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管理学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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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例文2篇另一篇已经上传：

《博弈与均衡：论中国电视剧的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

冯 巍

来源：《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4期

内容提要：中国电视剧在21世纪新十年蓬勃发展，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但二者的相生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而这恰恰是中国电视剧健康发展的关键，必须进行统筹考虑。可以从正确认识制播体制改革、充分重视剧本题材创意、理性选择投融资策略、恰当应对政府新规出台这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与文化价值链之间的关系。电视剧艺术的发展不仅呼唤完善运营模式、加大资本投入，也呼唤提升创意关注和加深文化内涵。如果中国电视剧能够实现从以资本逻辑为导向到以文化逻辑为导向的战略转型，就意味着不仅践行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艺术使命，而且推动了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在相生互动中的产业升级。

关 键 词：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文化导向/艺术使命

作者简介：冯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在站博士后。

中国电视剧在21世纪新十年蓬勃发展，同时也面对着形影相随的种种危机和责难。如果只是以大力推进电视剧产业的雄心壮志相鼓舞，显然远不能切实地解决各个层面的现实问题。业界、学界和相关决策层都认识到这一点，积极开展深入的探索。其中，电视剧的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并分别受到了日益明晰的解读，在政策上、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所进展，但二者之间的相生互动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着，而这恰恰是中国电视剧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亟需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两者之间不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密切的正向关联，必须进行一体化的统筹考虑。

从2003年起，中国电视剧的年度发行量开始超过1万集，当年总计489部10381集。国家广电总局也于次年开始在官网发布“年度全国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核发情况的通告”(见表1，有关统计依据国家广电总局的官网数字重新计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现实题材的比例一直占据首位，口碑效应却长期没有明显地超过历史题材(包括重大题材)。这恐怕不是产业角度的单向思考，或者借古喻今的创意姿态能够一言以蔽之的问题。即使在电视剧局面一片大好的情景下，政策驱动因素的调整、成本驱动因素的失控、创意驱动因素的疲软、受众驱动因素的混杂，仍然潜藏着一个令人忧虑的未来。一边是电视剧产量激增，每年约50%未获准发行而无缘与观众见面；一边是电视剧播出精品供应不足，少有力作可买可播，以至于损害了产业结构，导致产业生态失衡。更重要的是，这种产业生态的不平衡，其中的纠结主要可以归因于电视剧的文化生态问题，即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诸如娱乐主导、内容雷同、解构经典、文化缺失，等等。与此同时，电视剧在新世纪以来还置身于其他类型电视节目大变革、大创新以及海量互动新媒体内容兴起，并逐步蚕食传统媒体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如何艺术地建构文化承载的现代形态，才是电视剧创作需要仔细推敲的关键。加强精品电视剧的比重，就成为改善中国电视剧整个文化生态并因之进一步平衡产业生态的必然举措。

如果在政策驱动因素于变化中走向完善、成本驱动因素于调控中走向强健的同时，创意驱动因素能够在创新中走向多元，受众驱动因素能够在细分中走向明晰，必将大大有利于电视剧制播双方为构建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良性循环做出的努力。迄今为止，就中国电视剧的产业价值链与文化价值链的博弈而言，以下四个走向特别重要，也是业界和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

一 从制播一体、制播分离到制播整合

电视剧的制作、发行、播出，构成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三个基本环节。由于自产自销的传统发行方式仍占据中国电视剧产业的主导地位，电视剧发行公司往往从属于制作公司即影视企业，制作、发行和播出就构成了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同时，原有的制播一体化的体制，使得电视剧的制作、发行、播出这三个环节无法发挥相互制衡的功能。新媒体渠道、音像渠道，以及其他发行渠道，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拓展。换言之，政策体制不顺畅所带来的价值链界限不明晰，阻碍了电视剧定位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因此，制播分离的决策，对于理顺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意义非比寻常。这一决策可以化“单一行为主体”为“产业行为群体”，由一个长期闭合的价值圆环建构出一条既分立又关联的、不断延展的价值链条。

2009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首次专门针对制播分离改革发布了指导性政策文件《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就目前的运作情况来看，对于电视台而言，所谓的“分离”不是带来制播“分裂”，而是更应该理解为“分制”，即电视台的“一台两制”——“将部分内容制作资源从现有的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进行公司化改造，以增强其市场活力，使不能进入市场流通的电视台因而获得市场流通的可能。”①这将有助于提高体制内的广电机构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可能，同时避免产业链上下游的恶性竞争。对于民营电视剧制作方而言，中国电视剧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在新的价值链明晰之后，“台管台控台属”制作方、民营制作方与电视台播出方在价值链上的适当衔接，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制播双方在新的层面上整合的呼声，近两年也为此越来越高。电视剧产业以电视台为中心的投资、预购、定制、自制，已经日渐成为一种重新寻求制播整合的方式。

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电视剧制作的管理方式在2006年从规划立项变为备案公示。这就给予了电视剧制作方最大限度上的创意自由，当然也对制作方的未来市场预测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仅以家庭伦理剧为例，作为最受中国观众欢迎的题材选择，不管电视剧市场如何风云变幻，这种类型剧从《渴望》(1990)以来就一直热度不减，但其中讲述的人生故事发生了特别醒目的变化。从1997年的《牵手》到2001年的《让爱做主》、《来来往往》，再到2004年《中国式离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婚姻变得如履薄冰，令人每时每刻都恐慌不安。2009年的《蜗居》虽然不能归入家庭伦理剧，但却因为把第三者和房子联系在一起，为其找到一个时代色彩强烈的理由，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2010年-2011这两年，“幸福”的回归占据了主导地位，从2010年《金婚风雨情》(2010)、《金婚》的幸福史诗，到《老大的幸福》、《媳妇的美好时代》唤起人们追求幸福的集体共鸣，再到2011年《幸福来敲门》预示着“幸福”开始降临。

在电视剧的文化价值取向“从隐忍包容式、悲情破碎式到主动幸福式的转变”②中，可以看到受众主体的强烈诉求改变了家庭伦理剧的题材创意走向。“只有改变单纯的制作方模式，将受众作为一个特殊元素纳入到电视剧的创作之中，才能在电视剧的受众生存中激发电视剧艺术的生命魅力并永保不败之地。”③当一部又一部的家庭伦理剧成为“话题剧”，其对广大观众日常生活的呼应与震动，以及各媒介渠道相应的热播与热议，推动着电视剧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共时性地从失衡走向平衡。然而，近来“后宫剧”的盛行，却以另一类型演绎了让人不安的家庭伦理关系，其对现实人生的隐喻需要多加警醒。

二 从导演中心制、制片人中心制到编剧中心制

从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的转向，充分表征了电视剧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最新定位。在这两种架构中，题材创意即剧本创作虽然都处于核心制作环节，但编剧作为群体却是价值链上最薄弱的一环。这显然背离了知识产权时代的总体走向。从2005年中国首家专业剧本公司“黄金档影视文化”成立，到2010年中国首家编剧经纪公司“喜多瑞”成立，编剧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种种迹象表明编剧已经萌生了作为一个群体的自觉意识。

电视剧题材创意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产业价值链的活水源头，而且体现为文化价值链的智慧结晶。优质的剧本，能够把这两条价值链很好地衔接起来并推动二者的良性循环，同时激活电视剧的经济效能和文化效能。无论是从电视剧制播方的战略角度看，还是从电视剧艺术的健康发展来看，编剧在创意上增强差异化，都是增强一部电视剧竞争优势的关键。作为所占比例较小但正在增长且最终能改变电视剧成本结构的价值活动，剧本创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编剧在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中经济地位的合理保障，必然会成为提升电视剧文化内涵的利好因素。

2008年2月24日，“中国电影编剧论坛”发表了《2008编剧维权声明》和《2008影视编剧自律公约》，102人署名号召维护编剧的合法权益。尽管这一声明没能提出编剧与制片方如何建立有效合作关系的举措，但这种规范的行业性约定，还是对业界、学界和相关决策层产生了一定的震动。这绝非单兵作战所能够达到的效果。2011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首届会员就有二百多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电视剧编剧组织。即使编剧中心制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和进步显然已经开始推动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进一步优化。电视剧文化最终会走向哪里，仍然要受到社会-时代宏观情境的制约，但创意主体的上述自律举措可以直接影响政策主体、产业主体和受众主体的相应调整。这些举措对于文化价值链的优化作用，以及对于产业价值链与文化价值链相生互动的优化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 关于投资—融资

中国目前电视剧的主要资金来源分为六类，即自有资金、合作方投资、电视台预购、银行借贷、上市融资、政府赞助与奖励基金。其中，后三类所占比重日渐提高，上市融资则正在掀起热潮。中国的电视剧产业群雄并起，正处于价值链重构的关键期。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58家国有电视剧制作机构完成了转企改制，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已经发展到近5000家。当前景变成了“钱”景，继华谊兄弟成为中国“电影第一股”之后，华策影视成为中国“电视剧第一股”。根据Wind资讯所提供的信息，中国上市影视公司GICS分类(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lobal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tandard)包括17家，申银万国分类(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包括22家，中证分类(中国证监会)包括22家。除去重复的公司，实际上共计有40家，而从其经营范围的描述来看，与电视剧制播直接相关的公司有10家。这其中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国营企业(见表2)。

过度压低剧本和电视剧制作的成本来保障经济收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恶性循环。尽管上市“钱”景乐观，也确实有利于电视剧产业链的优化，但在电视剧制播成本总体大幅上扬的今天，通过上市融资之类的渠道实施成本优先战略，显然不是改善电视剧产业生态的首选策略。电视剧制播方清醒地认识到，差异化战略才是最优化价值链的选择，开始致力于追求具有独特性的低成本资源和具有高买方价值的高成本资源的组合，借以创造各方认同的价值与独特性成本之间最大的差额。这种差异化战略主要体现为创意战略，其中，题材创意的独特性即剧本的独特性非常重要。一味地低成本，不利于提高剧本的独特性。提高剧本购买成本，获得优质剧本，以便提高电视剧制作方的议价实力，吸引优秀演员的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片酬议价，或者可以不必须是名演员担纲主演，就降低了总成本，即通过采取差异化战略作用于成本。这样，在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优化过程中，剧本购买环节就越来越得到关注。这恐怕也是编剧维权态度日益强硬的根本缘由。

从剧本的题材创意问题，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文化价值链的思考。这一文化价值链应该产生的不是文化浮躁、文化炒作所带来的“文化垃圾”，而是文化反思、文化创新所带来的文化精品。电视剧艺术具有文化经济特性，意味着电视剧的产业属性不能脱离其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载体之一的文化属性而独立存在。“电视剧文学剧本，具有显示我们时代先进文化的文化蕴含和美学品格，具有创造能够索引时代也能够引领时代的美学价值，具有它应有的综合的系统的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功能。”④然而，一部电视剧究竟会发出谁的文化声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要考虑电视剧制播方的选择，也要考虑电视剧观众的选择。热播剧就是一个时代的经典文化文本，不仅蕴涵着叙述者的文化社会诉求，而且折射出接受者的文化期待视野。那些成为“事件”的电视剧，除了具有艺术上的经典价值之外，作为民族精神的时代文化症候和社会文化思潮的代言人，唤起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和心理共鸣。这种共鸣往往具有伦理意义上的文化效应，“追”不同类型的电视剧，“追”不同维度的电视剧话题，呈现了各种亚文化群体从中获得的不同文化认同和情感投射。

四 关于“限娱令”和“限广令”

电视剧有事业无产业固然会阻碍电视剧艺术的市场化蓬勃发展，有产业无事业也会给电视剧艺术的持久健康发展带来负面效应。电视剧娱乐化的选择，不能否认资本驱动的因素。资本总是致力于把符号从与真实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将其投入纯粹的流通。⑤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位列第一的电视剧生产大国。然而，即使电视剧的经济价值增值了，文化价值是否也正向增值了，却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学界从新世纪伊始就从广泛的意义上展开了关于文化生态平衡问题的讨论，其中，特别关注到中国所面临的文化生态失衡的困境。

尽管“文化生态是一种观念性的、潜移默化的东西，在它发展的初期往往会遭到人们的忽视，而难以引起足够的认识”⑥，但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和文化实践的层面来看，由于文化生态的普遍存在，及其系统内部各种文化因子交互融通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文化链”，其中任何一个的变化都会带来连锁反应，甚至导致社会总体文化结构的深刻变革，“如果失去了文化生态视角，看不到特定时期的文化生态失衡，便很可能导致‘话语飘移’，为各种各样的‘伪问题’所遮蔽和迷惑，而真正的主流话语却得不到彰显。”⑦就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而言，由于这一艺术形式深深介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养成已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果回避电视剧已然失衡的文化生态问题，就会引发更严重的文化滑坡，同时也必然会影响电视剧产业发展自身的良性循环。

2011年，电视剧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大变革、大洗牌的格局已经初见端倪。“调控之手”新规出台与资本扩张的呼应，造成了新的产业生长点。2011年10月到11月问，国家广电总局先后下发了“限娱令”和“限广令”，并且都规定从2012年1月1日正式开始执行。“两限令”在客观上成为刺激电视剧产业再攀新高的举措。部分卫视将2012年的“综艺节目时段”改为“电视剧时段”，已经导致电视剧的市场需求量增加、价格上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频道和江苏卫视则另辟蹊径，联手研发了一种全新的节目模式，即职场创意偶像真人剧中秀，并在2011年10月30日首度推出了《一心一意爱上你》。中央电视台第八频道2012年的开年电视剧《大戏法》，也是带有浓厚的“剧中秀”色彩。考虑到电视剧早已“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这种创新功过如何现在还难有定论，但显然需要加以认真的审视。至于电视剧植入广告、剧集时长和剧集间广告时长的具体变化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取消剧中插播广告显然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通过电视渠道收看电视剧的方式，在与视频网站的竞争中，重新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尽管在广告收入方面电视与网络的竞争重新疑云密布。

“两限令”的出台，显然并非一时冲动。2011年4月在济南召开了首届全国电视剧工作会议，参会者涵盖了电视剧管理机构、制作机构、播出机构三方和有关部委的代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加强引导·提升品质·努力开创电视剧繁荣发展新局面》的工作报告，相当于发布了中国电视剧发展的一个“总动员令”。在肯定“电视剧成为当代社会主流艺术形式”的同时，提出“十二五”时期电视剧发展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提升电视剧品质”，实现创作质量、产业发展质量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⑧2011年5月，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的自办刊物《第八频道》试刊号发行，在扉页广告之后以醒目的大字将自身定位为“人类情感的窗口民族精神的家园”，阐述了“奏响一个旋律，做强一个品牌，把好一个关口，守望一片园地，建立一套机制，深化一个主题，放大一个平台，走出一条新路”的八句箴言。作为电视剧专业频道的“国家队”，这样的定位不仅是在响应相关决策层的号召，也是在引导电视剧业界自身的前进方向。

在中国电视剧热闹而非繁荣的产业生态中，不仅出现了制片方争夺定价权、营销拓展话语权、播出平台抢占好剧版权的现象，还存在着编剧捍卫著作权、导演出让拍板权、明星炒作议价权、广告滥用插播权的问题⑨。如果这些电视剧产业链条上的利益方不能理顺其相互关系，不仅会因各方自身利益的非理性失衡而阻碍电视剧在中国的“产业式”推进和繁荣，也会损害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电视剧文化生态平衡，损害观众应该拥有的多元化的文化价值选择，最终会不利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健康生长和理性建构。“‘文化创意’的提出，本意在于提请人们注重当今世界普遍出现的一种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精神滑坡现象，自觉加大对文化的投入，靠文化提升人的素质，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⑩电视剧艺术的发展不仅呼唤完善运营模式、加大资本投入，也呼唤提升创意关注和加深文化内涵。如果中国电视剧能够实现从以资本逻辑为导向到以文化逻辑为导向的战略转型，就意味着不仅践行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艺术使命，而且推动了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在相生互动中的产业升级。

注释：

①尹鸿：《“分离”或是“分制”——对广电制播分离改革的思考》，《现代传播》，2010年第4期。

②赵曙薇：《“幸福剧”的文化价值取向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年第11期。

③刘婷、赵晓倩：《集体心理寻唤——新世纪电视剧创作与受众心理互为关系研究》，《当代电影》，2009年第7期。

④曾庆瑞：《“电视剧文学”刍议》，《文艺报》，2009年7月16日。

⑤[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⑥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⑦孙卫卫：《文化生态——文化哲学研究的新思路——兼论中国当代文化生态及其培育》，《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⑧田进：《加强引导提升品质努力开创电视剧繁荣发展新局面——在全国电视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电视研究》，2011年第6期。

⑨吴仕逵、刘雅娜等：《中国电视剧“钱规则”》，《第八频道》(试刊号)，2011年5月。

⑩仲呈祥：《警惕文艺媚俗化、功利化倾向》，《艺术教育》，2010年第4期。

博弈论及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应用有一个典型的案例：甲乙两人合伙作案，结果被警察抓了起来，分别被隔离审讯。在不能互通信息的情形下———也就是不知道对方是坦白还是缄默的前提下，每个嫌疑犯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供出同伙，即与警察合作，从而背叛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同伙合作，而不是与警察合作。这样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如果两人都不坦白，警察会因证据不足而将两人各判刑! 年；如果一人招供而另外一人不招，坦白者作为证人将不会被起诉，另一人将会被重判!" 年；如果两人都招供，则会因罪名成立各判!# 年。这两个嫌疑犯该怎么办呢？是选择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因为这样对他们整体而言是最好的结果———都只判!年。但是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的选择。问题就这样开始了，两个人都十分精明，而且只关心减少自己的刑期，并不会在乎对方被判多少年。每个人都会这样推理：假如对方不招，我只要一招供，马上可以获得自由，而不招却要坐牢! 年，显然招比不招好；假如对方招了，我若不招，则要坐牢!" 年。招了只要坐牢!# 年，显然还是招更好些。可见，对方无论招或者不招，我的最佳选择都是招认。两个人都会基于同样的想法作出招供的选择，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都是最佳策略，但对整体而言却是一个最差的结果。这就是博弈论的一个经典模型———“囚徒困境模型”。作为一种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博弈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它研究的许多例子来自于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游戏和事物。博弈的英文即，中文译为“博弈”是非常传神和贴切的，因为中国古代称下棋为“弈”，“博”则含有争斗的意思。在下棋这样的游戏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策略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布每一个棋子时，都必须考虑到对手的策略选择，从而选择自己的最佳策略。这也就是博弈的核心问题：决策主体的一方行动后，参与博弈的其他人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参与人为取得最佳效果应采取怎样的对策？我们可以将博弈论定义为：一些个人、一些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博弈论是(# 世纪四五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学家冯•诺依曼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于!)**年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被公认为博弈论诞生的标志。博弈论可以分为合作博弈理论和非合作博弈理论。前者主要强调的是集体理性；而后者主要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选择策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强调的是个人理性。所谓“个人理性”是反映个体的行为始终都是以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为惟一目标，除非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需要，否则不会考虑其他的个体或社会利益这样一种决策原则。非合作博弈要求各参与人之间不能存在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也就是各个参与人不能公开“串通”或“共谋”。(# 世纪"# 年代，数学家纳什提出了著名的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后来的博弈论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的。纳什均衡理论地提出和不断完善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在人们所说的博弈论基本是指非合作博弈论。这是因为竞争是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基础。在现实生活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普遍，不合作是基本的，合作是有条件和暂时的。事实上在我们证明非合作博弈的无效率或低效率的同时，就自然说明了博弈论及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应用!# 杨佳佳!"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囚徒困境模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应用。比如，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价格大战，家用电器大战、服装大战、机票打折大战⋯⋯。按照囚徒困境模型，各个厂家都将选择降价作为自己的优势策略。因为别的厂家如果不降价，我选择降价将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别的厂家如果降价，我只有跟着降价才能维持本来的市场份额。最后，博弈的结果是各个厂家谁都没有多少钱赚。再如，在遗失钱物时，遗失人和拾得人的心态其实也就像这两个囚徒，前者希望不给任何报酬能失而复得，后者怕得不到报答干脆占为己有，博弈的结果通常是遗失物被拾得人侵占。“囚徒困境博弈”准确地抓住了人性的真实一面———相互防范背叛与彼此的不信任，以及这种心理对合作的破坏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巴不得囚徒之间以及各个厂家之间不能合作。因为我们不愿意看到危险的罪犯通过合作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或者是几个大企业联合起来形成对行业的垄断，导致我们不能享受合理的价格。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期待遗失人和拾得人能更多地为对方的利益着想，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当我们试图阻挠或者促进“囚徒”之间的合谋，希望通过法律或者道德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时，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样的途径可以破解“囚徒困境”，并且正视人们正当的逐利心态在博弈过程中的影响。比如：很多发达国家往往利用法律的形式对垄断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反垄断法的实施阻挠了企业之间的价格合谋，并且激励企业改善管理，开发技术，努力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质量较好的产品，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如果我们期待拾金不昧的博弈结果，那么就要鼓励归还失物这一善行。怎么鼓励呢？中国人的道德宗师孔子两千年前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孔子的弟子有一次救了一个溺水的人。被救者酬谢这位弟子一头牛，他收下了。孔子对这个弟子的行为大加赞赏。因为这会激励更多的人去救人，今后也会有更多溺水的人得到营救。道德准则要求人们不要惟利是图，但是从不反对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正当行为获取收益。如果德行善举得不到报答和补偿，那么它就只能是少数圣贤的“专利”而不会成为社会公德。“智猪博弈模型”是博弈论中另一个经典的模型。它说的是：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猪圈的另一边的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投食口之前刚好吃完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投食口，争吃到另一半残羹。那么，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投食口旁；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投食口之间。原因何在？因为，小猪踩踏板将会一无所获，不踩踏板反而能吃上食物。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不踩踏板总是最好的选择。反观大猪，已经明知小猪是不会踩动踏板的，自己踩总比不踩强，所以，只好亲历亲为了。这个经典模型揭示了市场竞争中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开发，为新产品做广告，对大企业是值得的，对小企业则得不偿失。小企业应把精力花在模仿上，或等待大企业用广告打开市场后出售廉价产品，而大企业应当以主动的态度来开拓市场。一个理性的企业，就应该象“智猪”一样，选择自己的优势策略。在欧佩克中，各个成员的生产能力各不相同。同属一个同盟的大成员和小成员，他们应该选择遵守协议还是选择作弊多生产石油呢？假设以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为例。假定在合作的情况下，科威特每天应当生产!"" 万桶石油，沙特阿拉伯则生产#"" 万桶。对于他们两家而言，作弊意味着每天多生产!"" 万桶。科威特有一个优势策略：作弊每天生产$"" 万桶。沙特阿拉伯的优势策略则是遵守协议，每天仍然生产#"" 万桶。为什么会这样呢？沙特阿拉伯选择遵守协议也是出于纯粹的自利心理。假如它有一个较低的生产数量，则市场价格攀升，欧佩克全体成员的边际利润上扬。如果它的产量只占欧佩克总产量一个很小的份额，它自然很难发现价格上扬对自己的好处。如果它占的份额很大，他将占有上扬的边际利润的大部分好处，因此牺牲一些产量也是值得的。智猪博弈模型给了竞争中的弱者（小猪）最佳策略的启发。但是对于社会而言，由于小猪未能参加竞争，小猪搭便车式的社会资源配置并不是最佳状态。为使资源有效配置，避免“小猪躺着大猪跑”的现象，游戏规则的设计就非常关键了。规则的核心指标是：每次落下的食物数量和踏板与投食口之间的距离。如果改变核心指标，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改变方案一：减量方案。投食仅是原来的一半分量。结果是大猪和小猪都不去踩踏板了。因为无论谁去踩，对方都会把食物吃完，所以谁都不会有踩踏板的动力了。这个游戏规则的设计抑制了竞争，显然是失败的。结果是小猪大猪都会去踩踏板，反正对方不会一次性把食物吃完。这个规则的成本相当高（每次提供双份食物），而且竞争也不强烈，效果也不好。改变方案三：减量加移位方案。投食仅为原来的一半分量，但同时将投食口移到踏板附近。结果大猪和小猪都拼命抢着踩踏板，多劳多得，每次的收获刚好消费完。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最好的，成本不高，但收获最大。在现实生活中，公司的激励制度设计就必须充分利用智猪博弈的策略。如果公司的奖励力度太大，又是持股，又是期权，公司职员各个都成了百万富翁，成本高不说，员工的积极性并不一定很高；如果奖励力度不大，而且见者有份（不劳动的小猪也有），一度十分努力的大猪也不会有动力了；最好的激励机制就是———奖励并非人人有份，而是直接针对个人（如业务按比例提成），这样既节约了公司的成本，又消除了“搭便车”现象，能够实现有效的激励。随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竞争性和对抗性的增强，随着人们对自身行为和决策的理性及效率的更高层次的追求，更多地利用博弈的原理指导我们的行动，能让我们在既定规则下选择更为适宜的策略，或是在制度设计、规则优化方面思路更开阔，考虑更全面，从而获得更加理想的结果。!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价检司"#$%&’———我对你诉说# 王春廷张海涛许多双手敲打着不同电话机上的#$%&’———这同一键盘不同声音诉说着问题疑难对可信赖的你发出渴望公平的呼唤你是一柄利剑高悬于不法经营者之顶违规“必斩”你是一把标尺准确丈量价格的法律界限事实为鉴因你的存在我们不再把受到的委屈强行吞咽因你的秉公经济上的损失被追还捍卫了应有的尊严价格领域的法官你倾听百姓的肺腑之言作出公正的评断你给出的满意答案就是一股春风化解了群众的抱怨因为你消费者们不再心烦意乱因为你迷茫中找到失落已久的主见有了你生活更加圆满有了你生存更觉安全每个人心中溢满由衷的称赞对你的认识也许并不全面但我们知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你工作的出发点及时准确严谨实办是你永恒的职业理念微欲微慎微独微权是你永不忘却的誓言让世间不再有狡诈欺是你不懈的追求即便是永久的失业也心甘情愿!#"$#%$&%’风雨中的一把伞!#"$#%$&%’寒冬里的一缕暖一株常青树因所有人的倾情浇灌枝繁叶茂茁壮参天!作者单位：山东省夏津县物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