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研究论文征集通知

续上...!!三、关于客家源流与客家形成的争论“客家”是一个民系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有“客而家焉”之意。“客家”的英语单词为“Hakka”。 关于客家的称谓来源，有几种说法：一是渊源于东晋南北朝的“给客制度”及唐宋时期的“客户”。这一观点由著名史学家罗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中首先提出来，后邓迅之、雨青和陈运栋等学者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阐述；二是相对于“主”（土著）而言的一种对称，客家的“客”系指外来人之意。持这一观点的有我国的王力教授（见其所著《汉语音韵学》）和日本的小川琢冶、美国的康斯坦保等学者；三是由“夏家”或“河洛”发音而来的一种称谓。持此观点的有陈美豪、陈修、陈百川等学者；四是历史上曾充当佣客的中原南迁人的称呼。这由学者刘佐泉在《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中提出；五是古代汉人对居住在山区的古越族的称呼“山客”而来，由房学嘉在《客家源流探奥》中提出。总之，“客家”原本是对附籍而居的外地侨民所使用的一个历史学或社会学名词，后来才把它作为人类学或民系学概念，用来称呼具有共同语言（客家方言），认同赣闽粤区域文化（客家文化）的特定人类群体。关于客家的源流与形成问题，是客家研究者探讨得最多的、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客家是中原汉族经历数次由北而南的迁徙过程中在赣粤闽边区形成的，但具体形成于何时则有多种看法：一是东晋说（吴炳奎）；二是始于五代至宋初形成说（罗香林）；三是成于五代而孕育于东晋说（陈运栋）；四是南宋说（吴松弟、谢重光）；五是明清说（王东）。 谢重光先生还否定了过去普遍认为南迁的中原汉族多是士族大户的观点，认为客家先民的主体是平民百姓。在客家来源之构成上，谢重光先生还认为，除了南迁之中原与江淮汉人外，还有百越种族与南迁之武陵蛮。另外，房学嘉在《客家源流探奥》一书中，一反传统关于客家是由南迁之中原汉族形成之观点，认为“客家人是由古越国遗民与历史上南迁客地的中原流人相混化形成的人们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主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越族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足于证明，进入客地的中原流人与当地人数相比任何时候都是少数。”[2] 而关于客家话、客家民居建筑、民俗等方面，学者们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发掘，争论也比较少。这方面的分歧也主要从属于客家源流争论这个主题。由于多数论者主张客家来源于南迁之中原汉族，因此对于客家民俗文化之渊源也多局限于探讨中原传统文化之影响。而对于客家民俗文化在受到当地土著或古南越族习俗之影响方面，也逐渐有一些学者开始论及，如谢重光、房学嘉等。另外，房学嘉先生除了传统从正史、族谱等资料进行客家问题的研究外，还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工作，为探索客家研究的新方法、新途径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四、存在的问题及一些建议关于客家研究中的问题，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关于客家人的界定问题。李逢蕊给客家人下了一个定义，即：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3]。 谢重光也说过，“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4]。 有不少论者认为孙中山、李嘉诚等也是客家人，显然就是从种族的概念出发，以血缘为证据，因此已受到不少学者的责难。一个民系需要有自己的巨人，需要有自己的精神领袖、文化名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那种把历史上与客家有一点牵连的名人都说成是客家人的做法却是不妥当的，也是不严肃的。客家文化、客家精神需要一批批历史伟人、文化巨人来体现，但必须是基本上没有争议的客家人。而对于自己的客家名人，也不能只称功，不述过，那种没有原则美化客家名人的做法也不可取。民俗是一种文化已成学术界共识。但也存在对一些封建迷信现象缺乏批判的弊病，这也是需要克服的。另外，对客家民俗文化的保护与改造、开发方面，学界的探索尚比较薄弱。如何让客家民俗文化得到合理的改造、开发和利用，使之成为一种旅游文化资源，以期更好地保护和发展客家民俗文化，应该是今后客家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客家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客家宗族的仪式文化

【摘 要】 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涉及传统记忆、文化传承，而且还涉及到对群体的归属和群体教育。尤其是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客家族群聚族而居，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在族群的生活中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还蕴含着丰富与深刻的教育意义。分析和研究这些仪式，对于理解客家独特的仪式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客家;宗族;仪式;教育意义

Abstract variety of ceremonial activities involves not only traditional memory,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o the ownership of the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groups. Especially for an ethnic group, the Hakka clan cluste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o form its own unique cultural system, a series of ritual activ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communities of life, some of which also contains a wealth of and profou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se rituals, ritua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Hakka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Key words Hakka; clan; ceremony; educational

仪式，即是一套以行为方式和象征符号为要素，通过结合在一起进行表演的一种实践活动。最早有我们所知道的是原始社会人类在战争、播种、狩猎、求雨等活动中所进行的各种仪式。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涉及迷信和巫术的仪式活动逐渐消亡了，但其它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仪式活动却不断涌现，如民间的宗教、祭祀、文化仪式活动等，官方的政治、行政、教育仪式活动等，无不在时刻的告诉我们：仪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它们的影响。

客家族群是一个独特的汉族支系族群，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他们习惯于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聚居社区。江西省赣南地区的白鹭村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社区，历经八百多年，形成了一个以人口98%为独一“钟”姓的客家宗族聚集区。在这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仪式体系，其中有一项仪式笔者认为最能反应客家独特的文化以及本文所要探讨的客家宗族的仪式教育，那就是白鹭村的“祠堂仪式”。所谓“祠堂仪式”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具体说来，即是把祠堂作为族中一个固定的场所举行各种仪式，并且这些仪式能够给宗族成员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教育意义。

白鹭村“祠堂仪式”中最主要的一个仪式就是祭祖仪式，每到大年初一清晨，族中便有德高望重者带领宗族成员到总祠堂祭祖，准备好祭器，有专人置办三牲等祭祀用品。而后由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主祭，族中男女老少在主祭人的指挥下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和画像行叩拜礼，献上祭酒及三牲等果品，然后诵读祭文、鸣炮、吹唢呐、敲锣打鼓。中午祭祖仪式结束后，全体族人会餐，餐席就设在祠堂的大厅里，全族人谈笑风声，一起缅怀客家先祖，追远思源。除此外，还要在祠堂中唱三天“东河戏”(赣南客家剧种之一，由昆曲演变而来)，全族男女老少一同前往观看，甚是热闹。不仅在祠堂唱“东河戏”，族里还要请戏班到村里的庙里演三天的木偶戏，这种习俗在白鹭村世代相沿。

其中第二个主要的仪式便是抢“打轿”，这是白鹭村独有一种习俗。在正月七日晚，在总祠堂里，焚香点烛，礼炮齐鸣，村中各个支房(宗族下面的各个分支，白鹭村有六个支房)派出精壮的后生，每三个房为一支队伍，分成两支队伍，各五至六人左右，分别簇拥在一个“井”字形的粗大木架两边，抓住木架，从总祠堂内开始，各队往各队方向拼命的拉。整个过程异常激烈，双方争斗的架势就像是真的红了眼的恶斗一般，个个身上都要挂彩，用鼻青脸肿、皮开肉绽来形容都不为过。这样来来回回要持续好几十个回合，少则十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族中各支房的族人都为自己的队伍呐喊助威，场面极其震憾。直到双方抢的精疲力尽，最后看哪一方能把“轿”拉到自己方向的才算赢家。赢得那家不仅能为自己支房带来荣誉，而且还能得到两筒麻饼的奖赏。结束后双方到祠堂开怀畅饮，又是一家人。抢“打轿”有一种说法说是白鹭村村后的山形似五虎，村中人忌讳其煞气太重，抢“打轿”意在敲山震虎。另一种说法说客家人逞勇好斗，一年一度的抢“打轿”活动可以满足族中后生的斗勇之欲，同时还能使族人团结合睦，增强宗族的凝聚力。

最后一个仪式便是在祠堂中举行的各种惩戒活动，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在白鹭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农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所以族中文风盛行，族人都好礼教，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品行。因此族人待人接物都是规规矩矩，特别注重礼数和教养。但有时也有不懂事的族人会违反礼数和规矩，据笔者所了解的有大致三种情况：一是有偷盗及为非作歹者，二是不尊老爱幼者，三是没有礼数及蔑视风俗习惯者。对于第一种情况，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将其所做所为广而告之。尔后各支房及族中有头有脸的人把为非作歹者及其亲属叫到总祠堂中来，族人大多在旁围观。要其当着大家的面陈述自己的罪行，同时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为了起到警示惩戒作用，还要其脱去上衣跪在祖宗牌位前，其父亲用三根细竹条扎成一把，在其背上施行鞭刑，直至打到皮开出血。最后大家上前将其救起，鸣放鞭炮，以示族人原谅了他，望他从此改过自新，仪式结束时长辈们还郑重要求大家以后不准再议论此事，对受惩戒人需同等对待。而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惩戒仪式则轻微了些，同样是由族中长老们组织，要求受罚者跪在祠堂祖宗牌位前，忏悔反思，当着所有族人的面承认错误，保证改正错误，要全族人当其监督者和见证人。

白鹭村独特的祠堂仪式涉及到社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于整个社区的健康运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增强群体凝聚力，强化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宗族所举行的祭祖仪式以及抢“打轿”可以将族人周期性的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宗族群体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进一步肯定了宗族群体的存在价值，加强宗族的内部团结。而惩戒仪式则能让每个族人意识到人人在宗族里都是平等的，意识到宗族对于每一个族人的宽大仁慈，增强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

第二，约束成员行为，保证群体规范。

最明显的莫过于祠堂的惩戒仪式了，一些最朴素的道德伦理观念通过这样一种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仪式得到了传播，同时也保持了族人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族人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其生活中的各方面发挥效用，最佳程度的保证了群体规范的贯彻落实。

第三，升华成员精神境界，促进群体动员。

在这样一种集体仪式的氛围中，自我的一切，如自私、自卑、胆怯等，被大大的削弱了甚至抛弃了。就像某种宗教仪式样，引导人们对于一种美好境界的精神向往，将美好的品行和修养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努力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这一系列的仪式可以动员整个宗族的成员，同时，也就是动员了整个宗族的资源，这对于宗族想要实现公共目标是非常有利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白鹭村的祠堂仪式并不单单是几个简单的风俗习惯，整个宗族通过祠堂仪式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各种仪式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它们增强了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强化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约束了成员行为，保证了群体规范;同时升华了成员的精神境界，促进了群体动员。由此可知，我们在接触一种文化时，要充分发掘各种群体仪式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和其所发挥的功能，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维的学科角度上去认识群体仪式对于群体和其成员的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美)弗朗兹・博厄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M].刘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2]爱弥乐・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钟显泽.话说白鹭[Z].赣县政协，1999.

客家文化对客家经济影响的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诺斯和格雷夫的理论，简单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客家经济的影响，发现客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商业精神的缺失使得有效率的组织无法建立和客家经济秩序无法有效扩展。

关键词 客家文化 客家经济 影响

文化与经济表现一直是经济研究里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诺斯强调文化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影响经济绩效。格雷夫用比较制度的观点来把文化信念化，把信念内生化，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不同文化环境影响人的行为，不同行为下交易成本的不同导致了组织形态和绩效的不同。所以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广东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影响经济表现的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经过了长足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异明显扩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尤其是客家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差异尤其凸出。对客家地区的文化进行剖析是必要的，努力分析客家文化中适合经济发展的和阻止经济表现的，做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对客家地区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一、客家文化的界定和主要表现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 L.克罗伯和K. 科拉克洪这样定义文化：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 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 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 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样式。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 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过来，随着与当地的融合，交流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客家人的先祖多居于“中原旧地”，为避战乱，不断地向南迁徙，曾迁徙到达安徽、江西等地，后来又从福建汀州和江西等地迁到广东粤东北部山区来。客家文化呈现的是山区文化特色。粤东北部客家地区的开发史就是一部开发垦辟山区的历史。为求出路，客家男子苦读求功名和外出谋生，使社会生产的重担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妇女集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 爨 于一身，这是客家人一个特别之处。客家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重视功名。俗称的耕读传家。实际上重功名是自给自足下的被动选择和相应反应，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的产品大同小异，贸易带来的收益有限，所以重功名是寻求更高收益的出路之一。如果说从中原迁徙过来的客家人有着很强的家国情怀和忠诚。

二、客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

格雷夫( 1994) 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释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1)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 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 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2)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 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 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国内学者韦森( 2003) 沿着格雷夫的思路， 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 指出中国历史上信奉的集体主义文化因子决定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内卷性(深层次的路径依赖) ， 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决定了西方社会制度变迁外卷性( 进化演变) 的路径， 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变迁路径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增长路径。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因子是欧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基于农本文化的客家文化毫无疑问带有集体主义因子，而本着求仕的客家文化又使得客家文化中缺少商业气息。考虑到经济活动是人们之间的活动， 市场扩展则是人们交易活动范围增宽和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 而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说到底只不过是市场扩展的一个外在表现。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人们的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合， 所以，市场参与者的商业精神和其动机 ， 就成了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动因了。

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分析，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言， 制度确实是重要的。然而， 制度的发挥是要环境的，文化及其氛围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历史学家布雷戴尔所述谜题一样，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 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这也导致了同样性质的制度，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遗产中的作用链条和绩效不尽相同，且有时差异甚大。客家文化的商业性缺失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格雷夫(1993)诺斯的思路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重仕使得客家组织带有严重的科层色彩，而科层毫无疑问降低了组织的效率。根据诺斯所言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有效率的组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耕读阻碍了市场的扩展和有效率组织的形成，最终带来了低效率的经济表现。

参考文献：

[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2]韦森;《从文化传统反思东西方市场经济的近代形成路径》. 载《世界经济》2002 (10).

[3]何东霞�何一鸣：《文化与制度：一个文献的综述》 《学术研究》，2006(10).

[4]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6》， 中文版， 49～～65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5]格雷夫： 《大裂变》 中信出版社 ，2001.

[6]韦森 ;《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东岳论丛》2004 (6).

客家文化述论文属于学术性文章，主要体裁包括论著、研究论文、评论文、报告等。主题可以包括客家文化的历史、影响、地理位置特点、习俗风俗、客家语言等等。

孩子呀，还是自己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