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生物学论文

我国著名水生生物学家陈启鎏，1913年6月出生于阳江县塘口乡（现阳西县塘口镇）大车村。在村里读完小学后，入奋兴中学读初中。他从小勤奋好学，对昆虫鱼类特别有兴趣，课后常到田野细心观察各种动物活动情况。1924年，他考入广东两阳中学读高中，该校学生勤学钻研的风气很浓。陈启鎏更是一心向学，成为班中成绩最好的学生。1927年，他考入中山大学生物系。 当时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大学毕业很难找到工作。陈启鎏从中大毕业后，经多方周折，才在韶关当上中学教师。然而他的理想是当生物学家。因此，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备考，特别认真复习生物学。不久，他考上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水生生物学。 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陈启鎏非常勤奋，他博览中外生物书籍，查资料，做卡片。他的英语特别好，很多外文资料，翻译成中文，然后摘录，为以后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于浙大研究生院毕业后，陈启鎏被分配到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同时在该研究所工作的还有竺可祯、彭加木等著名科学家。当时我国经济落后，货币贬值，物资供不应求，科研条件很差，没法找到实验基地。这些有学问的热血青年都抱负很大，梦想科学救国，干出一翻事业来报效国家。陈启鎏研究淡水鱼的养殖和鱼病防治，所里没有试验基地，只有到附近农村调查研究，和农民交流淡水养殖和鱼病防治。他把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写出多篇试验报告和论文。但在那个年代，研究成果不能广泛推广，只能是纸上谈兵。1949年，淮海战役之后，解放大军直迫上海。国民党对中央研究院的140多名学术精英软硬兼施，千方百计要把他们迫去台湾，为蒋家王朝服务。这批学者看到蒋家王朝已穷途日暮，不愿再为他们服务。这时中共华东地下党组织，特别是陈毅对这批科学家十分关注，指示党组织要千方百计把他们留下来。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各方面关系引导他们，又帮助他们用各种办法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并对准备留下的学者暗中保护。陈启鎏早已看透国民党的腐败，决心留下来。他和竺可祯、彭加木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引导和帮助下，甩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转移躲避起来。地下党组织还给他们送去生活必需品，并在社会上散布一些假消息，说这些科学家已去台湾。他们终于留下来和大家一起欢庆上海解放。 1950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上海成立，陈启鎏负责水生生物的研究工作。1954年经政务院批准，动物研究所分成几个专业研究所，其中水生生物研究所分到武汉，所址在武昌东湖。陈启鎏曾任该研究所鱼病学研究室副主任。 随着淡水养殖事业的蓬勃发展，淡水鱼苗的人工繁殖和鱼病的防治成为研究所的主要课题。特别是包括粘孢子虫各种病原体引起的鱼病普遍发生，就成了科研重点。陈启鎏带领课题组的部分科研人员，顶着烈日暴雨，不顾酷暑严寒，足迹遍及浙江、江苏、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等地淡水养鱼的池塘、水库、河道及一些小型湖泊等养鱼水体，进行调查研究，设立工作站，免费为渔农医治鱼病，了解与掌握鱼类寄生虫以及鱼病发生、流行和防治情况，收集了大量有关标本和资料。经过五年的努力，他们对我国重要养鱼区的鱼病种类及其流行和危害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先后在国内一级刊物发表了《青鲩鳙鲢四种家鱼寄生原生动物的研究》等论文，揭开了我国鱼病防治的新一页。该论文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果四等奖。 1958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前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协作，进行了我国辽河鱼类寄生虫区系调查，收集了较完整的标本和资料，包括15个类群的鱼类寄生虫共302种，其中粘孢子虫52种，写出了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一些标本资料由陈启鎏签发，与苏联交换。苏联的科研人员不顾修正主义势力的阻挠，也给我们寄来了很多有关珍贵资料和科研成果。 1962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根据国家科委下达的1963～1967年基本查明全国鱼病和病原区系的科研任务，陈启鎏又一次组织全国有关科研人员20余人，以湖北省作为调查试点，全面收集包括粘孢子虫的各种鱼病和病原体大量标本、资料，加上原来的资料，通过鉴定、整理、研究，编写成《湖北省鱼病病原区系图志》，1973年出版，多次再版重印发行。1978年获湖北省科学大会奖。台湾曾有人将该书更改作者姓名，盗版印刷发行，陈启鎏知道后很气愤。后经中科院出面交涉，要求台方赔礼道歉，书作者用陈启鎏姓名，并赔偿经济损失，维护了知识产权。1961 1975年间，陈启鎏还有《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鱼病调查手册》（1961年第一版）、《鱼病防治手册》（1975年出版，1978年获湖北省科学大会奖）等专著，共160多万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对淡水鱼养殖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当陈启鎏准备攀登淡水鱼养殖科研的峰颠时，来了“文革”的风暴，科研工作被迫中断，几十年辛劳搜集的标本和资料，很多被视为封资修材料，付之一炬。更始料不及的是，他当年留下来不去台湾，被怀疑为潜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跟原苏联交换协作科研资料，也被诬为“里通外国”。他先是靠边站，接着挨批斗，检查所谓“叛国”罪行，隔离审查；最后检查不出什么“罪行”，又说他顽抗到底，把他关起来，长达一年之久。期间，不准看报、通信，不准见亲友，每天只有半小时到监禁大院放风。陈启鎏在逆境中，对自己仍很有信心。他扪心自问，确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坚信始终会把问题弄清楚。但他最痛惜的是白白度过了他能搞科研的大好时光。 “文革”终于在粉碎四人帮后结束了，科学事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这时陈启鎏已年过花甲，虽经历了这场政治风雨的磨难，但他还志不减当年，决心把失去的时光加倍夺回来。他带领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下基层搞调查，做试验，还担任研究生导师。 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一些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已开始应用于粘孢子虫的研究。陈启鎏带领课题组人员和研究生，走在科研前沿，决心攻下重要鱼病原体之一的粘孢子虫的防治、生活史及其系统进化的难题。他们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和方法，探讨粘孢子虫的免疫机理，制备了抗萨斯塔角形虫的多克隆和单克隆抗体；应用DNA分子杂交技术，研究粘孢子虫生活史，以期最终阐明其感染途径和生存规律；通过DNA、蛋白质、同工酶的比较等系统科学方法，探讨其系统进化规律，建立更合理的粘孢子虫自然分类系统。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他们取得了重大突破。除台湾省外，在全国30个省（区）的池塘、湖泊、水库及江河等不同水体采集的300多种鱼中，共发现粘孢子虫近600多种，为鱼病的防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提出了有效生物防治和药物防治的方法，降低了鱼病的发病率，促进了我国淡水鱼养殖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水生生物的科研中，陈启鎏作为带头人，始终忠心耿耿地对待科研事业，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做好科研工作，1990年为该所研究员。他虽年事已高，仍站在科研前沿，深入鱼区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了解掌握当今国际高科技情报信息，理论联系实际，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手段，通过试验、观察、分析、对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积累了大量资料和科研数据。陈启鎏先后发表《中国淡水鱼类寄生虫区系及鱼病防治的研究》（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淡水鱼类粘孢子虫的研究》（2000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粘孢子虫的研究在渔业上的经济意义》等学术论文40多篇，专著有《鱼病的调查手册》和《鱼病的防治手册》。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淡水鱼类寄生粘孢子虫志》，根据原生动物分类法从新提出粘孢子虫纲的新分类系统。在进行科研编著的同时，陈启鎏还多次接受培养研究生的任务，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陈启鎏进入耄耋之年时，仍不顾年高体弱，接受主编600万字的《中国动物志》的艰巨编写任务。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主编这部书，除指挥成百编辑人员日夜奋战外，自己还亲自编写水生生物部分的《粘体门粘孢子纲》。他殚精竭思，呕心沥血，为我国的科研事业躹躬尽瘁，直至最后患了脑萎缩症，才无可奈何地退出他战斗了一生的生物学研究舞台。 鉴于陈启鎏科研成就卓著，1991年7月国务院给予他特殊津贴。2001年，他获得全国科学成就二等奖。他曾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中国动物学会理事。

发表了大量论文，很多分类专着先后出版，为我国水生生物学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华东水生维管束植物》裴鉴等，1952《湖泊调查基本知识》饶钦止等，1955；《中国淡水轮虫志》王家楫，1961《中国海洋浮游硅藻类》金德详等，1965；《中国海洋浮游桡足类》郑重等，1965《中国动物志—淡水枝角类》蒋燮治、堵南山，1979；《中国动物志—淡水桡足类》沈嘉瑞等，1979《中国淡水藻类》胡鸿钧等，1980《西藏水生无脊椎动物》蒋燮治等，1983；《海洋浮游生物学》郑重等，1984《中国淡水藻志-鞘藻目》饶钦止，1988；《中国近海多毛环节动物》杨德渐、孙瑞平，1988《中国淡水藻志-硅藻门中心纲》齐雨藻等，1995；《中国淡水藻志-色球藻目》朱浩然等，1997《中国淡水藻志——裸藻门》施之新等，1999；《原生动物学》沈韫芬等，1999 在内陆水域方面，50年代中苏合作对黑龙江进行综合考察。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对长江中、下游的湖泊调查，青海湖调查，80年代初由各省、市水产研究机构和几所水产高等院校协作，对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四大水系的渔业资源进行综合调查。大连水产学院等单位开展了内陆盐水及其生物资源的调查和利用的研究。这些工作为水产饵料生物的区系和分布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海洋方面，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海洋所对黄、渤海进行综合调查。1958年《全国海洋综合调查》，1980年进行全国海岸及海洋资源综合调查等 在单胞藻培养方面，青岛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研究所等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藻种室，可随时为生产、科研单位进行藻类培养提供种源；水生生物研究所进行了固氮蓝藻的培养和在农业、渔业中利用的研究；海南、广东建起了多处螺旋藻培养基地，其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水产品育苗生产中；曾被视为害藻的螺旋鱼腥藻(Anabaenaspiroides)经陕西省水产研究所多年研究，证实其为鲢易利用的优质饵料，并在大面积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轮虫培养方面，继上世纪50年代引进日本工厂化培养技术后，在土池中大量增殖轮虫获得成功，并已在淡、海水苗种生产中，特别是河蟹土池生态育苗中得到应用。枝角类作为“鱼虫”，早在我国民间养鱼中采用。十几年前何志辉等从晋南采集到盐水枝角类—蒙古裸腹溞（Moinamongolica）驯化于海水中，并对其生物学和培养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实验研究，为大规模增殖作为海水苗种生产新的活饵料奠定了基础。随着沿海卤虫资源的急剧下降，内陆盐湖资源开发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上世纪末，由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水产研究所，对西北地区盐湖卤虫资源进行了为期4年的调查，发现有卤虫的盐湖31处，水面1620km2，为卤虫资源利用开拓了新领域。 1．水体富营养化的防治2．大型水利工程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3．水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研究……1．水底区(1)沿岸带(littoralzone)由水边向下延伸到大型植物生长的下限。这一带的深度按水的透明度而不同，一般为6～8m。(2)亚沿岸带(sublittoralzone)沿岸带和深底带的过渡区，一般没有大型植物生长。有些湖泊这一带为贝壳所堆积。(3)深底带(profoundalzone)深底带包括亚沿岸带以下的全部湖盆，通常堆积着富有机质的软泥，这一带没有植物，动物的种类较少。 “水生生物学”初创时期（1960年以前）：上海海洋大学的水生生物学课程开设可以追溯到解放前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江苏省立水产专科学校（1930年）。当时的养殖科是三个主干专业（另外还有捕捞科和加工科）之一，该专业设置了生物学课程，其中包含了浮游动植物、底栖生物、无脊椎动物等内容，因为它们与水产养殖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之际，上海水产学院宣告成立，这也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所高等水产院校，因水产养殖分设淡水和海水养殖两个专业，所以相对应地设置了《淡水生物学》和《海洋生物学》课程。当时的水生生物学方面师资有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学的陈子英教授（摩根的学生）、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的肖树旭教授、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的王嘉宇讲师以及日籍杨亦智讲师等，并聘请了当时山东大学李冠国教授（讲授“浮游生物学”课程），他们进行水域调查研究，采集水生生物标本，结合生产实习，自编讲义。上海水产学院成为我国时间最早、师资最优、教材最全的第一所开设水生生物课程的高等院校。随着学科的发展，上海水产学院于1956年在国内率先设立了水生生物学专业，招收学制为四年的本科生。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一批水生生物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如甲壳动物学家梁象秋教授、鱼类学家苏锦祥、伍汉霖、金鑫波、王幼槐等教授，也促进了水生生物学学科整体水平的提高，并于1960年在国内出版了第一本《水生生物学》教材。六十年代后期：文革特殊阶段。水生生物学教学、课程建设积累期（1972-1988）：这一阶段，水生生物学教研组人才聚集，各成员专业特长优势明显。其中，梁象秋教授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水生生物学，杨和荃教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植物学专业，在淡水浮游生物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方纪祖副教授毕业于厦门大学，主攻海洋生物；严生良老师在水生生物生态学方面有专长，当时的海洋生物学教师还有洪惠馨教授、虞冰如老师，淡水生物方面还有王菲老师等。当时，授课班级少（3-5个班/年），水生生物学课程分为淡水生物和海洋生物两部分授课，课时很多（160学时，分上下两学期授课），师资力量配备非常强，教师非常注重课程建设，特别是在水生生物学教材、教学参考资料方面加强建设。1972-1979年，上海水产学院搬至厦门期间，水生生物教研室组织编写了《淡水习见藻类》、《淡水轮虫图册》、《淡水枝角类图册》、《淡水软体动物图册》、《水生维管束植物》等教学参考书；1982年，严生良、梁象秋、杨和荃等老师参编出版了《淡水生物学》（上册）；1986年，杨和荃教授参编出版了农业部广播电视教材《淡水生物学》，并于1988年受聘为中央农业广播学校“淡水生物学“教师。1986-1989年期间，由杨和荃教授编导，由我校电教中心拍摄了“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淡水生态”等水生生物电视录像教学系列片，（这些录像链接在“水生生物学”市级精品课程网上，为许多学校参考使用，效果很好），还拍摄了水生生物实物彩色照片300多幅，制作了1700多帧幻灯片。当时的水生生物学授课方式主要为黑板板书和放映幻灯片。水生生物学课程建设逐步发展期（1988-2000）：1988年，水生生物学4年制本科专业恢复在全国招生。从1984年始，梁象秋教授、杨和荃教授、方纪祖副教授就筹划、整理、编写了《水生生物学》讲义，该讲义集淡、海水生物，集水产饵料生物和经济生物为一体，于1989年在水生生物学专业试用。1992年专业教学计划调整，水生生物学专业的《淡水生物学》和《海洋生物学》两门课程正式合并为《水生生物学》（90学时），同时增设了《水生生物生态学》课程（36学时）。《水生生物学》讲义在试用6年后于1996年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是当时国内水生生物学方面最完整、最系统的教材，被国内近30多所相关高等院校作为教材使用，并于1999年在台湾出版发行。1996年，水生生物学被评为校级一类课程。水生生物学课程建设崛起阶段（2000年以后）：2001年，上海海洋大学承担教育部“水产养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淡水养殖专业”和“海水养殖专业”合并为“水产养殖专业”，水生生物学课程成为水产养殖专业的专业基础课。2000-2001年，学校立项开发了“水生生物学多媒体教学课件”，该课件已陆续被国内14所高校借鉴引用。2001-2002年，水生生物学课程被推荐为上海水产大学重点建设课程。2002年3月-7月，上海水产大学立项进行“水生生物学多媒体课件网络英文版制作”。2003-2004年，水生生物学课程被推荐列为上海市重点建设课程。2003年，“水生生物学”被评为上海水产大学校级精品课程。2004年，《水生生物学》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2004年，梁象秋教授出版专著，《中国动物志》无脊椎动物（第三十六卷）甲壳动物亚门十足目 匙指虾科。2007年，梁象秋教授参编的《中国动物志》甲壳动物亚门长臂虾科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04年，上海水产大学投资200万元建立了上海市水生生物科技馆，使水生生物标本、生物学现象和知识科普化。该馆面向上海市所有中、小学生开放，成为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之一。2005年，学校立项完成水生生物学实验室规划和建设工作。2006年，我校投资36万元，建设了国内一流的“水生生物学”数码互动显微镜教学实验室。水生生物学课程在半个多世界的历史沿革中，授课时数从“淡水生物学”和“海洋生物学”两门课程的160学时降至126学时（其中形态分类部分90学时，生态部分36学时），再根据不同专业下调至72学时或54学时。当前又根据新的人才培养需求，进一步调整为48学时（理论）+27学时（实验）或30（理论）+18（实验）。授课方式从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变革到幻灯、录像、多媒体教学、生物显微成像数码互动系统多种方式相结合的立体化教学模式，无论是教学手段、教学方式的改革，教学内容的整合还是教学设备的配备均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在教学时数缩减的前提下，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目标不仅没有削弱，教学效率反而大幅度提高，教学效果卓有成效。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教学不仅立足于本学院、本学校，更着重于将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成果服务于其它相关教育教学机构，着眼于使我们的教学成果能为国内水生生物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贡献一份力量。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我们的教材、我们的课程教学体系、我们的CAI课件、我们的标本。.....，每次建设的成果都为国内几十所相关高校所共享。几代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使上海海洋大学的水生生物学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科技积淀，并努力向国家级精品课程迈进。

一道综述题而已，找些相关的参考文献，综合整理一下就好啦~

大一的要求是，自主独立完成，不是上来百度问这问那的，其实写哪一个问题都不大，想拿好分数，有自己见解才是正道。

第八个，虽然没做过，但是那时候记得老师说过这个蛮好做的，而且池塘这个地点比较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