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学术论文集

钱穆、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除了这四位以外，还有梁启超、章学诚、张荫麟、严耕望等

钱穆、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除了这四位以外，还有梁启超、章学诚、张荫麟、严耕望、王国维、夏曾右、傅斯年、顾哲刚等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现代国学大师。吕氏治学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即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书籍报刊，借鉴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吕思勉视野宽广，著述宏富，其中《白话本国史》具开创之功，《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大断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更是久负盛名，现将上述六大吕著史学名著的最新修订版本汇为珍藏套装，奉献给广大读者。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史家严耕望于《治史答问》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并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陈垣民国十五年（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民国十五年（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留下了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陈垣主要的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解开〈宋会要〉之谜》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全3册)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陈智超自选集》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宋史十二讲》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陈垣：生平 学术 教育与交往》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整理陈垣先生论著《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陈智超编），中华书局，1980年6月。《陈垣史学论著选》（陈乐素、陈智超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陈智超编），中华书局，1982年2月。《道家金石略》（陈智超、曾庆瑛校补），文物出版社，1988年6月。《陈垣来往书信集》（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陈垣早年文集》（陈智超编），（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专刊，1992年7月。《陈垣先生往来书札》（陈智超编），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2年8月。《陈垣学术文化随笔》（陈智超、曾庆瑛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1月。《元西域人华化考》（陈智超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陈垣先生遗墨》（陈智超、曾庆瑛编），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9月。《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陈智超编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5月。《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用稿本说话》（全二册，编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8月。《陈垣全集》（全23册，主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编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1月。《陈垣四库学论著》（陈智超编），商务印书馆，2012年7月。其他有关陈垣先生著作《励耕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陈智超编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月；《励耕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陈智超编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合著合编论著《历史的审判：“四人帮”影射史学剖析》（陈智超、何龄修、黄宣民、曹贵林、郭松义、刘永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8月。《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陈高华、陈智超等著)，北京出版社，1983年1月。《中国史稿》第五册（五代宋辽金元部分，吴泰、陈高华、陈智超、郦家驹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陈智超、乔幼梅主编），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11月。《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修订本，与陈高华等合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古籍整理《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1月。《宋会要辑稿补编》（徐松辑，陈智超整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年6月。《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陈智超、韦祖辉、何龄修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3月。 《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具有“自由人身份”吗？》（合著），《新建设》，1965年第5期；《孙中山对于中国历史前景的重要预见》，《光明日报》1965年6月2日《史学》副刊；《关于农民战争反封建性质的问题》（合著），《新建设》，1965年第11、12期；《“四人帮”影射史学批判》（黄宣民、陈智超、何龄修、曹桂林），《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批判“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反动口号——“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黄宣民、陈智超、曹贵林)，《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1978年；《关于中越关系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李曾伯与静江城的修筑》，《文物》，1979年第9期；《史料的搜集、考证与运用——介绍陈垣同志的治学经验》，《人民日报》1980年3月27日，《新华日报》（文摘版）第6期、香港《大公报》4月16日转载；《陈垣学谱（初稿）》，《社会科学战线丛刊》1980年第1期，香港《广角镜》97期转载；《史学家陈垣传略》，《晋阳学刊》，1980年第2期，后收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陈垣同志遗稿的保存和整理》，《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6期；《〈旧唐书〉一误》，《文史》第9辑，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与历史教学》，《历史教学》，1980年第10期；《跋〈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及〈致廖世功(叙畴)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新华文摘》1981年第1期转载；《〈宋会要辑稿〉复文成因补析》，《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宋会要辑稿〉遗文、广雅稿本及嘉业堂清本的再发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期；《〈道家金石略〉校补前言》，《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宋会要辑稿〉的前世现世和来世》，《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袁氏世范〉所见南宋民庶地主》，《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8月；《〈宋会要辑稿〉校勘札记》，《文献》，1986年第2期；《〈宋会要辑稿〉整理工作取得进展》，《史学情报》，1986年第3期；《〈宋会要〉食货类的复原》(上) ，《文献》，1987年第2期；《〈宋会要〉食货类的复原》(下) ，《文献》，1987年第3期；《〈名公书判清明集〉日文译注本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4期；《论〈宋会要〉辑本的复文》(上)，《文献》，1988年第3期；《论〈宋会要〉辑本的复文》(下)，《文献》，1988年第4期；《〈宋会要辑稿补编〉的价值与整理》，《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192期，1988年；《〈中国历史研究法〉陈垣批语选录》，《梁启超研究》，1988年第10期；《〈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评介》，《广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陈垣早年著作初探——纪念陈垣先生110周年诞辰》，《五邑大学学报》，1990年Z1期；《〈宋朝诸臣奏议〉及其点校本》，《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2期；《父亲和〈宋史艺文志考证〉》，《暨南学报》，1992年第3期；《陈元光与闽南开发》，俞兆鹏、陈智超，《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宋朝诸臣奏议〉点校本序言》，《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郑成功致隐元禅师信在日发现记》，《法音》，1993年第8期；《黄宽重》，《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史学应用高科技的前景》，《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4期；《不能忘记历史——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Z2期；《继承优秀传统创造光辉未来》，邓广铭、陈智超，《中国图书评论》，1995年第1期；《〈宋会要〉的利用与整理》，《文献》，1995年第3期；《宋刻〈续资治通鉴长编〉影印本序》，《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1期；《张名振批点本〈皇明资治通纪〉》，《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4期；《新发掘出的徽州文书———方元素信件介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旧五代史〉辑本之检讨与重新整理之构想》，《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4期；《新发掘出的徽州文书——方元素信件介绍》，《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期；《契丹古尸分子考古学研究》，吴东颖、马素参、刘春芸、杨焕明、刘凤翥、陈智超、李锡厚，《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年S3期；《〈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导言》，《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两宋文化史研究〉评价》，《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父与子——纪念父亲乐素先生百年冥寿》，《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1期；《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杨继盛〈请诛严嵩疏〉稿本考》，《紫禁城》，2007年第8期；《千古师生情》，《民主》，2008年第1期；《〈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文献》，2008年第3期；《四论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史学方法论个案》，《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蔡守、谈月色赠陈垣梅石图》，《中国书画》，2010年第4期；《从〈陈垣来往书信集〉谈书信的价值与利用》，《书城》，2010年第7期；《俞兆鹏新著〈史林杂俎〉评价》，《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8期；《古籍鉴别的几个问题——以文献内容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2期；《中国美术史文献的搜集、解读与利用》，《中国书画》，2012年第6期；《〈旧五代史〉诸志标准本的论证》（陈智超、郑庆寰），《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钱穆先生的弟子、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一论断正被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陈寅恪有多传奇？就出身来讲，他的祖父陈宝箴，曾出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就学问来讲，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诗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就经历来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府任教，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就异秉来讲，他的侄子陈封雄说：“他（陈寅恪）通晓十四五种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腊、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还懂梵、巴利、蒙、藏、满、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许多中亚细亚已经死亡的文字”。还有件事，抗战爆发，陈寅恪的参考书全部焚毁于战火，几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上千种。陈寅恪还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记忆创作了《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稿证笺》等著作。所以，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五六十年代流传过一句话：“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作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在这树倒猢狲散的时刻，并未忘记那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抢救学人计划”，他懂陈寅恪的价值，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说请他去台湾，均被陈拒绝。后又劝陈到香港，也被拒绝。杭立武又拉着财政部长亲自上门劝说，说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送陈一套洋房和10万港币，陈寅恪依然不为所动。他又请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去台湾，只要答应去，马上派飞机来接，故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一说。但是，陈寅恪自始至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陈寅恪先生的为人，全见于他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说：“（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吕思勉 一本书畅销80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该读一本中国史，那么吕思勉的作品不可错过。吕思勉是谁？他是“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也是“国学宗师”钱穆的老师。吕思勉通晓文、史、哲，学风严谨，眼界开阔。他的史学作品，总能给出精彩的评论，让枯燥的历史也变得有趣，令人耳目一新。《白话本国史》初版封面1934年，吕思勉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写了一本《白话本国史》，原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顾名思义，是吕思勉先生为当时高中生写的一部中国通史教材，语言通俗易懂，又不失由文言转白话的雅致的民国风韵，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这本轰动一时的著作，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新式通史”。吕先生的这部中国史著作，开了用白话写中国通史的先河，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厚重的历史讲得轻松有趣。自问世至今，畅销80余年，被海内外读者誉为“一本书读懂5000年中国史”。吕思勉的学术领域，尽管以史学为主，却兼及传统之学诸多领域，包括目录学（《经子解题》等）、文字学（《章句论》等）、文学（《宋代文学》《论诗》《小说丛话》等），他对传统医学（《医籍知津》）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等）。盘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论涉足之广，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学著述，也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札记、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无论通贯古今，还是横跨诸界，在同时代史学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吕思勉著作之富，同样少有其匹，《全集》达二十六卷，超过二陈，而与钱穆相颉颃（《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而为三十二开本，《吕思勉全集》二十六卷却为十六开本，考虑到钱穆享寿比吕思勉长二十二年，他们师生著述之繁富应不相上下）。在史学识见上，吕思勉贯彻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的治史取向，故严耕望《治史三书》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专文平章，说吕氏史学“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即章学诚所说的“考索之功”；而所谓“撰史”，应即章氏推许的“独断之学”，也即严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在四大家中，吕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声光却远逊于南北二陈与钱穆。但在民国时期，吕思勉仍获得学术共同圈的高度认同，他是当时教育部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即便1950年代全国教授首次评级时，他依旧是为数寥寥的一级教授之一。上海史学界唯有他与周谷城同为一级（据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周谷城初定为二级，官方最终公布时升为一级。尽管不知他是否以丰沛故人而荣膺一级，却也凸显吕思勉史学成就乃众望所归），足见当时评级非学术因素干扰还算有限，远不像近年那样不堪入目。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升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钱穆 “一代宗师”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陈垣 桃李满天下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有两座铜像一东一西，彼此相望，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守望，给这所师范大学树立了为人师表的榜样。陈垣这个名字可能会让现在的人们有些陌生。但在20世纪初，这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作为一位史学大家，他并不像著名学者胡适、国学大师王国维那样有着广为流传的故事，但在学术界，他的学问是没有人不叹服的。同时，陈垣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余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在这七十余年中，他还曾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桃李满天下。在学术方面，陈垣堪称史学泰斗。他的专长除了中国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还有中西交通史、校勘学等等，而且他在每个方面的研究都是开拓性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陈垣与国学大师王国维齐名，而王国维去世后，他又与史学奇才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