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殷商文化殷商文化 ，内涵非常丰富，具有多个层面，如玄鸟生商、王亥经商、成汤都商。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于中原 ，是全国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殷商文化重贾而周人重农，这是殷周文化之根本。考古认为先商文化与下七恒文化关系密切。历史渊源夏朝时期距今大约3800年前的夏代，商国的第七任君主、商部落始祖阏伯的六世孙王亥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肇牵车牛远服贾”，开始用牛羊帛粟等物品与其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人们尊称王亥为“商业鼻祖”、“华商始祖”。从那时起已历经千年。商部落在契至商汤的先商时期一直活动于中原，史学界、考古学界对此几乎没有争议。“商人”与“商品”的称谓就来源于商部落。商朝时期商汤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在贤臣伊尹和仲虺的辅佐下，通过和夏朝人进行商业贸易，换取夏人的粮食，商国国力日益强盛起来。商汤死后，因其子太丁早死，所以由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其弟仲壬继位；仲壬死后，又以大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即位三年，因为暴虐无德而被伊尹放於桐宫。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回太甲并还给太甲政治权利。后来，世权臣废立皇帝称“行伊尹、霍光之事”。商朝在亳建都210余年后，第十任君主仲丁即位初年，亳都遭遇河决之害，遂将国都自亳西迁于隞（今河南郑州），商朝自此开始迁都。后又多次迁都，到盘庚在位时，迁都于於殷（今河南安阳），并固定了下来，商朝在殷建都270多年之久，因此商朝也被后世称为殷朝、殷商朝。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社会的经济进一步发展。直至武丁即位以后，商四出讨伐，征服了周围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商朝这时的国力达到鼎盛时期。武丁后，商朝逐渐开始衰落了下来。商代最后一个帝王——帝辛受德对开发中国东南，对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传播文明。商人重贾而周人重农，这是商周文化之根本区别。商人重交易也重农业，早在商汤革命之前，商部落的商品经济就已经很发达了，汤的七代祖王亥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还因为商业贸易的缘故迁居到黄河北岸，后来被有易族掠夺，他的弟弟王恒战败有易，夺回了牛车。因为商人重视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所以殷商的手工业水平高超，商代青铜器非常精美，比如说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四方羊尊等等，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则远远不及商器；商人要实现与远方的交易，必须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商人始祖相土发明了马车，王亥发明了牛车。《诗经》上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从殷墟出土文物中也确实发现有海贝和鲸鱼骨头，可见商人交易的范围之广阔；因为商品经济发达，债务繁多，所以债务奴隶也多；因为交往繁忙，所以常常和其他部落发生矛盾，又由于商品经济比农耕经济更容易积累物质财富，足以支持战争，所以战争频繁，战俘奴隶也多，如甲骨文上就说商王武丁时，王后妇好帅三万人去征讨羌人；因为奴隶来源充足，而且商品经济下，技术远远比人手重要，所以殷商的大奴隶主不惜人力，大肆杀殉。商品经济的社会，和农耕经济的社会，其经济观点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着眼点在开源，而后者更倾向于节流。商品经济不同于农耕经济的一点在于，商品的交易是有不可预测性的，而农业生产，只要尽人力，耕种三年总有一年要丰收，而一年至少可以获得三年之粮。商人重鬼神，好占卜，而周人质直，不好鬼神。商人的占卜，其实更有点投票表决的味道，《尚书*洪范》说，王有疑难，要和卿士、庶民、卜、筮商量。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列举了六组商人的占卜，参与表决的有王、龟、筮、卿士、庶民五类人，但凡筮和龟一致赞同的，即使王和其他人等反对，事情仍然可行，只有龟筮都反对或龟筮意见相左时，事情才不可行。筮是巫替鬼神发言的方式，龟是史替鬼神发言的方式，巫和史是有学问的人，所以他们的的意见是决定性的，在当时巫和史近乎一类人，不像后来那样分家，可以都看成是巫，最多是分工不同的巫，其地位是很高的。后来周厉王防民之口，让卫巫监视老百姓，使国人道路以目，卫国是商之故地，卫巫即商巫也，可见商人的巫文化遗泽深远。文化遗产河南安阳殷墟是中国古代殷商王朝的都城遗址，也是世界文明古国中最著名的古都之一。殷墟 安阳市的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为“大邑商”、“邑商”，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景区就建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甲骨文发祥地，是中宣部公布的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首批全国旅游景区级青年文明号，属历史遗址类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3年以前这里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是殷墟宫殿宗庙区的主体和殷王都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重心所在，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甲组建筑基址共发现15座，是宫殿宗庙区内建设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建筑，被认为是商王室的宫室、寝居之所。乙组建筑共发现21座，多数结构繁复，面积巨大，互相连属。这些建筑被认为是殷王室的宗庙建筑。丙组共发现17座，被认为是商王室的祭坛建筑。目前，在宫殿宗庙区已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80余座。这些建筑基址形制阔大、气势恢宏、布局严整，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1961年3月，殷墟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殷墟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首。2006年7月13日，殷墟因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和良好的管理与展示，在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兴建殷墟博物苑为了保护和展示殷墟文化的风采，早在1987年，安阳市就兴建了殷墟博物苑，近年来又不断增建妇好墓、车马坑等附属建筑，以恢复其原数千年前的历史面容。博物苑位于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坐落在殷商王朝的宫殿遗址之上，是安阳最重要的一处文物景观，被中国政府列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安阳殷墟为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民族最早使用的文字---甲骨文和被誉为“世界青铜鼎之冠”的司母戊大方鼎都是在这里出土问世。“在1899年‘一片甲骨惊天下’时，殷墟就已知名中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杨锡璋告诉记者。“殷墟博物苑能使人们直观了解和认识殷墟。”弘扬殷商文化 杨锡璋介绍说，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才真正打开了这座地下博物馆的神秘大门，中国近代考古学也由此诞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经过几代学者的发掘与研究，在这里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群、王陵大墓、居民和宗祠、手工业作坊、车马坑等众多古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牙器等众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以甲骨文和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2001年“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中，殷墟的发现与发掘名列榜首。杨锡璋认为，殷墟所蕴藏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自古以来就对华夏子孙有着神奇的凝聚力和激励作用。安阳移民安阳市委副书记赵微说：“我们要利用好殷墟文物，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化。”为建造博物苑，安阳全市上下付出了很大心血，特别是小屯村的村民。以最早出土甲骨文而闻名世界的安阳小屯，耕地原本就少，村民且有“恋土”习俗，轻易不愿离乡背井。但为了确保工程用地，安阳市政府在这个村划出了21万平方米的拆迁区域，要求区域内的村民迁到距离该地较远的地方安家落户。骈秀如原为小屯村村民，不久前拆迁到了安阳市体育场附近。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没有文化，但很为身边有这样的古文化而自豪。打心里说，我们不愿意离开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但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殷墟参观，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先祖创造的文化，我们做点牺牲值得。”她说：“政府也很为我们着想，拿出很高的拆迁费帮我们安家。想想越来越多的人会来看殷墟，心里就觉得透亮。这也算是我们为保护殷墟和弘扬殷墟文化对国家所做的一点贡献吧。”相关介绍殷商文化作为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周部落以及后来的周王朝，农耕是其立国的基础，他们对于农业生产有着特殊的感情。纵观《诗经*雅》上的周部落的历史，虽然不尽可信，但确实是其真实历史的反映。周部落压根儿就没有过获得大量奴隶的机会，不象纣那样有通过战争俘获的“夷人亿兆”，文王要造个台子，也只是如《诗经*大雅*灵台》所云：“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作为农耕部落，在地多人少的当时，人民是最可贵的，人民即是财富，所以不惜用优厚的条件招致和厚养人民；而对商人而言，有技术的奴隶才可以算为贵重的财富，一般奴隶并不值钱，随时可以通过战争等手段加以补充。商周统治者对小老百姓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刻薄而后者厚道，前者是统治者对大部分地位地下的被统治者的专制，后者几乎可以算是全民之共治，所以民心向背如斯。 由淮上南下长江下游一线，周文化也远及今浙江。如前所述，周人经营淮水流域，主要的根据地是蔡国及其附近的诸侯。 蔡国在春秋时代也沦为楚人附庸。但在西周时，豫南仍是中原文化进入淮水流域的起点。安徽，在新石器时代有大汶口文化以下到印纹陶文化的传统，在此地活动的部族主要是徐舒，属于东方的部族大集团。淮南的殷代文化遗存，不在少数，殷商是东方平原的部族，平原边缘是其自然的尾闾。周克殷后，西周一代淮夷与周人的冲突，史不绝书。文化上的交往，也因此极为频繁。发现安徽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为数不少。嘉山、潜山、肥西、屯溪，均有大批西周铜器出土。一般言之，安徽西周铜器往往基本与中原器物相似，同时也有一些在当地发展的特色。皖南屯溪离中原很远了，其铜器纹饰，显著的模仿了当地几何印纹陶的编织纹。伴同出土的釉陶与印纹陶，无疑是土著文化的特色。釉陶的硬度高，吸水性低，陕西西安张家坡，河南洛阳，以及江苏丹徒烟墩山等地出土的西周青瓷，都与皖南的釉陶有相似处。江西地区的情形，与皖南甚为相像，也有不少西周青铜器出土，地域遍及清江、新涂、南昌、余干、萍乡、东乡、奉新。凡此诸地都在赣江下游及其接近鄱阳湖的支流河域，当是越长江南来的交通要道。西周青铜器中的精品，与中原器物并无二致；时期往往早到西周初期，中期以后反而较少。同出的陶器是几何印纹硬陶。几何印纹硬陶的分布甚为广袤，广东、福建、两湖以及皖、赣、浙江都有之，而以江西皖南为中心。这种硬陶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战国时代，长久为江右的土著文化。相对的，西周青铜器文化只是印纹陶大海中的点状岛屿而已（文物委员会，1979：243，248—249；薛尧，1963；郭远谓，1965）。靖安出土的春秋徐国铜器，有徐王义楚的名字。徐国原在淮泗一带，经过西周屡次攻伐，遂逐步南迁。据说周穆王时代，徐国还一度复兴，据《礼记》“檀弓下”，徐国在春秋时代仍记得“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的盛事。但是穆王以后，徐人渐次移入安徽濒江地区。《春秋》鲁僖公三年（西元前657）徐人取舒，已在淮南江北。经过考古发掘，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朱寨镇三河村白庄自然村台家寺遗址位，是商代早中期淮河流域的高等级聚落。确定了以台家寺遗址为代表的淮河流域的商文化属于中原商文化系统。

因为都城在殷。商朝历史上因为躲避自然灾害和贵族势力进行了多次迁都，知道商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地，商都才彻底确立下来。从盘庚迁殷之后一直到商朝灭亡，商朝的都城一直没有再变更过，所以称呼商朝为殷商。

因为商朝曾经迁都，曾经在殷长期停留。

一、绝地天通：巫觋传统的形成及其意义 考古学资料和古文献资料是考察中国上古巫师产生的两条基本线索，找到这两种证据的吻合点，我们就可以推定巫师产生的时代。红山文化及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等宗教性遗地、遗迹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已出现了较复杂的宗教礼仪和某种形式的巫师，而瑶山良诸文化的墓葬资料，不仅显示了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而且也反映了神权与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依据考古实践的证据可以推定，公元前的三千年中期，巫术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专业巫师正在出现，原始宗教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 文献资料显示，五帝时代乃至三代社会的重大变革，往往首先从宗教领域开端。颛顼时代的“绝地天通”，正是发生在上述考古文化的巫师专业化过程中的第一次原始宗教改革。 颛顼命重、黎分理天、地与神、民之事，打破了古人登天的幻想，从而把通天的权利和巫术手段变成了仅限于个别专业巫师的事业，意味着神职的专业化，是巫的起源，而重、黎是最早的巫。重、黎的时代是巫觋演变的第一阶段，即巫政合一的巫王时代。 颛顼的原始宗教改革，对上古文化政教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自颛顼改革以来，文化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神话氛围浓厚的图象纪官制度逐渐让位于更富有政治色彩的实用制度。 第二，“绝地天通”是民间小传统与贵族上层大传统的矛盾所致，争论的焦点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道统”。“民神异业”的划分，一方面规定了“道统”的传承只能由官方的大传统负载，从而也就把民间文化排斥在“道统”之外。另一方面又开启了民间传统与官方传统的长期交锋，甚至汉代的“今、古文”争立学官之争，也是由此演变而来。 第三，司马迁的世系与天文官之祖都上始重、黎，反映了古代巫史官学传统的渊源与演变，所谓“学统”问题可因此迎刃而解。 第四，自颛顼以来，巫者为王和王者兼巫，构成巫王传统。在西方，巫魅的消除和世俗化，可追溯到古代希伯莱先知的“旧约”时代。但在中国，祛巫除魅的过程则是缓慢的、不彻底的，即使在政治与巫术分离之后，仍能一贯对宗教和巫术采取宽容的态度，这跟西方（欧洲）那种对巫术的敌视和迫害狂现象形成显明对照。之所以如此，无疑和渊源于颛顼时代的巫王传统有密切的联系。 二、祝宗卜史：巫史官学的演变 商代已突破了重、黎时代属神属民的局限，建立起了职司相对分明的巫史官学系统。 巫咸世相殷室，以巫为职为氏，故后世为巫职者，共尊巫咸为祖师神巫。巫咸的时代是巫觋演变的第二个阶段，即巫职专职化（官僚化）的巫官时代。 商代巫术活动的核心是占卜，由“多卜”和“贞人”主司其事。“卜”乃灼龟见兆，是“多卜”的技术专职，由太卜统领。“贞”则是问卜的人，即“贞人集团”，但有时商王及王的妇、子、大臣也参加贞问，故“贞”是人人可做之事，这是卜与贞的区别。祝是以祈告祖灵为对象的祭司，并以祝辞咒语闻名，与以舞乐交通自然天神的巫有所不同。商代似无祝官。随着商周之际“帝”、“天”观念的变迁，以及周人改变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需要，周公父子自任大祝，新立祝官一跃而居群巫之上，巫卜之尊，遂被祝史取而代之。 史官、史职，殷商之前，无从稽考。但史从巫出，巫、筮、史、事、吏、士原本相通，则是共识。商代史官，有诸史、多尹、作册，已初具规模。周初承殷旧制，史官由尹、史、作册三系构成，其中尹为要职，有逐渐转向官吏正长的趋向；史有右史、内史、太史之分，构成史官系统的主要类型；作册多由归化的殷系贵族充任，官卑职微，故无代王宣命的记录。楚地尚巫，与尧、舜、禹时代巫觋领袖祝融深入南国传播教化，关系甚大。 三、天人之学：巫史文化的构成与演进 商代文化的特色是祭祀与巫术。“殷人尊神”，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紧密结合。上帝信仰，与颛顼“绝地天通”有内在联系；祖先崇拜，是史前始祖崇拜的继续和发展。 商代的巫术已普及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故无事不卜不筮，无神不祭不祀。不唯卜筮医舞是巫术，甚至祭祀以及祭品、用牲，亦含有巫术意味。以卜筮而论，其权威超越人心向背与商王意愿，是最终的神秘力量。而凭借巫术力量进而握有政治决策实权的巫史集团，不仅是商代的政治精英，更是文化精英。因此，商代政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巫政合一，商代文化的特质可以总结为巫史文化。 甲骨文和古文献等多重证据表明，商代社会的治乱兴衰，与高级巫职人员能否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关系极为密切。大体而言，自成汤以下，“殷道复兴”之时，每每是巫术兴盛、巫权强大的时期；“殷道复衰”之时，往往是慢神无道、巫权低落时期。 武丁盛世，是巫史文化若干特征的形成时期。其一，卜用甲骨的攻治技术日臻成熟；其二，契刻文字的方法被官方采用，有字卜骨卜甲流行；其三、太史、太卜都是书契名手，显示出巫史文化的充沛活力；其四，浓厚的巫史文化氛围，已蕴育着早期儒者的职业分化。 祖甲改制，是巫史文化的一大转捩点。从祖甲“考验太卜”到武乙“射王”、“慢神而震死”，再到帝纣“慢于鬼神”，预示着殷商后期巫史文化的新变化。 其一，在武丁盛世以前，巫权与王权结合紧密，而自祖甲改制以来，不仅卜事减少，占卜的范围受到更多的局限，而且商王亲自占卜，有意疏离太卜、太史。随着巫史对占卜技术的独占被打破，巫权与王权的冲突逐渐显露出来，这就意味着殷商晚期政治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正在萌芽，意味着巫史开始走向式微。 其二，商代晚期卜事的减少和占卜法的改革，一方面表明人和神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人的能动性意识逐步得到了发挥；另方面预示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种新的宗教价值观正在萌芽、生根。道家的“道”，儒家的“孝”、“德”等观念，都可以在此找到其思想根源，这就意味着商代晚期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的变化，为后来诸子百家的出现孕育着思想胚胎。 其三，商代晚期巫史失宠，流散民间，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一个前兆。原始的道家与最初的儒者，追本溯源都是由零落式微的巫史演变而来，这似乎表明，殷商晚期以来，中国学术文化正经历着突破“吏师合一”的王官的尝试。只是由于“武王革命”以及周公“制礼作乐”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阻截了“哲学的突破”，使得诸子百家的蜂起推迟了五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