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评论杂志

1950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怀俄明大学、俄勒冈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印第安纳大学；主持“未来资源”项目的研究；并先后提任社会科学研究会、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比尔福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参与政府工作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早在1967年就出任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一职，其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在80年代出任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1997年度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致力于人类社会中宪政自治秩序的建构和自然资源的管理，曾参与起草《阿拉斯加州宪法》，并曾任美国国家水资源委员会等众多机构的顾问。他是包括《宪政经济学》等多家学术杂志的编委，并曾任《公共行政评论》的主编。因对联邦主义等问题的开创性贡献，他曾被美国政治学会等组织授予多项荣誉。

专著教材1、《行政法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2、《创建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地方公共服务体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4月3、《四川省社会治理发展报告》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12月4、《地方社会管理创新——突破和谐发展的行政障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5月5、《四川省社会管理创新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6、《地方政府流程再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7、《行政法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8、《薪酬管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9、《走向有限政府：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四川科技出版社 2006年1月10、《公共管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11、《环境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 主持科研项目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子课题；2、主持教育部规划项目：《我国地方政府服务流程再造的理论与实践探索》；3、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面向西部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低碳景区集成管理模式研究》子课题；4、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地方公共服务体系》；5、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行政障碍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6、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WTO西部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7、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政府服务流程再造的理论与实践》；8、主持教育部哲社发展报告建设（培育）项目：《成渝统筹城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发展报告》；9、主持国务院办公厅委托项目：《省级政府政务公开与管理创新》；10、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西部地区社会和谐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11、主持四川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和谐四川进程中的行政障碍与制度创新研究》；12、主持四川省社科基金项目：《SARS与地方政府危机管理》；13、主持四川省“十一五”人才规划基础项目：《四川省人才市场机制的构建与政府服务》；14、主持四川省软科学项目：《四川省人才市场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15、主持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资助项目：《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创新——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16、主持四川省政府项目：《行政改革与政府服务中心建设》；17、主持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四川省中介组织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18、主持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重点项目：《地方政府服务流程再造的理论与实践》；19、主持四川大学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一般研究项目：《公共管理专业科研、教学互助关系研究与实践》；20、主持成都科学发展研究院招标项目：《成都市统筹城乡年度报告》；21、主持成都科学发展研究院招标项目：《统筹城乡背景下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方案》；22、主持成都市政府招标项目：《成都市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改革研究》；23、主持成都市“十一五”规划项目《成都市政府管理体制创新》；24、主持成都市政府项目：《领导干部素质培养》；25、主持成都市政府项目：《成都市干部创新能力研究》；26、主持成都市政府项目：《成都科学发展研究》；27、主持成都市政府项目：《成都市统筹城乡研究》；28、主持成都市政府项目：《乡镇机构改革研究》；29、主持成都市政府委托项目：《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试点工作方案》；30、主持成都市政府委托项目：《成都市行政审批程序与前置条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31、主持成都市政府委托项目：《电子政务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32、主持成都市政府委托项目：《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与实践》；33、主持成都市政府委托项目：《城市房地产管理体制改革》；34、主持成都市房管局委托项目：《成都市房管局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方案》；35、主持成都市工商局委托项目：《成都市工商局规范化服务型政府》；36、主持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委托项目：《成都高新区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方案》；37、主持成都市工商局委托项目：《工商管理干部行政能力提升与培训》；38、主持彭州市政府委托项目：《彭州市政府职能配制》；39、主持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委托项目：《政务公开与政府管理创新》；40、主持成华区政府委托项目：《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的成都模式---成都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与惠民工程研究报告》；41、主持绵竹市政府委托项目：《规范化责任性政府建设》；42、主持成都市新都区项目：《政府服务流程再造》；43、主持成都市金堂县委托项目：《金堂县人员编制“总量控制、动态管理”科学化研究》；44、主持成都市青羊区委托项目：《青羊区深化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45、主持成都市温江区项目：《温江区城乡一体行政管理体制研究》；46、主持成都市人事局委托项目：《成都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47、主持成都市新都区纪委监察局委托项目：《成都市新都区行政效能评估（2009年度）》；48、主持成都市新都区纪委监察局委托项目：《成都市新都区行政效能评估（2008年度）》；49、主持双流县项目：《成都市双流县投资软环境评估与规划》；50、主持龙泉驿区人民政府委托项目：《龙泉驿区深化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创新研究》；51、主持成都市温江区项目：《温江区人力资源市场优化与再造》；52、主持新津县编办委托项目：《花源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53、主持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项目：《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管理创新方案研究》54、主持金堂县竹篙镇委托项目：《金堂县竹篙镇产城互动中的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机制研究》。 论文《城市空气污染防治中的政府责任缺失与履职能力提升》，姜晓萍、张亚珠，《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2、《我国社会焦虑问题研究述评》，姜晓萍、郭兵兵，《行政论坛》，2014年第5期3、《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知识图谱》，姜晓萍、苏楠，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4、《国内服务型政府研究的知识图谱》，姜晓萍、苏楠，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5、《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姜晓萍，《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2期6、《基于价值取向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研究》，姜晓萍、郭金云，《行政论坛》，2013年第6期7、《构建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体系:以成都试验区为例》，姜晓萍、黄静，《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6期8、《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共同趋势与地区差异——基于国家和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规划的比较》，姜晓萍、陈朝兵，《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9、《统筹城乡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姜晓萍，《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3年第2期转载10、《当前我国干部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论析》，姜晓萍、史云贵，2012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2013年第2期全文转载11、《国内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综述》，姜晓萍、吴菁，《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新华文摘》2013年1期12、《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编制管理再造：机理与策略》，姜晓萍、范逢春，《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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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社会的重要舞台》，姜晓萍，《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12期21、《国外政府流程再造的核心问题与启示》，姜晓萍、汪梦，《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6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2、《中国公共服务30年的制度变迁与发展趋势》，姜晓萍、邓寒竹，《公共行政》，2009年7期全文转载23、《中国公共服务30年的制度变迁与发展趋势》，姜晓萍、邓寒竹，《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24、《我国政府流程再造的公共需求与可行性分析》，姜晓萍，《理论与改革》，2009年4期25、《四川地震灾区受灾群众需求调查与潜在社会风险分析》，姜晓萍、李文星、夏志强，中央党校《思想理论内参》，2008年30-31期26、《中国公共服务体制改革30年》，姜晓萍，《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12期27、《地震灾区居民住宅重建的几点建议》姜晓萍《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3期28、《公民行政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姜晓萍、郭金云，《新视野》，2008年3期29、《统筹城乡发展中的行政障碍与地方政府治理》，姜晓萍，《理论月刊》，2008年4期30、《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的公民参与》，姜晓萍，《新华文摘》，2007年21期转载3254个字31、《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姜晓萍，《政治学研究》，2007年3月32、《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的公民参与》，姜晓萍，《公共行政》，2007年11期全文转载33、《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的公民参与》，姜晓萍，《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4期34、《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障碍与对策思考》，姜晓萍、兰旭凌，《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10期35、《我国人才市场机制构建中的障碍与对策探讨》，姜晓萍、侯军帮，《公共行政》，2007年1期全文转载36、《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姜晓萍、衡霞，《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1期37、《我国人才市场发展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与制度创新》，姜晓萍，《新视野》，2006年5期38、《我国省级政务公开探析》，姜晓萍、姜洁，《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8期39、《政府流程再造的基础理论与现实意义》，姜晓萍，《新华文摘》，2006年第15期40、《政府流程再造的基础理论与现实意义》，姜晓萍，《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5期41、《我国省级政务公开的现状调查与问题分析》，姜晓萍，《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42、《我国人才市场机制构建中的障碍与对策探讨》，姜晓萍、 侯军帮 ，《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43、《透视地方政府引进ISO9000》，姜晓萍、郭金云，《决策》，2006年第7期44、《从两次“井喷”事故看政府危机管理》，姜晓萍、陈进，《决策》，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C3《管理科学》2006年8期全文转载）45、《以政府制度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姜晓萍，《社科论坛》，2006年3期46、《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姜晓萍、马凯利，《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5年3期)47、《地方政府建立行政决策专家咨询制度的探索与创新》，姜晓萍、范逢春，《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2期48、《提高政府采购效率二有效途径》，姜晓萍、陈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1期49、《地方可持续发展与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姜晓萍、姜洁，《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50、《地方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个案研究——以四川省成都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姜晓萍、 郭金云，《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7期51、《港台地区网上申报与审批的经验及启示》，姜晓萍、 滕赋骋，《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2期52、《完善行政服务中心，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姜晓萍、唐冉熊，《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2期53、《成都市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姜晓萍，《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11期54、《我国政府部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探索》，姜晓萍、 郭金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2期55、《从SARS看我国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姜晓萍、范逢春，《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2期56、《论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姜晓萍，《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2期57、《我国行政审批范围的规范化》，姜晓萍、吴军飞，《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2期58、《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路和对策》，姜晓萍、刘汉固，《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6期59、《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姜晓萍，《四川政报》，2003年11、12期60、《香港特区顾客导向型政府之构建及其启示》，何水、姜晓萍，《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61、《地方政府行政审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姜晓萍、李文星，《河北学刊》2002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1期62、《施韦策诘难和道教生态伦理》，姜晓萍、曹玉华，《西南师大学报》，2002年5期63、《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支持系统》，李文星、姜晓萍，《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4期64、《西南民族地区的居住模式与婚姻、家庭的变迁》，姜晓萍，《西南民院学报》，2001年3期65、《朱元璋法律意识二重性心理探析》，姜晓萍，《史学集刊》，1996年第5期66、《明代的司法制度与君主专制》，姜晓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67、《“击鼓鸣冤”的由来》，姜晓萍，《法学杂志》，1992年第4期68、《明代的立法及特色》，姜晓萍，《文史知识》，1991年第1期69、《中国古代居室建筑中的“家”的观念》，姜晓萍，《文化史知识》，1994年第7期

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它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硕士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 范文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 方法 ，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报告 ，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____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 文章 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设备，主动干预和控制研究对象，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①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②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量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量、因变量操作化，指标数据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③实验操作与监控;④分析、解释实验结果，形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量操作，因果关系解释，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R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量;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量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量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 文化 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

作者认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承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依据，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布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适合结构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因此，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布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说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 经验 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布式推论逻辑，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 反思 ，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验判断，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断，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 思维方式 ”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依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具体的构建方式，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虽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形成了观念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激活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二：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1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政府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政府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政府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 措施 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政府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政府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政府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政府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政府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 企业管理 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政府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政府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政府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序来对政府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公共管理的行政组织文化创新：

利用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指导，具体措施为将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不同的机关。成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的行政执行局，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行政执行管理。执行机构体制或执行局制作为一种行政执行体制，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分权而治，具体来说，将位于现行科层制中的中下层组织单独抽离出来，让其实现独立经营，并将编制、人事、财务等权限赋予掌控经营大权的经理。也就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上下级变成了合同关系。行政执行局的成立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其主要职能在于执行政府政策以及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技术、专业、监管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业务之间的关联更小，不再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和属性，但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执行机构的正式成立，说明政府组织机构已经转向执行机构包裹核心政策司的形式，其中核心政策司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执行结构的职责为确保政策能够落实，并提供服务，这和以往作为下级单位直接听命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行政角度来看，执行机构和政策核心司不是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在进行这种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组织内部就的行政组织文化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主要特征在于让行政组织更加重视绩效、服务质量以及商业价值。绩效指的是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下，行政管理必须追求更高的绩效，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比如合同管理、组织结构简化等，促进行政组织理性和灵活性的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组织效率的大幅提高;服务指的是行政组织要转变对公民的看法，将公民当做顾客一样为其提供服务。只有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公民满意度才会相应地提高;商业指的是要将公共服务当做一种商品，然后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实现市场竞争目的。

公共管理的行政治理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使得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并将二者引入到行政改革建设领域，在政府内外部展开改革。内部改革即为执行局的成立和实施，外部改革即为号召公民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公民和社会的作用。后者体现了公共管理对行政治理的颠覆性认识。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两种思想是极力推崇这一点的，即“重塑政府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理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理论就是“重塑政府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改革的主导者必须拥有企业家的精神，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具体来说：首先，在改革过程中对政府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应该成为改革的执行方，而是应该把握改革方向。通过购买的方式，将改革执行任务交由其他组织，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公共服务产生和提供的过程。其次，对于改革中的资源来说，政府要做的事即为穿针引线，充分调动各种稀缺资源，完成改革。政府利用民主程序，为社会需要指定目标。同时，发挥私人部门的优势，不断进行商品和劳务的制造，引入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这里提到的非政府组织指的是第三部门，即志愿或非营利性组织(不包括以往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往往都是个人，它们能够提供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服务或产品，但目的不在于赚取经济利润。最后，政府服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呈现出来：传统形式，比如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税费收缴、发放经济补助等;创新形式，比如和民间组织构建合作关系等;先锋派形式：成立基金、市场重构、号召志愿者为公众利益服务等。公共管理理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具体的理论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治理与善治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在该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的措施有：合作、协商、整合目标等。从本质上看就是构建符合市场规律、满足公众利益的合作关系。它所构建的管理机制用合作网路的权威取代了政府的权威。该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为：第一，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公共和民间机构也扮演着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它否定了国家权力中心即为政府的观点，如果公共和民间机构对合法权力的应用受到民众的肯定，那么它们也会因此成为权力中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所属层面的差异。第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开始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这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彼此间权力和责任慢慢混为一谈。第三，对于集体行为而言，其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促进彼此目标的实现，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都会进行资源的交换，并通过交流寻找目标的共性，这样所有的参与者就会和政府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帮助政府处理一部分行政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善治模式实际上是非常理想的。善治指的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从本质上看就是由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为了能够让公民肯定公共管理活动质量和成果，管理机构和活动必须尽最大努力解决公民和政府、公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要达到善治这一目标，政府和公民都必须进行奋斗并且开展合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和政府构成公共权威并共同构建和维护公共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