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主义毕业论文

重点应该放在男权主义上，但要以小说为基础。即以小说内容为依据讨论男权主义。

大家写的你就不要写了,不然不会引起重视的,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当年的毕业论文,当时写了近两个月,忍痛那出来献献丑.有删减,不过我感到字还是多,你自己再处理一下吧 自尊与抗争 ----简论王熙凤的“辣”性格一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着笔最多、也刻画得最为生动的一个人。她在《红楼梦》中形象鲜明，她的语言、行为、性格、心理可谓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与其他女性有很大的不同，是一个“泼辣货”，她不步趋于封建礼法，装束特别，行为不拘礼数，顿哭顿笑，喜怒无常，难以捉摸。她从另一个方向充分体现了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一般人在肯定她的美丽、聪明、有才干的同时，不得不更深刻地肯定她的阴险、奸诈、狠毒、贪婪。大家把王熙凤称为“凤辣子”，在戏谑的同时，就是充分肯定她的“厉害”，这既是对她聪明、泼辣、大胆的肯定，也是对她的残忍、歹毒，无所不用其极的感慨唏嘘。一个“辣”字，即说出了王熙凤的人品和性格特征，说出了王熙凤在一部《红楼梦》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她必定有的人生命运结局。我们在此即试图分析王熙凤的“辣”，看能否发掘出某种新的意义。 我们可以认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是写作一首爱情的悲歌，在贾宝玉与众女性的情感故事中，作者含蓄而形象生动地表述了他的爱情观。这是超越以往任何一部爱情小说的新颖而先进的爱情观。他把爱情放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关注人的生存的精神层面，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爱情的有无与高下，关乎人生的生存质量。贾宝玉的那套“泥”、“水”之论，以及贾宝玉与众女性的情爱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观园的书写，实际上是曹雪芹的爱情乌托邦。这在当时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男性爱情的理想。这是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真实意图。 作为一部由男性写作的爱情小说，他揭示的是当时封建社会，作为道德伦理的男权主义思想，对爱情的误读和对女性的歧视与摧残。解读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无论是对《红楼梦》进行文化心理阐释，还是对《红楼梦》进行社会学批评，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视点。我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女性主义的赞歌，体现了曹雪芹进步的人文思想。 《红楼梦》的确是通过众多女子写出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中也表达了与历史对女子看法的不同见解。不仅没有把女性看作“祸水”，而且执意赞美了女性，矫正了传统文化对妇女的性别偏见。《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都极富生命力。金陵十二钗个个头脑敏捷、谈吐不凡，即使是未入正册的丫头们，其胆识行为在当时也是十分具有反抗精神的。她们的诸多才能都超过了男性。即使男性专有的治家本领也未有能及王熙凤、贾探春的。这正是《红楼梦》的新鲜与深刻的地方。 但有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王熙凤这一人物不是围绕贾宝玉这一中心人物生存的，甚至，也不是围绕“爱情”这一主题中心活动的。尽管王熙凤的存在，极大地活跃了《红楼梦》的喜剧气氛，在许多场合，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的泼辣、勇敢，使得她像一只快乐的大喇叭；她的年轻、美貌、洒脱、恣肆，使得她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她的略显粗俗的调侃，甜蜜的逢迎，明里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的阴谋与权术，使人不寒而栗。她的才干和治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贾府的团结和兴盛，但她的阴险与贪婪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贾府的分解与消亡。 然而，王熙凤却不在《红楼梦》“爱情”的中心位置上，甚至，我们可以说，王熙凤在《红楼梦》中很少有爱情大戏。从她的一生中，能看出的是更明显的另一面。可以认为她是为个人的自尊、权力、利益而一路奔忙，而绞尽脑汁，使尽手段。从王熙凤的心理分析，她这是维护她自身的人格尊严。因为不如此，王熙凤将得不到那一份权利和“幸福”。《红楼梦》毕竟是一个男性的权力世界。 我们可以肯定，王熙凤是在用生命与男性权力世界对抗。她抵抗的是一个封建家族男性权力中心，如果她不能使用她的聪明，甚至虚伪与奸诈，她就不能维护她在《红楼梦》中的突出位置。在一定程度上，王熙凤报复了伪善的男性权力中心，报复了孱弱的男性权力、男性道德伦理。她是一个胜利者。这是曹雪芹著书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另一种体现。 这与贾母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同，贾母这一形象所体现的是家族的尊严、权力中心和道德中心，而与此相印证的是探春的才智与豁达、晴雯的真率与坦荡，尤三姐的刚烈和无畏。这些女性与宝黛钗之间的缠绵悱恻不同，这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与男权的对抗！ 薛宝钗虚伪世故的生活着，以此获得贾母的肯定，从而获得贾宝玉，获得个人的尊严与幸福。林黛玉由着性子过日子，在坦诚与尖酸刻薄中祈求贾宝玉的理解与同情。 但王熙凤不同，她作为一个成熟的女性，她用她的聪明才能巧妙周旋，直接从男人堆里获得了，她想获得她必须获得的权力、金钱，获得了对一切的支配权。这一点，王熙凤确实是一个胜利者。我们由此可以更充分地理解王熙凤的语言、行为、性格、心理，理解王熙凤的“累”，理解王熙凤的“辣”。甚至，如此年轻貌美的少妇，面对用情不专的丈夫，她几乎不对情感和情欲感兴趣，而一门心思卖弄才智、玩弄权术。落得一个毁誉参半的“辣”！其“辣”中之“苦”，又有几人能知？二 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无疑不是一个淑女的典型，不管她的才智有多高，加上她的泼辣、弄权、逞气、阴毒，在女性与男性圈子里她多是人见人畏的角色。在传统的人物形象分析中，有人把她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的确，在王熙凤美丽、热情、聪明、能干的外衣下，掩藏着某种见不得人的灵魂，如对金钱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不能真心接物、真诚待人，在有些不必要的场合“辣”得人下不了台。甚至，她的说话也很不“淑女”，总是人还没有进门，大嗓门就进来了。她的年轻活泼，热情开朗是很诱人的美丽。但这不符合封建礼教，不是贾府这个大家族的权力人物应有的表现。然而，王熙凤的言行以及整个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表演，充分的，淋漓尽致的表演。她要生存，就必须戴一副虚假的面具。 如果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王熙凤，我们可以认为“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阶级的贪婪、凶残、狠毒、阴险、奸诈的阶级本性”，（张晓春《红楼梦研究》）。但我们不同意，王熙凤是一个反面的典型，这不符合曹雪芹的原创意图。请问，与谁相比较是反面典型？那是对曹雪芹的一种反动。对《红楼梦》的一种反动。高尔基说：“在每个被描写的人物身上，除了一般的阶级要点外，还必须找出个人的要点，这要点可作为他最大的特征，而且最后会决定他的社会行为。”王熙凤的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当权者”，她不可能没有封建主的作为。我们理解王熙凤性格及其命运的依据，是王熙凤何以如此作为，以及封建的社会、家庭对她的容忍。曹雪芹在王熙凤身上用力最多，写出了她性格的多层性。曹雪芹借冷子兴之口说出了对王熙凤的赞语，“模样又极标志，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子也说她不过。”曹雪芹要的就是见证这个女子的聪明与出众。王熙凤的一生，也即是贾府由盛而衰的历史见证。 没有人怀疑王熙凤的姿容、口才、心计，她快人快语，爱出风头并不令人可憎，谁在言语上吃了“凤姐”的亏，遭了算计，往往多是愉快地认输。我们更要充分肯定“凤姐”的才干，在贾府众多人口中，王熙凤是一个难得的治家理财的行家，男人们也少有出其右者。一个连帐也不会看的二十岁女子，可以调动得诺大一个贾府里里外外都围着她转，有时连自称年轻时口齿心计都胜过她十倍的贾母，也不能不按照她的安排行事。 在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一节中，王熙凤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反客为主，大肆张罗，且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以往尤氏理家的五大弊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无专管，临期推委；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然后有条不紊地安排事务，并严厉责罚了玩忽职守的宁府家人。我们不能不惊叹王熙凤的洞察力，办事雷厉风行的果断力，且赏罚分明。以至于众人“才知凤姐利害，自此各兢兢业业，不敢偷安。”（第十四回）。我们借用秦氏的话说，“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 在整个一部《红楼梦》中，男男女女，王熙凤是一个卓尔不群的女性，虽然她“机关算尽太聪明”，但就其独特的个性而言，那些历来融化在中国女性人格中深入骨髓的从属意识，在她的身上相对弱化。王熙凤不仅可与男性争弛，甚至还能居高临下。贾琏在与王熙凤的婚姻中，并没有享受到传统习惯中的“夫娼妇随”。甚至，他在许多方面还是十分惧怕王熙凤的。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王熙凤才识过人，并且具有当时的男性才有的自我实现的强烈欲望。在王熙凤身上，那种纤手细腰，小肚鸡肠的性格特征荡然无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熙凤的“辣”，实际上是一种主动、积极、果敢、自信，是一种能力。作为人的存在，王熙凤的语言、智慧、果敢才是一种正常。王熙凤的大胆、泼辣才真正可爱。我们认为曹雪芹创作王熙凤是他“女性主义”的另一种理想，她像一颗耀眼的明星闪亮在大观园的上空。如果说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反面角色，那才真正是封建道学的看法，是对人性的一种反动。实际上，像王熙凤这样的文学形象，在中国文学史来说是一个早产儿。作为女性对男性道德伦理的叛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以后的任务。这充分证明了曹雪芹作为先行者的先知性的伟大。 王熙凤的“辣”与《水浒传》中“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等不同。这些女英雄的“杀”，在人物性格与反抗意义上，要简单得多。王熙凤的“辣”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与《西厢记》中的张莺莺，与杜十娘都不相同，她们对男性权力与道德伦理的对抗，或者对男人的征服与报复，都不及王熙凤的强力、深刻。在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同情女性命运的作家，很多人并没有完全摆脱男权文化的影响，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为妇女说话。而曹雪芹是一个。王熙凤的性格意义并不低于宝黛爱情悲剧的意义。 王熙凤的“辣”，与其误读为她的行为习惯，误读为她的性格特征，还不如解读为她的智慧，她的生存策略。王熙凤的“辣”很不淑女，但贾母与王夫人及《红楼梦》中众男女，并没有人指责她违反伦理、人情。这并不是因为沾了王夫人亲戚的光，而是王熙凤用出她的“辣”来体现她的智慧，来维护她的生存。她是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家庭里、封建婚姻的笼罩之下，在封建伦理纲常这张无形的网中游刃有余地“辣”，任性地“辣”，放肆地“辣”。“辣”得大家只有笑，只有信服。这也正是曹雪芹笔力高明之处。 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生活得最自尊的一个女性，这里的自尊来自她的“辣”，来自她对男性世界的智慧的报复、拒绝和对抗。在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中，王熙凤有最出色的表演。 凤姐的美貌与聪明自不必说，凤姐的“辣”谁人不知？而贾瑞居然企图调戏且企图诱而奸之。这些男人个个居心叵测，正如焦大怒骂的：“每日里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第七回）。在贾瑞调戏王熙凤的故事里，首先违反封建伦理的是贾瑞，见色起心，不知回头。他的死，死固必然，死有余辜。在这里，王熙凤的处置办法仍然是一个“辣”字统领下的游戏，是一种智慧。面对贾瑞的“淫心”，作为嫂子的王熙凤可以严词指责，但贾瑞心中有“嫂子”的伦理吗？可以拂袖而去，置之不理，但贾瑞还会贼心不死，纠缠不休；作为年轻貌美的少妇，半推半就遂了贾瑞，又如何呢？《红楼梦》里有的是男盗女娼，贾琏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王熙凤的智慧也正好体现在这里。她反过来调戏了调戏她的贾瑞！ 在第十二回“毒设相思局”里，王熙凤着意调戏了贾瑞这个淫亵之徒。而贾瑞执迷不悟，身死命灭，为人所笑，咎由自取，怪不得王熙凤。对于王熙凤的“毒”，一个男人贾瑞不生淫亵，自然无毒。我们解读这一节故事，应该读出曹雪芹着意要嘲讽一个好色之徒，着意要张扬王熙凤的冷静、计谋。一个妇女面对胁迫、引诱，而能够冷静、智慧地处置。体面地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力。这才是健康成熟的女性。我们没有理由指责王熙凤的阴险和奸诈。在这一场爱情游戏中，王熙凤用她超乎常人的智慧赢得了自尊。我们也在对贾瑞不屑的笑声中，看清了又一个“污浊不堪”的男人，他居然意淫而死！ 在《红楼梦》中，美丽聪慧的王熙凤几乎游离于“爱情”之外，作为曹雪芹着力书写的女性形象，她的生存，实现了一个女性在封建的社会、家庭、婚姻之中可能获得的自尊的极限、所谓“幸福”的极限。 值得玩味的是，如此聪明甚至狡诈、阴险的王熙凤，都不能完全控制他的男人贾琏，不能获得所谓爱情的专一、忠诚。贾琏照样寻花问柳，女性的爱情与家庭地位确实令人感伤。致使王熙凤不得不在家庭与婚姻中使用一些阴险、奸诈的办法，来打击她的对手。她多方防范贾琏走邪道，要求婚姻专一，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妇女的本能。尤二姐的死在尤二姐或许不是必然，但在王熙凤将其置于死地则只能是一种必然。婚姻的排他性确定王熙凤所作所为的合情合理，甚至我们还能从中看出其中问题的某种当代性。三 至于王熙凤对金钱的贪婪，这是那一时代那一阶层人的共性，本不足为奇。金钱与权力同样是生存的依托和资本。鄙视金钱是一句虚妄的话语。只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由爱财至于攫取、榨取，表现出性格的残忍，人情的冷漠，才可见出在当时社会、当时环境人性的异化。王熙凤并不缺少衣食零用。但她的对于金钱的欲望，也是《红楼梦》社会环境、人物关系使然，也是王熙凤性格、心理使然。金钱也成为王熙凤生存的保障之一。在小说中值得研究的是她敛取金钱的手段和方式，她对金钱的心理。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就写出了她的贪婪和残忍。“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王熙凤的最后失败，显然与她的这些性格有关，是人物命运不可回避的悲剧，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兴儿语）。”但更关键的是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人物命运的必然结果。 当为之而死的贾瑞将死未死之时，她缺乏一些悲悯情怀。当贾琏偷娶尤二姐事发之后，她伤其类，以至将其逼入死路。借此巩固自己的家庭与婚姻地位，而不能看清尤二姐同为女性的更懦弱更不幸的命运。她对尤二姐的“”，是对尤二姐更大的伤害。用软刀子杀人。她“借刀杀人”、“杀人灭口”，是那么自私、狠毒。居然着意叫人“死在我手里，才知道我的手段”。王熙凤过惯了气使颐指、飞扬跋扈的生活。往往得理不饶人，得意忘形，暴露出她的偏狭，暴露出灵魂深处丑恶的一面。这也是王熙凤“辣”的另一种表现。她连下人、仆人的钱也要榨取，连自己老公的钱也同样敲竹杠，可谓不择手段。使人想起她的那副“守财奴”的嘴脸！王熙凤的死，也是社会环境、封建家庭熏陶的必然！是王熙凤性格发展的必然！她从争取自己的地位，到巩固自己的地位，到自觉表现出封建主的思想、品性。任何一个人物，其性格的产生与发展，都不可超越其时代的局限。 王熙凤以她的“辣”，风风火火地，有滋有味地过完了她的一生，可欣赏的地方颇多，可批判的地方也颇多。我们不妨将她看作一个聪明人，在她的一生中充分运用她的地位优势、关系优势、智力优势，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的确，谁都知道凤姐的厉害。在《红楼梦》这样一个复杂的地方、相互倾扎的地方，王熙凤以她的智慧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我们从她的故事里所解读的对男性世界，对男性权力，男性伦理的对抗、拒绝、报复，的确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胜利！ 曹雪芹对于女性世界的认同，首先是在作品中取得一个平等的女性视点，而不是如同传统小说那样，以男性视点来关照女性生活的真实性。曹雪芹多次借作品中人物之口，来对男人和女人做出是非评判。“他便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浊沐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贾宝玉语）。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礼赞女性的同时，并未以传统女性观念去塑造那些女性形象，而是写出了她们作为女性性格的多面性。王熙凤即是一个出色的典型。她不仅没有夫唱妇随，而且，就某一层面而言，她几乎是《红楼梦》中男性社会的主宰。这何其快哉！ 王熙凤对男性世界的对抗，与“母夜叉”们的杀人，与“杜十娘”们于绝望中怒沉百宝箱不同，更与《金瓶梅》中的女性不同，她的生存，是理性的、智慧的、主动的、积极的。就此而言，这又与林黛玉、薛宝钗等情爱中的女性的生存不同。 我们认为，王熙凤的“辣”，是王熙凤性格的主要特征，是王熙凤生存的主要武器。也是作者曹雪芹为女性诵唱的一曲高歌！是女性解放的遥远而嘹亮的号角。这才是《红楼梦》在今天仍然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原因，这才是《红楼梦》终于走向世界，被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所接受的原因。 王熙凤的确很“辣”，说话、行事、算计都“辣”得让人过目不忘，其人物性格的深刻与警策，真是余味无穷。

林黛玉的性格最鲜明。也好写：1、以自尊掩饰自卑 周瑞家的送宫花，本来只是抄便道走，未分高低贵贱，却恰巧最后给了黛玉，这便引起了这位姑娘的惊觉：“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等周瑞家的回答：“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立即来了个顶门针：“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倘使林、贾二家没有门第差别，黛玉决不会从送花的先后顺序敏感到高低贵贱之分。在这里，“惟恐被人耻笑去了”的自尊，已经变成了“惟恐被小人看了他去”的自卫。这种自卫，是环境变迁与门第差异在黛玉心灵深处的细微折射。从形景看，不是单冲着周瑞家的，实质是也是冲着薛姨妈与贾府的，她要借送宫花这件小事，称一称自己在皇室与侯门家庭称盘上的份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脂砚斋在批这一段时道： “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天性”云云，就是指这种偏执得令别人有点受不了的自尊。最受不得别人伤害的黛玉，却最肆无忌惮的伤害着别人。然而这位贵族小姐却万万没有想到，冲着周瑞家的这个奴仆发泄，显然是有失身份的表现，她想得到的却恰恰是失掉的，这个细节无疑是黛玉性格底色的点睛之笔，所以脂砚斋才郑重指出“从骨中一写”。 人当然不能没有自尊，但她自尊心太强了，便会发展成为小心眼。等到史湘云说唱小旦的戏子有点像她的时候，林姑娘的微嗔薄讥就变成了雷霆震怒了。不过，她这一次注意到了身份，当时并没有发作出来，回到住处才连珠炮式地向情人倾泄：“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这一节还怒得。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你安得什么心？莫不是她和我顽，她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候的小姐，我原是平民的丫头，他和我顽，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这却也你的好心，只是那个偏又不领你的这个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第22回）在这里，林姑娘把人格价值与门第价值以及两者之间关系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比作戏子犹可恕，而把湘云看得比她高贵则是不可忍的。虽然这只是她的分析，宝玉并非此意。不过我们不要被黛玉的强词夺理所迷惑，其实最不可恕的还是把他比作戏子。她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了耻辱，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所以才发泄了这么一大堆，这也正是她维护自尊心的一种鲜明的表现。 其实，对林黛玉来说，自尊与自卑原不过是一对孪生姐妹。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内涵。与贾府门第差异，又寄人篱下，使她产生了深深的自卑，她所以要时时刻刻在人前要极力维护她的自尊，是为了用自尊掩蔽饰她内心的自卑。 2、小心眼背后有坦诚 黛玉的小心眼似乎人人皆知，然而还应看到，她的小心眼背后有坦诚。 林黛玉在没有与贾宝玉定情之前，她对两个情敌——薛宝钗、史湘云有些“小性儿”“见一个打趣一个”，有时简直到了不太近情理的地步。如薛宝钗生病，贾宝玉去看她，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黛玉见了，心中不悦，竟说出“哎哟，我来得不巧了！”“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这样带刺的话，使薛宝钗和贾宝玉都下不了台。 然而真率的林黛玉，在她几乎毫无遮掩地表露着自己的缺点的同时，也在向人们敞开了她那纯真无邪的心扉。在她眼中心中，容不得微尘，也不记得微嫌。当她对某人某事有看法时，可以锋芒毕露地直陈己见，但这只是就事论事，论过陈过之后也就丢在了一边。正是凭这种待人以诚的直率，她赢得了姐妹们的友情，谁也没有将“行动爱恼人”的林妹妹当外人。如果什么时候缺了她，大家也同样感到空虚与寂寞。她毕竟有一颗晶亮的灵魂。小性儿，尖酸刻薄，只不过是美玉上的小瑕微疵罢了。 在大观园里，她似乎只有与薛宝钗结怨太深了，那是因为她曾一度将宝钗当自己的情敌。但正是她们后来又“互剖金兰语”，结成“金兰契”，谱成了友情中最动人的篇章。她被宝钗善意的批评所感动了，深情地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 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于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她向宝钗说的一番话，就如一篇深刻的自我反省。说明她往日所以容不得别人的缺点，是因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所以听不得别人赞宝钗，是因为他始终以为宝钗“心里藏奸”。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少女自尊得有点偏执的内心世界，又变得虚怀若谷、率真坦诚了。 3、追求真爱 林黛玉在贾府十分孤立无援，她惟一的知己是贾宝玉。对贾宝玉的爱情，是她生命之火，一旦失却这爱情，生命也就终结。 林黛玉不能离开贾宝玉，更不能失去贾宝玉的心。但是，在初恋阶段，他俩若即若离，互相试探，都不肯把真心掏出来。尤其是林黛玉，她在对贾宝玉的真心还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肯轻易地流露出自己对贾宝玉的恋情，因为她很自尊自重。这时的贾宝玉，对纯洁少女有一种泛爱，对才貌双全的薛宝钗、史湘云，更有着明显的感情波澜，这使林黛玉无法容忍，她直率地对贾宝玉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 林黛玉执著地追求爱情，但是当贾宝玉借《西厢记》词语，真正向她表示爱情的时候，她反而要嗔怪他。第一次，林黛玉与贾宝玉共读《西厢记》，她“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贾宝玉趁机向她表示：“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却气得“带腮脸儿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来了，还学了这些混帐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妈去。”第二次，贾宝玉又借《西厢记》中张生对红娘说的一句话对紫鹃说：“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再次向林黛玉表示爱情。而林黛玉呢，“登时撂下脸来”哭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来了，看了混帐书，还学了这，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爷们解闷的。”并且立即“往外走”。林黛玉这些言行又是多么的矛盾呀！她天天缠着贾宝玉，为得不到贾宝玉的爱情日夜受着痛苦的煎熬，弄了一身的病。但贾宝玉一旦有了表示，她又摆出一个贵族小姐的架式，把内心也认为是“好文章”的《西厢记》，斥之为“淫词艳曲”、“混帐书”，并不惜搬出贾宝玉最害怕的紧箍咒——贾政的权威来压贾宝玉，这不是太“乖张”了吗？其实不然，贾宝玉是贵族公子，身上多少沾染了贵族的坏习气，林黛玉没有看到他的真心以前，是保持着警惕性的。林黛玉所以不能接受贾宝玉逢场作戏式的表达爱情方式，因为她追求的是真爱。 贾宝玉在林黛玉真挚爱情熏陶下，不公仅在史湘云面前称赞林黛玉不说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勇敢地对林黛玉献上他的心，并送上定情的信物——两条旧手娟。这时林黛玉已经确证贾宝玉对她是真爱，从此以后，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口角，林黛玉对薛宝钗、史湘云的讥讽也少多了。 4、林黛玉个性的悲剧 林黛玉毕竟是单纯天真的少女，她幻想着与贾宝玉的爱情有朝一日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配上一个合乎封建礼教的形式，成为合理的存在。但美好的幻想无所附丽，结局如何，林黛玉没有贾宝玉那样乐观自信。她担心着“不知将来如何”，更多的是预感到这爱情的悲剧结局。没有婚姻的爱情是不完整的，林黛玉正是在将爱情发展成为婚姻上碰到了更大的威胁，也更加显得无能为力。 事实是确实有一团不祥的乌云笼罩在宝黛爱情上空，而乌云的制作者就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贾母对她的“心肝”宝玉的配偶的选择，是长期萦绕于心的重要问题，贾母对此早已关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宝玉的妾的候选人，贾母就选中了晴雯，并把晴雯给了宝玉当丫头，说：“晴雯那丫头我看他甚好”，别的丫头“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将来只他还可以给宝玉使唤得”。贾母对宝玉的妾尚且这样用心，对他妻子的要求就更高了，选择自然更加慎重了。 林黛玉的小心眼儿，尖齿利牙，得罪了周围好多人，失去了友军。除了宝玉和贴身丫头紫鹃之外，贾府上下没有人关心她，也没有谁替她着想。她还处处不饶人，别人不敢说的话，她偏说。如宝玉和袭人的暧昧关系，大观园中无人不知，但谁也怕捅破这层纸，只有黛玉敢一语道破，对袭人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她的性格孤傲，如他对王夫人的心腹、怡红院中的内奸，竟一点也不顾忌，直率的惊人。封建蒙昧主义最野蛮的地方，往往对人的个性施以暴虐和残害，人性发展加以束缚。在这里，真实的个性存在本身就是叛逆。 曾经一度视黛玉为掌上明珠的贾母，在意识到黛玉的心事后，明确表示不能将她许配给宝玉，并在薛林两人比较后明显倾向于薛宝钗。王熙凤在贾母的态度明朗后，便使出了“偷梁换柱”之计，对宝玉说给他娶林妹妹而实际上给他娶的是薛宝钗。“风刀霜剑严相逼”，林黛玉在绝望中一病不起，临终前在绝望悲愤之中，焚烧了象征着她与宝玉纯洁爱情的诗帕和记载着她心声的诗稿。 可见黛玉之死，既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林黛玉性格上的缺陷掩盖不了她叛逆思想的光芒。当她的爱情幸福被扼杀时，表现得那样的勇敢、决绝，她以死向黑暗的社会表示强烈的反抗。至此，她的叛逆性格到了高峰。一个美丽、柔弱、勇敢、决绝的悲剧形象，便深深铭刻在读者心中，屹立在中国文学史上。

小妹妹，我尽力了，你帮帮忙自己翻译一下吧本文已发表于《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3辑（虞建华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发表时略有改动女性文化载体的解读— 关于谭恩美《喜福会》谭恩美（Amy Tan）是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她推动了美国亚裔文学热，并促进了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影响。其代表作《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1989）因从中国人的独特视角细腻而传神地刻画了母女关系而使她成为了美国文学界的一颗新星，作品荣登《纽约时报》1989年春季的畅销书排行榜，并连续9个月保持榜中之位，同时该书获得了“海湾区书评最佳小说奖”和美国图书馆联合会颁发的“青年读者最佳图书奖” 谭恩美的作品中鲜见直接冲突，她关心的是华裔社会中的种种关系，其中包括家庭关系，男女关系，女性之间（尤其是母女之间）的关系等等。通过这些关系的探究，她再现了美国华裔女性及其后代的历史和生存现状。小说中的两代华裔女性大多挣扎在东方信仰和西方的价值标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不断努力寻求自己的身份与位置，并用生理与心理传承自己的文化价值。由于“华裔”和“女性”都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他者”（other），因此她们的语言、生活的探索、喜怒哀乐、以及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都传递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虽然音量微弱，但传承性坚韧与神秘，这或许也是作者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和归宿。文化有多种载体，器物、风俗、宗教、神话、语言等都是宣传播布文化的重要手段。而本文将女性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立足于不把作品看作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世界。因为《喜福会》的成功不能仅从语言的角度，或者仅从女性心理、中国情结去探究其文学上的奥秘。因此，在对作品剖析中， 应从一种宏阔的历史视域和意识形态出发。女性文化载体的作用其实是用她们的群体经验，来重新说明人类曾经以什么方式存在并如何生存。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提供了一种女性视点，其叙述解构了文学中男权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力。因此，笔者将从女性叙述方式在小说结构上的体现，非主流文化主体的历史意识与传统体现，以及文化迁徙在女性身上的体现来试图解读女性文化载体。一、女性叙述方式在小说结构上的体现。1、叙述形式与节奏的女性化《喜福会》全书是以八位女性的轮唱形式展开的，其絮叨的节奏和讲故事的语调是纯女性化的。首先，作家在小说中努力建立女性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综观全书，女性语言区别于男性的“理性的、逻辑性的、等级性的和直线型的”特征，充分体现出了其“不重理性的（如果不是不理性的）、反逻辑的（如果不是不逻辑的）、反等级和回旋式的” 特点。而且，据研究，女性身体与语言具有有机联系，女性的生理快感和生理节奏使她们运用语言不同于男性的语言与节奏。这一特点，在本书中也体现得较为淋漓尽致。同时，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往往也决定了她独特的表达方式。在孩子的教育上，母亲往往担任着讲述故事的角色。因此，其叙述通常委婉动听，起伏跌宕，富有灵动的母性魅力。在小说中，由于作者耳濡目染中国母亲的教诲，在各人的轮唱中，自然使用了那种女性独有的节奏与语调。其节奏上的絮叨与沉缓，明显不适用于处于主流文化意识中的男性话语，因此，女性在此作为文化载体的身份明显凸现。2、 小说结构上的女性体现从整部小说的结构来看，这是一部复调小说，形式上类似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伍尔夫的《波浪》。全书包含了8个叙述者（即4对母女）从不同的角度讲述的19个部分，由各个人物叙述自己的情感、直觉、与体验的独白交错组成。其意义难以统一和确定，但有一个中心把她们连接在一起，即中国式的母爱及传统思想与美国化的女儿及西方理念的冲突，并指向爱的最终融合与理解。女性的声音使得整部作品的独唱与和声很和谐，极富音乐性。其实作者也很明显地借鉴了音乐的手法，在结构上表现出音乐作品的图式性。比如，小说以“千里鹅毛”为序曲，用这一部分的结语：“如是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她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她能以流畅的美式英语，把这个故事告诉她的女儿。（中译本为程乃珊，严映薇所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P 2）”，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基调。而后面出现的就是以不同人物为核心的各个乐章，每个乐章简单重复序曲的主题，最后以其中的一个女儿踏上中国土地为和谐的终曲。全文形成了多个声部的轮唱交响，8个人物独特的性格意识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旋律，每支旋律是独立的，但又是同步进行，通过对位法构成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在横的关系上，各声部在节奏、音色、重音、力度以及旋律线的起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但在纵的关系上，各声部又彼此构成和声关系。事实上，各对母女间仿佛存在着某种感应，尽管彼此各自的文化差异迥异，但血缘关系与亲情使相互渗入彼此的生活与情感。小说的女性式轮唱、絮叨、与话语结构与男性话语的不同还在于：多个声部的曲调虽然有各自的特色，差异明显而微妙，但是和声性较强，在差异中保持和谐。而大多数男性话语突出的是个性而非共性。母亲与女儿，因为彼此是生命的施与和获取的关系，她们所代表的中西文化差异使其间的关系奇异地交织在一起。女性群体在书中的声音，并不仅仅是自我反射，而是互相映照与补充。而作为女性的作者，将这些不同的叙事曲调结合为整体时，用她的独特的女性视角，抓住了一个统领全书的重要因素：各支旋律中不断有同一主题的反复呈现 — 即对母女差异、文化传承与多元文化的杂交的表述，形成相似与对照的乐段。例如：中国式的传统母爱，从孩子出生到成家的全过程是罕见的奉献，并且心甘情愿一代代传承；而美国女儿们虽热爱母亲，但无法忍受中国式的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关爱，于是她们用反叛来折磨母亲，为自己的独立和权利抗争。又例如：女儿房间的布置遵循美式风格，而母亲却因镜子正对着床置放而认定冲了喜气。又例如：女儿送一套盆子给母亲，不见母亲使用，便认定母亲不喜欢这套盆子。孰知其实正是因为母亲太喜欢而舍不得用；而母亲认为女儿的心事她应该是第一听众，但女儿却找心理医生诉说婚姻的危机……在不和谐的价值取向中，突出文化差异与不同方式的关爱，最终走向终曲的和谐，即女儿踏上了母亲魂牵梦萦的故土，突然如母亲所预言般遗传因子被激活而心潮澎湃，在“地之灵”的神奇感悟中与母亲的思想融合认同。二、 非主流文化主体中的历史与传统体现1、历史意识角度《喜福会》的论述角度是纯女性的，而小说中母女两代（同时又是中美文化的不同背景下的两代人）又体现了不同的历史意识。尼采曾把人的历史意识分为两种：批判性历史意识（the critic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和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the monument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批判性历史意识“以现在和将来的名义全盘批判过去，以便从过去的控制下完全解放出来。这种控制是一种负担因而必须全盘否定”。与此相反，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则是要在过去时代“寻找英雄行为的榜样来给现实注入活力并教导人们在现实中怎样再一次具有英雄性”。如果说母亲一代具有的是后者的历史意识，那么女儿具有的则是批判性历史意识。母亲不断地回溯过去，在对于新的文化的适应中以缅怀与留恋来看待自己的文化之源。而女儿是美国文化彻底的产物，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抱有的是忘却与否定。在这一点上，小说的动人之处是纯化了矛盾的复杂性，通过展示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文化差异上的冲突与态度，来体现华裔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状况与演变。因为《喜福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写实与自传性质的，所以有必要提及作者谭恩美的历史意识。她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女儿的历史意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希望周围的美国人忘却自己的华裔身份，但是外表上的鲜明特征与与生俱来的华裔文化情感，使她的青少年期充满了困惑与自卑。但是小说的创作是作者心理历程中的一次成长。我们明显地从小说的发展中，体会出了作者最终从两种历史意识的割裂中走了出来，用女性的细致体悟到了由此及彼的快乐与微妙。2、 新历史主义角度谭恩美是生活在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美国的作家，因为特定的文化身份，中国传统与历史在她眼中只是一个虚的空间，它因远离现实而极少被主流意识形态和流行概念干扰。所以，小说给予女作家安全地填注对她现实的个人化的生命体验，给她心灵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因此，她在作品中大胆遁入“中国历史与传统”，正是因为她看中了自己身上文化传递的不可替代的优势。 所以，与其说她了解中国文化，不如说是女性文化传承给予她的先验感悟。在小说的创作中，尽管女作家对于真实的中国传统的理解是牵强的（这几乎是所有华裔作品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特点），但是她在叙述中至少准确地使用了纳妾、风水、争宠、偷情、禁欲、唱戏、吹箫、食文化、麻将等一系列古典文化的代码，演绎出了她自己关于文化传承、冲突与生存本能之间的关系上的思考。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章既然已将女性文化载体作为契入点，那么，话语权力在重构历史上的作用就必须首先被论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理论就用“话语”连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习俗等等，使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指向社会历史。因为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所以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美国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也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与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因此，由此来反顾小说《喜福会》，书中的女性，尤其是母亲一辈的女人，在父权主义、种族主义的压抑下，基本丧失了主体地位与言说权力，而沦为“工具性客体和空洞的能指”（斯皮瓦克），而作者谭恩美却给予她们充分表达的自由与畅快，以期展示不同于主流的传统文化。因为，由于华裔的生存境遇，美国文化对于她们是一种强势话语，在社会上打拼的男子与下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主体文化话语，运用主流性审视和评判事物的标准与理论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文化原质失真”的程度就更深。于是，我们自然地体悟到：是否女性作为弱势话语群体，传承的文化失真率相对较小，其文化载体的作用就相对更大呢？让我们回到小说的世界。《喜福会》的故事容器中，相对真空了对主流意识与权力的敬畏感，由此帮助小说中的各个女性角色摆脱了时空的限制，建立了一种故事的时空构架，将她们内心的感触及思想与现实融为一体，烛照与身俱来的文化魅力，彰显出文化冲突与怀恋下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小说中历尽坎坷，饱经沧桑的女性而言，其经历与现实都在她的叙述中集中于某一时刻而将文化自然呈现出来。由此及彼，传统在小说中只是谈资了，如何谈才变成了最重要之事。其实在叙述中，尤其是以感性为胜的女性，她们遵循的并非是历史、文化或传统发展的逻辑，而是叙述话语的逻辑。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尤其是土生土长，浸润了中国文化的读者，我们无需用考证来威胁其叙述文体，因为在此之中女性的话语叙述、评价标准已经从“对不对”变成“动不动听”了。因此，《喜福会》书写的是华裔女性主体心灵的传统意识，是由其叙述构造的传统。所以，叙事方法也是全新的，是各人以“我”为中心的，新颖灵动的主观性时空构架取代了以往以事实自我叙述的客观化现象，作者对于传统与现实的自由穿行也因此水到渠成。三、 文化迁徙在女性身上的体现我想引用劳伦斯关于“地之灵”（the spirit of the place）来解释吴精美的大陆之行。“每一个大陆都有它自己伟大的地之灵，每一个民族都被某一个特定的地域所吸引，这就是家乡和祖国。地球表面上不同的地点放射出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振幅，不同的化学气味，与不同的恒星结成特殊的关系……” 书中吴精美这一形象基本是谭恩美自身的体现，而所有最初踏上祖国土地的感受，都由精美来传达了。生为一个第二代华裔，吴精美自视是已经彻底融入美国文化的女人，但是母亲却告诉她，这种自己是中国人的感觉融化在血液中，等着沸腾的时刻。果然，在火车从香港进入深圳时，“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阵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P262）“地之灵”在此如遗传基因般神奇地催化了文化身份的归属，即使移民迁徙已传至第二代，但“地之灵”的脉动依然被强烈感知。书中的母亲多次提醒女儿们，只有贴近了真正的中国大地，内心召唤就会冲破所有的时空界限，那是迁徙的历史所无法改变的，正应了“灵魂岂能漂泊流浪”（爱默生）。 而作者在此，更多的是用女性的敏锐与感悟，体察到了“地之灵”的呼唤，并称之为“血液的沸腾”。而对应于全书母亲一代的轮唱，她们的地域迁徙，美国生活的同化，只是表面凸现的一角，更深邃、更具生命力的是女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是历久沉淀的文化记忆，正因为其女性的他者角色，这些记忆尚未经过权势化、主流化与理性化的扭曲，因此保持着淳朴的本质，具有新的地域的不可融合性与不可移译性。因此，恰恰是女性非中心化的文化身份，才使得许多记忆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使在迁徙中，依然能保持与投射出最原始的、真实的文化之光。但是，由于女性作为文化迁徙过程中的传承载体，书中也是从母亲传至女儿，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对抗与矛盾，我们也常常看到这其间的许多无奈。因为这样的文化传承，在迁徙中，大多是弱势话语团体的口耳相传的无意识沉淀，所以它存在着却被压抑着，也在渐渐褪去。四、 结语不可否认的是，《喜福会》在美国的畅销与成功本身也带有西方读者对“他者”的审美趋向。他者的含义如上所述有二：其一是东方的话语，其二是女性的话语。因为女儿们（即受纯西方文化熏陶的黄皮白心人）的叙述中，真实地渗透了西方优越、文明、进步，而东方神秘、迷信、甚至是落后的偏见。并且，由于小说的书写对象又是西方人，实际上小说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方读者在跨文化文本的阅读中，其赖以生息的西方文化形成了阅读主体不可回避的文化价值参照结构。因此，对于母亲们的叙述话语，西方读者极可能“将其中所描绘的异国风情当作一种落后、野蛮文化的遗迹来猎奇。” 然而，作为女性，作为读者的我，或者说是作为批评者的我，也同作者一样，受制于特定的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自己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及所选用的文化语境与其说是“发现”的，不如说是自己从具体历史处境出发所做的文本建构，也成了被解读的女性文化载体。参考书目：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London, 1983Greenblatt，Stephen. Renaissance Self-Fashion：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Lawrence, .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Viking edition, New York, 1961Tan, Amy. The Joy Luck Club，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1990Weedon, Chris.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Great Britain, 1987陈厚诚，王宁主编，《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2000年福柯，《尼采•谱系•历史》， 纽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7年李公昭 主编，《20世纪美国文学导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陆建德，《地之灵——关于“迁徙与杂交”的感想》：《外国文学评论》 2001年第三期(美)谭恩美 著，程乃珊，严映薇 译，《喜福会》，杭州：浙江文艺出版，1999年(美)小吉唐谷 著，王丽亚 译，《美学的功用:东方主义之后》：《外国文学》2001年第五期，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作者：张琼，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200433）

几点建议:1不要照抄.现在书上网红楼已太多太烂,但大多千篇一律,布置的命题,照抄的话不会逃脱老教得法眼,发回重审,二茬罪呀....2写妙玉吧.她是出家人,又身在红尘,用尘世的眼光去看,去描写.粗糙点,世俗点都不会太过,更容易发现新的观点.3红楼关于妙玉的描写章回不是太多,总结引用都比较容易.4写她的爱情观什么的.出家人的爱情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尽情发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