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研究论文

那种东西不重要

话语权是指一个人或群体在某种领域内能够影响、控制或支配其他人的言论、思想、信仰等表达方式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来自于个人或团体的社会地位、权力、知名度、媒体渠道等方面，也可以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经验。拥有话语权的人或群体往往能够在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塑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引导社会发展和变革。

话语权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一定范围内对话题所能发表的观点、看法和主张的能力和权利。话语权是指确定一个人或一群人在某个话题上的话语能力和语言权利。在社会学中，话语权是指能够让一个群体或个人在社会上发声，引起关注和引领社会舆论的权力。具有话语权的人或群体可以通过话语来塑造社会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和社会行为。话语权通常是由权力、地位和资源决定的。通常，话语权被分配给那些具有权威地位、知识和经验、声望和公信力的人或群体。一些社会上的少数群体经常被剥夺话语权，因为他们缺乏资源来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争取话语权成为了一些群体争取平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改变社会现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当今的社会中，网络的广泛应用为更多的人赋予了话语权，使得人们有了更加平等、开放的交流渠道。但是，网络上的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因此，如何正确使用话语权，以及如何保护被剥夺话语权的弱势群体的权益，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被各国广泛关注的同时，也遭受着诸多质疑甚至责难。究其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话语权与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话语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我封赏的，更不是他国赠赐的，而需要精细塑造、培育和争取。特别是在当前，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信息获取手段快捷多样，信息内容规模丰富庞杂，更需要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热点，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在信息发布、解读和回应等方面主动设置议题，熔铸和传播中国的核心价值，展现中国视角、风格和气派，方能有效构建中国话语权。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话语的基本叙事结构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掌控着国际舆论的主导权，西方文明仍是核心话语，主导着整个世界，全球仍习惯于用西方价值和逻辑来评判是非，诠释国际和国内议题，国际话语体系仍处于不平衡、不平等、不公平的格局。特别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席卷全球，世界信息传播格局很可能滑落到一种基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话语极权。实际上，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世界权力结构也在调整、变化，国际话语权正在重新分配，新的信息传播秩序和格局正在形成，多极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一种潮流和共识，可以说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交替过渡之中。这期间，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解释自己“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的疑惑，这不仅关乎通过解答这一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和理性地认识、理解和评价中国，更影响到未来构建和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话语新体系和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但当前，中国话语权构建存在着三大问题。首先，中国国际话语设置的统领性不强，尚未形成一个有机协调、高效运转的系统。一直以来，中国对外的声音多头、资源分散，在国际传播事务上涉及部门众多，形成了一种归口管理、层级分割的结构，这种多头行政层级化的模式导致沟通、协调难度增大，难以形成合力。其次，在国际传播中，中国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不强，习惯于被动跟随国际强势媒体，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常常保持沉默，抑或言辞隐晦、不温不火，对国际社会关切度不够明朗，也就无法像CNN、BBC和半岛电视台等国际一流媒体那样设置国际事务议程，进而难以影响、引导国际舆论。第三，话语传播模式创新性不够，表现在叙事方式不够成熟，话语传播体系不够完善，在国际交流中说教色彩过浓，空泛直白，简单僵硬；同时，对新媒体认识不够、研究不多进而重视不够。鉴于此，我们亟须强化顶层设计，主动设置议题，提炼中国核心价值，发挥多元主体积极性、能动性和联动功能，创新传播模式，以便更好地构建中国话语权。首先，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对外传播资源，凝聚中国核心价值。在日益纷繁复杂的世界，话语权建设应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国际组织、政府、民间团体等多元主体，而且关系价值观、渠道和方式等多种因素、层次及其相互关系，这就需要在更广范围、更高层面，更有权威地对中国话语权建设进行总体设计、优化资源、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监督落实，并形成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唯其如此，方能逐步解决目前中国话语建设中统领性不强的问题。而更为关键的是要做好中国核心价值的顶层设计，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传播实务中，我们需要超越传统和现代价值，实现多价值内容凝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构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协同并进的现代社会价值体系，形成熔铸社会共识的中国核心价值。其次，主动设置国际议题，诠释自己，解读世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角色、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我们不仅需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更需要明明白白讲中国故事，大大方方塑中国形象，堂堂正正传中国价值。进一步讲，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我们要用自己的话语主动定位自我形象，而非任由他国来构建，或用他国话语来诠释自己；应当更加主动地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积极传播和塑造自己的国际角色、身份和责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体系解释清楚、传播到位。同时，大众媒体等国际传播机构要关注国际事件、世界大势和人类命题，及时迅速、客观全面、真实公正地报道、分析和诠释这些事件、趋势和命题，为世界提供观察国际社会、国际事务和人类发展的中国视角，让全球准确理解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主张。特别是要围绕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重大问题和普遍关切积极主动地表达中国观点、表明中国立场、彰显中国价值。最后，发挥多主体联动力量，创新叙事方式，形成复合传播模式。当前的国际传播主体日趋多元，渠道日渐多样，方式日益丰富，已经步入全媒体和全球治理时代。因此，在话语权建设中，一方面，我们需要发挥国家领导人、政府、媒体、智库、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等多主体联动的强大合力，建立由大众媒体、正式渠道和民间交往构成的全介质、全平台、全方位传播渠道，培育一批国际一流媒体，增强富有国际竞争力的非国有企业参与中国话语权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面向国际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在更多更广更高层次的国际话语平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同时，要善于运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促使中国话语与新生代、新型受众无缝连接、全面贴近。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研究和贴近国际话语思维和表达习惯，寻求中国民众与国外民众需求及利益相契合的共同点，增强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际传播对话与接轨的力度，采用国际化、故事化、富有人情味的表达方式，面向外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组织的多元对象组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价值。总之，我们的话语权建设既要牢牢扎根于本土，又要有全球思维，与国际习惯的话语体系、表述方式相对接，使之能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和充分接受。

话语权指的是在某个领域或某个社会群体中，能够影响和控制讨论话题的能力和权力，也就是能够主导或者决定某个话题的讨论内容和方向的能力。在社会中，话语权通常是通过掌握某些资源或者拥有某种社会地位或能力来获得的。

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

全球化时代需要翻译通过能动性干预助推本国文化向世界文化舞台中心迈进，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主导性。本文从翻译话语概念和中国翻译话语特点出发，讨论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并提出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即：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

文化自信；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多样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各放异彩。中国璀璨的文化若想迈进舞台中心，必经翻译架起之长桥，因为“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宁，2013:5）在定位过程中，翻译通过能动性的干预助推本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即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有主导性。然而，多数翻译理论和术语均来自西方学界，中国翻译话语却近乎“失声”，“西强我弱”的局面导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误读、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译论、国内翻译名家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虽然近百年来为西方翻译理论所冲击，但鉴于中西语言的极大差异，对中国文化外译具有较之西方理论更强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中国译者的自我主体性意识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等方面探讨中国翻译话语的重构策略，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建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一、中国话语与中国翻译话语

“话语”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即人类语言现象中的“言语”维度。随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意义进行多视角解读，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尔·福柯便是其中一员，其话语观从社会学维度探讨了话语的权力属性：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张佩瑶（Cheung,2009:223）曾认为，翻译话语是指‘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同时它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耿强，2020:7）由此可见，话语和翻译话语都有权力属性。

中国翻译话语涵盖翻译话语应有之意，但也有别于西方翻译话语。中国翻译话语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翻译问题，满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正确建立中国国际形象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西方译论的甄别与吸收，使其符合中国翻译实际，从而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4-8）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炮火遮住了中国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学东渐使一些国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于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和中国话语的边缘化地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频繁出现被误读、曲解的现象。若想摆脱“西方塑造中国”的谬论，必须建设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话语，翻译则起到桥梁作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做支撑，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重构中国翻译话语迫在眉睫。

三、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离不开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也不能少了翻译研究者理论的创新，更不能脱离开翻译实践和中国文化而孤立进行。

（一）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

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虽非翻译强国，但堪称翻译大国。众多学者在中国翻译实践中积淀了很多翻译思想、理论、标准、原则、方法等，这些传统译论可谓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基石。从支谦佛经翻译的“文质”到严复的“信、达、雅”等，这些传统译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同时，绝大多数传统译论来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国翻译话语重构应重新阐释传统译论，形成历史与传统的相互观照。这样，中国翻译话语才会具有独特的个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确的文化身份。

潘文国（2016）认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中，中国翻译学术研究必须实现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中国关注出发，变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打破西方翻译话语领跑的局面。因此，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在整理国故、筛选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理论创新，涌现了一批原创性的翻译理论话语，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傅敬民的应用翻译学、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学”。（耿强，2020:8-9)

“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话语权。”（潘文国，2012:5-11）“中国翻译理论唯有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方能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之窗，也才能为中国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门。”（姜燕，2015:116)

（二）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福柯的话语权力属性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的认同和接受绝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主动译介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期间中国文化的'保留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与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译者应明确他们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译者。汉学家在译介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够完全浸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客观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国译者必须有担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体性意识。

其次，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增强主体性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飞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译者对所译介材料的精心筛选。选材既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又要与译者的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相契合，选材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能让选材和译者最相适切。

译者的翻译立足点和视角决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目标的达成度，也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译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改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不再迎合西方读者或以译语读者接受为翻译的终极目标，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译文中凸显中国优秀文化，适度扬弃糟粕文化，让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

在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其实也是逐步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过程。语言必然刻有本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带有表达情感、观点和态度的自我表现的印记。译者在翻译这一语言活动中，自然或有意识地在译语中留下或彰显译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语言的独特印记，从而奠定了译本在异质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强了翻译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了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传播能力。

（三）增强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人对自己的灿烂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必须是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因此，做好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一个有效路径。中国文化典籍中众多的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带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独有的特质。这些词语的首译和定译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认同的过程，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同时，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为重构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实践基础，“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潘文国，2016:10)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需要话语权来构建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译话语是为之架起的一座桥梁。树立文化自信，重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使中国翻译话语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与西方翻译话语对话，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树立良好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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