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考研论文开题报告

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感伤情调与佛道意趣[摘要]： “感时伤事”是李商隐无题诗重要的情感特征。无题诗中的悲剧性情致与诗人对于人生的体验、佛道的感悟分不开。正是这种“亦佛亦道”的个体情感，消融了诗人的痛苦，注入了诗歌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的创作心态，并加大了无题诗解读的难度，使得无题诗增添了朦胧之美，悲怆之美，和生命之美。 无题诗的感伤情调和佛道意趣对诗歌的影响很大。[关键词]：无题诗； 感伤； 佛道； 多义； 悲美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用“李樊南深情绵邈”之句概括李商隐深细婉曲的诗风，是极有见地的。而义山诗中最能代表其纤巧凄美风格的是其以《无题》为题的爱情抒情诗。这部分诗典雅华丽。音韵和谐、感伤凝重“惊采绝艳”①到了“五色令人目迷、五音令人耳乱”的地步。无题诗之所以能“味无穷而炙愈多，钻弥坚而酌不竭”(《韵语阳秋》载杨亿评义山诗语),其原因在于成功地抒写深挚的感情与佛道意趣。感伤情调是无题诗共同的情感基调。对李商隐《无题》诗的深层研究，虽早就有人指出其诗歌感伤真挚的特征，然而多拘泥在诗歌字里行间的摘撷发微，抑或固守在社会大背景中去考辨探觅，却尚未把诗人对于人生的体验、与佛道的理解加以综合起来进行阐发，也就很难以真正地体味到无题诗的情感体验与多义性。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实际探讨无题诗的感伤情绪与佛道之间的微妙关系，展现出诗人的创作心态，并提出解读无题诗的新技法，以期说明感伤情调与佛道意趣是无题诗的巨大魅力所在。一、感伤情调是李商隐无题诗的情感主调感伤情调是中国文学作品情感抒发的一大传统，自宋玉《九辨》以来，历代不绝。李商隐所处的晚唐时代，社会的衰落，民生的寥落，国家的动荡，使得人们对于外界的关注内转到对个体心灵的审视和体味。因此，社会现实造就了义山忧郁哀婉的感伤诗美。诗人用精丽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感伤之情，将两情情境作为审美视角：或忧叹离怀之意，或哀婉异地之思，或缠绵两情之悦，往往于无望中带有执著、于迷惘中凝结清晰，似暗淡而不低迷，似茫然而愈固执。诗人心灵细腻，多愁善感。其以《无题》为代表的爱情诗，多传达的是一种没有确定感和目标感的、扑朔迷离的、特殊爱情生活感受。在这其中，诗人或融入人生体验，或注入自身幻想，或虚无，或泛化，“已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无题》），将感伤的情绪倾于朦胧瑰丽诗境，融多方感触于沉博绝丽之中，形成凄艳之美。较之宋后诗人愈来愈多地追求诗作中的理念和趣味，晚唐诗人李义山则更喜欢、也更擅长于用独到的目光去审度人情、世情、时情，抒写自身的感怀情绪，展示出诗人独特的个性魅力。李商隐的《无题》诗多以“相思”为题材，描写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渺落失望而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表现出了各种复杂思想情绪。单就一些具体的诗篇来说，《无题二首》（凤尾香罗薄几重；重帏深下莫愁堂）道出了少女相思时的期待、自伤的心情；《无题》（照梁初有情）中的少女因爱情的失意而心中有怨恨之情；《无题》（八岁偷照镜）写出了姿容美丽、行高洁的少女愿望难成的苦闷之情，诗人借用忧愁的调子感叹个人的沦落，伤感人生的失意；《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中诗人嗟叹爱情今昔相隔，表达出诗人苦闷的衷肠，《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写暮春时节的痛苦离别，表达了悠远而又执著的凄楚思念，融入诗人理想难成的人生感悟；而《无题四首》（来是空言去绝踪；飒飒东南细雨来；含情春宛晚；何处哀筝随急管）中的第一首写男子对远在一方的女子思念，如泣如诉，如梦如烟，孤寂难圆；第二首话尽了深闭闺门的女子对爱情的向往和希望幻灭的痛苦，第四首则写出了东邻老女触景伤情无媒难嫁的彻夜长吧。而七绝《无题》（自道萦回）则蕴含着徒有姿颜、世无赏音的哀怨与感慨。就李商隐个人来说，其自小几经离丧，饱受人生困苦，深感世态炎凉，情感细腻脆弱。受党争的影响，诗人“一生襟抱未曾开”、“古来才命两相妨”的不幸给诗人以毕生的怨恨；没落的时世，衰败的家世，仕途的多舛，爱情的失意，别人的误解，妻子的早逝，都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使得他只能用忧郁感伤的笔调，来叹惋时运的衰落，身世的飘零：身世，家世，佛道，从各个方面促成了诗人易于伤感的、内向的性格与心态。他所秉赋的才情，他的悲剧和无助，也使他灵心多感，感情丰富，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起他如潮的感情活动，“瘐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送千牛李将军》），“多感”，“有情”，及所带的伤感色彩，在其创作中也很突出。心灵的创伤、生活的磨难、痛苦的经历，浓缩在一首首诗中，委婉曲折的道出了一个幽咽凄迷的内心世界，一幅哀感顽艳的心灵图景，为悲剧时代唱出了一曲曲凄清动人的挽歌。凡此种种，李商隐的无题诗，多抒发爱情的不幸，表现爱情生活中的离别与阻隔，期待与失望，执着与缠绵，苦闷与悲愤，处处宣泄的是感伤的主导情感。这正如余恕诚在《唐诗风貌》中所言，“他的无题诗几乎篇篇都在书写其不幸”。二、无题诗的佛道意趣在于对生命、感性的执着，在于对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表达。（1）、生命无常、命运难宰是义山对佛法的深切感悟，是无题诗反复吟咏的对象。李商隐对于生命的关注是基于其个人的人生际遇之上的。他的感悟力，他的洞察力，势必开掘其内心的对美追求的渴望。对于真善美的期待，对于灵动生命的依恋，李商隐的执着赢得的只是无常的流转，好景的成空，面对这一切，“悲剧性的毁灭在诗人的心湖中留下了永久的震撼，并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层，和种种无常的体验一起，加重了诗人的悲剧性气质深化了无常感的现实人生内涵。诗人在诗歌中反复咏叹的美好事物的凋零衰落，展现了花谢枝残，香消玉损的惨烈火图景：“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无题二首》），“露花终裒湿，风蝶强娇饶”（《无题二首》），在这里，时而小径低徊，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扼腕喟叹，诗人对生命无常的学茫，忧叹得致到了淋漓的抒发。人生的呤咏，爱情的感伤，痛苦的超越，浓缩了无题诗的意蕴。诗人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使他通晓命运难宰的道理。无助无力的世人，受无常的左右，为世情所困扰，而对一切世俗的东西，只能也只能感叹自我的弱小可欺与无能为力。《无题》（八岁偷照镜）中的那位少女，才貌双全，精于女红，然而却被深闭在闺门之中，虚度青春，根本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种种情思，只能泣向春风。少女怀春的幽怨苦闷，正是才士渴求用世心情的写照。世事无常，能否担负重担，驰骋才情，个体丝毫不能自主。而诗人关注命运难宰的世人之时，认为世人就如“万里风波一舟”，在无常之流中，飘摇无定，孤寂无助，漫无目的，只知离乡愈远，愈加落寞，亘古凄凉，因此中能依稀听到绝望的心灵在哀吟：“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体现出诗人对人生的深切感悟。（2）、有求皆苦、超越痛苦的禅学观照升华了诗人对佛道的感悟。李商隐的无题诗多以爱情为表象，通过爱情的悲剧气氛来烘托诗人一生苦苦追求但所落空空的人生巨痛。正由于义山身处晚唐，社会的衰飒氛围，自己所处的饱尝忧患的人生经历，让他看来，“社会现实，人事自然，一事一物，一草一木，都带有衰苦的情调并成为感伤衰苦的心象。”②诗人笔下的情爱世界，多为孤寂凄冷，像风，似雾，若梦，多手不可及，口难言表，事与物趋于泛化，虚化，常伴有怀疑与绝望。“春风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诗人将情丝抽象为可及之物，关照至情至纯之物的产生与毁灭，于凄艳中萌发了人生无常的失落感。同时，他的诗又多以咏吧爱别离苦取胜。诗人认同痛苦，传达痛苦，感受痛苦，以为欲求导致了痛苦，求不得苦，于是在凄婉低沉的环境中表现对理想境界的挚热追求和追求幻灭的怅惘之情。“如何风雪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道出了理想难成，抱志空叹的无奈，至于“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情为探看”则露出了诗人对渺茫希望的执迷，“刘郎已在蓬山外，更隔蓬山一万重”更是对于理想难成的叹婉与绝望。（3）、至死不渝的执著是诗人在佛道相融之下心灵的一种整合。李商隐善于营造幻境，却认幻成真，执迷不悟。“灵心善感的诗人以其特有的幻想，幻觉梦思超感创造出许多渗透了迷惘感伤情思的幻象，它们或清丽淡雅，或浓艳瑰奇，或恍惚迷离，或鲜明生动，具有多样形态和色彩，但却都是心灵化的”⑤。他的心灵，拥挤着至美情爱的渴望，他的心灵，又真充着虚无幻灭的理解与体味：他追忆过去，哀吟现境，生情发感，执迷不悟；他企冀未来，销融自我，至死不渝，始终辗转于幻灭与追求之中。对于情爱，义山深为向往，既深感其虚幻，，又坚韧不懈的追求，对于两情的相知相悦，“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道出了生死不渝的执着；对于两地相思，“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无题》）话尽了铭骨相思的沉迷。据此可妄下断言：纵使诗人只的那么一点对佛道的理解，平心而论，其内心深处仍旧灼射出诗人对于生命，对于感性的至死不变的依恋与痴迷。（4）、从其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与佛道的交往必然带来诗人情感上与佛道的沟通。我们应该看到，诗人与佛道的密切交往使其身上处处流逸着虚无的宗教色彩。义山在更多的时候，借助佛道以自慰，寻求哲理以超脱，诗人或顿悟，或半解，或迷茫，或无奈，但至始至终，虚无、执着，伤感……总是其感情的主调，成为诗人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对于这种佛道的关注，其诗文也确凿有详述：明朝骑马出城外，送我习业南山阿。 （《安平公诗》）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兼之早岁，志在元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上河东公启》）③实力浮泛之中，早有潜藏之愿；异时仰陪仙装，归从元游。（《上李舍人状六》）④而至东川，义山骤变，始信佛禅，交游纳子，思想也近于佛家，这在其诗文中也略有反映：《樊南乙集¡序》云：“三年已来，丧失家业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佛理，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唐梓州慧义精舍禅院四证堂碑铭》开篇即指“明宣大中七年尚河东公作四证堂于梓州慧义精舍之南禅院”。而同集卷《道士胡君新井竭铭一篇》开宗明义：“梓潼帅所治城东北一里有宫曰紫极宫，宫有道士曰胡宗君。”由此可知，诗人当时思想之状况，消极虚无，遁入佛道，但又不是对于佛道的简单演绎，而是对佛道采取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纠其原因，不外乎人生遭际多舛，政治仕途不佳，生活、事业苦闷，年老体衰、多病，思妻、念乡心切，诸此种种。三、感伤情调与佛道意趣的相互融入加深了无题诗的朦胧美与悲剧美。（1） 佛道在李商隐思想上的交织影响了其个人的创作心态。李商隐“沦贱艰虞”的坎坷经历，羁旅飘泊的孤孑身影和仕途难通的悲剧命运为无题诗准备了丰富的辛酸素材和凄凉的人生体验。诗人只能在佛道中追求慰藉，他在佛道的关照之下，抑囿于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也促成了无题诗所流露出的情感上的矛盾性。他对于佛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佛道灌注了个人的意识在其中，因此他的诗歌契合的佛旨道玄，是在人生体验层面上契合，是精神感悟上的契合，而不仅仅是词语字面、名相义理上的契合。同时，诗歌充满了道趣，是虚化爱情悲剧的道趣，是所落空空的道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佛道的交织，融释了诗人的人生痛苦，注入了诗人的人生幻想，使得诗人仍执迷于一个“亦道亦佛”的精神理念之中，这也使得诗人的灵善细腻的心灵，在冥冥之中受到二者绞合之下的震撼：反省无常，体验空空，哀伤无定，咀嚼失落，皆是其创作心态的反观。诗人的心灵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表现欲，一种传达欲。因此，诗人的无题诗创作，大都出于欲人知又不欲人全知的矛盾心理，其诗也似隐非隐，欲盖弥彰，半遮半掩，却往往能够引有发省，能上能下人入胜。对于丧失家道，义山郁郁不乐，藉佛理以求解脱烦忧，蕴道学隐曲内心，，故佛道成分兼有。商隐有匡世之心，有出世念头，也重视自身价值与创造，反对机械复古。而这种自主与主信的心态也与佛道不无关系。（2） 佛道相融之下，李商隐的离情去欲、心不止境是其伤感心灵的指归。李商隐以其独有的情感体验，领悟到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佛教真谛，汲取了佛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痛苦，消融了痛苦，使其诗歌具有了佛学意趣，也使其诗歌增添了悲怆之美、超逸之美。但这只是局部的，不确定的，他青年时也受到了道家“以人为本”思想的熏陶，道家审视个体的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解放，关心人的精神，强调道无名，反对用任何正面、否定的方式去勉强描述理论。正是这样，他力图通过他“杜鹃般的歌喉，用泣血的歌呤，引起人们对生命意义、存在价值的深刻反省，引起人们对生命、感性的深情眷恋”。他的创作目的，却绝不在于“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诗人本身没有透过情色牢关，仅仅达到了空入“初门”，却空不了对人生的爱，空不了作为其诗歌灵魂的炽热情感。诗人始终追求的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境界，因此佛学中“绝情弃欲”终究不可及。而道家对其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李商隐偏重于庄子的人生哲学的思考。庄子的贵自然、重全真、物物而不为物所役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他，使他具有一种“持节守中”、“遗世独立”的人格精神，一种不得志归隐中的精神慰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内心世界迷茫无奈，这其中也充满了真挚之美。可以说，诗人正是在佛道相冲之下，透过了绝望与哀痛，高扬着可贵的个体价值。相应地，无益无效的佛道关注与进取愿望，损害了，加深了，熔铸了人的诗的精神，甚至连他的爱情诗也似乎充满了与佛道相冲的内心体验。（3）独立人格加深了诗人对于佛道的理解，更增添了无题诗的朦胧美。诗人对于佛道的理解，源出于自身的灵性与人格体验。沉郁、伤怀、吟咏、哀叹，处处触目惊心，愤恨哀糜，时时抑郁于对世间情物的伤感与期待。一切经历丰富了其灵犀善感的情怀，赋予其镜明月朗的心境。在更多的时候，沉郁、忧伤的情怀之中以蕴含着虚无末世的思绪，“来是空言去绝踪”，空静幽远而不可及。但是李商隐个人对佛的理解是基于其个人的人生体验的，是不彻底的。义山的内心深处的灵性压抑着他的个人情感，使他耻于直接表露自我的心声。但诗人又忍耐不住，不得不吐的情感渲泄，因而只能以曲折的表现手法，语意多岐的语言，朦胧迷茫的意境，来表达他不便言明的情怀。渴求入仕而不可求得，企冀爱情却无能为力，李商隐隐只能借助佛道来摆脱这种痛苦，“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拟用佛禅，升华禅趣，显出对两情相悦的支持与关注。基于佛道，超越佛道，主观情绪在哀肠寸断，渺然无声的无题诗中虚泛开来，给人以欲罢还休，欲言又止的迷茫感、幻灭感。（4） 心灵与佛道的交汇构建了无题诗的悲美。李商隐写诗，往往虚无而不具体，重情而不重形，“以意为主，移情于所需之自然物象，以诗人的情绪为核心去统摄，有助于表情的意象”。诗人多愁善感的心灵始终倾诉着感伤的情绪，亦道亦佛的宗教倾向时时浇灌着不灭的执着，种种思绪，在诗人身上，部能将“艳与爱情生活的不幸，身世遭遇的坎坷，乃至于对唐王朝的命运的忧思，化成哀感受凄艳。可以说，正是心灵中的那份哀怨与佛道的交汇构建了无题之美。如《无题》（飒飒东南细雨来），“细雨”，“芙蓉塘”，“香炉”，“香料”，辘轳井索，贾氏，韩寿，宓妃，魏王，枕头，春花，香灰等众多意象交杂在一处，景象苍凉孤寂，内心悲苦难书，无形之中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哀痛。诗人在表达有所期待而又幻成云烟，但又产生新的期待，把追求与幻灭两种主观心象，注入上述自然物象之中，融多方感悟于沉博绝丽中，形成凄艳之美。四、体味伤感情调与佛道意趣是无题诗解读的重要途径。迄今为止，研究者多关注无题诗有无寄托，或着重于政治与个人遭遇方面，从李商隐与“牛党”方面的关系加以索解，或者于爱情，从李义山爱情遭遇来试探，或者于从生哲理，从对人生感悟来体会，认为无题难解是由于无题的朦胧多义造成的。无论如何，“喻之多边”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忽视了对无题诗深层原因的探求。（1） 感伤是无题诗的重要特征，是解读无题的主线。人是感情的动物，而义山更是情感的尤物。其诗多义，往往给读者提供多种解读的可能，构成解读上的复义。但是始终弥漫于诗中的是怅惘，感伤，寂寞，向往与失望的情思，是郁结诗人沤心沥血的心象。固然，无题诗中的“象喻”多无十分联系，带有朦胧性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李商隐诗的朦胧，与亲切可感的情思常常统一在一起。”而在某些时候，多义性与其意象的独特选取也有一定关系。诗中意象，多富非现实色彩，诸如珠泪，玉烟，蓬山，青鸟，彩凤，碧城，灵风，梦雨，均难以指实，此类心象，都被其心灵化了，是多种体验的复合。意象的心灵化，情绪的伤感化，使得内涵远较一般意象复杂多变。在《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中，痴情的诗人，为心中女子怅望中宵，诉说着无尽的心思，。诗人的心态和性格，在此展露无疑，这也使得诗作深沉而绮丽，严肃而浪漫，与此同时，真挚的情思，痴迷的心态，使读者以极在的怜悯心来审视无题，造就了一切先入为主的条件，从这一层面上来说，这个感染力的存在，令读者无法自主，或沉迷于“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相悦之中，或依恋于“分曹射覆蜡灯红”的场景之中，因此，立于伤感情调来把握多义尤为重要。勿容置疑，无题多多借助情事而有所指，但是“自来解无题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着多，直作艳情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正因为如此，把握伤感思绪，将有助于窥视诗人心灵，有助于破解无题诗的多义。（2） 佛道意趣的解构能加深对无题诗诗旨的认识。佛意难解，道趣难悟。佛道的博大精深，意趣的缤纷复杂，增添了无题诗的朦胧，悲怆，相应地，佛道的移入也加深了解读无题之难度。无题多以艳情为主，之所以作无题，概诗人故作玄虚，故将诗意表层化说在是喻体，即暗示此无题定有寓义。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人笃信佛道，深得佛道婉曲微露之妙，又主用典，将佛道的“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离情去欲”的精神演绎在无尽的哀叹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无题诗的诗旨。在《无题四首》（飒飒东风细雨来）中，诗人将比兴、象征、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融为一体，不留痕迹。首联就渲染了一种荡人春心的环境气氛；“轻雷”暗用《长门赋》“雷隐隐而响起兮，声像君之车音”典，“贾氏”句典出《世说新语》，“宓妃”句典出《文选¡洛神赋》“注”曹植感事，颈联以贾氏恋韩寿的历史传说与曹植遇洛神的神话故事象征马逢伯乐而鸣和士为知己而达的理想遭逢。在这首无题诗中，诗人将无尽的玄机掩映在有限的字句之中，其无题诗人诗旨难求必然在所难免了。可以说，对于佛道的理解可以加速读者对无题的整体把握。（3） 重视伤感与佛道是解读无题的重要一环。感伤与佛道是李商隐无题的主要情绪与意趣所在。二者的交融构建了无题诗的悲艳之美，也传达出诗人心灵欲求不得而所落空空的矛盾心理，折射出诗人的价值倾向。诗人把心灵世界作为表现世界，整个心境显得十分复杂。当被繁复意象表现出来之时，便无确定感，这种心灵指归是多样性的矛盾的。感伤与佛道的融入是其心灵的外化物，是对其心灵的一种关照。因此这种郁结于心的佛道感悟也必然体现在其长久的莫名的愁绪中，展现整个诗章的无题之苦。在《无题》（重帏深下莫愁堂）也同样运用象征、比兴，结合传说神话，描写自然景物等来抒情传恨，但也的所不同。中二联中“神女”句，用高唐赋襄五梦游云梦遇神女事，“小姑”句，典出自古乐府《青溪小姑曲》，多有所指。“菱枝”本“弱”，“风波”偏加摧残之时，“桂叶”已“香”，“月露”却降恩泽。诗人将无题诗在此扩展到了一个更为含蓄的高度，在更多的时候，诗人更赋予佛道难求，伤感难平的境地中，对此，我们不得不有所启发。五、无题诗在感伤与佛道的拟写上的特色与影响。李义山刻意追求诗美，这是显而易见的。其开创的专事爱情的无题诗了达到了凄艳、伤感的美学高度，包蕴着感人深挚的美学生命力。李商隐无题诗多重主观，偏感伤，努力表现情感的本原状态。诗人试图通过情感领域深觉婉曲的抒述方式，营造意境，渲染悲剧气氛的手法表达挚情。他表现伤感而不沉迷于伤感，慰藉佛道而不迷信佛道，重视个人的价值，关注内心的体验，将内在莫可名状、扑朔迷离的心灵感触与刻意雕琢的物象混杂在一处，传达出了凄艳的情调。因此，其心灵的伤感，是多种体验的复合。意象的心灵化，情绪的伤感化，这一切都使得李商隐无题诗的内涵远较一般意象纷繁，可读性也必然更为强烈。义山《无题》的创作给后人以极大影响。他开创了晚唐诗歌创作的新境界。一方面对心灵世界作出了亘古未有的深入拓展。其无题诗摆脱了以满足感官欲望为特征的庸俗情调，以其“深情绵邈”把这一诗境推向了高峰。他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对心灵世界的丰富层次，并对情感变化的复杂与奥妙，作出了细腻展示。而另一方面，开拓了全产的艺术表现领域，非逻辑的跳跃意象组合，朦胧情思与朦胧境界的创造，把诗境虚化，“归于跟无形无质心理意绪更易结合的浑融，成为唐诗中达于深层次的一种新境界。再者，对感伤情绪作出了典形概括，其诗情感细腻深沉，削弱了诗歌的特定时代性，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普遍心声，突出了情的时代跨越性。同时将情绪升华，沟通古今，执著追求，使无题诗具有不朽的艺术感染力。清代吴乔云：“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西昌发微序》）李商隐成就特别是无题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固然与其个人的奋斗、才情及多愁善感的情思分不开，诗人在情感体验上是独到的，笔触是灵动的，在无题诗的拟写上更能以无题幽咽曲折取胜，也与其佛道意趣有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诗歌的悲怆超逸之美。但是，这种宗教超越，是其个人情感上的一种超越，远未达到通禅、解道的理想境界，他的无题诗本身并没有简单融佛理道玄，他是刻意主现之人，可以说，佛道意趣与感伤情调都只是无题诗所流露的较为直接的东西。但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义山的佛道倾向和伤感情绪又都是始终贯穿其个人的，也正是这种情结的发端，其无题诗也必然得到了一种意趣横生、诗境朦胧之美。

李商隐晚唐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人。作品现存约六百首，有：李义山诗集

这个你参考下，希望能够帮到你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而最为突出的便是他的爱情诗。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诗歌体现了他的思想，其人基本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但看中实用，对儒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认为不必规规然以孔子为师，不必以“能让”为贤等。他还有佛道思想，主张以“自然”为祖。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

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3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二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

在当时颇有影响，但是未学到李商隐诗歌精髓，成就非常有限，影响力也随着欧阳修等人走上文坛而消失。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明清二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明末诗人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注：《疑云集》是否为王彦泓作品集，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对后世的影响：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

在北宋时期，学习李商隐诗歌的显然有两个作风：早先是西昆体的生搬硬套，扩大了李诗的糟粕；后来是王安石、黄庭坚，在善于创新的前提下汲取了李诗的营养。到了南宋，由于民族矛盾尖锐，发抒悲凉沉痛的哀国之思的诗歌一时成为主流，这距离李商隐的风格较远，故李诗的余波一时消歇。

李商隐诗派经历了明代的中衰，进入清代以后，在诗坛的影响扩大了，特别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期，更加呈现出余波绮丽的局面。文章比较详细探讨了李商隐诗歌对清代诗人钱谦益、吴伟业、王闿运，以及光宣之际的湘鄂诗人、江南诗人的影响。

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改造【 作 者 】朱寿桐【作者简介】朱寿桐(—），男，江苏大丰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作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卷）等多种。 一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意象的认识和把握的自觉意识主要来自现代主义观念和作品的影响，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诗歌意象的设计往往与中国传统诗歌意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诗歌主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但由于体格和制式的限制，在表现诗人较为复杂的思想情绪时，就不能靠简单的形象比喻来完成，而必须有赖于密切型的意象；同时，中国古代诗歌成就已有了两千多年的积累，作为历史沉淀，其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精华往往都压缩在意象的光盘上，因而作为现代人唤起的对于古代诗歌乃至于古代文明的情绪记忆，便很自然地通过意象得以体现。 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没有明确过“意象”的概念，但这并非说传统诗人们就没有总结过“意象”现象。其实，当古老的“比兴”说初露头角时，人们便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意象”揭示的信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解释“比兴”说时已较为明确地指出了“比兴”的意象内含：“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而且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意即一比可指多义，正是意象化的特征。周作人在为刘半农《场鞭集》所作的序言中也承认，中国传统的“兴”可与西方的“象征融合，构成诗化意象。到了清代，诗批家们已经明白地发现了中国诗歌的意象化传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这样总结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显然，这里的“烟霞”、“草树”已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凝聚着诗人所体验的“山之精神”和“春之精神”等精神意含的意象了。这段话不仅说明诗歌创作意象化的普遍化，而且也揭示了在传统诗歌表现格局中，以及在传统表现语汇的限制中，诗歌的意象化表现乃是一种必然的取法。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放脚体”新诗中就有传统意象的闪现，“五四”时代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曾像胡适那样为挣脱不掉传统意象的缧绁而苦恼过。更不必说在新诗创作面临着从最初得到解放时的粗暴发泄到建立新的审美规范的艰难选择时，诗人们的思维定势将不会像前述诗人那样拘囿在新旧文化对垒的框架之中，而只以是否有益于在新的诗歌形式下的思想情绪的表达为依据；何况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不再对传统进行设防的自由心态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而在像李金发这样的超越了新旧对垒的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主义诗人中，传统意象的出现更是屡见不鲜。李金发新奇怪异的象征诗最初出现的时候，一度引起舆论大哗。人们在惊疑于其语言风格的怪诞别扭之外，还极反感于它的凭借古语而又食古不化。“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这是他《弃妇》中的开头，确实既泥古而又悖古，面目奇特而可憎。殊不知他正是在超越了新旧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创作的，既不是想张扬古代诗歌文化以向新文学示威，也不是想改造传统诗歌以适应新观念的表现，而只是本着有利于表现的原则，试图对诗歌的格式、范型作一种探索。他在《微雨》的“导言”中指出：“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紧要，苟能表现一切。”“苟能表现一切”是他的唯一依据，在这样的依据上他既可以运用传统的表达，又可以探索新异的诗路，于是他的诗歌便显得那么怪异。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即能对这样的怪异抱宽容乃至赞赏的态度，尽管它未必理想，甚至未必妥当，因为真诚的尝试者和勇敢的探索者是不受谴责的。超越于新旧文化价值观念，李金发一方面带着“异国的薰香”，带着法国象征主义的审美原则，一方面又不敢贸然照搬这些原则，便在尝试和探索中自然而然地向传统语体寻求承载的途径，这使得他的诗歌表达显得那么古拙。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那种“先锋”化的诗思对于最初的接受者和尝试得李金发来说，即使假借传统语体之力也还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茫然无措的情形下，尝试者和探索家的正常心态便是向前例寻证，以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撑。于是，李金发较之他以前的任何一个现代诗人都更注意采用古典意象装点自己的现代诗思。他的充满古意的诗歌意象应该比他诗中时常出现的传统语体更有蕴味。他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秋》：“勾留片刻，你将见斜阳送落叶上道”。斜阳古道，西风落叶，是中国古代诗歌典型的秋肃意象，李金发信手拈来，不着痕迹，表现出较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他的《夜之歌》则唱道：“神奇之年岁，／我将食园中香草而了之”，也在仿佛不介意间借用了可追溯至屈原《离骚》的“香草”意象，量得古意幽幽，内涵深湛。许多“五四”时代的诗人都曾热衷于从古典意象中吸取灵感，由此写出别开生面的诗作。郭沫若所吟诵的火中凤凰、吞月天狗、天上街市等，无不借鉴或直接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意象，冯至最著名的叙事抒情诗《蚕马》即是想从古代神异传说中吸取养分的，蚕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意象，给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时代，诗歌中的古典意象便呈示出相当普遍的趋势。闻一多的诗中多咏“红烛”、“红荷”、“红豆”，分别表现出对这些古典意象的浓厚兴趣，有时还直接借助古典意象转达自己的感受，如对太阳描写的“六龙骖驾”和“神速金乌”意象的借用。在《奇迹》一诗中，他写有这样的诗句：“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cuì＠①＠②——那便是奇迹——”为了表现神秘的异香，传达阊阖里“衣裙”之声繁缛雍容，诗人选用了“cuì＠①＠②”这一古雅的象声词，唤起人们对《离骚》中“纷cuì＠①＠②兮纨素声”的幽幽意象的忆念。徐志摩对古典意象的兴趣也颇浓厚，他的新月派同人发现，单就《康桥再会罢》一诗，便能寻找出十几个古典意象来。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也运用得较为自如。他的《一支芦笛》吹奏起来简直是神奇无比，不仅能招引凤凰来仪，还能号召鹏鸟来朝——“自从我有了这一支芦笛，／从来我不曾吹弄过一声，／……我只须轻轻地吹上一声，／文凤，苍鹰，与负天的鹏鸟，……都会飞舞着纷纷来朝。”“文凤”和“鹏鸟”所代表的意象充满着神奇和高贵，饱含着悠远和华丽，运用了这样的意象，便使诗歌像是在述说一个古幽迷人的故事，抑或是忆恋一场七彩迷离的梦幻。戴望舒对古典诗歌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得以成为30年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也许是针对文学革命时期的“不用典”之论，戴望舒力图为运用传统意象进行辩护，认为“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注：《望舒诗论》，《现代》第2卷第1期。）这其实也表露了他在选用古典意象时的基本原则：一是对于旧典应不加忌讳地放手运用，二是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作表现。这样的观念使得他在诗思运作过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他在《寂寞》中写到“园中野草渐离离”，一方面自己“寄魂于离离的野草”，另一方面由“离离”二字唤起古代名诗中“一岁一枯荣”的仓凉意境，委婉而精切地表现出“寂寞”凄惋的情怀。他的《我思想》一诗直接取用古代文化意象，分明告诉我们那原是他的灵感之源。固然这里不排除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像，但激活戴望舒情绪感应的主要因素还是《庄子》中飘忽无定，彼此模糊的蝴蝶意象：“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在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较之庄子的蝴蝶意象，诗中的蝴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色彩减轻了，而多了层勃郁的诗意和诗性想象的成分：幻想到万年后的小花的呼唤，体验着在“无梦无醒的云雾”中逍遥游荡的轻妙。如果不借助蝴蝶的古典意象，要抒述这样的情绪确实相当困难；古典意象的加入则使得诗人在表现自己的情绪时直有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之感。何况，戴望舒写诗时也不光受他所说的“新情绪”驱使，他自己在情致中便有相当多的古雅趣味，诚如他在《古意答客问》中所言：“所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头明月枕边书”。照着“窗头明月”，读着枕边闲书，雅静、幽闲、心旷神怡：悠悠的古意，悠悠的诗情，悠悠不尽的慕古情怀。有着这样的“古意”雅情，戴望舒几乎每一作诗，便沉陷于古典意象的包围之中。连连不断的古典意象启发着他，使得他比其他诗人多了一份灵感的源泉，于是他能写出《雨巷》这样堪称典范的现代诗，并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雅号。《雨巷》属于戴望舒说的那种通过旧的意象表现新情绪的代表性诗歌。谁都能一眼看出此诗直接采用了古代诗歌中的丁香意象，但是，戴望舒没有简单地重复表现古典的丁香意象所包含的意绪，而是以古典意象固有的意绪作序引，借题发挥地表现自己新的体验，新的情感。在李商隐等古人的意象世界里，“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南唐李jǐng＠③的《浣溪沙》词中更咏出“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他们所构筑的春风细雨之中丁香结愁的意象和意境，正是戴望舒此诗之所本。但戴望舒并没有把此诗真的写成“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没有在“愁”字上大做文章，虽然他每每写到“愁怨”“忧愁”，可将这些传统意象的内容赋予了一位假想中的姑娘，这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实际上是他对古典诗歌中有关意象的复合印象的人格化体现，以她的恍惚出现又飘然而逝来表现诗人的“冷漠，凄清，又惆怅”的情绪体验。于是，在这诗中，“愁”不再像古诗中那样是表现的主要对象，“冷漠，清清，又惆怅”才是全诗表现的“新情绪”，“愁”连同包含“愁”绪的丁香意象，以及将这意象人格化的那位想象中的姑娘，只都成了借以表现这些“新情绪”的客体。这样处理的结果，传统的意象不仅没被破坏，而且，丁香作为喻体得到了更富有诗意的阐释：它不再单是“愁”字的写意，更像一位结着愁怨的姑娘；但诗歌又没有照搬古诗的意境，它将传统的“愁”绪当作审美对象，一唱三叹地感慨这种情绪的失落。当一位诗人连愁怨的意象都愿意在心中永远驻留，而不愿其流失的时候，可见他的凄清孤寂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同《古意答客问》中传达的情绪相联系，《雨巷》表现出了戴望舒对于古典意象和境界的由衷向往。他将古人已经用丁香意象美化了的愁怨情绪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美化，那便是幻想出了一个具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的姑娘，但对这新造的愁怨意象无论从感情还是从意绪上都毫无轻亵的表示，显示出对古典意象的虔敬与尊崇态度。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之所以值得如此尊崇，是因为其中确实含有某种永恒的魅力。在任何时候都会牵动诗人的心犀，招惹起他们一唱三叹的兴致。戴望舒等现代诗人所乐于引用的古典意象一般都具有这样的魅力。这时，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诗人对这种古典意象的魅力却有出奇的感受力，他就是在《现代》杂志上时常揭载诗作的禾金，他的诗《一意象》就直接歌咏了这样的意象：“孤城落日之高原”，显然借剥了“一片孤城万仞山”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古诗意境，但没有像《雨巷》那样赋予古典意象以新情绪表现的内容。何其芳的《古城》则与戴望舒相仿佛，既借剥了古典意象，又用以表现现代人的感受。——他借用的是“邯郸梦”的传统意象：“邯郸逆旅的枕头上／一个幽暗的短梦／使我尝尽了一生的哀乐。”“邯郸梦”的意象仍被完整地保留着，但诗人主要表现的却是现代人生色彩较为明朗的感兴。提倡“意象抒情诗”的施蜇存，自述喜欢李贺、李商隐、黄山谷、陈三立的诗，他的诗歌创作则每常借鉴古诗意象，秋风落叶式的构思和天涯孤客般的情怀犹如珠光点点散落在他诸如《秋夜之檐溜》等诗作中。在他和他同时代的不少诗人的理解中，“意象抒情诗”固然与外国的意象派诗关系十分紧密，但与古典意象绝非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然，现代诗人的意象构思毕竟挣脱了古代思维的樊篱，很少有人再安心于恪守古典意象的规定空间，尽管他们会对那个遗传空间顾瞻不已甚至留连忘返；但他们的思绪是开放型的，他们将致力于意象的创新和改造，即使远离了“五四”新文化的时代气氛，他们也仍会意气风发地对一种新的诗学世界孜孜以求。 二提起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许多带着几千年历史文化沉积痕迹的固定话语，如写悲壮，则常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之类的“风”和“易水”的意象；咏悲惨则用“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和“鸿雁悲鸣红蓼风”乃至“蓼红苇白断肠时”中的“鸿雁”、“红蓼”等意象；说愁绪有“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清明时节雨纷纷”及“烟波江上使人愁”等烘染的细雨、烟波意象；言游子别绪则多采用“子规啼彻四更时”或“子规夜半犹啼血”的“子规”意象，更不用说抒命蹇而着“南冠”，叹荒凉而望“关山”，悲时序而伤落花，感兴亡而嘲“商女”或“西湖歌舞”，如此等等，难以尽述。 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所提供的意象也还是相当集中的，如果做一些过细的工作，大抵不难总结出中国古典意象的基本类型。古代诗人一般都把为历史所认可了的意象视为典范性的表达而加以袭用，无论从理论上和习惯上都不提倡意象的创新，唐代皇甫shí＠④的话颇有代表性：“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意谓意象营造如果不守古之常而思创新，则必然显得怪异。“怪”在古代语言表述中可不是褒义。而现代诗人普遍的价值观念则锐意于意象的创新，即使不能创新，也至少要做到对旧意象进行翻新；墨守旧意象旧意境，一向被视为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朱自清在《解诗》一文中指出：“诗人的譬喻要创新，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总要新，要变。”这当然是针对新诗人而言的，这样的观点在新诗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几乎所有的新诗人都如此重视意象的独创，有的甚至通向一种偏见。直到80年代还曾有一些著名的诗人从这样的独创论出发偏激地否定戴望舒的《雨巷》充斥着“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丝毫不理会戴望舒在半个世纪以前所作的“旧的古典的应用”“无可反对”的辩白。现代诗人提倡意象创新，无论从其初衷还是从结果来看，都是为了新诗能够甩脱传统的缧绁并求得别开生面。特别是卞之琳等现代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鼓励下积极从事现代意象的营造之后，现代诗歌确实摆脱了旧诗的阴影而树立了自己的独立品格。诗评家李健吾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在考察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注意意象创新的实绩之后，指出：“所以最初，胡适先生反对旧诗，苦于摆脱不开旧诗；现在，一群年轻诗人不反对旧诗，却轻轻松松甩掉旧诗。”（注：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显然对“轻轻松松甩掉旧诗”一语不能予以狭隘的理解，以为现代派诗人的诗与旧诗就没有了一点瓜葛。李健吾这段话实际上是表述了这样的一种事实：文学革命之时胡适等想摆脱旧诗，虽然语言形式上和思想观念上作了很多创新努力，但他们诗歌所运用的意象差不多都是旧意象的沿用，没有重视新意象的创造，而且他们一般还没意识到意象建设之于诗歌的重要性，这便导致最初的新诗即使形式上像新的，表述上也还是古意盎然；现代派诗歌兴起以后，诗人在意象创造方面享有高度自由，他们可以直接运用和改造传统意象，也可以随自己的感受按自己的意志创造新的意象，这时，即使他们也常表现古意，但那不过是有意为之，如果要与古典意象划开界限，这对他们会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当然，中国的现代诗人并不像他们的外国同道那样天生有反骨，特别是到了30年代之后，与传统的对垒早已不是新文学界的价值指向，故而也不会是现代诗人的基本目标，这样才出现了戴望舒等一批明显地趋奉古意的诗人。但是，现代诗人在现代生活感兴和外国诗歌潮流的作用下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意象构思，新文化环境对他们的这种重新构思又颇多激励，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将会出现许多对于熟读古诗的人来说相当陌生的意象，更有意趣的是，许多传统的意象由于构思方式的不同正面临着内涵或色彩的改变。古代人构思意象纯粹由“象”出发，以“象”为主，附“意”于“意”，正如唐代皎然在《诗式》卷一“团扇二篇”中所提倡的“假象见意”。在这样的构思运作中，诗人们首先捕捉到“黄昏”的景象之美：那时明暗交错，彼此混沌，云里雾里，一派朦胧，或有细雨霏霏，则宁静绝俗，故常有“黄昏细雨”之叹；若夫日沉月初上，则牵动微妙幽思，顿生浪漫之想，遂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唱。于是，黄昏之象的美引起了一系列美的意念，造成了传统的“黄昏”意象充满了美艳动人的光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音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其中最自然且最能令人神思飞扬的当还是“月黄昏”的意象。或许人们会引李商隐的《登乐游原》来说明黄昏意象被用来表现愁的意念：“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殊不知这一阙仍是感叹黄昏之美，黄昏之美将要掩去无限好的夕阳，这是用夕阳之好衬托黄昏之美。从首句“向晚意不适”也能分析出，此诗后几句都应是写意随景转，着意抒写“驱车登古原”后的“意适”，黄昏之象是诗人“意适”的高峰体验。理解这首诗，似不宜立足于“夕阳”而从“只是”的转折中总结出惋惜、惆怅的感叹。黄昏时分确实也容易勾起人们的种种愁绪，不过自古以来，人们宁愿将愁绪表现的任务交付给黄昏之后的皎皎明月或黄昏之前的沉沉暮日，唯独避开黄昏。曹丕有“仰看明月光”而“郁郁多悲思”之咏，古诗中有“明月何皎皎”但“忧愁不能寐”之唱，这些都直接促成了李白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城上对月期友人不至》吟到“明月照西楼”，后接着的则有“不醉即须愁”之句，可见明月无论在什么情境下都可能挂连到悲思愁绪上来。至于用日暮的意象写愁绪，古代诗歌中也属屡见不鲜，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有“日暮且孤征”的社会之叹，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有“日暮客愁新”的个人之伤。 现代诗人则毫不犹豫地将种种愁绪交付黄昏意象去表现。因为现代诗人的意象营构是“意”常先于“象”，产生了一定的“意”便酝酿到相当的浓度之后，才在“象”的世界寻找载体，结成意象，于是对于黄昏这样的古老意象，他们可以先不加以审美的理解，而将自己的现代感受和人生体验中的一些相应印象赋予黄昏意象作新的表现，这就改变了黄昏意象传统的内含，而使之呈示出迷茫、悲愁色调。现代的“黄昏”意象因而划出了与传统意象清晰的界线。鲁迅《野草》中的《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最先十分明确地刻画出了现代的“黄昏”意象，——那是通过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影”凸显出来的：它界乎明暗之间，既不能得到光明的肯定，也不能接受黑暗的否定，而维持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现状似也难能做到，于是陷入十分痛苦、哀愁的境地。黄昏便是痛苦、哀愁的意象体现。作为一个现代精英人物，鲁迅常常体验到这样的彷徨和徘徊的痛苦以及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的哀愁，他曾多次将这样的痛苦和哀愁付诸各种各样的意象加以表现，如既不愿冻灭也不能燃烧的“死火”，既想抗争又陷入“无物之阵”的这“样的战士”等；当他出于现代人的思考迫切地想将这些痛苦和哀愁具象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很容易唤起了对于黄昏时分“影”的联想，“黄昏”在他的诗心中属于怎样的意象便可想而知了。4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陈敬容把握住了黄昏那种“朦朦胧胧”、“半明半暗”的意象特征，但没有像鲁迅那样深刻地把握住它徘徊不定、彷徨无地，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的意象实质。作为一个在感情方面较为充沛的女诗人，陈敬容从黄昏意象中领略的还主要是对黑暗的“凄伤和恐惧”：黄昏是黑暗的预言者，是黑暗淫威先声夺人的具现；从这样的意义上，她给黄昏意象涂抹上了可诅咒的色调。在她的《冬日黄昏桥上》这首诗里，甚至黄昏的颜色将暮日也染得可怖了：“冬日黄昏的天空暗沉沉／将落的太阳／只增加入夜的寒冷……”黄昏的到来对于神经脆弱的诗人其意义便是黑夜降临序幕：“黑夜将要揭露／这世界的真面目／黄昏是它的序幕。”这样的黄昏意象没有什么美好可言，正像世界在黑暗中展现的真面目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一样。诗怪李金发写过“黄昏的和谐”，似乎想为黄昏意象抹上一层温和的色调。但其实那里的和谐还是充满黑暗的展现。他的《黄昏》一诗虽然以象征主义的反语对黄昏所招致的黑夜进行了美化的描写：“黑夜之宫庭／将开着花了，……”但随后表现的主题还是愁绪与悲伧：当“山头最后的光影”残留着，那便是“聚哭是我们的时候了。／我酒入愁肠，／旋复化为眼泪，……”黄昏依然是愁怨和悲哀的意象。 现代主义基本上立足于人生和社会的负面开发诗思，故有消极、颓废之称：这样的思维方法也影响了中国现代诗人。他们在上述辩证法的思路中强调最力的当然是负面的东西，对于黄昏意象的揭示，也多在黑暗方面。就像现代派画家习惯于阴暗和冷色调地处理各种题材一样，现代诗人由于立足点有阴郁、灰暗方面，不仅将黄昏这样界乎明暗之间的意象往冷色和暗色方面处理，而且将一些本来是明朗色调的意象也处理成阴暗灰冷的风貌。本来“绿”属于生机勃勃的意象色彩，可在卞之琳《雨同我》一诗中，“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却将忧愁付诸绿色意象；常白的《看灯》甚至将红色和绿色都处理成愁怨的色调：“长街灯市，排开红绿的新愁。”在色彩意象的采用上，最能反映出古今诗人意象构思之不同的乃是“紫”色。传统诗人多愿从吉祥、和谐、富贵、安宁、纯洁等正面意义上处理色彩的意象内涵，无论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分别赋予各自的正面含意，似乎只有对“黑”这样绝对化的颜色才付以反面的象征意念，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之类。其中的紫色常用作表示高贵、祥和的意象。高高在上的天堂被称为“紫宵”，李峤的《长宁公主东庄侍宴》中有“别业临青甸，鸣銮降紫霄”句；高贵地域的路径如宫中道路等被称为“紫陌”，刘禹锡有“紫陌红尘拂面来”之咏；紫色即使当平常的色彩也用于明雨鲜艳的描述，朱熹在《春日》中写有“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最为明丽的太阳也可用紫色去形容，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即有“银烛朝天紫阳长”之唱。然而，现代诗人偏于冷色调和灰暗心理的表现，紫色到了他们的笔下便完全消失了上述吉祥、高贵、明丽的意蕴，而呈示出诡秘、愁苦、恐怖、怨毒的色泽。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中将逝去了的生命形容为“紫色的灵魂”，就使得紫色成了诡秘的意象，李金发的《题自写像》中有“即月眠江底，／还能与紫色之林微笑”，也分明带有这样的诡秘意味；戴望舒在《夕阳下》写“远山啼哭得紫了，／哀悼着白日底长终”，这紫色便充满着愁苦和悲哀；新月诗人朱大楠则那么怨毒，将紫色用来描绘毒蛇的纹章，在《松树下》写道：“松树下有紫鳞毒蛇蟠踞，／野猪和獾兔都叫她美人。”对于古代诗人来说，一个成功的意象营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可能成为万代诗人借鉴的对象，成为一种经典；可在过分信奉“兴生于中，无有古事”之信条的现代诗人笔下，他们的意象造设无须像古代诗人那样求得普遍的共感，只要体现出现代感兴的独特性，而且，各种现代诗歌理论都在鼓励感受和表述的独创性，这使得现代诗歌意象的造设便呈现出随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所揭示的结果便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象的繁多和重叠。与传统文论中所宣扬的“繁而不珍”（注：《文心雕龙·物色》。）观正好相悖，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明确提倡现代诗歌须“有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现代诗人一般都愿意以意象的繁密夸耀自己的构思，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意象繁多常令人目不暇接。二是意象的个人性及对普遍经验的突破。现代诗歌，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是建立在艺术个人主义化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往往只注重创新，鼓励意象的新奇，相对忽略了意象设计的普遍意义，造成许多“读不懂”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经典化。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纟加卒＠②原字纟加蔡＠③原字王加景＠④原字氵加是 （注：原文太长，有删减）

锦瑟 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值得研究