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的论文参考文献

新凯恩斯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吸取非凯恩斯主义某些观点与方法形成的理论。一、历史背景 为答复本世纪70年代所谓“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80年代便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众所周知，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者们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是不恰当的，他们断言，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厂商微观经济的基础上；他们主张，应当用建立在市场始终出清和经济行为者始终实现最优化的假定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理论来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寿终正寝了！事实上，这种诊断是极大地夸张。 早在70年代后期，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约翰•泰勒（John Taylor）就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建立基础。费希尔发表了《长期合同、理性预期和最佳货币供应规则》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77年2月号）， 费尔普斯和泰勒发表了《在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力量》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77年2月号）。他们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设。80年代，美国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致力于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严密的微观经济基础。因为工资和价格粘性往往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题，所以他们努力的目的在于更多表明这些粘性如何由工资和价格确定的微观经济学而引起的。即是，他们试图建立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微观经济基础。这样，80年代以来， 就形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Keynesian Economics），以与其对立的研究方法， 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相并立。 我们知道，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亦称为新凯恩斯主义，它以“neo”表明“新”的意义，因此， 是对旧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现在，标名“新凯恩斯主义的”，英文原文为“new—Keynesian”，此词是迈克尔•帕金（Michael Parkin）所创造的，他于1984年出版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始创“新凯恩斯理论”（new—Keynesian theory ）这个术语，而未用“新凯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最先使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这一称号的， 是劳伦斯•鲍尔 （LawrenceBall）、格雷戈里•曼奎（ Mankiw）和戴维•罗默（DavidRomer）。他们于1988年发表了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载《布鲁金斯经济论文集》1988年第一期）。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主要的还有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本•伯南克（BenBernank）等。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看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它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真正未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数学上的构思。对比而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决未想成为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要成为解决起初世界问题的实际政策模式。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是凌乱的，他们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切合于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制度和现实行为。因此，必然发生凯恩斯主义复兴。正如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说道：“宏观经济学已处于另一次革命之中，这次革命等于凯恩斯主义的再现，但是具有更加严密的理论风格。”（注：以上论述， 参见：曼奎和罗默主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第一卷，1991年英文版）第1页。 戈登著：《什么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文献杂志》1990年9月号第1115页。 布林德：《凯恩斯主义复兴》《挑战》1992年9—10月号，第18页、51页。）二、核心命题 曼奎和罗默明确表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意味着对如下两个问题作出解答：（1）这个理论违背古典派的两分法吗？ 它断定名义变量（如货币供应）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如产出量和就业）的波动吗？即是，货币非中性论吗？（2 ）这个理论假定经济中的实际市场不完善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吗？如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这些思考是理论的核心吗？对于以上两个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作出肯定回答的。因为价格是粘性的，所以古典派的两分法便破产了。因为不完全竞争和相对价格的粘性是理解价格为何呈粘性的主要原因，所以实际的不完善性是具有决定性的。 在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中，只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才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技术上的扰动和完善的市场，所以它对以上两个问题作出否定回答。许多较早期宏观经济理论抛弃了古典派的两分法，但是它们通常并不强调实际的不完善性是真相叙述的主要部分，例如，70年代大多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包括非均衡的凯恩斯主义模型）都把工资和价格粘性塞进另外的瓦尔拉斯式经济或硬充作瓦尔拉斯体系。因此，名义的和实际的不完善性的相互作用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显著特点。 更多的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和货币主义模型都未把价格粘性的解释作为关键性的。他们这两派学者都把经验证据视为比理论上纯正更加重要。例如，货币主义者莱德勒（ ）争辩道：“更好和更多的明确微观基础并保证关于任何宏观政策实验后果的更准确的经验论断”（注：莱德勒：《当前宏观经济学问题》，1992年，转引自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1994年英文版，第290页。）。在 80年代期间，新凯恩斯主义发展具有明显的非经验风格。那些更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为寻求加强凯恩斯主义模型，主要是通过发展和改进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来探究。 新古典主义模型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之间的关键性差别在于对待价格确定行为上。与价格接受者（他是新古典模型的主角）形成对照，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假定制定价格的是垄断企业，而非假定是完全竞争企业。虽然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前，1933年，罗宾逊夫人、张伯伦已分别独立地发展了垄断竞争理论，可是只是最近，主流凯恩斯主义理论家们才开始了使不完全竞争体现成非市场出清模式的工作。 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都假定有理性地形成预期。这显然是70年代的新古典派革命对宏观经济学家具有深刻影响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某些著名凯恩斯主义者和正统货币主义者却保持对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的批评，并怀疑理性预期假设的经验证实。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保持关于政策问题的各种各样观点，例如，财政金融政策实施中相机抉择而非规则性方面的重要性争论。新凯恩斯主义者把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震动都认为是经济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但特别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们有分歧（当要对市场经济有能力吸收这些供求震动以致维持充分就业作出评价时）。新凯恩斯主义者还与凯恩斯有同样看法，即非自愿失业既是可能的，又是可信的。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征表现为不完全竞争，不完善市场，异质劳动和不对称的信息，而且经济主体经常关心着公平。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实际的”宏观领域具有协调失效和宏观经济的外部影响的特性。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不完全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并未达成完全一致见解。但是，他们的许多解释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正如莱斯利（）评论说：“新凯恩斯主义把满桶砂粒投入运转圆滑的新古典派范式中。”（注：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291—292页。）三、政策含义 在强调粘性价格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货币不再是中性的，政策效力至少在原则上是重新确认的。既然较大的价格灵活性使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经济波动问题恶化，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就论证了即使价格是灵活的，矫正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潜在作用也存在。 在市场经济中，内生力量可能经常地增强外生冲击的干扰影响。因为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经济波动是不规则的、无法预言的，所以新凯恩斯主义者不是政府试图微调宏观经济的支持者。关于对总量波动，政府可以采取相机抉择行动的程度，并没有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然而，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特别是就极度经济衰退来说，确实需要政府行动。由于经济将来可能面临诸种问题的不确定性，少数新凯恩斯主义者便赞成均衡理论家们和大多数货币主义者所提倡的固定规则方法。 从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中得出的教训是，面临导致持久性的巨大冲击时，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调整过程运转得较缓慢。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相信，面临迅速变动的经济时，设计恰如其分的规则性政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与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微调”（Fine—tuning）经济政策相对照，新凯恩斯主义者却拥护设计出“粗调”（Coarse—tuning）政策以抵销或避免宏观水平波动问题。 就一直对实际工资粘性展开各种解释的那些新凯恩斯主义者说来，已得出一些政策结论，特别是降低持续高度失业的政策。林德贝克、斯诺沃认为，为了要降低内部人的权力和使局外人对雇主更具吸引力，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说，降低权力的政策包括：（1 ）工作保障法规的软化以便减低雇佣和解雇劳工的流转成本；（2 ）工资关系的改良以便减少罢工的可能性。 有助于给局外人以公民权的政策将包括：（1 ）再培训局外人以便增进他们的人力资本和边际产量；（2）改善劳工流动性的政策， 例如住房市场；（3）使工资具有更大灵活性的利润分享安排；（4）失业补偿制度的再设计以便鼓励寻找工作。 有些新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欧洲支派）赞成某种形式的收入政策，以缓和不对等的工资议价制度的不利影响，例如，拉亚德（）等在1991年出版的《失业、宏观经济运行和劳动市场》一书中争辩说：“如果失业超过长期‘无加速度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 或自然失业率）并存在滞后现象，那么暂时收入政策就是有助于失业更快地回到NAIRU的一种极好方法”。但是，这样的政策仍引起激烈争论， 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奎等并不认为收入政策起着有效作用。而且，有一位经济学者金蒂斯（）明确指出，尽管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放弃达到充分就业的义务是较小让步，可是，这种让步（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却是重要退却。（注：见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325—328页，以及《挑战》1992年9—10月号，第50—51页。）四、简要评析 首先，新凯恩斯主义文献一直偏向于理论上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对新凯恩斯主义缺乏以经验为根据的著作提出了批评。例如，费尔（）认为，新凯恩斯主义作品已使宏观经济学脱离其经济计量基础，并建议新凯恩斯主义者要“准备考虑汇合他们的各种理念的可能性以提出可检验的结构性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莱德勒（ ）也有力地论证要恢复经验证据作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为作出回答，鲍尔、曼奎、罗默1988年发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这篇有影响的论文利用全国性资料检验了菜单成本模型。“为何价格是粘性的？”布林德的研究利用从访谈中收集的资料区别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认为是程式化论据的价格粘性的各种不同解释。初步答案对以协调失效、成本加成定价和不成文合同为特色的凯恩斯主义解释给予支持。布哈斯卡（ ）等所发表的论文利用在英国80年代期间收集的资料进一步证实：大多数厂商在经济繁荣时并不倾向于提高价格，或在经济衰退时，不轻易降低价格，而是通过工作时间、轮班劳动、存货或雇客定量配给的变动来作出数量调整反应，这些反应是压倒趋势的重要性。 第二，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往往不相联系的许多第一流理论。为了要产生可检验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就使得这些理念协同汇合更加困难。新凯恩斯主义者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例如， 布兰查德 （ ）反省道：“我们用很少有趣的效果造出太多的怪物。” 创立具有“准宗教”信仰的微观基础的各种理论“迷人盛装”的魅力已成为病害。 第三，关于菜单成本。批评者怀疑对价格调整的小额成本会有可能说明产量和就业的重大缩减。卡普林（）、斯普尔伯（D. ）也对菜单成本答案表示怀疑，他们证明，虽然菜单成本对单个厂商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影响在总量方面会消失。为回答这些批评，新凯恩斯主义者争辩说，实际粘性一体化扩大了具有对产量和就业影响的名义粘性的范围。体现改变价格的小额成本模型的弱点是，模型形成多重均衡。罗坦伯格（）认为， “如果许多事情发生，那么各种模型就更难以抛弃”，而“当存在多重均衡时，这就不可能识别经济对任何特定的政府政策将有如何反应。” 第四，关于从微观基础导出粘性所提出的问题。托宾否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坚持或要求”名义的和价格的刚性。在托宾看来，工资和价格灵活性很可能会使经济衰退恶化，而且他支持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名义工资粘性在面临总需求冲击时将起稳定的影响。托宾还提醒新凯恩斯主义者注意：凯恩斯对于以工人关心工资相对性为基础的名义工资粘性进行了“理论上无瑕疵的”和“经验上现实主义的”解释。既然名义工资减少将被每一群体工人看成相对实际工资降低（因工人们在分散制度下无法保证知道其他群体工人正接受的工资减低的情况），这就将被有理性的工人们抵抗。 第五，关于理性预期假说被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认可问题。费尔普斯认为理性预期假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布林德指明：经验证据在其有利方面是：“最好也不过无力，最坏也不过指责。”不管怎样，不到有人提出更好的观念，这个批评思路将导致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假说的放弃似乎是不可能的。 第六，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致的问题，涉及由“旧”IS—LM模型的“新”学派继续接受，作为理解总需求决定因素的最好方法。 金（）证明，IS—LM模型“是90年代宏观经济学可行的分析工具，”金鉴定的基本问题是，为了要利用IS—LM模型作为分析工具，经济学家们必须忽视预期，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简单化就排除了总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金向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们忽视新凯恩斯主义广告，因为新产品象原先的产品一样，不是健全的，尽管是新的包装法。 总而言之，由于强调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形形色色不完美性，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它的拥护者看成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有生气的研究纲要”。可是按批评者看来，新凯恩斯主义者所完成的是“新瓶装旧酒”似的工作。这就仍然被看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将是怎样成功的。（注：以上评析见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328—330页。） 我们认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为前提，分析论证名义的和实际的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市场始终难以出清）这种论断，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大量非自愿失业这个现象，因此提出政府干预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否定政策措施的无效性的论调。所有这些都近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现实。 自60—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各派对如何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相结合的机制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中受到责难较多的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被认为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对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们试图吸取新古典派的理性预期假说，甚或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来补充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然而，这样的结合和补充恰是背离了凯恩斯革命的重要部分。诚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凯恩斯革命从理论方面来说，就“在于从均衡观向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到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的转变”，而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经济生活很大部分都是根据公认惯例来处理的。（注：琼•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21页。）”可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企图将“理性预期”，从而用“理性经济人”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质上并非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而是向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的让步和复旧。须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对“理性经济人”的强调，正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如果仅着眼于对“理性经济人”的强调，那就忽略了最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人的行为和决策极少决定于经济的考虑，因而无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抹煞集体行为力量，否认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这样，就必然使其经济分析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至于自然失业率，它不过是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它的水平变动是由劳工市场的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自然失业率变动可被视为理所当然地未实现“充分就业”的借口，即不存在凯恩斯所指出的“非自愿失业”了。显然，这确是新凯恩斯主义者的重大让步，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评论的那样。 总之，诚如西方有的经济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宏观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但是“微观经济学也需要宏观基础”，而且“微观经济学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宏观问题

凯恩斯主义,或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 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扩展资料：

凯恩斯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是整个经济系统里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量。在微观经济理论中，价格、工资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自动地使总需求趋向于充分就业的水平。

凯恩斯指出当时生产和就业情况迅速恶化的现实，指出理论说得再好，事实上这个自动调节机制没有起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需求不足”是否存在。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同学是否还在愁找经济学参考文献呢?以下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经济学参考文献 ，欢迎大家阅读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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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占有大部分资本投资,资本产出率较低,为了维持一定的就业水平,保持社会稳定,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银行信贷规模、财政赤字来增加资本投资率以维持较高的GNP增长率,结果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政府不得不进行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公司改制,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进入新的阶段,但形式上的股份制改造,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以缓解就业压力,并推进公司改制,政府这几年进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式的大力财政投资,以期望刺激投资和需求。但是,宏观经济的繁荣来自于微观经济的活力,这种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阶段的公司化改革。 二、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 一般来讲,公司的资本包括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两部分,自有资本指的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以及公司在管理者经营过程中积累而形成的资本之和;借入资本指的是由债权人投入的资本。公司中自有资本、借入资本的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包括自有资本的结构(涉及到所有权结构)、借入资本的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形成了公司的资本结构。显然,资本结构的形成与所有者、债权人和管理者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们简单分析理想状态下,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令S为所有者投入的初始自有资本,D为债权人投入的借入资本,不考虑利息;△S为受监督和约束的管理者对整个资本进行经营而带来的预期新增资本,那么事前的实际债务比率为D/(S+D),事后的预期债务比率就为D/(S+△S+D),如图。假定资本投资者(所有者和债权人)与管理者都希望自己投入企业的资本得到最大增值,对图分析可以得出: (1)债权人对过高的△S并不敏感,但当预期(S+D+△S) (2)如果投资产生的预期△S的不确定性很高,即使债权人愿意提供贷款,考虑到偿债的压力(限制了进一步赢利性项目的投资)和无力承担债务的后果(破产),为保护自身投资企业的资本S,所有者也不会允许经营者不顾投资效益而盲目举债。 (3)如果所有者和债权人的制约是“硬”的一方面,所有者可能给予管理者较好激励措施,以期望△S尽可能地大;另一方面,当预期△S较小时,过高的债务会加大企业破产风险,管理者就可能被所有者替换。考虑到在职的个人控制权收益,管理者也不愿冒破产或解职而举债的风险。 在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约束机制作用下,公司的债务才可能保持一个合理结构范围;从最大化公司价值角度看,公司资本结构所导致的控制权分配和相关机制决定了能否雇用高能力的管理者且管理者能否尽最大努力来最大化△S。由于△S的大小与管理者有密切的关系,需要对公司的结构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我们知道,公司化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是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及控制权的分离为特征的,由于管理者和所有者的效用函数不同,对经营绩效的责任不同,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监督所需信息的成本太高和所有者“搭便车”问题,使得管理者(代理人)可能利用已有的地位、权力和所掌握的信息,追求自己而不是所有者(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从而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公司中管理者的努力和某些成本属于私人信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和未来事项的不确定性,对于管理者应该如何做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签订一个完全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公司中某些行动必须在将来才能确定,而不完备的初始委托代理合同无法做出具体规定时,为了约束管理者偏离股东利益的行为,需要一种法律框架。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框架,它是指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的一整套关系(OECD,1999);或者说是处理股东、贷款人、管理人员、职工等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经济目标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可以被看作是出现初始合同中没有规定的情况时的一种决策机制,其本质反映了企业中所有权的安排所导致的控制权配置状况。公司化的前提要求界定法人的产权,明晰的产权结构有利于公司化后控制权的重新安排。由于企业所有权是指其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为了解决企业的激励问题和管理者的选择问题,最大化公司价值,控制权的安排应使二者对应,特别是分配给企业中最重要的、最难监督、最有信息优势的成员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于公司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这些制度安排,支配着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参与各方能从这种关系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 实现这一目的的公司控制权安排及治理结构形式有很多种,代理成本的现实存在表明,现代公司实际达到的经济效率总是次优的。次优理论决定了对于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公司治理机制是不同的。不存在适用所有类型企业和所有经济环境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实质上是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各种可能方式的一种相机选择,其中产权交易、并购和破产机制是转移控制权从而对治理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公司治理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股东起作用依赖于资本市场的美英模式;一种是由银行起作用依赖于相互持股的德日模式。前者可能会导致投资不足问题,后者则可能会导致过度投资问题,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都不利于最大化公司价值。我国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说明我国的公司改制倾向于构建第一种治理模式。那么,这种模式下应该存在什么机制使管理者减少上述代理行为,从而有利于资本结构的优化呢? 三、公司治理机制与管理者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讲存在7种调整管理者与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治理机制:内部机制、机构持股、大股东、外部董事、债务政策、管理者市场、控制权市场。其中前4种为内部选择机制,受公司所有权结构影响,后3种则是由外部决定的,这7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公司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 当公司中所有权非常分散时,由于监督管理者需支付全部监督成本,而只能得到收益中的一小部分,股东的搭便车问题就普遍比较严重,没有人有积极性去监督管理者;即使所有权非常集中,比如国有企业或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也很难被大股东(全民)直接监督。这两种情况下,中小投资者实际拥有的控制权就显得不太重要,管理者的有效控制权很大,经营能力很低的管理者仍可占据领导位置,管理者很容易通过扩大公司规模、转移定价、增加不必要的开支、投资对自己更有利的项目来侵害投资者的利益。这种情况在我国改制后的公司中仍普遍存在。理论上认为管理者总是有扩张规模获取个人利益的倾向,那么让管理者持股或认购较大股份,自己监督自己,就应该是一种外部监督成本太高时的好机制,但在国有公司中,管理者即使拥有股份,也很难起到这个作用。当所有权比较集中时,外部投资者有很强的激励去收集信息和监督管理者,从而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搭便车现象(国有股权集中并没有这个效果)。但集中的股权改变了公司的委托代理状况,不可能彻底消除代理问题。因为,首先,机构持股本身带来新一级的代理问题;其次,由于得不到监督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大股东不可能尽全力监督,相反,他可以通过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缺乏对中小投资者有效保护的大股东(机构持股、大股东)治理也可能不是最优的。从理论上讲,董事会对于公司的治理很重要,但董事会的效率值得怀疑,因为执行董事本身就是管理者,指望执行董事监督管理者是困难的,而外部非执行董事也没有足够的利益驱动来更好地监督管理者。在国有公司中,董事会究竟有多少动力和能力激励约束和监督管理者,更让人怀疑。 可见,通常意义上的上述4种内部治理选择机制的共同点在于,即使公司的管理绩效大幅提高,监督者(或自我监督者)也只能得到收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低成本、更强约束力的机制。管理者市场和控制权市场被认为是对管理者进行控制约束的有效外部机制,但它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我国来讲,这两个市场刚刚发展,所起作用极其有限。 对管理者进行约束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公司的资本结构,特别是公司债务的选择。从控制权角度看,债务的实质是债权人施行控制权的能力,而债权则表现为一种相机控制权。当公司破坏债务合同条款或无法到期偿还债务,债权人将行使其法律权力,以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投入的资本。债权人的清算或破产威胁将约束管理者以扩张规模和获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投资行为,同时也迫使所有者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必要时替换现任管理者。债务作为这样一种约束工具是以合理的破产机制为前提的。当银行为最大债权人时,起到控制权相机转化的条件是:第一,其本身贷款结构要合理,否则破产会暴露其财务状况,银行会陷入债权人消极状态,即公司(特别是清算价值很低的公司)到期不偿还贷款,银行也不会令企业破产;第二,银行的贷款资本的配置不应受政策干预,否则银行就没有动力去监督企业,债权机制将失去作用。银行只有有能力和动力监督公司的状况,才能发挥其债权人作用。可见,我国银行体系改革对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性。 现实中,以股权分散和银行持股为代表的两种治理模式在公司运营中都遇到了问题,美国的公司改革与日本的主银行体制的改革说明了二者有融合趋同的倾向。美国学者Anup通过对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及其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机制的选择具有可替代性和相互依赖性,过分强调单一机制将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是所有机制都几乎不起作用,将会使管理者控制权非常大,公司资本结构必然会恶化。 四、债务机制、管理者激励与优化资本结构 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说明,某种形式的所有权集中和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较强的债务机制应该是一个好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由于债务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事前约束机制来起作用,为了减少管理者事后消极的可能性,应该在发展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和管理者市场的基础上,给予管理者直接的报酬激励和适当的产权激励,如分配给其部分股权、股票和期权等,同时应该根据其控制权收益的大小,确定可信的管理者替换机制。我们的现状是,国有股份在国有公司中仍占有很高比例,初始委托人虚置的国有股份,即使股权集中,也没有监督的动力,相反政府官员作为代理人可能与管理者合谋,同时机构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还弱小,因此依靠实际股东监督管理者的模式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刚刚发展,控制权市场对公司治理的作用近期内也很有限;银行作为最大债权人还没有能力和动力起到相机控制权的转移作用(其中一个原因是破产机制仍是有限的),其承诺不可信,无论对管理者的选择还是对管理者的报酬还不具有市场竞争特征。从而使得管理者有效控制权很大,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因此,国有企业实际上仍然不存在优化资本结构的治理机制。可见,为了激励管理者投资扩张并限制和约束其无效扩张,保证投资扩张的效率,应该发展两个市场,既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又塑造真正的、持有较大比例股份的大股东或机构股东,同时必须加强债务约束机制和管理者激励机制构建。 笔者认为,伴随银行金融系统的改革,债务机制和管理者激励将首先对治理结构重构与资本结构优化起到积极作用。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及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管理者有追求规模、扩大投资的倾向,投资决策总体上可能是次优的。而投资项目的收益直接影响着公司的资本结构,从而使得管理者的投资激励与资本结构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所以为了优化资本结构,需要限制管理者侵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的能力。通过有效的所有权结构改革以增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以满足其在遵守公司法前提下的个人参与约束效用最大化,通过债务来约束管理者未来可获取的现金流,从而约束管理者损害企业价值、追逐个人利益的扩张行为,这是资本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由于我国股权融资的成本低,股权融资并不影响经理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反而增加了经理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与之相比,债务融资可能是一种更强的约束。债务融资应该被充分考虑,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控制公司自由现金流、约束经理人寻租与过度投资等行为的作用。经营的持续性,以及外界环境的不确定,决定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应该是动态变化的,在上述合理机制的作用下,资本结构优化应该表现为公司的自主优化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调整债务比率并不能解决资本结构优化中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1]余志宏,段红涛.资本结构、契约理论与上市公司治理[J].经济评论,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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