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话的论文文献综述

安徒生被世人称为"世界童话之王",1913年周作人把他的作品第一次介绍到中国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和儿童作家的关注和喜爱。曹文轩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著名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红瓦》、《草房子》等儿童文学作品荣获了 2016年度的"国际安徒生奖",深受读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曹文轩非常推崇和欣赏安徒生的艺术品质,安徒生和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等方面,具有相似或契合之处,具有可比性。但是,由于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所受传统文化的不同,他们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在解读和理解《草房子》、《红瓦》和《安徒生童话》等作品的基础上,从安徒生和曹文轩两位作家的人生经历、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了悲剧意识的异同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本文共分四部分内容,首先,在绪论部分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其次,论述了安徒生童话对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的影响,主要从现实意义和创作上的艺术表现等两个方面论述了相似性。第三,对两位作家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进行比较分析,主要从作品中人物形象、诗意语言及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了二者的异同点。第四,通过对文化社会背景、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审美意识等的论述,分析了产生不同悲剧意识的原因。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古典悲剧美和创作风格,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和西方古典悲剧美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尤其是安徒生童话中的古典悲剧美,在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极为突出。安徒生和曹文轩两位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对曹文轩与安徒生儿童文学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具有抛砖引玉之功效。

安徒生的作品能够自由进出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世界，无论是改编自民间的故事还是自己创作的童话故事，都生动异常，或感至深，或发人深省。安徒生的童话充满了诗意，富有韵律，字里行间流动着音乐感。他的幻想大胆而奇异，充满了梦幻色彩，使他的童话在人们眼中展现出一幅色彩瑰丽、构思奇巧的图画。安徒生创造出了无以伦比的梦境，同时又将深刻的哲理贯注于其间，这使得他的作品无论对于孩子还是成人都同样具有极大的魅力，这是任何其他作家和作品都无法比拟和难以超越的。 安徒生的早年经历，使他尝尽人情冷暖，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题材，使他笔下常带有幽默和讽喻。《丑小鸭》便是他成名后，对既往人与事的嘲讽。《皇帝的新衣》改写自旧有童话，经过大师妙笔一点，成为辛辣讽刺阿谀人群与居上位者昧于现实、虚荣愚蠢的经典名作。他也从民间搜集一些传说，但是经过他以抒情笔调改写以后，便呈现出崭新的风格。还有一些创作，从传说中获得灵感，再发展出新的故事。不过，安徒生之所以为安徒生，还是因为他对生活的热爱，无论多么困顿的经历，在他笔下都化为充满生命力的梦想，感动着千万人的心。 有人赞誉安徒生：“他的童话洋溢着强烈的生活情感，这就是他的童话比起别的作品来，更有价值的地方。他的童话的价值被证明是伟大和永恒的。”安徒生就像一座光明的灯塔，以孩子的纯真，悍卫着人类的心灵，将人类领向光明的境地。

第一个将安徒生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周作人。1913年,周作人在发表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的《童话略论》一文里便提及：“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即安徒生）为最工。”接着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里,第一次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并参照挪威波亚然在《北欧文学评论》中的论述,给予安徒生极高的评价：“其所著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之后陆续有人译述安徒生作品。最初翻译安徒生作品的,仍推属周作人。他在用文言撰写的《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里,为说明安徒生《无色画帖》（即《无画的画帖》）所含33个故事,篇篇皆“珠玉之文”,便选择了其中《第十四夜》全文译了出来。之后刘半农仿照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写了取名为《洋迷小楼》的“滑稽小说”（《中华小说界》1914年7月）。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用文言文译述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其中包括亨司盎特逊（即安徒生）的短篇小说《断坟残碣》,又附有《亨司盎特逊（1805年至1875年）小传》。孙毓修在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的“童话”丛书中,出版了由他改编过的安徒生童话：《小铅兵》和《海公主》。1918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陈家麟、陈大镫用文言译述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含《火绒箧》、《飞箱》、《大小克劳势》、《翰思之良伴》、《国王之新服》及《牧童》共6篇）。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期上刊载了周作人用白话文直译的《卖火柴的女儿》,这便是中国人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篇安徒生童话。作为安徒生传播者的第一人,周作人不仅认识到安徒生童话乃“欧土文学童话”之“最工”,又参照西方的评论指出其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儿一样的文章”和“野蛮一般的思想”。凡此种种,均说明周作人已充分认识到安徒生童话对于儿童阅读的价值和意义。而孙毓修在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美小说丛谈》“神怪小说”和“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两节中谈到安徒生时,亦称：“其脑筋中贮满神仙鬼怪,呼之欲出,是诚别擅奇才者也。”“安徒生之书,时而花妖木魅,时而天魔山魈,其境即无不奇。” 解弢亦以“甚奇”二字作评《十之九》：“一、火绒箧,二、飞箱,甚奇。”中国的正统文化不事幻想与鬼神,讲究文以载道,也从未有专为孩子而写的、主幻想、张游戏的著作,因此,安徒生那照着无拘束力的孩童语言写下来的、充满孩童无拘束力的幻想的童话故事并不易为中国人所理解。然而,恰是这“幼稚荒唐”“花妖木魅”安徒生童话开启了中国人对于儿童精神世界的理解。当一个尊崇个性解放并着力从西方吸取思想资源的时代真正到来,当原始的、淳朴的、生动的、充满行动感和生命力的生命状态真正受到推崇,安徒生童话对于精神解放意义和儿童阅读意义,很快得到文化界的认可。周作人受西方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儿童学及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又读过西方诸家的评论,了解到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不禁欣悦惊叹之至,便着意要将这位“欧土各国,传写殆遍”的童话作家推介出来。他不但译了《卖火柴的女儿》,还于《新青年》第5卷3期（1918年9月）“随感录”一栏发表了对《十之九》的评述,批评陈家麟、陈大镫用古文译述安徒生,又任意删削,把“照着对孩子说话一样”写下来的安徒生童话全都变成了“用古文来讲道理”的“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使安徒生童话最合儿童心理的艺术特征都不幸因此完全抹杀。《新青年》影响广大,周作人的翻译和评价,引起了一代新文化建设者尤其是儿童文学建设者的共鸣。自此,自觉用白话文直译安徒生童话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安徒生的传播亦成为20世纪20年代颇为显赫的文坛事件。1925年,安徒生诞辰120周年,闻名海内外的《小说月报》史无前例地特辟两期“安徒生号”,《文学周刊》(第186期)亦整期刊登安徒生童话及介绍文章,其余如《少年杂志》、《妇女杂志》、《民国日报》、《儿童世界》、《晨报副刊》、《时事新报》、《东方杂志》等都曾刊登过安徒生童话。依据郑振铎的统计,到1925年,中国对安徒生的翻译已达90多篇次,关于安徒生的传记及论文也达15篇。该时期中国人对安徒生的推介可用“顶礼膜拜”来形容,安徒生之备受关注,是任何其他外国儿童文学作家所无法比拟的。周作人在十余篇文章里举证安徒生,赞美安徒生童话“天真烂漫”“合于童心”,敢于“反教室里的修身格言”,说安徒生“有其异常的天性,能够造出‘儿童的世界’或‘融合成人与儿童的世界’”“我相信文学童话到了安徒生而达到理想的境地,此外的人所作的都是童话式的一种讽刺或教训罢了”。其余如郑振铎、徐调孚、赵景深、顾均正无不对安徒生童话的“童心”与“诗才”表示格外的重视。他们对安徒生童话的推崇,是自家性情的表达,更是为新生的儿童文学提供样本。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是在西学运动冲击下产生的,而安徒生影响最大。他的童话具有范本意义。它那照着说话一样毫无约束力的“小儿一样的文章”和颂扬儿童烂漫天真的心性的“野蛮一般的思想”,在观念形态上为中国儿童文学书写上了最具本体特征与理想色彩的一笔。它与其他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一起催生了,以叶圣陶为代表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源头和恒在的参照。 1950年代以后,我国相继出版了叶君健、林桦、任溶溶、石琴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全译本（其中,任溶溶的本子译自英文,其余均译自丹麦文）,再加上各种改写本的发行,安徒生童话真正从知识界走入读者大众,成为中国最普及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