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晏阳初的论文不足之处

梁漱溟认为，中国不能走日本式的发展工商业之路原因一是国内情势即国情不同，中国人地矛盾和恶劣生存条件是困扰中华民族的基本矛盾。二是国际情势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崛起正值欧洲国家侵略澳、非洲，还未集中力量进攻东亚，故所受外力压迫松缓，18世纪科学技术不像今日进步，故受威胁较小，追步西洋相对较易，又恰适一战爆发，给日本以发达工商业的良好机缘，凡此机遇中国均已错过。中国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运动之路，即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这才是中国自己的路。对于西洋文化，则加以根本改造然后接收，也即要改变其人生态度。他主张，第二条路径的中华文明，要保持儒家生活态度不变，在此基础上改造接受西方文化，把第二种态度含融在第一种态度人生中；中国物质生活落后于西洋人，受很多苦，现要在儒家生活基础上彻底改造接受西方物质文化，防止其弊病，实现的路径即通过乡村建设运动。中国乡村建设的根本在于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旧社会组织崩溃后需建立新社会组织。结构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核融合西洋长处的伦理情谊组织，即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梁漱溟认为，实现建立新社会组织的道路，要靠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在中国，农村占广大幅员，农村建立了新的社会组织，全国新社会组织就会建立起来。二、乡村建设运动的特征、目标和社会组织原则（一）特征I、这一建设工作或称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须从乡村入手；2.、该工作须以乡村人自身力量为主；3、.这一建设工作的关键，在于使政治重心、经济重心均根植于乡村的全新组织构造的社会，要辟造（塑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必须使经济之“富”与政治之“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乡村是小单位社会，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皆天然要肇端于此，故乡村建设要走“合作”之路，即以“民”为本的经济组织，由此而政治亦自形成为民主政治遵照这一原则，培养起乡村经济力量和乡村政治力量的工夫，就是乡村建设。凡是启发知能、增殖物质、促进组织都是乡村建设必要干的工作所以，解决乡村建设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建设不是狭义的营造的概念，而是建构中国基层社会新组织结构包括政治经济等均在内。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特征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社会，所以儒家《大学》“三纲八目”为自辨识内自诚心正意一一致知格物一一修身齐家一一治国平天下一一明明德，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故在乡村建设中从理性求组织有许多合适之处，即中国人的理性主义是平静、通晓而有情的。理性之适应于乡村在于：一是农民宽舒自然性情适于理性开发；其次农民对付的是生物农业，可引发出自然活泼的温倩三是五谷与自然节候有关，可养成农民从容不迫的神气，由此产生有艺术味道的文化和人生；四是农业适于家庭经营，家庭又最能培养人的性情；以上四层都与从理性求组织有关；第五，更重要的一层，即乡村很有乡土观，能引发地方公共观，正好藉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伦理风气进行新社会组织第六，中国固有社会是伦理社会和情谊社会，这种风气、意味，在乡村里还保留一点；第七，中国是在追求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而从乡村起手组织，自下而上，由散而集，正合乎常态是人类的正常文明。第八，培养新的政洽习食，要从小范围—乡村着手，这样可以建成一个伦理本位社会。（二）目标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在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上，近代和现代西方实际上是回到了幼稚班（幼儿园），表现得急功好利和幼稚。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和工业革命以及城市化，西洋商人得以成功地把他们视野狭窄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强加给了西洋社会。西洋思想界再将这种商人历史观和价值观传播并强加给世界各国，又成为西洋商人对全球殖民和统治的主导意识形态并获取更大利益。即如人人都反对权力即真理，财富即真理，但人人都处于某种同源的权力或财富氛围笼罩下时很难有人能分清财富和真理的关系。就这样，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处于幼儿园阶段的、患幼稚病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成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将中国自身这么伟大的文明人重新邯郸学步塑造为一个文盲，再继续崇拜西洋幼儿园的呀呀学语西方任何一个有点影响的胡说八道者，都会在中国掀起狂热的追捧吸引大批信徒。相反，中华文明诸子百家造就的世界历史性的思想高峰却鲜有人问津和涉足。因此，乡村建设应以恢复中国社会形态的文明理性特征为目标，恢复中华文明的自信；（三）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梁漱溟主张，不要直接办工业尤其不能在村庄直接办工业，而要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方面来刺激工业发展，拉动内需，以市场拉动工业的产生，先制造出工业需求。工业的建立依赖于农村复活并全靠合作，一面有了工业需要，一面布置合作根底，抓住需求不予放过，以合作方式经营之。有的工业置于农民合作自营之下，有些工业可不由合作社经营而由地方团体经营，有的可以国营。在合作社运动相当成功之后，地方自治体一定会健全起来；地方自治成功国家政治机构亦必健全。他构想出的新社会组织性质是：“这个新组织即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中国未来农村团体生活将不但管众人之事，而且富有人生向上互相勉励之义—就是政教合一。即把众人生存的要求，与向上的要求合二为一。乡约组织是种很好的团体生活，种种事情均进行合作，但大家相勉向上则居第一义。他认为乡约组织的核心必须从中国自古以来治理乡村即乡规民约的智慧中遴选出以下四个界定：(1)德业相劝，(2)过失相规，（3）礼俗相交，(4)患难相恤。他进而指出，如想促成地方自治，有四点必须予以注意。第一，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必须合乎中国固有精神。中国精神是崇尚情义的，社会组织构造是伦理本位。欲使中国社会有团结组织并使中国人民过团体生活，就必须发挥中国固有情义精神，用礼俗维持推动，往前合作。礼有“谦”、“敬”义，人在团体生活中，“谦”以处己，“敬”以待人，互相感召，情义弥笃，则团结合作之路，在中国社会尚有可通可行的曙光。第二，欲促成地方自治，应注意政治与经济的天然合一。婴想地方自治成功，须赖经济进步。第三，中国将来无论地方或国家都要政教天然合一，无论是经济合作，还是地方自治，都必须经过教育的工夫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纪律习惯、科学知识，我们须作启发训练培养的工夫，这些工夫就是教育。如不经过教育，则政治与经济均无办法。中国地方自治要想成功，须从礼俗出发，礼俗地方自治组织就是情谊的、伦理的与教学的地方自治组织一政治与经济，统属于教学的组织之中，而教学居于首位。这就是政治、经济与教化三者合一的地方自治组织。第四，中国的地方自治，不是普通的地方自治，而是特别的地方自救。总之，梁漱溟所说新的社会组织就是：“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所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三、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实践与晏阳初、陶行知不同，梁漱溟是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和最坚决的排外主义者。鉴于他认为的近代中国农村日益深重的凋零，其根源在于固有风俗道德的败坏、农村社会的失序，即中国文化的失调。因此，他将乡村建设作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阶段、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的重建，而民众教育则为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步骤。在乡建方案中他对教育的设计置之于优先地位，对“欧风美雨驰而东”表示深恶痛绝：“西方功利思想进来，士不惟不以言利为耻，反以言利为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邹平出版，第60页。）对西方教育模式的盲目模仿持坚决反对态度，认为西方影响下的教育，是变相的商品交易，成了获得文凭以作为享受高等生活的本钱，助长了知识分子与广大群众生活方式之间严重的脱离。带着整套乡村建设理论，他于1931年全力在山东邹平、菏泽搞乡村建设实验，于邹平办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乡村建设研究部，招考大学毕业生或大专毕业生，二年毕业，共训练两期。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实验县任科长和辅导员等职。第二部分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才，每期一年结业，招考对象是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主要课程有乡村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精神陶练、武术等科目。学员山每县招考10-20名，全省分三批训完，结业生各回原县，担任各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工作。第三部分叫乡村建设实验区，在邹平县进行实验。实验区有县长、县政府，县政府隶属研究院之下，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邹平原来叫乡村建设实验区，1932年南京政府内政部召开第二次内政会议，议决县政改革方案，令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并设实验县。邹平县的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实验计划即是集中力量推进于社会。县以下设乡学，几个村或＋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新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他们取消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而变为乡学村学，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特别强调乡学村学在培养新政治习惯时，应符合中国的伦理精神。乡村组织必须是教学组织，最根本的是要提振乡下人学好振作向上的志气，即“求进步”必须放在“向上学好”的心理之下去做。梁漱溟废掉乡镇公所而成立乡学村学，用意即在此处。乡学上受县政府领导，旁有辅导员协助监督，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构。全乡组织董事会，推出乡中德高望重、有文化、年龄较高的人当学长，学长由县政府下聘书，实际大都是地方乡绅学者名流担任。学长居于众人之上，监督调和众人为了保持学长的尊严而处于超然地位，乡里行政事务由乡理事处理，学长对理事起监督作用。乡学里教导主任一人负责管理教育工作。再有研究院直接派来的辅导员一人（大都是研究部的学生），负责指导协助乡理事和教导主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乡村建设理论思想。乡学里设以下组织：乡队部、户籍室、卫生室。各村的村学组织与乡学差不多。乡学村学里成员，包括全乡全村农民，称之为学众。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行动他自己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把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叫“团体组织”。团体组织主要是组织合作社是组织生产合作社，如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从改良棉种人手。科学技术即是改良棉种等。还组织了一个金融流通处，是银行性质的，可以存款、贷款，贷款是有条件的，不贷给个人，只贷给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奖励组织起来的农民生产合作社。梁漱溟等在邹平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口号，就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个八字精神的具体体现。“大家齐心向上”是团体组织，“向上”包括道德礼俗，“求进步”包括科学生产技术和礼俗道德。四、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评价（一）乡建运动中注重解决农民生计与农村教育、提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举办识字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改造活动，将解决广大农民教育问题放到了救国之首位。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二）在实践中，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大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实验与调查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效。邹县、晓庄等实验地在其范围内的成效也有目共睹。（三）局限性。大都以教育改革、教育救国为出发点，意图在不触动政权上层建筑、不变更社会体制情况下进行社会改良，但事实证明“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邹平出版。）（四）梁漱溟乡建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把乡村看成是整个的。“他们要求整个乡村社会的改善与进步”。他把乡村农民与地主一起看成“乡村居民”，用有机整体观来看待中国社会和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他的整体根本解决不是把“根本点”放在生产关系的改变上，而是试图依靠文化解决问题，使其整体根本解决几成空话，实质上仍是一点一滴的改良。梁漱溟是在“五四”全盘性反传统潮流中站出来护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的，是“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梁漱溟乡建思想所要达到的目的“社会主义”—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化和要采取的手段—合作看，如胡适所言是“以渐进与改革的手段来实现一个极为激进的目的”，因此，对于乡建思想与乡建运动，用“政治改良主义”一概念较为恰当。特点是：（1）以追求秩序为目的，以不破坏现存秩序为前提，由局部和下层进行改良。（2）对现有秩序仍充满着批评与抗议精神，认为应用道统来指导政统（用文化思想来领导政治），反对以政统控制道统。由于个人的文化性格与其政治性格存在着差异性，我们难以遽下论断，梁的这种政治改良主义是其文化保守主义的必然逻辑推论。有意思的是，不管梁的主观意图如何，其乡村建设的一套办法不仅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默认，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引以为良方，在本国和占领区实施，后为亚洲邻国所仿效。梁漱溟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由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怎样在现实结构中寻求传统优秀精神价值的架构并构建和谐社会，从而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壮大和发扬中华文明，仍是一个古老而现实并愈益弥新的问题，值得深深思索。

晏阳初，1890年10月出生，祖籍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三江镇中兴村五社，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转美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晏阳初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他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

其主要历史贡献:1、较早地将注意力转向平民;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 大壮举,反映了晏阳初的爱车情感;2、倡导博士下乡,走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3、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4、置教育于农民生 产、生活中,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5、创造了切合农民生活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方式

在晏阳初看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话虽旧，“实有至理。人民委实是国家的根本。”然而，当时中国虽号称有四万万人民，但其中80%以上是文盲。而且中国以农立国，这些“有眼不会识字的瞎民”的绝大多数是在农村。因此，为平民办教育，尤其是到乡村中去为农民办教育，“开发世界最大最富的‘脑矿’”，这是关系到“本固邦宁”的根本问题。从1926年以后，晏阳初把平民教育的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教育的对象也由城市平民变为乡村农民，心甘情愿“给乡下佬办教育”。晏阳初从事乡村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进行实验研究。他根据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主张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的基本单位。在进行广泛、深入、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选择河北省定县作为实验区。在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中，首创以一个县为基本单位从事乡村教育实验研究。在乡村教育实践中，提出“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所谓“四大教育”，即是文艺教育、生机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当时社会存在的四大问题。其中文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知识力，解决“愚”的问题；生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生产力，解决“穷”的问题；卫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健康力，解决“弱”的问题；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团结力，解决“私”的问题。推行“四大教育”，必须采用“三大方式”，即学校式、家庭式和社会式。晏阳初还主张要“化农民”，必先“农民化”。晏阳初认为，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为农民办教育，要“化农民”，自己首先必须“农民化”。要虚心向农民学习，“给农民作学徒”；要与农民共同生活和劳动，只有在同他们广泛深入的接触中，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需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反映了他得拳拳爱国之心，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而且在当下也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