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风课题研究论文幼师

梁启超先生曾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孩子的成长如同花季，只开一次；花季一过，再也无法弥补。作为幼教工作者，我们深知，始于开端的教育是如此的重要，我们肩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而我们的事业是如此的伟大，为了我们的中国梦，我们任重道远。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1929年逝于北京，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先生一生在致力于恢复中华旧山河的政治活动的同时，时时处处不敢忘却对子女的教育，把九个子女都培养成国家栋梁，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个个皆才俊”的家教传奇。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三子思忠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参加淞沪抗战；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思懿，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在先生看来，教育不是为别的什么，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而且是做一个现代人。先生以为近代中国科技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要想让满目疮痍的中国重回世界强国行列，中国的人必须成为一个个现代人，要想成为现代人，就必须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他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在教育子女的同时，他还不忘记喊出“少年强则国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这是一种理想的教育。先生的教育是一种父爱的教育，它给孩子们送上“大宝贝”“小宝贝”“老白鼻”等可爱昵称，让他们体验长辈们美好的亲情，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曾说，他对孩子们的爱是自然、纯真、发自肺腑的，这种博大的、无私的、高尚的爱不仅仅只针对于子女，而且也无私的给予女婿和儿媳，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后，他在信中写到林徽因“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先生的教育是一种修养的教育。他认为，子女们能否成才，关键是看有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为了培养这种修养，他从来不溺爱子女，要求子女们恪守寒士家风，鼓励他们在逆境中修炼品质。梁思成从美国学成归来，本可在清华大学工作，享受舒怡的环境和较高的待遇，在先生的建议下，他去了条件更艰苦的东北大学任教，埋头于中国历史建筑教学，最终成为杰出的建筑学家。先生的教育是一种情感的教育。他时刻要求子女应该孝敬和尊重长辈，同时在“侍亲以孝”上为子女做出榜样，重视培养子女的爱心、同情心。

做人，肯定要做到善良。有一句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而父母也从小这样教育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故意向一条小道扔小石头。虽然小道又窄又偏僻，爸爸看见了，急忙上前制止了我，并教育我道：“怎么能这样子呢？”“怎么了……”我感到爸爸在生气，但又委屈地说。“你这样可能会让骑车的人摔倒，这等于是在陷害别人！”爸爸激动地说着，我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看到我好像意识到了错误，爸爸的口气缓和下来了，继续说：“儿子，你应该还记得去年摔倒的痛吧？骑车摔倒比那样还痛！”我下意识地捂了捂左手，那道伤，令我难忘。这时，爸爸变得和往日那般慈祥，道：“快把那些小石子捡起来吧。”“好！” 一个教训，让我知道，我应该小心地做每一个细节，我生怕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伤害到他人。 当人，做人还要守时，虽然妈妈没有给我讲这个道理，但却总是用行动告诉我这个道理。每次，和别人约定出行时间时，妈妈总是要提早几分钟到达。她说，这样，才不会让别人等我们。有一次，我还戏谑道“宁教我等天下人，休教天下人等我”。但是，久而久之，我也耳濡目染，学着妈妈，养成了守时的好习惯！ 父母的一些举动，总能影响孩子。优秀的品质，就是从中培养起来的。 这就是我家的家风，它让我从中养成了许多好品质，这样的家风，值得传扬！

1926年3月，梁启超因便血腰疼到协和医院诊治，经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患结核，需手术切除。当时梁启超与被誉为中医“四大名医”之首的肖龙友先生相交甚笃，经常往来，为慎重起见，特请肖先生复诊。肖龙友医道精深，医德高尚力起沉疴，妙手成春，经他之手治愈的病人不可胜数，因此上至高官巨贾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其奉若神明，就连一些名气很大的西洋医院，在遇到疑难大症束手无策时，也常常找肖先生帮忙。此次肖龙友为梁启超切脉后，断然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肾脏绝无大病！”力劝梁启超切勿草率从事，并为梁对症下药，处方诊治。服用了肖先生的中药后，梁启超顿觉神清气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了反复，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一直没有停止读书治学劳神费心所致。肖龙友见状十分着急，劝告梁启超说“治病不能单纯靠药，三分看病七分养，若想彻底恢复健康，必须放下书本，安心养病，否则即使华佗再世也无能为力。”谁知梁启超听后却不以为然，戏虐地说：“战士死疆场，学者死讲堂，死得其所。何惜之有！”肖龙友听后惊得目瞪口呆，连连叹气，不禁为老友的健康暗暗担心。时过不久，梁启超的病情果然恶化，旋赴协和医院准备手术。住院后，梁启超饱受病痛的折磨，常常无法忍受，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在给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萎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和医院匆匆为梁启超实行了手术，手术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刘瑞恒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脏切去，而留下了病肾，这是导致梁启超壮年逝世的直接原因。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医治守口如瓶严格保密，后来为遮人耳目，将事故责任人刘瑞恒调离医院，改任卫生部政务次长，直到几十年后，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了这一病例，至此梁启超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文章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