破产机制，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直接投资、迫使银行贷款的方法维持早应破产企业的生存，这样做加剧了资金的稀缺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而增加了其他企业的投资成本，也使市场空间变得相对狭小，限制了民间企业可能的发展。国债发行导致的制度性“挤出效应”现在已日趋明显。 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 由于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积累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长受到影响，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2001年上半年消费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不足40%.与此同时，消费增长率的下降还直接使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了包括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弱势群体的出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计算，已达的警戒线，这会直接影响有效需求的扩大，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通过对以上经济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是必然的。应该说，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确实已经起到了较佳的经济作用，对整个投资、消费需求的拉动比较明显，且在国际经济形势看好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开始回升，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维持在11%～12%，投资质量也比较高，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和企业更新改造投资也比较活跃，所以选择这一时期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时机是比较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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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弊端集中显现的结果此次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并席卷全球，其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大，出乎多数人的预料。关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各国理论界和政府已多有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源于美国房地产泡沫。解决公众的住房问题是美国政府的重要目标，例如“两房”就是直接为服务于这一目标而设立的。在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宽松、房产价格上扬、资产证券化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各贷款机构追逐高额回报，利用所谓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将抵押贷款扩展至偿还能力差、信用状况不佳的人群，成为危机爆发的温床。其二，金融创新的规模和速度与过分相信市场监督作用的监管理念之间出现失衡。金融衍生品泛滥、杠杆过度使用、评级制度缺乏公允和客观的价值准则，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其三，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负有较大责任。从2001年1月起，美国开始实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给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并伴随着减税、补贴等多项措施，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随后的加息周期则刺破了这一泡沫。其四，过度举债消费的模式是酿成此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国内储蓄率已经降至极低水平，从1984年的降到1995年的，再降到2004年至2007年的、、-1%和，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并最终酿成了一场偿付能力的危机。回过头来看，美国以消费和负债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由来已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结合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当今美元本位体制与黄金(203,)本位体制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印钞进行对外支付，满足国内消费，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与之相对应，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推动经济的同时，换取了大量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美元，随后又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形成了一个以贸易(实物)——金融(资本)为链条的全球大循环。坦率地说，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弊端：首先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本位，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其次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仍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安排。美国在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全球为美国的危机买单，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最后是调节机制的局限性。IMF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资本不足，权威不够，其投票权和结构设计不合理，使美国具有否决权。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其投票权不仅大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实际上也握有否决权。这样就使得IMF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美、欧利益的决议。而且也使IMF对美欧几乎不具备监督和约束的能力。综合历史沿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有三个循序渐进的选择题：“金本位还是货币本位？”、“单极还是多极？”、“多极还是多元？”。笔者在上篇文章（2008年12月19日《回归金本位已失去客观条件》）中，初步解答了第一个问题。今天来谈谈剩下的两个问题，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怎样的核心？一个，还是多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欧元、英镑或是崛起中的新兴市场货币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单极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支撑单极体系的是霸权稳定论，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71年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的。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霸权大国作为稳定者，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充分流动，并在银行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他更提出，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次贷危机的爆发，霸权稳定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将不可能是单极体系。原因有三：其一，世界经济结构在长期发展中日趋多元化，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影响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缩小，在1980至2007年的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经历了“U”字型变化，从1980年的％到1992年％，再到2007年的28％，新兴市场占比先减后增；而从增速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长率为％，后8年为％，增速不断加快；而发达经济体其同期平均经济增长率为％，其中前20年为％，后8年为％，增速不断放缓。其二，霸权国能够提供稀缺的国际社会公共商品，引导政策博弈趋向协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霸权国尚有余力顾及全球，并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整体利益优化。但一旦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于霸权国，那么霸权国将难以担负起维系体系运转的责任，而且此时其个体利益体现在通过霸权来向外分散风险，这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全局稳定的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冲突。金德尔伯格始终强调“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不可能避免经济周期的起伏，这就意味着霸权国的经济基础是极不稳定的，其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也是偶然的、间歇性的，坚守同一个霸权并不能保证体系运行的长期有效。此外，霸权的阶段性更替则不仅无法回避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动荡，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其三，单极体系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改变博弈结构并非只有引入强权这一种方法，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加强个体间交流与谈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实际效力的个体约束机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发生优化。此外，在提供国际经济社会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强化的国际性机构比依靠霸权力量更为有效，且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小。在多极体系中加强制约机制建设并增强国际性机构的影响力，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依旧能够实现长期稳定。无论如何，多极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那么，这将是怎样的多极？答案还是非此即彼的两个：简单的多极或是复杂的多极。简单的多极意指无秩序、无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在多种核心货币间随机取舍。复杂的多极则代表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程度和相对的通货膨胀率结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货币同盟甚至是成立统一货币区，而每一个特定货币区内的区域统一货币则构成了多极体系中的一极。这种复杂的多极与蒙代尔的“金融稳定三岛”具有较大相似之处。蒙代尔近年来一直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分别承担起区域货币的职责并共同构成多极货币体系。但这种复杂的多极并不仅仅意味着多个统一货币区的并立，实际上，每个货币区就像是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单位“元”，而这些单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个区域货币本身又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元”，这个高层次“元”也有一个核心，即一种类似于多极货币基金的世界性货币，就像是IMF特别提款权的加强优化版本。每个层次的每个“元”内部不仅固定汇率，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并能够实现宏观政策的协调。理想状态是，各个统一货币区内部政策较为统一，而高层次“元”又能通过国际性机构的制约实现各区域政策的整体协调，多层次的多极货币则能够充分满足各区域和全世界的各种货币需求。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存在多层次内部制约和外部协调机制的复杂的多极可能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即“多元”。从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信用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可能有两种风格：激进型或是渐进型。综合历史沿革、次贷现状和未来要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是激进型，而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伴随着各个货币区建设的长远进步和国际性机构的强化，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金融危机对对外贸易影响一、前3季度外贸继续快速增长2008年前3季度，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和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升高，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加快结构调整，仍然实现了持续和快速增长。主要特点是：1．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长加快，外贸顺差减少。前3季度商品进出口总值为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其中出口第1季度出口增长，第2和第3季度增速回落。前3季度总计出口亿美元，增长，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自年初开始加速，总计进口亿美元，增长，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个百分点。外贸顺差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能源资源进口量增价涨。前3季度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机电产品出口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受经营成本升高和需求疲软的影响，传统大宗商品中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个百分点。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增长速度均有所回落。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仍然是能源资源类商品。原油进口量比上年同期增长，金额增长；铁矿砂进口量增长，金额增长；大豆进口量增长，金额增长。3．一般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加工贸易增速继续回落。前3季度中国一般贸易继续强劲增长，进出口总值达到亿美元，增长。其中，出口亿美元，增长；进口亿美元，增速高达，比去年同期加快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增长进一步趋缓，进出口总值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其中，出口增长；进增长。4．对美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前3季度中国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长放缓。对欧盟出口亿美元，增长，对美国出口亿美元，增长，对日本出口亿美元，增长。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例如对印度出口增长了，对韩国出口增长了，对巴西出口增长了。二、全年出口增幅可能低于20％当前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个人消费开支和出口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第2季度GDP增长率已经由此前的修正至。一些研究机构预测第3、4季度美国的个人消费将出现负增长，相应地美国经济将至少步入温和负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第2季度已经陷入负增长。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也都开始放慢。第4季度主要发达国家进口量可能萎缩，全球商品贸易也将显著放缓。因为金融危机，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支付困难。中国进出口企业已经明显感受到出口新订单减少和支付风险的增大。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的期货价格从7月份开始回落。近期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对未来全球经济下滑的担心，进一步挤压了期货价格虚高成分。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时也不排除由于投机因素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中国国内通胀率仍不算低，出口产业将继续受到成本上涨困扰。自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20%，对欧元和日元升值也都在8%以上。近期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受到一定抑制有关。这暂时缓解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困难。综合上述因素，预计第4季度中国出口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全年出口增速可能回落至20%以下。三、2009年外贸形势很不乐观第一，世界经济将陷入低迷，不排除危机加深可能尽管各国政府正采取协调行动筑起防波堤，使得这场金融海啸还不至于引起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市场信心的恢复、体制和结构问题的解决预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乐观地估计，发达国家经济至少要等到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晚时候才能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还难以确定。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低迷时期。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整体回暖迹象，次级贷款问题仍有可能恶化，使更多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浮出水面。因此，不排除金融危机加深的可能性。第二，初级产品价格将继续处于高位并剧烈振荡如果初级产品价格能够回落至较低水平，对于减轻广大进口国成本负担，刺激经济回升显然是利好消息。但是，导致近年来能源、资源类商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来自新兴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美国生物能源政策等并没有改变。而能源、资源类商品供给受到开采难度增大、生产国投入不足、以及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减少的制约，供给量的增长并非易事。为了维持高价，近日OPEC已酝酿调减全球石油产量。各国为拯救金融市场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对美元等货币币值下跌的担心，将使得更多国际游资把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保值避险工具。这些因素都将加剧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第三，多哈回合前景暗淡，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只影响部分市场不同，这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贸易的稳定运行。7月份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后，虽然许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重启谈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多哈回合取得突破的前景看上去更加黯淡。不仅如此，贸易量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还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总体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进口需求锐减、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主要货币可能出现的贬值，都将进一步波及中国。预计2009年外贸形势应很不乐观。进口和出口增长都将回落。四、中国应对冲击有一定空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连续七年实现较快增长。近几年政府大幅调整外经贸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已经让企业提前适应在趋紧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许多地方和企业都积极转变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少数仅靠低价竞争的企业被淘汰，具有一定技术、品牌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企业则获得了更大发展。大部分出口商品卖价有所提高。应当说，中国出口产业总体竞争力仍然是比较强的，低成本优势并没有失去。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将催生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对于中国进出口企业来讲，既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能依然充足。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调整和优化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将带来巨大和长期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依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坚实物质基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和有效地扩大内需，将支撑并推动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中国政府近日已经决定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未来在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方面还有相当可操作空间。各地方、部门将加大对进出口企业信贷支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鼓励和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有利于改善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增长潜力很大，迄今为止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热情不减。所以，从中长期看，中国外贸发展前景依然十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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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思考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下，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赤字、增加政府投资。支持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来拉动经济增长。从1998至2002年，每年增发国债都在1000亿元以上，国债投资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并拉动了GDP的增长，对中国宏观经济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发挥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但2002年4月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公布中国要“淡出”积极财政政策。他表示，中心政府财政出现“收入增长太低、支出增长太快”的严重情况，积极财政政策在实行五年后必须“逐步淡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对策是什么？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研究。1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及成效财政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涵义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对一部分产品所进行的分配和再分配。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财政政策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财政政策是政府追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在弥补“场失灵”的资源配置、维护社会稳定的收入再分配、保持经济稳定的反周期操作等方面，都可以发挥功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目标的实现。中国启动积极则政政策的背景1998年第一季度以来，由于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加之一系列国内经济问题，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亿美元，同比增长6%，与1997年同期的22%和1997年全年的的增长速度相比，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二，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199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表明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被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第三，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中国经济在改革前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和1990年的“市场疲软”，1997—1998年转变为全局性的“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第四，“下岗分流”和失业压力加大。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必须继续积极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等因素的迭加，使企业困境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并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第五，货币政策效果不佳。中国经济“陆”过程中，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心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预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综上所述，为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根据我国经济的现实需要，主要是：一是扩大内需的需要。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需求约束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需增长大幅下滑，只有依靠国内需求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此时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趋缓，只有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二是调整政府投资重点的需要。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和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投资只能向投资金额比较大，民间资本无力承担的道路、交通。环保等公共投资领域倾斜，通过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加强环境保护等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承担改革成本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拖欠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都要求财政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分析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也取得了巨大成效，表现在：首先扩大了投资，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调整税收政策，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增加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成为这一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998—2002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和特种国债共66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万余项，投资总规摸3万亿元以上，全国的基础设施和环保状况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其次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刺激了消费增长。政府出台了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等。中心财政还大幅增加了对中西部地区增资的转移支付补助，建立了艰苦边远津贴制度。银行降低利率，提供消费信贷。使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得到了改善。这些措施增加了居民收入，调节了收入差距，对刺激消费起了明显作用。1999年居民消费增长54%，2000年呈回升态势，达到了，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95亿元，比2000年增长.第三完善了出口退税政策，稳定了进出口增长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分三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达到15%.同时，还采取了完善加工贸易治理和扩大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等一系列配套性政策措施，刺激出口增长。第四加强了对重要产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二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基础设施项目和生态建设入手，加大了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投入，制定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全面带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能力；三是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第五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公路、铁路，城市供水。电信，电网、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一些重要的、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已经开工，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或者说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更高标准，是看它是否把民间投资启动起来了，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执行下去，它只能是在民间需求不足时，非凡是经济发生较大动荡时实施的一项短期政策。因此今后是否继续实施，必须依据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来作判定，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2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因2002年，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论述中国的财政政策时表示：“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长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根据项怀诚提出五个观点，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淡出也是必然的趋势，因为过多采用发行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具体分析如下：国债投资是政府行为，过多发行国债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适当发行国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过多发行国债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债资金投资是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主要是国有项目，形成的企业主要是国企，这样一方面改革老国企，另一方面又再造一批新国企。假如新建的国企在产权关系上还是国有独资企业，体制、机制不变，那么若干年后可能还要进行新的国企改革。二是国债是由国家集中发行，国债投资项目由国家有关部门审批，而项目的实施者是企业和地方政府，两者是相互分离的主体，不能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三是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妨碍了市场化改革进程，淡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四是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实行还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不能很好地发挥乘数作用，造成政府投资效率递减，既不能提高效率，又不能保证公平，直接导致政府信用和财政信用危机。另外，中国也应顺应国际潮流，削减赤字、降低债务。过多发行国债有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不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国债项目在中心国债资金投入的同时，要求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未来国债资金偿还可以通过发新还旧的方式解决，但银行贷款的偿还必须通过项目本身的盈利。国债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收益性不强，这就给银行信贷带来了潜在的，巨大的坏账风险。目前国内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和受收入制约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假如着重解决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忽略刺激消费需求，在中国下岗人数多、收入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各阶层、各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会制约生产和投资增长，形成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影响宏观经济治理平衡由于长期的国债投资必然带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使投资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而且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超过消费的比重。中国历年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实，积累占国民收入30%是合适的，通货膨胀和通货滞胀都不会产生，但目前这一比例将近40%，影响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带来了宏观治理上的困难。债务规模已达国际警戒线，财政债务偿还的压力较大国家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被看做中心财政的债务。目前四大资产治理公司剥离的银行不良资产为4万亿元，四大银行现有的不良资产估计在27亿元左右，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总数就在5万亿元左右。同时国有企业未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和正在形成的不良资产估计总数也有一两万亿元。如此计算，政府财政之外的国有银行和企业的债务规模约达4万-5万亿元，加上中心财政的债务余额5万亿元，整个国家财政的债务规模应该在5万—6万亿元之间，约占GDP的60%，已达到国际警戒线。中国的国债不像有些国家由中心和地方分级分担，而是多集中在中心财政，中心财政的负担很重且不利于收支平衡。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负效应。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财政制度改革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投资偏重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从目前居民消费的供需结构看，单靠对实物产品消费的增长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较为有限，而居民对服务的消费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中国第三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还可以扩大就业、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国债的投入基本上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有资本，这就削弱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使达11万多亿元的民间储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掘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多元化，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此相悖。过多发行国债易导致制度性“挤出效应”首先，由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国债投资需要银行信贷和证券市场的支持，融资资金有限时，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势必压缩其他所有制企业或个人投资需求。其次，通信、邮电、交通等基础设施行业，存在着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现象，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业务范围进行严格限制，从而损害了民间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了私人投资在相关行业扩张的可能性。第三，中国尚未建立对长期亏损、无法清偿债务的国有企业的破产机制，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直接投资、迫使银行贷款的方法维持早应破产企业的生存，这样做加剧了资金的稀缺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而增加了其他企业的投资成本，也使市场空间变得相对狭小，限制了民间企业可能的发展。国债发行导致的制度性“挤出效应”现在已日趋明显。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由于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积累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长受到影响，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2001年上半年消费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不足40%.与此同时，消费增长率的下降还直接使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了包括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弱势群体的出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计算，已达的警戒线，这会直接影响有效需求的扩大，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通过对以上经济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是必然的。应该说，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确实已经起到了较佳的经济作用，对整个投资、消费需求的拉动比较明显，且在国际经济形势看好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开始回升，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维持在11%～12%，投资质量也比较高，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和企业更新改造投资也比较活跃，所以选择这一时期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时机是比较成熟的。3对于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思考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实践中应当逐步退出，但绝对不能操之过急，这就需要中国一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认真解决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做适当的调整；一方面要采取相应对策，逐步退出。在当前形势下，应采取以下对策。调整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首先适当发行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由于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变化有许多不确定性，外需的增长存在较多的制约因素，而国内民间投资没有启动、消费需求刚性较强、未完工项目需要后续资金、通缩和就业压力增大等客观情况以及国债投资使用中存在投资效应减弱，由于缺乏好的项目国债投资下拨缓慢，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等问题，今后可以适度发行一定数量的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自1998-2002年，中国发行国债分别是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截至2002年，中国共发行国债6600亿元。2003年，发行国债1400亿元，减少100亿，是1998年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首次减少，这意味着在中国实施了长达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减弱力度并平稳淡出。其次调整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国债资金首先保证在建项目的扫尾，确保重大项目的投入和建设，重点向农村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向中西部非凡是西部地区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并严格控制除西部开发项目外的新开工项目，果断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保证工程质量。第三要加强国债资金治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范国债资金拨付使用程序，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全面推行追踪问效治理，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第四要注重积极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扩大政策实施效果。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同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消费结合起来，将扩大政府投资与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利用外资结合起来，将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财政风险结合起来，加快培育和完善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第五继续实施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国债资金的使用重点要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在目前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应该集中财政资金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尤其是要向农民倾斜。农民收入水平低是制约中国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必须要减免农民税费，切实给农民实惠。在这方面应采取的政策措施是第一，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体制，以合理的保护价收购农副产品，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稳定收入，保护农民的合理利益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在经济建设专项国债中拨出专款用于对农业生产性贷款，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贴息，以增加对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第三，对农民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必须的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价格供给，差价由国家利用支农资金或拨出专项国债资金进行补贴。第四，中心财政应拨出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改善农村校舍、补贴学校资金不足、补发教师工资，对于非凡困难的边远地区还可以免除学杂费等方法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民素质，缩小城乡差距。第五，减轻农民税负，继续推进农村费改税，并相应对农民个人储蓄存款部分免征利息税。降低税负，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增长减轻税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之一，能起到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既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也有利于启动民间资金，带动最终消费。具体措施是第一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国家，由于对购进的固定资产不答应扣除，使其扣除范围较小，税基较高，不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消费型增值税是对新增价值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征税，其扣除额既包括全部生产资料转移价值的税额，还包括新增价值中用于投资部分的税额，有扣除范围广、税基小的优点。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会使财政收入减少一部分，但有利于调动企业生产和设备投资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刺激民间投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第二按照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中国已加入WTO，但外资企业所得税仍有优惠，国家应对外资统一企业所得税，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减轻内资企业的税负，使各类企业在公平税负的条件下进行竞争。第三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实行全额退税。结合增值税的转型，对出口商品实行彻底退税即实行完全的零税率，逐步取消退税指标的分配治理办法，鼓励企业扩大出口。第四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只有800元，应根据收入标准和物价水平的变化，尽快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扩大扣除额，也可按一年的总收入征收所得税。要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力度，严格控制高收入者偷漏税现象，对高收入者的税收所得可用于补贴低收入者，调节收入差距，也可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加大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的力度目前中国实行的基本上是投资性财政政策，投资性财政政策适应于社会对资本具有大量需求时期。随着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五年来的连续实施，国债资金的大量投入，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电信、铁路、公路、电力等重要生产部门的资本已经趋于饱和，社会对资本的需求势头已经减弱，投资空间趋于缩小，社会生产能力迅速增长，普遍的生产过剩现象逐渐形成，市场供给迅速增加，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资本投入不足，而是商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财政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减少财政投资，增加福利资金支出，侧重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而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是无任何成本的，同时，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有助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目前，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比较高，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达到11万亿元，且增长率较快。较高的储蓄率严重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侧重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有利于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扰也会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会追求享受，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甚至可以超前消费，从而增加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用于社会福利保障的财政资金已占GDP的10%左右，成为拉动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说明了消费性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所以，消费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远远大于投资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适当宽松，加大支持经济的力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工具，在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相应地积极活跃起来。一是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采取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的方式，适当扩大货币发行量，消化特定贷款等历史坏账，继续降低再贷款利率；下调中心银行存款预备金利率，必要时可以实行零利率，刺激商业银行贷款。二是改革邮政储蓄，理顺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现在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明显高于中心银行一年期再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在中心银行存款利率的水平，造成邮政储蓄增长过快。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点解决银行的贷款激励和风险约束不对称的问题，确立银行的利润目标，建立起以商业原则为基础的贷款决策机制，并加强对贷款企业的财务约束，从而切实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联动效应。四是加强货币政策手段的运用，主要是要加快利率市场化，加大货币市场的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同时把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逐步扩大到资本市场，重视和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积极引进外资，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充分利用目前国内外的有利环境，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伊拉克战争及美国大企业的财务丑闻，使投资者对在美国投资的安全与收益产生怀疑，这将导致美国资金的外流，这对中国扩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中国在加入WTO后，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全面开放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有着良好的预期，对投资中国的积极性很大。而且中国目前又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经济与社会形势最安定的国家，对外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中国要充分利用目前的良好机遇，在利用外资方面，要实行观念提升和方式更新；要从区域开放观念上升到全球化意识；要从用优惠政策创造局部优势环境观念上升为用法治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综合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识，提高“软环境”质量要从商品经营观念上升为资产经营、资本运营意识；要从政策引导的主管观念上升到以投资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要从“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