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主题艺术创作论文题目

首先，作为大学生，应该自觉的履行疫情期间应尽的抗疫责任，比如积极配合防疫人员做好登记事宜，严格贯彻勤洗手、戴口罩、少聚集的抗疫措施。

其次，关注最新的疫情进展，掌握疫情的发展动态，并将相关的情况普及给周围不知情的人们，保证信息的流通，以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然后，积极学习有关疫情以及抗疫的重要基础知识，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应有的力量，至少不会做拖后腿的一部分。

再者，作为大学生，应该在看到或者遇见违反防疫抗疫建议的现象时，及时现身说教，并向有关部门报备这种情况，如果大家都能这样行动起来，那么疫情就会被更加彻底地战胜。

最后，作为一名当代的大学生，就算不知如何更好地去弘扬抗疫精神，但至少应做到自身不违反抗疫精神，要以抗疫精神为指导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做出更多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事情。

扩展资料：

抗疫精神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从整体上来看，当代青年理想信念是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是崇高远大的，憧憬着美好未来和前途。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网络空间无限延展和自媒体爆炸式生长，各种不良信息和错误思想鱼龙混杂。

当代青年普遍心理不够成熟，奋斗意识淡薄、享乐主义盛行，亟需正确的思想教育引导。当前，新冠肺炎引起的全民抗疫热潮，激发了全社会的爱国热情，加深了全社会的价值认同，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了良好氛围。

充分发挥抗疫精神的正能量作用，将可以增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质量和效益，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写作思路：开门见山，一笔扣题“ 开门见山”，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指的是直截了当地切入要旨。在文章开头引用警句、名言、诗句或俗语、谚语等，能增强开端的气势，使人感到峥嵘、高远，达到吸引读者、突出中心的效果。

正文：

由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过新年的行动轨迹。为了不给自己，给他人，给祖国添麻烦，我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过，这段时期的生活却是“多味”的。

令我感到甜滋滋的是——妈妈之前给我报了许多寒假班，刚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马上叫苦连天。而现在，寒假班取消了，我无忧无虑喽!不，想想真的有虑。妈妈每次知道我偷偷摸摸跑去伙伴家看电视，总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之后来一顿“棍子炒肉”。

令我苦上心头的是——我每天只能在家里待着，不能出去玩，所有的行程被取消得一干二净。出门还要戴口罩，要勤洗手，勤换衣服。

还有，本来说要买的玩具也暂时不能买了，要等一段对我来说比从五代十国到现代还要长的时间，才能重新有快递。看到前线的白衣天使们废寝忘食地战斗着，疫区的人们的资源缺乏，我总想做点什么，但又无能为力，只能暗自苦恼一番。

令我生气感到火辣辣的是——这次灾难是由于一些人不知道保护动物，乱吃野味造成的。野生动物是生物链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生活在野外，身上携带了多种病毒，没有经过正规渠道就端上饭桌，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此，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令我五味杂陈的网上看到的疫区人民的生活——小人物也有大贡献，平凡人也有大爱。无数武汉市民积极组成志愿者，接送医护人员;无数一线工作者为两所医院的建设夜以继日奋斗着;无数劳动者守好自己的岗位，尽职尽责服务城市和人民。

灾难带来的恐慌打不败他们，他们一直努力生活着。我想，哪怕我们并不在疫区中心，我们自己也要多锻炼身体，尽量保证自己不生病，我们不生病就，已经是为抵抗这场灾难作的贡献了。

小舟之所以能够横渡大江，是因为它有载人送客的责任;蒲公英之所以能够漫天飞翔，是因为它有传播未来的责任;蜗牛是所以能够坚持上爬，是因为他有对自己永不言弃的责任。

而如今，社会中有些人却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不赡养父母，逃税甚至开车撞人后逃之夭夭。这些事不断发生在我们周围，这种不负责任的情况早已不容忽视。我们必须是正视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

责任是沉重的，背负起这两个字并不轻松，也许这便是有些人不想承担责任的重要原因吧!可是，责任又是高尚的，它能促使人成长，成功毫无疑问责任是不能逃避或推让的。只有勇于承担，你的人生才会坦坦荡荡，问心无愧!

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我不想负责任，只是过程很麻烦。开车撞人后如果不跑，被人家骂一顿之后还要赔上大笔的医药费，何苦呢?是的，责任有时候就意味着麻烦，在这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麻烦是人们避之不及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仔细想想，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凭着一份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的热爱，将心比心，麻烦将不再是麻烦，而责任中，也包含着一颗真心。

20世纪初，一位叫弗兰克的人经过艰难的努力，开办了一家小银行，但不幸的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抢劫，导致了他银行的倒闭。因为他破产了，储户失去了存款。

若是我们应该会置之不理!可是，弗兰克却说：是的，在法律上也许我没有责任，但在道义上，我有责任，我应该还钱。他用自己的一份努力和心血，诠释了责任的真正意义，诠释了一份因为爱而负责的一份心甘情愿。

责任不是一个甜美的字眼，它的存在是上帝留给世人的一种考验。有的人不能通过考验，于是他选择了逃避;有的人成功地通过了考验，戴上了桂冠。

逃避的人和成功的人，终将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消失，但这两类人在后人的心中仍以各自的不耻或高尚生存者。愿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勇敢地承担责任，将责任之心带到成长之路上，让人生散发出金子般耀眼的光芒。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担当也同样如此，在担当家的同时，也应该担当国家的大任。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用担当的心促成了蜀国的繁荣，他用担当的肩膀扛出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在朔北的环境严酷，大漠的狂风凛冽的情况下，那个用忠贞大义担当起国家使命的英臣苏武，在富华豪奢的享受与民族大义之间选择担当起国家的重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为担当起国家存亡的责任，英勇地在虎门销烟。不仅男子汉是如此，女子们也是英雄豪杰。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王昭君承担起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责任，出使西域。

一代女皇武则天改变了千百年来天子为男的习俗，肩负起国家大任，开创出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盛世局面。当代也同样是这样，担当成为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

孙中山担起共和，毛泽东担起解放，邓小平担起了改革，正是他们一代代的奋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担当就是要对国勇于承担，乐于奉献自己，让自己的力量融入到国家的发展之中。

这样的论文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抗疫精神，之后便水到渠成

一、灾难文学：概念、内涵及意义 1、灾难文学应该包括天灾和人祸（罗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灾难文学是否只是针对天灾（自然灾害）？凡对人类社会带来重大损失或造成悲剧结果的都可称为灾难。自然灾难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灾难文学应该包括天灾和人祸两个部分。人的本质是社会的，离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抽象谈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意义。针对灾难的认识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在宗教里，灾难并非坏事，比如基督教认为灾难是上帝对人的救赎和恩典，因为人有原罪，上帝通过灾难的方式来提升人。中国的“多难兴邦”是不是也含有这种意思？但世俗理解灾难是绝对的坏事，能躲则躲，不能躲则粉饰麻痹，接着是尽快遗忘。鲁迅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现在做不到这种境界。所以巴老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愿望至今都未实现。如果灾难文学仍然按照这种灾难观去研究，不如不要研究。中国是缺乏宗教的国家，不会认为灾难是救赎，是反省提升自己的方式，没有这种思维，对所有灾难我们都只是被动承受和主动遗忘。美国越战后搞了个越战墙，刻上所有在越战中阵亡的人员名单。越战对美国而言并非一件好事，它失败了，但它还是弄了这面墙，这就是美国的反思，美国的灾难文学。以色列的哭墙也是这样。但我们没有。所以首先要厘清灾难观，否则就是亵渎灾难文学。 2、灾难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吴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大地震的惊惶过去后，大家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作为文学研究者，要从文学这个特殊的视角来观察、再现这场灾难。灾难文学是文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学关注的是人的生命，是人性。生命的坚强与脆弱，人性中令人感动的美和丑恶、狰狞的一面，在灾难中都会以各种最刺目的形式表现出来。生命、人性中许多复杂问题，也会在灾难中得到展现，引起我们深沉的思考，甚至可以促进我们文学的变革。我认为灾难文学有可能出现史诗式的作品（当然，那需要过个几年去消化、提炼），因为中外文学中的经典作品都跟描写人类大灾难有关。《旧约》就是一部史诗，写的就是人类的灾难。洪水来了，生灵涂炭，上帝派出诺亚方舟拯救人类，如何出埃及，如何找到水草之地安居等等。中国的古典文学从《诗经》、《尚书》开始，也记录了许多人类的灾难。所以灾难文学是个大题目，是个关乎文学本性的题目，是一个可能出现史诗式作品的题目。 3、灾难文学和文学有内在一致性（李明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学的根源要追溯文学反映生活的状态选择。文学反映的不是常态化的平常生活，更多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动态化的、极端化的、灾难化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四大关系无法回避，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灾难文学和文学本身有很多内在一致的地方。根据传统理论，文学就是把矛盾、冲突、非常态的、极端的、人的本质的东西加以集中放大、集中表现。灾难恰好是一个偶然性的典型的集中爆发的事件，更能把人的心性、情感、价值观念反映出来，把人性放大，把美、丑到放到极致，这就是文学最大的魅力。很多作品为什么缺乏感动的审美超越的东西，就在于它在平常生活的表现中矛盾冲突、故事性不强，而这些在灾难文学中能表现得很好。 4、哪里有灾难，哪里就应有反思（向宝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灾难文学既包括自然灾害，也包括社会、人为苦难。我们中国文学缺乏的就是苦难叙事。中国反映战争的文学作品很多，但都是看重战争的结果、性质，不像前苏联还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样的作品。灾难文学地震文学有几个好处，一是提醒我们的文学/诗歌对社会的重返。近几年诗歌不能引起重视，只能裸体诵诗才吸引大家的注意。二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远远还没有完成。自然灾害也不完全是偶发的、非人为的，也牵涉了很多因素。为什么倒塌的是教室？这些都要进入我们的反思。哪里有灾难，哪里就应有反思。哪里有反思，哪里就有拯救。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大的反思空间，但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也是我们文学艺术家的责任。 5、危机就能产生转机（蒋迎西，四川新闻网文艺创作室主任） 我站在记者角度说几点感受。第一，这次大地震让我们的灵魂得到了一次洗礼，主要是把我们人性中善的一面放大了。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人是又不要脸又不要命，但这次地震，各方面的关注和投入体现出了我们民族的伟大，我被感动了。第二，天灾毁灭了很多文明，但同时也催生了很多文明，并且使很多文明得到了升华。我们四川盆地的神话传说“杜鹃啼血”，反映的就是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遭遇的灾难。李白诗中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实际上提到的也是灾难。第三，天灾是人类的另类赐予。四川盆地为什么被称为“天府之国”，就是由许多次地震造成的。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九寨黄龙等优美景色都是地震造成的。我个人认为这次地震能够产生文艺巨作。好莱坞的大片之所以能够风靡全世界，就是因为把各种矛盾冲突推到极致。汶川大地震也是把各方面的因素都放大了，危机就能产生转机。但目前不能，因为有些真相我们现在还不能反映。 二、审美超越：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 1、审美超越必须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曾永成，成都大学教授） 说到生命关怀，首先指人的生命。有个记者在灾后一个多月到了北川，在废墟上看到一条小狗，一直守在那儿。他无法想象那条小狗是怎么活下来的，而且看到人后就跟着他们走了很远。他很想把它抱出来，但又担心无法通过防疫检查，只有恋恋不舍地和小狗告别了。从今天生态人类学的观念来看，即使是条小狗，也是我们应该珍惜的生命。但在现实条件面前，你无可奈何，想要援助也不可能。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平时很乐观。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在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生态代价这个概念对许多人而言还很陌生，改造者只想着取得了什么，没想到失去了什么。《中国地理杂志》在地震后出过一期专号，地质专家解释说大山里面的开发建设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切掉山脚，靠着大山修房子、建厂房。山脚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的安息角，用来保持稳定的。挖了安息角，来了地动，山就垮了，当然无处可逃。人不去，就不叫恶劣的自然条件。人去了，才叫恶劣的自然条件。人在自然面前，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这个问题立刻就凸现出来了。 多年来我一直研究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一直有个观点：我们向来的马克思主义阐释、社会理论包括文艺理论，都遮蔽了一个人类所面对的重要现实——自然，遮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研究这个问题。都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但我理解不同，这个观点其实是费尔巴哈的。费尔巴哈说的是一男一女所形成的自然的社会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说的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历史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实践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才是我们社会存在所面临的第一位的关系。 经过这一次的灾难，我们文艺圈子包括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都需要深刻调整。一个主题，就是怎样面对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的生命是血脉相通的。马克思说过，自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不仅是物质粮食，也是精神粮食。所以我觉得这次灾难后的理论、审美超越都必须往这个方向走。必须把人和自然的关系严肃地摆在面前。人与人的不同首先就体现在人对生态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同。有些人躲得过灾难，有些人躲不过，说到底就是因为对生态资源的占有不一样。这从根本上把我们人分开了。 另外，灾难肯定是悲剧。怎样认识自然灾难造成的悲剧也是个问题。从布留洛夫的画来看，表现了人们的惊恐，同时也相互维护，比如妇女把小孩搂在怀里。当然整个画面还是一种无奈。米开朗基罗的《先知耶利米》据说画的就是耶利米思考庞贝城悲剧的情景。我们也需要深入地思考一下。恩格斯对历史悲剧所下的定义也应扩展。放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自然界也有很多它自身生存的必然规律，这种必然性不可能实现，就造成了人与自然的悲剧性冲突。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珍爱生命，审美超越，这绝不是辩证法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沉溺在把坏事变成好事这种肤浅、空洞的想法上。这次灾难当然和过去不一样，在英雄主义、团结互助宣扬的同时，我们有更多悲悯、更多对生命本身的珍惜，比如在救人时，是能救则救，救援人员的生命必须先保住。按照我们过去的做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那就是另一种场景了，这也看出我们整个社会在观念上的巨大进步。对悲剧的反思，我们要正视它，要严肃地对待。 2、审美超越应当反省（向宝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的观点是审美超越应当反省。不管是灾难文学，还是20世纪的文学整体都缺乏深度，原因在哪里？灾难文学或灾害文学有两种叙事方式，我归结为颂歌式叙事和苦难叙事。到今天为止，我们事实上还在颂歌叙事的层面。我们的感动实际上不是被英雄事迹感动，而是被我们自己感动。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我们是被自己的感动所感动了。据灾区前线回来的人讲，灾区的实际情况比我们描述的更惨烈。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灾区情况的反映还仅仅是整体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因此，目前我们对灾区的所有反映就是一种颂歌式的审美反应。这是不够的。这就是导致我们的文学缺乏深度、力度的原因。泰奥多·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次有首诗《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和阿多诺相反的是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只能写奥斯维辛的诗。”凯尔泰斯的话恰恰和我们中国新时期文学历程相似。粉碎四人帮之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归来作家、知青作家，他们的写作如果不反思历史，不对历史进行苦难书写就不被人认可。实际上阿多诺用的是他特有的否定，他也说过只有在文学之中才能看到苦难的声音和苦味。他认为肤浅的感伤式的苦难书写是对文学的否定，这种诗才是野蛮的。汶川大地震后有没有野蛮的诗人？有，至少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 苦难文学叙事有三个层面：书写苦难、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现在我们要求汶川大地震文学达到深度、力度太性急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也是如此。最开始还是天安门诗抄。我界定目前为止的汶川地震诗歌就相当于天安门诗抄阶段，还没走到伤痕文学阶段。现在对汶川大地震的反省基本上就是这种审美倾向。这些文学作品给我的感动、震撼远不及图片。我看到的影视作品《震撼世界的七日》也不好。这个时候的文学是非常无力的，我宁愿看报纸、新闻纪录也不愿意看那些文学作品，很虚假。如果我们要直面灾难，与其说是审美超越，不如说是生死超越。地震中出现的“范跑跑”引起了很大争论。但是经香港卫视讨论后，就出现了很多同情理解的声音。为什么？语境发生了变化。当一种行为选择变成学术思考后，他的行为就获得了合理性。“范跑跑”和我们这个话题的相关性在于：本来人是一个血性的存在，而到了“范跑跑”那里就变成了理性的存在。谭千秋等老师的救人行为究竟是道德底线还是道德高标？我们陷入了被动。如果教师救人是道德底线，那么谭千秋等老师的行为就不值得我们歌颂。如果是道德高标，那么“范跑跑”就不该受到我们谴责。在那样一种情境下，那些超越了生死的人成为了一种宗教性的存在，而我们世俗的人没有超越性，就是一种世俗的存在。所以我们敬佩谭千秋，但理性思考下也可以理解“范跑跑”。 3、灾难拯救中的宗教审美维度（苏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苏宁研究员认为，按照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人类精神生活史在“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个不同的时间尺度中表现为不同的面目。它们可以分别表述为，“结构”、“情势”和“事件”。通过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考察一种具有时间跨度的社会文化现象，如灾难现象，我们可以将其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灾难文学的“长时段史”可以追溯到神话时期，原始宗教时期。这种持续性的结构从历史某个时期来看，常出现“中时段”的转移。它可能给灾难史带来异样的表达方式，但中时段的历史情势阻挡不了向长时段结构的回归。从这个意义看，灾难文学在结构上，是民族性的宏大叙事，是几千年灾难母题的神话传统，英雄情结、宏大叙事构成了传统。从“短时段”看，个人心灵体验式的“事件”出现了，灾难爆发时短时段激发的美会放大，但不长久，它和现实真实的残酷性之间会形成落差。这是存在意义的美，有可能阻断传统带来新的问题，带来新的美学表达方式。 三、灾难文学创作现状与批评 1、不要把灾难“庆典化”（何开四，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正因为有此岸的灾难才有彼岸，救赎与诅咒是无限循环的。幽默地说，上帝惩罚人类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用微软，可以用地震，可以用海啸，甚至还可以给人类降生一个非常糟糕的领导者来把国家搞乱，人类当然也不能忍气吞声。先贤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古时候的先贤无法应对灾难，只能借助想象，于是诞生了宗教和神话故事，比如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等。《圣经》中的洪水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既是道也是器。比如摩西出埃及，考古、田野调查已经证实了其中有些东西是事实存在的。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钱钟书的说法，夫“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人来自于自然，脱离自然后，最初敬畏、效法、模仿自然（“法天”），接着工业革命后，想“胜天”，灾难就出现了。最终该回到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是最聪明的，也是最愚昧的。我有个观点是“空间大于时间”，就是说一地发生了灾难，而另一地的人即使知道了这个灾难，也永远不会吸取教训。中国最终还是会以环境为代价。灾难文学涉及的面很广。我们的世界是人的对象化世界，人和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叠合的。人的劣根性决定了很多灾难的必然性。现代社会是“人类不仁，以天地为刍狗”。天地会加倍报复人类。比如金融海啸，这个词既有天灾也有人祸。一切叙事都该是审美叙事。现在我们的灾难叙事是把灾难“庆典化”、“广场艺术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这恰恰不是文学叙事、审美叙事。在目前语境下，国家、人都要正视灾难。我们这个民族比较健忘。现在要求不要过分渲染灾难的恐怖可怕，其实第一步就应用文学的方式把灾难的可怕展示出来。如果没有感性的、具有冲击性的、让人刻骨铭心的叙事，就不是灾难文学。另外，要有反思。中国没有大文学家出现，实际原因是没有大思想家出现。 2、中国文学艺术中似乎没有灾难的影子（曾永成，成都大学教授） 灾难文学这个概念只有外国文学中有个“灾难悲剧”。我印象深刻的是19世纪俄国画家布留洛夫的作品《庞贝城的末日》，跟我们这次地震灾难可以对应的一个作品。网上有许多庞贝城废墟的图片，包括从地下、火山灰中挖出的骷髅。有个骷髅的头部还挺立着望向天空，可以想见火山灰是瞬间罩住了他们。在欧洲几百年间流行过的黑死病，也是人类遭遇的巨大灾难。还有冰海沉船。我们所说的灾难，大都是自然灾难，人为的比如战争、社会制度造成的灾难似乎在这个话题之外。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人类无法抗拒的、无法预测的突来横祸式的灾难。中国的文学艺术中似乎没有灾难的影子，不过羿射十日和这个有些关系。长期以来，文学艺术和灾难擦肩而过。我们中国文学表现出来的这种疏远隔膜，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自然气候条件比较好，过去没有遭受过巨大的灾难。我们的社会、战争连绵不断，矛盾尖锐，就掩盖了这种灾难，遮蔽了文学家艺术家的视线。我们中国人对天特别崇拜，认为不可言说，就不去说。大地震把这种灾难一下子推到我们面前。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整个的心态就是无奈。我多年以来研究生态学，但在这种无法预测的灾难面前，有什么用？文学能做什么？生态美学又能做什么？这个会议，也可以说是痛定思痛。 3、天灾文学具有必然的肤浅性（黎风，四川大学教授） 我把灾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灾，一种偶发性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必然性，比如地震、雪灾。自然灾难是偶发性的，文学一般不反映偶发性的事件，文学关注的是人祸。人祸能产生大文学。自然灾难不具有文学所表现的本质性的东西，它具有新闻性、偶然性。60年代的自然灾难，也有很大的人祸因素，四川死了很多人，但没留下多少能让人记住的文学作品。路遥的中篇小说《在艰难的日子里》写的就是这个，是为他的《平凡的世界》打底的一部作品。我认为，这次灾难的文学作品只能表现出文学对社会的关注，人文关怀，但直接体现这次灾难的文学作品不能代表文学本身，不能产生经典的作品。我个人怀疑这次大地震是否能直接为中国文学提供一个跟这个题材相关的东西。感人的故事很多，但能否构成真正的文学发展的方向，我很怀疑。我看了冯小宁的《超级台风》后，就感觉这种天灾带来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具有必然的肤浅性。纪实性、及时性很强，反映的此时此景，一个是应对灾难，一个是突出政治英雄。尽管它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灾难片。英国的泰坦尼克电影反映的就只是自然灾难，美国的泰坦尼克电影就变成了灾难只是背景，主要反映男女主角的生死爱情。所以这种有关天灾的文学作品，当时可能反应很大，但过去半年后，人就开始麻木。我举个小例子。最近我们接到捐衣物的通知，但最开始踊跃捐钱的老师们反应都很冷淡。这说明中国人遗忘天灾很快。

很长一段时间来，在中国美术界，对中国画的有关笔墨与色彩，形式与构图，传统与现代，风格与流派，气势与意象方面的讨论文章言人言殊，高见纷呈。另外，一些人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讨伐追迫也正紧锣密鼓，飞出板砖无数。此文，我想从另一宏观的思想层面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我认为任何文艺的复兴、文化的繁荣，都是以自由活跃、百家争鸣的思想为前奏，都是以政治文明宽松下的和谐社会为条件，都是以对人类本性深处的美之激发为基点，都是以社会良性变革进程为必然。由于艺术家的敏感心灵极容易体会到人生的苦涩和欢乐，又时时受到真理的感召和被激情所驱使，因而，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挟带着浓烈的时代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精神。为此，只有当那些人为设置的限制学术自由的禁忌都得到突破的环境下，各种创新思维的艺术实践都能得到包容和尊重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畅顺地吸收新时代的基因细胞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并真正得到振兴和发展；才能向世界跨出中华文化巨人的坚实步伐。就此而论，真正的艺术决不可能是政治和经济权贵的恭顺奴仆。再说，有的人自以为官位大了，主席台前排椅子上坐多了，绘画和美术理论水平也就高了，那是自欺欺人的笑话。同样，断裂社会利益冲突失衡的环境中，急功近利的商业推动也只能生产出更多的文化次品。有些对艺术一知半解的“暴发户大款”，叼起雪茄当贵族本无訾议，偏偏以为金钱可以凌驾在文化、道德、精神之上，认为手中的大把钞票就能论定作品的艺术价值，人五人六，神气活现地在中国美术界东奔西走，身后竟跟着一大串唯唯诺诺的画人，类似炒房炒股的手段，在艺术品市场翻江倒海般的折腾，他们不是在投资艺术品，而是在劣性投机，败坏画坛的风气。金钱的力量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精神罂粟的种植者，销蚀着艺术的本质，有时还能气势如虹，在我看来却个个是不入流的精神瘪三！艺术家的人格尊严总让我拒绝这种人在我面前炫跃撒野！最高的价钱，我也不会把自己的书画卖给某些劣迹累累的“大款”们，我觉得那是对我艺术作品的侮辱！这伙人和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收藏家根本不在同一文化档次、同一精神层次上。当然，在商业上他们完全有操作钻营的自由，人家想怎么做是人家的权利，至少我本人决不去为他们推波助澜。我还想说的是山中无老虎，小猴称大王，那些囊萤映雪，数十寒窗，痴守着岁月寂寞的辛勤耕耘者中，其实是大隐着不少真正的艺术大家。在当前思想迷惘，权威飘摇，人心浮躁，诚信游离，炒作频频，高低难辨，巿场虚热的中国画坛，那些始终坚持对人类文明主流价值的认同与体现、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和作品，犹如沙土中的金子，将被我们的后代所珍视；而一切甜俗媚世、没有创造力量的作品都将在短暂年月的灰尘中速朽。灾难重重而脊梁挺拔的中华民族，好不容易从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走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人们在向一切西方强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学习优秀的西方文化和人文精神，因为西方现代科技和西方文化精神、现代人文思维、优秀管理观念是分不开的，只有兼容并蓄，才能取长补短，全面发挥，振我中华。另外，在现代化进程的摸索中，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作为中国传统文人范畴的艺术家们也必然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国人们在人生生存的深层思维上，都在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旧的文化价值观势必出现新的反思和针砭，并带动社会审美品味的异变。所以，对那些挑战传统、离经叛道、冲击固有艺术观念的艺术理念及作品，我想也应该有存在空间，不必视为洪水猛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一个文明开放的社会里，艺术思想不可能定于一尊，要允许每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都享有“异端的权利”，而不是象“四人帮”横行的“极左”时期那样，整个神州大地上，只用一个脑袋来主宰思考，而且思想专制和文化独裁又给任何独立思考及敢于直言的艺术家带来穿越生死的灾难，整个美术界舞台上，只见得几个狐假虎威的政治打手和艺术在四处充当锤杀思想的行刑者。回过头去看看，米开朗基罗塑造的《戴维》，罗丹创作的《巴尔扎克》，马奈早期的女性裸体《奥林匹亚》以及印象画派的最初阶段，都莫不是在铺天盖地的攻击、嘲笑、漫骂与“异端”的责难声中成为艺术的经典。冷静观察当今美术界，浮华背后，浊世百态，洁白与卑污的心灵等级相差何至百丈。那些人生观油滑投机的艺徒们时不时暴露出虚伪贪婪的人性底色；又有许多人在玩世不恭的低俗消解中自鸣得意；偏狭与达观的思想对决，激起层层浪潮，让势利的“聪明者”躲之不及。真正的艺术天才们面对嘈杂的人世时，是无法随俗而歌的，一个走在时代前端的艺术家，与世俗价值体系的观念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应予多多的宽容。如果用政治指令去直接干预艺术创作更是愚蠢的行为，记得赵丹早在1980年10月去世前夕，曾感叹地呼吁：“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巴金在同年10月14日就回应：“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希望智者们语重心长的忠告不会重复空转。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体现是尊重多元选择和价值多元化。再说，一切生命体都有它自身的运展规律，让它们都能自然地呈现着本来的生命能量时，整个社会才能在活跃的良性循环中，变得真正的平衡、和谐与繁荣，文化艺术才能绽放出千姿百态之美。无需讳言，这也是检验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主要标准。二我完全赞同中国文化艺术要坚持自己的主体性，但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全盘国粹化。因为，尽管西方文化也夹杂着一些邋遢，但从目前实情来说，在整体上它是属于人类的比较先进的文化。所以，我不能同意对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作“政治阴谋论”的解读。中国从打破禁锢思想的桎梏以来，改革开放进行了多年，在经济建设取得可观成就的今天，人们也期盼出现更灿烂的艺术文化，艺术家们有理由对那些扼杀艺术探索精神的话语霸权保持警惕。美术界的某些“愤青愤老同志”们，满脸溅朱，“义和团”心态，把不同文化艺术观点的争论、把“茶杯里的风波”，骤然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层面，好象不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认定是“帝国主义依托政治经济的霸权主义在全世界纵横扩张”、正在“向中国渗透”，然后再加以灭绝、再骂臭，中国艺术家们的政治立场就有问题了，就不是爱国主义了，就“心中有鬼”了，惊恐疑惧，任意弥漫敌视气氛，煞时骇人。如此轻妄无知的推论和“极左”的嗜斗思维只会在中国美术界造成思想混乱，只会窒碍中国绘画艺术的多方面探索。奇怪的是有的画家、理论家连“后现代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就纷纷在媒体上对其加以痛斥，义愤填膺地把“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人物杜尚的《小便池》拖出来大骂一通、热情有余地对50年代盛行的苏俄写实理论崇拜赞扬一番，包括把一些表态式的“文革语言”都用上了，把那些俄国人民和政府都已抛弃的含有“唯此独大、打杀异己”这类致命弱点的文艺观念当作经验之谈。个个意气峥嵘，言论骄横，可惜学术精神式微，曲解浅读，只是跋扈而过。事实不可罔顾，西方现代主义当初作为一大片重要的思想朝霞，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叶，它那种极为鲜明的挑战旧传统及古典主义的姿态，对理性、体系、科学、真理和人的个人价值的不懈追求，对于冲破西方保守的中世纪式的宗教政治对人类自由思想的禁锢，对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它那种艺术必须不断发展、创新和超越的观点，对因循摹古风气甚浓的中国画坛，仍有启迪意义。简要的说，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概念，它首先由西班牙著名作家德·奥尼斯于1934年在一部文学评论著作中提出，上世纪70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利奥德出版了《后现代状态》一书，才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热烈的讨论。作为西方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环境生态危机后产生出来的一种文化倾向，它的主要观点是∶非中心化、反对单一性、主张多元性、包容性；提倡个人思维超前卫、新具象；强调科学的局限性，劝说人类服从自然规律而并非去改造自然；同时，它还认为现代主义绘画也已经过时，在它反统一性、反理性主义的语境中，对任何来自发达国家的“权威”“潮流”都极端排斥，寻求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呼吁民族意识、传统文化意识的普遍回归。需要剺清的是中国和海外有的人进行一些类似“自残身体”、“虐杀动物”式的行为，其实这些并不属于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一些评论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知，总想把这些在西方是属于犯罪行为的举动，都坐赃给“后现代主义”。这在学术上是极不严肃的。严格说，“后现代主义”只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持续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美学概念。发展到今天，“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艺术观念和形态，就象西方前卫的摇滚音乐一样、就象西方美术界名目繁多的画派一样，在世界上到处流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和认可度，本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而且，当今西方一流的思想家们围绕着“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想上仍在争论不断。必须说明，我本人的艺术观是完全不认同“后现代主义”，对它的某些虚无主义倾向，我也同相关人士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我尊重并支持“后现代主义”的存在和艺术实践，这是每一个具有现代观念的艺术家应有的正确态度。由于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不同，对美学价值的取向也会有所不同。“后现代主义”可能在意识上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有些差异，但不必少见多怪，更不能在政治立场上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