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能人与村庄变迁研究论文

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与产业化发展 2005年12月6日12:27 农博网 ——以山西、河北农村为例贾大猛 卢向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政府能不能把农民直接推倒市场的浪尖上？如何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稳定问题？乡村治理能否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治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笔者通过对山西、河北农村的实证调查，总结出了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乡村治理发展中的几个困境，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实证建议。笔者认为，在目前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笔者把村一级也纳入了进来）作为主导，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其观念和某些做法引发了乡村治理危机，使农村稳定受到了动摇，同时政府行政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就此，笔者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困境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关键词：市场经济 乡村治理 基层政府 农村稳定1 引言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并且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念和理论也被国人认同，比如竞争、效率、逐利、“经济人”假设等。作为中国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也免不了受到了波及。根据笔者近两年的农村调查，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在乡村的波及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到了乡村管理领域，进入到了乡村政治层面，触及到了农村的稳定，具体表现为农民参与度的下降和基层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动摇等，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的引出了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话题，也即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如何进行乡村治理。近两年，笔者在山西、河北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的农村调查，对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或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本文将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2 问题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贺雪峰 ）。市场经济在乡村的发展破坏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秩序，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基层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实践中被“引致”出来的。当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被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所证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乡村制度层面和基层政府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是让市场经济适应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还是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借以为以下问题的论述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笔者在河北某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村委决定村里事务的权力异常强大，村里的大小事务，皆有村委的几个“领导”说了算，比如税费征多少，村里的钱怎么用，谁当村委委员等等。而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当地的村民表示已有多年没有开过村民会议了。这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外人根本就插不进来，作为乡村治理核心的村民自主管理实际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村里几个人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现象。进一步分析，村委的权力垄断很大的原因是和乡镇政府有关的。在上述村中，村长，村委书记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生物，而是乡镇政府在当地权力扩张的一种象征。也就是说村两委是和镇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说镇政府是村两委权力垄断的保护者和支持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思之主要是权力垄断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致。村长，支书，职位本身我们知道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在当前乡村这种制度下，村长支书职位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正常意义上所无法可知的。比如说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使用权，政策信息的掌握优势等等。由于中国乡村数千年来“官大民小”思想的束缚，村民一般对这种本来属于自己权利的权力而表现的无动于衷，对这些权力背后所隐藏的权利保障（利益）更是少有察觉，这就助长了他们（村民）权力代理人（村两委）的权力侵占欲望。再加上平时和镇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默契”（或勾结），促使他们（村两委）对权力的侵占。最终造成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垄断。权利垄断为基层政府寻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被假设的经济人，也在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农村腐败层出不穷，农民与政府对立加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村民参与度不足乡村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就是要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前提就是要村民广泛的参与进来。但是根据笔者在河北 山西农村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参与意识还很薄弱，农民普遍表现比较恐惧和缺乏自信。村民自治被学者成为是中国最广泛的民主，而现实中村民的冷漠却使这一带着政府和学者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大打折扣。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一是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在上一部分中笔者分析了村民缺乏权利意识为权力垄断制造了可乘之机，在这一部分当中，笔者认为村民缺乏权利意识直接引起了参与度的不足。并且政府在权力垄断后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使村民感到恐惧，村民们认为谁当村长和“我”无关，反正都一样，让那些想当官的人当吧。大部分村民不敢或不愿当众表现（行使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变得越来越迷失，由迷失变得不自信。农村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即使是在一个村子里不同的村民之间由于接触外界信息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气质，自信程度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市场经济下的花花世界，使一部分人适应了其中的环境，很容易吸收一些新思想，这样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想把这些新思想展现出来，而也存在大多农民并不能接受这些新思想的侵入，他们在面对这些新事物的时候更多的是新奇，是迷茫，在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对比中逐渐表现的不自信了，所以他们不愿出来参与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度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乡村治理的效果，比如作为村民自治重要内容的村民选举，更多变成了农村精英们的游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愿望。 村两委关系问题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过程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规定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但就具体的一些事务则没有规定清楚，所以在操作层面却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造成村两委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只是从制度层面的角度讲的，我们还可以从村长和村支书个人的角度讲。其实目前村两委关系问题也就是村长和村支书两个人的问题（这里不包括二者合一的村子），是两个人权力争夺中产生的问题。由于权力所带来利益的巨大诱惑，致使二者之间明争暗斗，相互不服。村支书说我是党支书是一把手，你应该听我的，而村长也不示弱说我是大家选出来的，我最能代表大家。二者权力的争夺造成两委的关系紧张。笔者在山西左权县某农村调查时发现该村的村长作为预备党员已经有四年有余了，村支书就是不让转正，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夺掉。所以笔者认为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问题，有必要先处理好村长和村支书的关系，其实在操作层面是很难说清的，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两委的配合。 镇与村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村委会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乡镇委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乡镇与村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变化对有的乡镇干部来说，由于观念上没有转变过来，仍把两者关系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处处干涉村级事务，致使乡村自治流于形式。笔者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调查时还发现另一种现象：麻田村是由7个自然村组成的，然而在联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联村党支部的空缺，各村还是原来的党支部，还是原来的一班人马。这样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支部在村子的发展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就使合村并组后的麻田村有了7个领导核心。这样，联村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得不照顾7个党支部的意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是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样，在麻田就出现了一个村委会，7个领导的局面。其实麻田镇政府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即它在开始联村委员会选举之前就应该先把联村党支部组建起来，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镇党委应该出面整合支部成员，维护联村后的正常治理秩序。但是由于对这种权力意识认识不清，导致治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镇与村的关系应该遵守《村组法》的有关规定，镇一级政府应该明确职权，变领导为指导，同时转变观念，在乡村治理上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 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笔者在河北农村调查时，有不少农民反映当地政府太腐败，处理问题手段粗暴，至使有不少农民把当前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农村的腐败问题，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把农村的腐败根治了，农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笔者在各地农村调查时所听到的最多的也是有关农村腐败的，以前当我听到这些事件的时候，都会认为是农民的过激言词，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尤其是当有的农民在我面前哭诉其遭遇，久握我的手不放时，使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实证研究者也能多到农村去关注这些事件。笔者认为村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很可能引起农村不稳定因素的聚集。现在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很多是和基层政府有关的。这种农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尤其是受到农村腐败其害的村民越来越多，这种不稳定因素会逐渐走向另一面，比如以自杀的方式抗击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由于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农民本身对这种腐败现象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却在这一过程遭到质疑，进而直接影响的就是农村的稳定问题。这是乡村治理过程存在的重要问题和障碍。 村庄精英的缺失在农民素质普遍提高之前，在农村中真正实践乡村治理的应该是乡村中的精英分子。根据效率和节约治理成本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乡村中的精英们更多的流到外面了，按照资源择优分配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笔者把这种情况叫做市场经济下村庄精英缺失悖论。笔者在河北，山西农村调查时，发现村庄里的能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大都有一技之长，比如在农业种植方面，在家庭养殖方面，还有经商的。但这些能人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村庄精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的村庄精英主要是指能够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有效自治的，有一定的领导管理才能，在村民当中有一定威信的人。目前这些人在农村中太少了，并且这种人在农村也是很难发挥才能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村庄某些权势人物的利益。并且作为上级的乡镇政府也是不太喜欢精英治村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在原有体制下的某些特权，比如新当选的村长不能听乡镇的话了，村民的自主意识强了，乡镇的权威下降了等等。总之，村庄精英的存在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排挤，致使大量精英外流，就象笔者前面所说的这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当然要离开。然而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地方也需要他们，但是由于种种限制，精英们的才能没能最大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实现真正的资源择优分配，那时市场经济下的村庄精英缺失悖论则将消失。 乡村治理的地域性差异乡村治理的地域性是指乡村治理的好坏与村庄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了联系，比如镇政府所在地的村治就要比处于两地交界处的村治要好一些。地域性的差异所引起的村治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笔者在山西麻田村和河北的一些农村所看到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麻田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村治比较良好，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怨言也相对较少；而笔者所到的河北农村大都处于两县或三县交界处，这些地方干群矛盾紧张，干群对立严重，上访事件也较多。这种乡村治理中的地域性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村治就好，有的地方村治较差。知道了这一点，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应改多考虑一下“偏远农村”的村治问题，然后着力去解决之，这样就能减少几个上访村，“钉子户”。以上是笔者在农村调查后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当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财务问题，农村不平衡问题严重等，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论述。3 困境除了以上问题外，笔者在调查后也感到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存在许多困境： 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含义是丰富的，简单来说分为两点：一是人民物质上的富足，二是精神上的充实，同时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为依托，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按目前乡村治理所达到的水平，离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贵在村民的合作和参与，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来提供乡村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公共资源，包括目前城市所具有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在调查中，笔者看到这些在农村是非常缺乏的。即使作为村里重要公共资源的水利、交通等设施也是非常落后的，并且村民们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也并不乐观，再加上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农民手里的钱是很少的，物质上并不富足，相反有的村民因为大病或子女上学而家贫如洗，同时我国农村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解决办法，比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农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这些现状引起了乡村治理的困难，然而这些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中国的乡村还有很多传统因素，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治理过程，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着政府的治理风险，所以政府是单一通过强行控制为现代化铺路，还是在发展的实践中寻找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良好平衡点，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 稳定和发展：市场经济下的艰难选择稳定和发展本来应该是一对并列语，稳定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更好的稳定，但是在农村这对相互依托的内容却发生了扭曲，有的时候甚至逆行。我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的农村，各地的基层政府也都在积极相应号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然而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下的逐利行为，致使许多地方以方展的名义，大肆掠取民财，腐败成风，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基层政权在农民当中的形象。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农民争利，致使农民怨言重重，农民大批上访，农村不稳定因素加剧。笔者在河北顺平县某村调查时发现，该村预留的村集体机动地已被村支书全部发包出去，美其名曰是要发展村经济，然而这些被私人承包的土地却都盖上了民房（按协议应该建厂房），村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还有一件事，该村北边有一条大河，河床要比村子的地势高，以前发大水的时候，村子经常被淹。于是村民修了河堤，并疏通了河道，这十几年没有再发大水。村里看到这么多年没发水了，于是就动起了河床上那些没水的土地的心思，把河床也给发包出去了，现在河床上都是庄稼，而原来的河道现在只变的只有几米宽了。村民们反映一旦发大水，由于河道不畅，河水就会迅速漫过河堤，整个村子都将被水淹。当地的村民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上访，结果毫无音讯。村民对基层政府怨言甚重。所以笔者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让农村也完全按照市场的做法去自由的发展经济吗？农村有自由发展经济的资源吗？包括有效的政府和防止利益寻租的有效机制。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难。 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这是笔者在调查时深切感受到的。说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笔者在此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对政府，二是农民对市场。农民对政府是弱势群体主要就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地位而言的，二者相差太悬殊，农民根本就没有力量与政府相抗衡，包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对市场是弱势群体是指单个的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往往表现的无能为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机制很容易使小农破产，由于小农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弱质性和周期性长等特点，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并且一旦小农被冲垮想恢复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把市场与弱势农民之间的这种差距叫做市场势力。市场势力越大，农民的压力越大，农民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势力是逐渐增大的，小农破产者甚多。下面笔者着重谈一下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问题，如果说农民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主要指个别不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或有办法去解决的话，那么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单个的农民着实是无能为力的。笔者在河北顺平调查时（），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这里的农民家里大都种桃树，走在山路上，两边都是桃树，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我们到达当地的时候正值桃子成熟季节。绿色的桃叶里点缀着红色的桃子，煞是好看。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里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得挺好的嘛，今年的桃子肯定是一个大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要上去了。在北京像这样的桃子少说也得1到2块钱一斤，这农民还不赚呀。然而，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走到柴各庄，我们发现这里的村民并没有乐起来，相反他们的脸上却挂着愁云。经过调查后才发现，今年的桃子太便宜了。最大最好的桃子才卖5毛钱一斤，一般的桃子如果顺利的话能卖个3毛、4毛的，但大部分都在3毛一下。有一位桃农，至今才卖了20块钱，连成本的五分之一都没达到。他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指着一筐刚摘下的桃子，很无奈的说：“这筐桃啊，最多也就卖两块钱。桃不值钱了，像往年能卖到1块5左右呢。”当时我们就愣了，这筐桃少说也有50斤，居然才卖两块钱，简直不可思议。接下来的几户访谈，使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在说笑。有一户桃农向我们展示了几筐不同价位的桃子，最便宜得不到3分钱一斤，桃子上面有裂痕。还有1毛的，2毛的，3毛的，5毛的，除大小之外，笔者看不出有其他任何区别。据桃农介绍，今年桃子普遍丰收，加上这几年种桃的农户增多，致使附近几个水果交易市场爆满，而收桃的商贩却就那么几个，造成桃农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最后达到只要把桃子卖出去就行。桃农们说，卖了总比烂在家里强。他们普遍反映今年种桃不如种粮食。但这里是山区，种粮又收成不好，所以有许多农户进退两难，但有许多农户已表示来年就把桃树砍了，不种了。我们知道农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毕竟这些桃树已经长了5、6年了，不容易，但他们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在离开当地时，听说附近村的一位老农因忙了一天却连一个桃子也没有卖掉，回家后硬是气死了（后经河北农业大学在当地做社会实践的同学证实，为真实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详细了解情况。谷贱会伤农，同样桃贱了也会伤农。农民心里也明白，什么东西多了就不赚钱了。但农民目前的能力，还无法根据市场做出合理的决策。什么东西值钱，大家就一拢的种什么，到最后不赚钱了，又一拢的不种了，这充分说明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盲目性。我们在当地住了两个晚上，每晚11点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村子里的农用三轮车声，我们知道又有农民连夜出去卖桃了（因为农用车没有上牌照，白天不敢上路）。他们一般在早上5、6点钟回家。这是笔者亲身体会到的事实，那么市场经济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我们能不能让单个农民直接去面对市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其实桃子是可以卖到1块钱一斤的，只要能把它们运出去。虽然在当地桃子市场是饱和的，但在全国市场上，桃子毕竟还没有多的才几分钱一斤。关键是单个农民运不出去，那样的成本太高了，不但不会赚钱，反而会赔的更多。所以我们就必须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这些事情（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论述）。总之，市场势力的存在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农村发展格局，在目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弱质性和市场势力的压力，使乡村治理难度加大，形成困境之一。4 对策笔者结合近两年的经验调查，在思考问题现象的时候，也思考了其中的相关对策，现特总结如下：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下进行乡村治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不管市场势力多么强大，市场风险多么大，我们必须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这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是有重要作用的。那么如何提高呢？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加快农村的信息流通，二是让农民合作起来。（这两点笔者会在以下两部分具体论述）。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乡村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进行任何乡村治理都要大打折扣，因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所带来的外部正效果是一连串的，比如农民的自信心的建立，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农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加强等等。事实已经证明与市场结合比较和谐的乡村在乡村治理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农民朋友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他们无法抵挡市场上的大风大浪。所以社会各界，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但我反对从一开始就把农民直接推向市场，如果那样我认为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毕竟几千年的小农思想还是很重的，我们需要慢慢来，我们需要把农民的思想慢慢转变过来。我认为现在有些学者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通过对河北顺平桃农的调查，我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是很有必要的。单个的农户是很难面对市场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容易让小农破产。市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单个的农户在此情况下，难免会产生错误决策。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性较长，一旦决策失误，影响的就是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农民就不是以市场来决策了，而是在观望，在看我的邻居种的是什么，其他村民种的是什么，势必会出现桃贱伤农的现象。但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那么桃子的价格就不会是1毛，两毛，甚至几分钱一斤了，也有可能变成1块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单个的小农在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吃亏，但又没有能力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办一个大企业，需要来一个股份制一样，农民也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民组成合作社，是提高农民应对市场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共同承担交易成本，共同采集市场信息，既提高了市场效率，又降低了单个农民的成本。从农民对政府的角度看，组成农民合作社，提高了单个农民与政府谈判的自信和成功率，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所以合作社有必要搞。我们在定县翟城村（温铁军先生创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地）作调查时，发现农民对合作社还是很欢迎的，农民干劲也很大。我们需要政府尽快通过立法来规范合作社，用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发展，让农民在合作中得到实惠，同时也减轻乡村治理阻力。 加强农村市场信息的宣传和流通在农村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的信息资源严重匮乏，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量大，信息传递、更新速度快，谁掌握了更新、更多的信息，谁无疑就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正是农民所缺少的，这就更大大降低了他们在面对市场时的决策能力，所以现在大部分农民表现的比较迷茫，久而久之造成信心缺失，治理效果不佳。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农村信息的宣传和流通。这里的农村市场信息包括农业科技信息、法律信息、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村政策信息，以及其他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农村调查时发现这些信息是农民相当缺乏的，但同时又是他们相当需要的。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农民应对市场时产生错误决策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认为作为信息中要掌握者的政府有责任对农村的信息市场进行干预，使农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应该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向农民宣传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农民通过媒体向外界宣传农民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还可以用制度来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真正使农民既增产又增收。在这一点上政府的作用是关键，同时社会各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也应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努力，逐步使农村的信息对称化。 政府的治理观念应该有所转变本文笔者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在目前的乡村治理秩序下，除了政府，农村存在的其他组织很难起到使乡村自主治理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乡村能够达到真正自主治理之前，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符合经济人假设，存在有自己利益最大化需求，所以农村存在较多权力寻租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是与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经常出现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博弈，但是农民对政府是弱者，即使农民组成合作社，由于目前合作社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合作社在抵御政府权益侵犯的时候，也往往力不能及。所以政府经常与农民发

2008年中国新农村建设进程调查报告2008年2月11——18日，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赴江西东北部东乡、余江、余干3个县、5个乡镇、52个村庄进行了新农村建设调研。调研对象包括：农民个人、家庭、自然村、村委会、乡镇。既含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庄（往往是临近城镇的村庄），也包括非试点村庄。全面调查（对村领导进行系统访谈，并对每家每户进行上户全面调查）的村庄有招贤沅何村、河山村、桂家山村。其他村庄为部分抽查或个案抽查。调研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制度与组织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另外，还通过对农民工的随机访谈调查了湖南、湖北、广西、四川、安徽等省区的新农村建设情况。报告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是一般意义的农村建设，而是要根本改变传统的城乡分离、工农分离、城市单向抽取农村资源的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重新定位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农村全面告别土地经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自足经济，走上城镇化、市场化、科技化、生态化、产业化、新工业化的现代化轨道，使土地农业文明转型为市场工业文明与市场生态文明。21世纪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以往的农村建设根本不同之处，应在于制度创新、观念变迁与文明转型。成绩：环境普遍得到改善电话普及率在95%以上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公路、电、电话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好。村乡之间一般都连通了水泥公路，但村与村之间很多地方尚没有连通水泥公路。农村个人交通工具主要为自行车与摩托车，其中摩托车越来越普及。乡县之间全部有公交系统，但乡与乡之间尚无公交系统直接相连。电话普及率在95%以上。靠近城镇的农村有的也连通了宽带网络。宗教组织发展迅速 制度与组织建设方面，村民自治基本实现；宗教组织发展迅速，特别是基督教组织，信教群众一般约占当地人口的3%——9%之间，不同村庄比例差异较大，有些家庭是全部信教。据调查，招贤沅何村人口数约为320人，信基督教者约为28人，有1个教堂。河山村委会约2600人，信基督教者约为120人，有3个教堂。打工收入一般占农民家庭收入的80%以上 经济建设方面，农村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大有改善，农村能源利用由木材、草、糠逐渐为电与燃气取代。农民全年总支出一般在万元以上，多则达30000——40000元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般在2000—4000元之间，多则有达8000元以上，少的也有在1000元以下，甚至500元以下。农业人口中农民工比例高，农民外出打工比例一般占当地总人口的40%以上，占青壮年劳动力的70%以上，务农农民在农闲时一般也在当地打工，打工收入一般占农民家庭收入的80%以上，纯粹靠务农收入的家庭已不多见。据调查，招贤沅何村外出打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81%，桂家山村为23%，河山村为50%多。往往离城镇越远，打工人口比例越高。打工的主要城市为上海、广东深圳、东莞、广州、福建厦门、泉州、浙江温州、宁波、义乌等地。打工的主要行业集中在建筑装潢、家电、纺织服装、酒店餐饮等。打工者月工资一般在1000——1500元左右。也有600——800元之间者，甚至500元以下者。也有农民在沿海城市自主创业，有的办公司，有的从事各种零售、家具制造、发艺与餐饮服务。自主创业者的收入一般年人均在2万元以上。大部分村庄的参合率在95%以上 社会建设方面，住房条件大有改善，80%以上的农民住上了钢筋水泥砖头房，住房面积达到当地一般标准。普遍参与合作医疗，大部分村庄的参合率在95%以上。低保制度基本建立，原五保户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农村老龄化尚不严重，一般以子女养老为主。据调查，河山村委会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当地人口比例）约为8%，河山村为，桂家山村约为15%，招贤沅何村约为。政府对耕地实行补贴，每亩平均100元左右。义务教育完成达标率一般在80%以上 文化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农民工普遍受到发达地区思想文化风气的影响，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对生活有更乐观的预期。义务教育完成达标率一般在80%以上，有许多村庄达到100%，也有少数贫困村庄达标率极低，甚至只有10%左右。生态系统逐渐恢复 生态建设方面，农村环境普遍得到改善，生态系统逐渐恢复。人均耕地面积在——2亩之间不等。由于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人口转移数量日益增多，也由于沿海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就业工资较高，去沿海打工的农民工数量也居高不下，致使农村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减轻，环境逐渐好转。问题：存在“豆腐渣”工程村庄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村庄建设缺乏整体规划，整个村庄显得杂乱无序，严重影响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也有欠美观。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民往往根据合作化以前的土地产权建房，另一方面，土地批租时缺乏规划。清洁饮水严重缺乏，基本没有自来水，有自来水的地方自来水也没有经过科学净化，直接饮用的井水没有经过技术检测鉴定合格。水泥公路与公交系统尚未完善，有的地方公路损坏极其严重，一方面在于缺乏日常维护与管理，另一方面直接与公路质量相关。有线电视还没有普及，宽带网络极其有限。除家庭电视与体力劳动外，文化娱乐健身设施欠缺。消防设施、太阳能利用、沼气利用等方面尚需加强。这次暴雪冻雨暴露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主要是新电线干大量折断，这一方面固然与本次恶劣天气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对其质量是个严峻考验，暴露了其明显的质量不良。因此，在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中，一定要注意质量管理与质量监督，坚决保证建设工程质量，而不能再制造“豆腐渣”工程。城乡联动缺乏体制的系统建构 制度与组织建设方面，除劳动力单向输出外，城乡联动缺乏体制的系统建构。各类社会经济组织不发达，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名存实亡。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经济建设方面，土地利用方式单一，一般以种植某种粮食作物为主，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乡镇民营农业产业化企业数量有限，缺乏规模经营。青壮劳动力基本上外出打工，打工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来源70——100%。养老等社会保障体制欠缺 社会建设方面，除合作医疗、低保外，其他社会保障体制欠缺，如养老，应对各种突发事故等。一胎计划生育达标率低，普遍生育在两胎以上。直接原因在于：养老保障主要依靠儿女，尤其是儿子。维持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靠儿女打工。由于收入有限、观念限制与劳动力转移，家庭农业主要劳动力来源也主要靠儿女，而不是依靠雇佣。维持家族地位与势力也主要靠儿女数量多。由于法治不完善，保障家庭安全在一定程度上也靠儿女。还有养儿防老、多子多富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由于城市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健全，许多城市的社会保障不是直接与户口挂钩，而是与就业单位挂钩，因此，一些已转移出农村的农业人口由于在城市找不到合适就业，生活极其困难，期待恢复农业户口，出现了一种逆城市化现象。文化娱乐单调贫乏 文化教育与道德建设方面，除看电视、打扑克、打麻将外，文化娱乐单调贫乏。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一般为初中，女性则为小学。义务教育流失率高，达标率低。原因在于：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依靠打工，许多初中未毕业的农村学生纷纷外出沿海打工。以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新农民培育缺乏，大部分外出农民工未经过专门培训，留在农村的农民更缺乏社会教育。消防意识淡漠，乱搭电线与违规使用电器与燃气现象比较严重，火灾隐患多。生态农村与生态文明意识薄弱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废物与污物处理欠缺，厕所建设不合理，没有良好的排污系统。生态农业、生态农村与生态文明意识薄弱，生态经济不发达。思路：新农村建设的六大误区有人把新农村建设归结为“一看路，二看住，三看环境，四看树”，新农村建设是否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新农村建设与以前一再反复倡导的乡村建设、农村建设究竟有什么不同？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般意义的农村建设，而是要根本改变传统的城乡分离、工农分离、城市单向抽取农村资源的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重新定位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农村全面告别土地经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自足经济，走上城镇化、市场化、科技化、生态化、产业化、新工业化的现代化轨道，使土地农业文明转型为市场工业文明与市场生态文明。21世纪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以往的农村建设根本不同之处，应在于制度创新、观念变迁与文明转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新农村建设就只能是重复以前一再倡导的乡村建设而已。从这一思路看，新农村建设必须澄清以下六大误区。新农村建设固然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但它并不等于基础设施建设 清洁用水、沼气、电力、燃气、通讯、网络、消防设施、住房、道路、桥梁、水利、农业机械、文化娱乐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完成这些工作，只是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开端，而不是意味着新农村建设的大功告成。新农村建设固然离不开国际开发机构、政府、企业部门的援助与救济，但它并不等于外来的援助与救济 农村资金与技术薄弱，外来的援助与救济是十分必要的，但它仅仅只能发挥协助功能，并不能完全替代农村自身持续的成长活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仍然只能是农村与农民本身。新农村建设固然需要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新农村建设并不等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医疗、教育、养老、抚恤、转移就业等，都应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之内，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农村建设中的风险因素就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但社会保障仅仅是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安全网，是新农村建设成功的基础与保证。新农村建设固然要提高农村大多数地区与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它并不是以平均主义的方法去进行建设 中国农村区域的地方资源特点不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不能以同等的投资、技术、方法去进行建设，而应该在原有发展水平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区的具体资源与风情，建设富有地区特色的新农村，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就单个村庄而言，新农村建设也不是平均分配集体财富，而是按照集体与家庭（或个人）的双层经营模式，根据要素与效益进行分配，不能完全取消集体这一层次的分配收益，要留够集体自主发展的空间。新农村建设不是农村与城市分别建设 不是要农村独立自主地发展，使农村永远成为农村，而是要农村更加紧密地与城镇结合互动，进一步融入城镇化的轨道，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新农村建设不应该进一步污染和破坏农村生态环境，而主要是保护、修复和改良农村生态环境 大规模地耗用土地资源、林木资源、水资源，不断污染空气、河流、土壤，不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方向。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构建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绿色食品产业）、生态经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观光农业）、服务经济。对策：向着社会和谐化方向迈进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在以下六个方面需要切实加强：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使城乡基础设施差异不断缩小，使农村也能够较快地赶上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服务化、城镇化、生态化、社会化的潮流。因此，需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清洁饮水、有线电视、宽带网络、消防设施、太阳能利用、沼气利用、水泥公路与公交系统、文化娱乐健康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步伐。通过制度建构使农村向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和谐化、生态优良化、文化多彩化的方向迈进 制度与组织建设方面，要通过制度建构使农村向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和谐化、生态优良化、文化多彩化的方向迈进。着力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农村管理规范化制度、城乡市场一体化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生态安全监督与风险评估制度，农村环境责任制度与保洁制度，文化教育技术创新制度，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各类农村经济社会组织。必须在农村构建包含资本市场、信息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人力市场在内的完善的市场制度。稳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民渐进地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健全农民自组织化的制度，维护农民组织的合法权益。改良并发展以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承担风险、合作收益为基础的农村各项合作制度。有序建设城乡一体、互助、联动的城乡和谐融合制度。健全有关法律与管理制度，切实转换政府管理职能，建设以引导和服务农民为职责，而不是以创业赢利为目标的新型乡政府。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技术创新 经济建设方面，要使农业向着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公司化、多样化、科技化、生态化、绿色化、服务化、自主合作化的方向迈进。大力发展节水节能高效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观光农业，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技术创新。要使农村社会向着安全保障化、社会和谐化、全面小康化的方向迈进 社会建设方面，要使农村社会向着安全保障化、社会和谐化、全面小康化的方向迈进。进一步完善合作医疗制度，积极推进老龄、孤儿、贫困与意外方面的保障制度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社会。对农民工要普遍推行综合保险，包括劳动保险、意外保险、医疗保险等，有条件的城市，要有序地不断地使长期在该城市服务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市民。使农村文化向着多元化、多样化、多彩化、现代化，农村道德向着规范化、合法化、合情合理化的方向迈进 文化教育与道德建设方面，要使农村文化向着多元化、多样化、多彩化、现代化，农村道德向着规范化、合法化、合情合理化的方向迈进。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文化教育娱乐健康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确保义务教育的完成与达标，大力发展多种形式与内容的社会教育。在核心价值观与道德建设方面，要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八荣八耻观、生态文明观引领新农民培育，大力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积极推进传统道德的科学化、规范化、合法化与现代化。从观念变迁看，新农村建设要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主性与自觉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面向市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新农民。因此，新农村建设应该成为对农民的一场思想、行为与文明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政府及有关开发机构不仅要传授农民各种实用的知识与技能，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知识及其技术，以提高农民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尤其要着力培育农民的市场与创业意识、法律与维权意识、风险与安全意识、生态与社会意识，使新农村建设普遍成为现代文明对农村的洗礼，真正使农村迸发出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使整个农村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改良，切实建设农村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使整个农村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改良，切实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在农业生态经济方面，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有机农业、观光农业。科学使用农药与化肥，加强食品生产的检查与监督；在生态农村发展方面，要积极推进生态村落与绿色家园建设，全面推进农村保洁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