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受“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推行简化字的影响，当下中学生对文言文学习不够重视，加上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的不规范，使得我国中学生在文言文学习中普遍存在着阅读兴趣偏低、文言常识掌握较少、找不到学习文言文有效方法的现象。鉴于中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偏低的现状，中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必须引起重视，在反思文言的价值基础上探寻文言文教学的有效教育机制当为首要任务。

关键词： 中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 现状 成因分析 教育反思

在封建时代，中国的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类型，书面语言又可分为素服语（日常或商用语）、制服语（初级古汉语）、礼服语（高级古汉语）三种类型[1]。今日我国中学生所学文言文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然而在教学当中，大部分老师忽略文言文的语言属性，更多的是追求其背后的文化和文学价值。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中学生很难掌握基本的文言常识，文言文阅读能力普遍偏低。

一、中学生文言文阅读水平现状

中学生文言文阅读水平的现状可以概括为：阅读兴趣普遍偏低；文言常识掌握较少；找不到学习文言文的有效方法。车丽涛[2]的调查显示显示，从初一到高三六个年级的学生普遍对文言文缺乏兴趣，数据显示喜欢学习文言文的学生只占总体的20%～40%。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缺乏兴趣一方面是文言文本身晦涩难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师的讲解过于单调乏味。

文言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同其他的语言一样有自己的语法、结构、遣词和句式。这些是阅读文言文的基本常识，通过学习文言文来习得文言常识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学习方式。但是，姚富根、张厚感和顾振彪[3]的调查研究显示，150份中学生的问卷中，平均分只有分。大部分学生对常见的文言实词、虚词及常见的文言句式基本不懂，不具备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只有极少数的学生，刚刚具备阅读初级古汉语的能力。有很多学生对文言文饱含学习的兴趣但苦于找不到理想的学习方法，很多教育者也明白掌握文言常识对于阅读文言文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课程目标和考试制度的压力，不得不将教学重点放在讲解文章大意和记诵经典篇章上。

二、中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偏低的成因分析

（一）功利主义目的：文言文的实用性太低

语言的'实用性，就是语言作为交流和表达思想观点的工具属性，决定语言实用性大小的关键因素就是普及和创作。在普及程度和创作难易上，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的优势不言而明。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语言和学校教学语言，全部都采用白话，文言在我们的普通生活中已然消失。

作为心智尚未成熟的中学生，对待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态度可以用“避难就易”来形容。他们从出生接触到的就是白话，用白话进行交流或者写作对他们来说比较轻松简单；对于文言，没接触之前就不懂任何文言常识，在不懂文言的基础上去领悟微言大义的文言文，难度可想一般。中国的文言文又不同于欧洲的字母文字，在复杂性上远远超过字母语言。

（二）社会因素的影响：“五四白话文运动”和“简化字”推广的影响

人们意识观念的改变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而造成我们轻视文言文的社会因素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它的成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反思这样一个问题：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一刀切”到底隐藏着什么危害？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没有折中的路可走，但作为后人的我们又是否正确吸取了先辈的改革精髓呢？白话文运动中，胡适一再强调他的“再造文明”的梦想，倡导者们是要建立一种统一的、全民的、没有士与民之分的新白话，要有白话的肉身和文言的灵魂[4]。我们如今使用的白话文只具备语言最基本的工具性，却缺少语言的文化性。

五四白话文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观点和立场是否偏激还有待于商榷，但它对当今的文言文教学造成的阻碍却是毋庸置疑的。另一个影响文言文教学的社会因素就是简化字的推广使用，如今我们使用的简化字有着非常多的便利之处，但它同时造成文字隔阂。文言文中存在大量的繁体字，这给中学生的阅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三）教育的缺失：我国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有失规范

中学生整体性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偏低，已不再是简单的师之惰的问题，对于当今教育来说，这只能说明当今的文言文教学存在严重的缺失和不规范。我认为，基础教育阶段文言文教学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教学目标不明确、教材编排不系统、学习评价标准不完善。

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是学会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而不是读懂甚至背诵课本上的那几篇文言文。正如前文所说，通过学习文言文来学习文言常识，这是学习文言的基本方式。而现实中我们却遇到了语言教学与人文教育的矛盾[5]，在有限课时和学生有限精力的条件下，既要求学生学会文言又要求学生接受人文教育，这是不现实的。这样的教学目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教学目标，只有分清主次、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收到应有的教育功效。

中学语文课本中选择的文言文没有科学的系统性。学生要学的是一门语言，课程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在选择教材的时候往往坚持“课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的标准，相对忽视了学生学习文言的适应性标准。教材编排的传统总是以文学史为序，这种编排方式偏重于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违背学生的学习规律[6]。

在考试制度的压力之下，文言文教学不得不改变语言教学的正规路径以适应最终的评价考核。目前高考对文言文采用标准化的测试形式，内容就限制在教材中那几篇选文当中。这就不得不引导老师和学生们反复的“咀嚼”课本，语言学习的动力完全被考试得分的动力所取代。

三、如何正确对待中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

（一）明确文言的价值所在

文言作为一种与口语相对应而存在的书面语言，历经华夏五千年而延续至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实用价值。民国以前的所有典籍著作（方言和白话小说除外）均由文言文体写作而成，要直接阅读这些资料必须熟练掌握文言基本常识。文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载体就是文言的价值所在。

学习文言是阅读中国传统经典的前提。自民国废除读经，改文言文为白话文以来，传统经典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历经几十年白话文教学之后的今天，精通文言的学者已为数不多，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已经丧失直接阅读中国传统经典的能力，这势必造成一种语言界的“文化断层”。当我们再去品味传统文化经典的时候，我们能够阅读的只是别人翻译的白话文。

文言本身具有修饰性和美感，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精雕细刻的传统之美。这是文言本身超越白话又与白话的工具性、实用性相互补的价值。今天，当白话身上的文化责任已经全部剥落以后，人们已经开始表现出对白话的反感。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白话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方言白话、网络白话、舶来白话等等层出不穷。这些形式各异的“变异白话”在彰显白话复杂多样性的同时，也表现出白话的低级性。

（二）探寻文言文教学的有效教育机制

上文我已经探讨了我国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的主要失误，即教学目标不明确、教材编排不系统、学习评价标准不完善。在今后的文言文教学安排中，要抓住“熟练掌握和运用文言进行阅读”这一主要教学目标；按照学生学习文言文的一般规律合理安排教材；制定以考查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为标准的评价制度。除上述几点之外，还应当在文言文教学中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

有效的教育机制就是教育各要素彼此之间相互协调的运行方式，具体到文言文教学，就是要保证文言文教学的方法、内容和评价制度与教学目标相一致。只有建立稳定有效的教育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不断下降的局面。

参考文献：

[1]辜鸿铭，著.颜林海，译.春秋大义[M].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

[2]车丽涛.关于中学生文言文学习情况的调查[J].克山师专学报，2003（1）.

[3]姚富根，张厚感，顾振彪.中学生语文状况调查报告（二）一一从三百份测验卷看当前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和存在问题[J].课程·教材·教法，1981（3）.

[4]杜素娟.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几点追问与思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4）.

[5]唐骏.以新理念改革文言文教学[J].学语文，2007（2）.

辜鸿铭求助编辑百科名片辜鸿铭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中文名： 辜鸿铭外文名： Thomson国籍： 中国民族： 汉族出生地： 马来西亚槟城州出生日期： 1857年7月18日逝世日期： 1928年4月30日职业： 学者，翻译家毕业院校： 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代表作品： 《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祖籍： 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目录人物简介人生经历著书立说翻译贡献译著作品节选人物轶事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展开编辑本段人物简介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历史长河里的辜鸿铭(9张)《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编辑本段人生经历辜鸿铭(11张)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 学贯中西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1]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蛮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理雅各曾经翻译过多部儒家经典。但是辜鸿铭认为理雅各的翻译并没有表 老年辜鸿铭达出儒学的精髓。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终于理解了这个老师，一直很清高的老师。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蠢。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著作一览—辜鸿铭(10张)编辑本段著书立说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1．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 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2．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3．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4．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 ·史密斯在中国”（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论“一个著名的汉学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两章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编辑本段翻译贡献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尽管高考已过，但是他确实是我最仰慕的人之一。

因为我和他同姓，还以为他是我的祖宗呢。他的文章就是好啊。

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详细资料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