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论文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 文化 有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而又异常艰难的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长期艰难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艰辛探索。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60年，6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 总结 经验 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改革开放 深入改革

一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

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

“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

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有了“一五”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也有“大跃进”受到规律惩罚的教训，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编制时就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矛盾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三五”计

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第四阶段：

““””十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这十年，除1970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若对这一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全面改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1979-1984年，经济的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重新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阶段。1976年10月，“_”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然而，经济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洋跃进，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力大量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新的失调。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与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在作怪。这次失误，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乘着三中全会的春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洋跃进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规律。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普遍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当时邓小平就讲：“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 口号 ，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陈云、李先念也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我国农村开始了伟大变革。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长期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农民寻找出路。首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党中央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结果。

第二阶段：

1984-1988年，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在《决定》的指导下，围绕着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从横向经济联合到工资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推动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又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

1989-1991年，治理整顿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1992年至今，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科学论断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手段。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更加重视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困扰人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将资源配置在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解决企业长期效益低下的问题。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认识也有了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适应了这一要求，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这期间，党制定了经过科学论证、符合经济规律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确保这个宏伟纲领的实施，江泽民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这是党对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党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南。

总之，通过以上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党领导我国定会如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党的文献》1989年第四期 第4页 第6页 《陈云文选》下卷 第2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九册 第216页

第6册 第566页 第661页 第八册 第172页 《周恩来文选》下卷 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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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尚未超出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其次，大量商品不是供不应求而是供大于求。物价上涨是在前几年物价长期负增长或零增长的基础上涨价，是一种恢复性上涨，是我们几年来治理通货紧缩要达到的目的。第三，能源或原材料等基础行业除了电力、钢铁等供给暂时比较紧张外，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全面供给紧张，目前在建的基础行业供给能力很快便足以缓解暂时供给压力。第四，资产“价格泡沫”也仅在局部地区的房地产有一定的体现，在政府一系列措施调控后，形势已开始好转。全国房地产价格上涨只约为5%，股市则已低迷两年半。

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符合内在经济规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从要素结构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人口（16-59岁）总量开始减少，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出负贡献；随着人口红利高峰期过去，储蓄率开始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减弱；随着比较优势逐步减弱，外贸出口增速大幅放缓，技术溢出效应减小，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效应放缓，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短期内比较稳定，因而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存在放缓态势。从产业结构来看，2012年起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由于当前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因而服务业占比提高会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速降低。从经济总量来看，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万亿美元，增量高达8000亿美元。一般而言，一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经济规模增大而边际经济增速会递减。因此，从要素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总量等方面看，中国经济逐步转向中高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不仅中国国内各级政府、企业和居民要认识到这种发展趋势，而且国际社会也要认识和适应这种变化，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在高速增长状态。二、中国经济放缓是短期需求减弱与中期结构调整叠加的结果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周期性因素来看，世界经济复苏低于预期，中国外需明显不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大幅升值进一步抑制出口增长；企业盈利前景不佳以及去库存化等因素导致投资出现减速；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龙头市场调整导致消费稳中略降。从中期结构性因素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压力和结构调整的阵痛相互交织，新兴产业增长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下降的影响，要素投入支撑作用减弱，结构升级要求提高，化解过剩产能、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等都会影响经济增速。从体制机制因素来看，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但是改革尚未到位，各部门、各地方行政效率较低影响到政策落实。此外，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懒政不作为现象，稳增长政策执行不到位。三、中国可以实现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今年上半年，尽管中国传统制造业减速明显，但是，机器人、电动汽车、服务器、智能终端、铁路机车等制造领域增长迅速，特别是股市带动金融业、电商带动快递业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对宏观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展望下半年，股市成交大幅缩水使得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显著减弱，但随着连续降息降准、扩大财政支出和清费降税、以及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工程包和消费工程包等一系列稳增长政策逐步见效，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加之基数较低等因素，中国经济有望保持小幅回稳态势，可以实现全年GDP增长7%左右的预期目标。四、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高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0%以上。目前，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7%左右的经济增速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增速之一，而且由于总量基数高，7%左右的增长将带来巨大的GDP增量，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中国正着力推进更高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加快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增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更加凸显。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换档，表象来看会对那些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资源出口国影响较大。然而，从大宗商品来看，铁矿石进口降幅有限，1-8月铁矿石进口同比仅下跌，而且增速微跌与上年同期的高基数有关；尤其是原油进口增速不降反升，1-8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增长，增幅同比加快个百分点，近三年来增速在持续加快；1-8月大豆进口量同比增长，谷物进口量增速更是高达。中国经济减速对欧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今年以来中国进口额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口价格下跌，剔除价格后1-8月份中国进口实际增速仅下跌4%左右。尤其是中国经济减速并非近期美国股市暴跌的“罪魁祸首”，美国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加息预期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会转向，市场流动性收紧；同时，金融危机以来，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70%，存在估值技术调整的需要。

中国经济现状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7-8-21 16:01 | 提问者：金79 | 检举下面是我偶然看到的对2005年中国经济的一篇文章的一些部分.且不论积极或者消极,就一事实的角度.谁有没有对于现在的2007年的经济情况的文章?很想知道中国经济现状,就在物价飞涨的现在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问题补充：崩溃,要怎么做啊最佳答案 2005年---中国经济之现状--------------------------------------------------------------------------------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